中日社会福利状况的比较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中日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积累了超过3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GDP不代表幸福，增长不等同于民生，社会福利提高也未必和经济增长同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收入分配不公平使国民福利状况大打折扣。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收入分配不公让许多老百姓感到，他们的幸福感在下降，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甚至沦为高增长的牺牲品。
类似的情况在香港也同样存在。尽管过去十年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香港贫困人口的比例却在增加。香港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12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创过去十年最高纪录。最低工资水平和工资的中位数增长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收入最低的10%人口和收入次低的20%的人口月收入中位数分别是3000港币和6000港币，与五年前(2005年)相比几乎没有提高，但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的月收入却增长了16%。占人口10%的最高月收入者的中位数是占人口10%的最低月收入者中位数收入的27倍。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韩国)的人民，无疑享受了高工资、高生活水准和高社会福利。但是，这些国家的自杀率却比较高，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社会福利状况是复杂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绝对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有关，而且可能与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习俗、道德规范等有关。
社会福利还与水和空气的质量、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等很多其他指标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土地沙漠化严重、江河、湖泊被污染，如果新鲜空气从供给无限的公共品变成稀缺品和奢侈品，那么这个社会的人类福利也一定会受到负面影响。
谈到日本，人们经常想到的是“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似乎是日本经济的代名词。尽管如此，那时日本的经济规模按GDP计算是中国的2.7倍。当时间来到2010的时候，日本不得不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中国，一些人开始谈论日本“失去的20年”和日本是否“再失去一个10年”。对中国而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当前的速度，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有可能超过美国，到那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显著提高。
从理论上讲，社会福利是个主观的概念，与人们对效用、幸福、快乐、满意等的主观判断有关。社会福利函数被广泛地用于社会福利状态的比较研究。由于福利的主观性和人际间的差异性，学术界对福利的定义、构成、度量和比较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函数和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定理。
本文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本质上是一种用来度量生活状态或能够对社会状态进行排序的映射。任何社会福利函数，就其本质而言，只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福利状态，而不能反映社会福利的全部内容。因此，任何一个福利函数都不可能全面地刻画社会福利的状态；要完成对社会福利状态全面刻画，需要若干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
因此，经济增长只是反映社会福利状态的一个指标。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和日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仅仅比较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已经从以扩大经济规模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过渡到了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主的阶段。如果对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金砖四国”)的福利状况进行对比，我们很难得出日本“失去了10年或20年”的结论。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希望从民生的角度，考察和比较中日两国的社会福利状态，分析其政策含义，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我们有时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的情况一并加以讨论。
二、关于偏好和福利的度量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功利主义的哲学反映了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追求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功利主义哲学的“最大幸福原则”，一直有广泛的影响。经济学家设想幸福和效用是可以度量的，就像天气的温度可以用温度计测量一样，因此，消费和幸福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效用作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由边沁(1789)引入他的著作“道德和立法的原则(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边沁假设(1)幸福或者痛苦可以用数字来度量，幸福的强度也是可以区分的；(2)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是可以比较的，个人的幸福可以加总成社会的幸福，数学的四则运算是适用的；(3)人是理性的，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个人理性行为的结果，因此可以按照(个人或社会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加以解释。边沁希望所有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都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原则、逻辑、四则运算和在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得到验证；政府的立法机构作为负责政策设计的主体，可以正确评估法律草案和政策草案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个人带来幸福和痛苦，将个人的幸福加总为社会的幸福，最后选择出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法律和政策。
边沁的这些观点得到了贝叶斯和伯努利(1738)的认可和支持。最近，仍然有经济学家(Ng，1997&1999；Zhao，2011)坚持幸福可测论，他们期待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一种幸福测量仪被发明出来。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找到一个从个人福利加总到社会福利的统一标准。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被定义为个人效用的算术加总。Bergson(1938)把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视为从个人效用到社会效用的某种运算。在他的社会福利概念中社会福利是纯粹的经济概念，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社会状态的偏好排序。
阿罗是把效用概念与市场和投票制度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在古典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和柏格森(Bergson，1938)福利函数的基础上，阿罗把效用的概念移植到选举制度和市场制度里来，把社会福利函数定义为从不同个人对社会状态的排序到对社会状态的统一排序的映射或函数，这一定义推广了社会福利的概念和应用，给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用于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正当理由。
按阿罗(1950，1963)的观点，边沁的决策程序与选举中的排序非常相似。个人决策和选择遵循理性原则，包括偏好公理和效用最大化原则。在消费领域，当一个人选择一定质量的商品组合时，就认为该商品组合是他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同理，在社会选择领域，如果一个人对社会状态进行了排序(对候选人的投票)，该排序只反映了他对社会状态偏好顺序而与社会状态给他带来的快乐多寡无关(效用是序数的)，也认为他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然而，适合市场经济的效用概念不一定适合选举政治。在阿罗的观念里，效用的人际比较和个人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者否认效用人际间的可比性，后者则要求社会福利函数必须是个人主义的，即社会效用依赖于不同的个人效用。例如，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奉行平等和多数原则，所有的个人投票结果具有同等的权重，社会偏好来自于社会偏好的加总等。这表明尽管阿罗否认偏好的基数可比性，却不加声明地承认和应用了偏好的部分可比性。其实，在笔者看来，不管序数效用还是基数效用都是一种思维方法。思维是人的大脑的功能，是由大脑执行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完全清楚其他人的思维过程，甚至连自己的思维过程也不完全知道。我们也许知道个人排序的结果，但是无法知道他是如何对社会状态进行排序的。正是由于影响决策因素的多样性、主观性且不易被别人理解，给了序数效用论者存在的空间；正是由于社会福利与个人价值判断有关，人们很难就效用的可测性和人际间的可比性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不知道一个人如何决策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偏好和效用是序数的。
从技术的层面看，既然现代经济学以数学为基本工具，而数学中的函数一般定义在实数集合上，函数的概念，无论是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以基数为基准的，所有对偏好的量化的努力都应该建立在基数可测性的基础上。所以，区分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是没有意义的；要判断经济理论是否合理，就要看结论是否建立在科学假设的基础上，是否与人们的观察相一致，是否具有政策含义。
三、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状况
与阿罗的观点不同，赵志君(2011))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理论考察表明，社会福利函数可以是任何符合偏好公理和对社会状态进行理性排序的函数。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状态在特定参考系里的映射。据此看来，社会福利函数未必是个人主义的，它可以遵循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原则，也可以遵循独裁的原则，还可以是由部分成员按照某些特定规则和约束条件决定的。
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福利可以用货币来度量，基于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可以用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在有些情况下，社会福利不能用货币来度量，效用函数的形式很难确定，必须采用别的分析方法。下面，我们先对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指标进行简要的概述，然后，考察中日的社会福利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最低工资标准等。对于无法货币化的福利函数，我们参考其他社会福利指标，包括失业率、预期寿命、杀人犯罪率、自杀率、基础设施建设、水和空气质量指标，环境保护等。最后，分析政策、比较政策含义和政策建议。
1.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基本事实。
中国取代日本的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事件，中国在短短的30年中，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过上了小康生活，这样的经济奇迹的确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和日本当年的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具有不同的含义。无论从现代化的起点、领土范围、人口规模、地区差异，还是城乡差别方面，两者都有不同的特点(表1)。
(1)中日两国在地缘、人口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幅员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5亿人口，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5。然而，同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日本只用了3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25亿的人口，两者的效率有很大的差距。当日本在1968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成熟的福利国家；当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排名中，中国的人均GDP只列99位。
(2)改革的起点不同。中国改革的起点远远晚于日本。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那时日本就全面引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始于1978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了110年。日本的工业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完成。尽管其物质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但其技术储备、人力资源和市场机制在二战后仍然有效发挥作用。这是日本能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没有直接卷入朝鲜战争，但从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持和物资供应中受益匪浅。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避免了庞大的军事开支，集中资源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
(3)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的时间不同。从经济总量上看，当下中国发生的一切类似于日本的40年之前。日本的经济规模在1960年超过加拿大、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2001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联合国发展项目根据预期寿命、教育和GDP发展了一套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标。根据其2010年的报告，日本得分为0.884(表2)，居世界第11位，与德国差不多，高于法国和英国。中国排在89位，高于印度，但落后于俄罗斯和巴西。
2.经济福利比较。
人均福利可以看作是首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福利指标。尽管按GDP总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按照人均GDP指标，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据IMF统计，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566美元，世界排名第99位，日本的人均GDP是39573美元，大约是中国的11倍，排名第16位。按购买力平价(PPP)折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可达7200美元，日本是33600美元，折算后日本的人均GDP仍是中国的4.7倍。
一般来说，商品的标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货币的购买力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所以用某一种特定货币测量的GDP并非好的社会福利指标。人均GDP指标至少应该经过购买力平价(PPP)折算后才能用于社会福利状态的比较。表3列出了几个典型国家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人均GDP(2008年的USD不变价)，表明发达国家的福利状况从1990到2009年变化十分缓慢，其中日本的表现最差，只增长了16%。在同一时期英国表现得最好，增长了37%。但是，除了美国(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外)，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人均GDP没有显著的差异。可见，从福利的角度看并非只有日本“失去了十年”，其他国家也好不到那里去。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表现差异很大。俄罗斯刚刚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崩溃中恢复过来；巴西似乎没有获得显著的增长动力，仍然在低速增长的轨道上；印度自开放以来表现良好，其2009年的人均GDP是1990年的2.37倍；同期，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5.5倍。
公平在社会福利中发挥重要作用(Rawls，1973)。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随着经济增长发生很大变化，在评估社会福利时最好能考虑收入分配的因素。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的影响，只能部分弥补名义GDP的缺陷。经过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折算，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并不像GDP表现的那样好。对那些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国家来说，贫富之间的社会矛盾经常恶化会降低福利水平并影响社会稳定。
在表4中，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8月的报告，日本2002年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0.4983，2005年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0.5263；形成对比的是1978年该指标是0.35左右；日本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随着数据来源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日本经济和公共财政年度报告了不同口径下的基尼系数。这些口径分别是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国民调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日本人的健康和福利生活状况的综合调查和收入再分配调查；表4中日本2005到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来自Colin McKenzie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日本的不平等”。从表4可以看出，按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是相对稳定的。日本除了2002年也相对稳定。日本1993的基尼系数只有0.249，表明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社会是相当公平的，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
与美国之外的发达经济体比较，金砖四国的基尼系数比较大，其中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48上升到2007年的0.47，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289上升到2008年的0.422。形成对比的是，这两个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2的水平上。巴西是金砖四国中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国家，现在其基尼系数依然很高，但出现了下降的苗头。印度似乎是金砖四国当中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国家，也是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可能会继续扩大。
日本曾经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率的提高，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表现了上升的趋势。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249增加到2002年的0.381。
关于如何调整人均GDP对社会福利的扭曲，森(Sen，1973)建议用基尼系数矫正后的人均GDP作为社会福利指标。在表5中，我们列举了9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根据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公式计算的。
表5表明，基尼系数对社会福利指标有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经过对人均GDP的调整后可能发生变化。例如，按照人均GDP指标，美国在5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但是经过基尼系数调整后，按照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得到的福利指标，第一名是德国。在调整前，5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排序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调整后5个国家的福利排序是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尽管俄罗斯经济已经从前苏联垮台中恢复过来，但它的社会福利状况仍低于20年前。中国、巴西和印度的社会福利状况与从前相比都有较大的改善，但是并非像GDP表现的那样好。
最低工资也是反映社会福利状况的主要指标(Zhao & Kanamori，2011)。在日本最低工资依行业和地区而定。每个行业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行业最低标准通常要高于地区标准。如果行业和地区标准不同，则最低工资标准以两者中的高标准为准。日本的不同县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不同县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布在每小时642～821日元，相当于50～65元人民币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是东京都，每小时821日元。日本的最低月工资水平是125200日元。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2004年引进的，2010年的月最低工资维持在460～1120元，具体数字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由当地的省市政府制定。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大约是每月127～309美元。但是，如果按照联合国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的话，中国仍然有15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为什么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没有被均衡地分享，大部分被房地产开发商、外资企业、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拿走了，普通工人、农民和竞争行业的业主只能分享很少一部分。有些人不仅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且还被高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所害。生活质量因此恶化，幸福感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往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道路上，日本走出了一条均衡增长、共同富裕和充分就业的道路，它比较成功地处理了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有一种说法叫做“1亿中产”，是指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根据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国民调查(SSM)(William M.Tsutsui 2007)，大约有71%的日本人被划分为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生活舆论调查表明，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也有重要影响。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但是，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农民却没有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利益。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任何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只能对集体土地进行租赁和经营。事实上，农村集体组织也没有权利买卖土地，他们只能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地方政府，转让价格通过双方谈判确定，或者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征用。在通常情况下，协议价格和政府的定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一旦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转移到地方政府的手里，地方政府就变成了土地市场的垄断者并有权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土地的价格通过招标和拍卖决定。通过对土地的买卖和土地价格的垄断，地方政府攫取了大部分土地溢价。由于土地的地域性，土地转移到房地产开发商手里之后，土地又成为房地产商的垄断资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影响土地和住房价格，通过经营土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溢价。原来的所有者农村集体必须接受政府出价和政府限价，普通的购房者不得不接受住房的垄断定价，他们的利益都受到损害。这就是农民和市民遭遇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逻辑。
与中国的农民相比，日本农民被赋予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在日本，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因此，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是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土地升值的好处主要由农民获得。日本农民还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与市民相比，日本农民不必为他们的住房用地支付高昂的价格。因此，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日本的农民也迅速富裕起来，甚至比城镇市民还要富裕。
3.非经济福利。
中日两国的差距还可以通过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发布的幸福感调查资料反映出来(见表7)。根据世界价值调查公布的2007数据库，在日本2005年感觉“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为29.2%，在中国2007年感觉“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是21.2%；同一时期，在日本感觉“很幸福”的人的比例为60.5%，在中国感觉“很幸福”的人的比例是55.5%；两项相加为89.7%的日本人感觉“非常幸福或者很幸福”，76.7%的中国人感觉“非常幸福或者很幸福”。感觉“不很幸福和一点都不幸福的”日本人占10.3%，感觉“不很幸福和一点都不幸福的”中国人占23.3%。
社会福利也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反映出来。根据我们的观察，东京的轨道交通(主要是指地铁系统)比纽约、香港和北京的铁路和地铁系统发达得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对其轨道交通系统不断地建设和进行现代化改造。地铁和城市轻轨成为居民上下班和出行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东京的中心城区，人们可以在四面八方的任何方向10分钟之内找到地铁站。火车的时间和类型也安排的很合理，例如，在同一条轨道安排了慢车(各站停车)、快车(大站停车)和特快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车辆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各站点都标有完整的列车时刻表，安全准时。各种便利店24小时开放，小饭馆和药店、超市随处可见。所有的建筑工地都采取措施防止尘土扩散和噪音污染；在每一个公共厕所都配备了免费的卫生纸和洗涤液。公园通常是免费开放的。在日本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专门的政府官员招待费。就我所知，东京的大部分人包括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和大学教授通常乘坐地铁上班。
在中国，以北京为例，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公共服务是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北京有宽阔的马路，但是，它的地铁系统和城市管理水平与东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北京的交通堵塞是出了名的。由于交通拥堵，北京人不得不忍受严重的空气污染。幸好，北京市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地铁和其他轨道交通的重要性，制定了发展轨道交通的庞大计划。根据北京的计划，到2015年北京的轨道交通的总里程将达到660公里，到2020年，达到1000公里以上。也许，到那时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也会像东京那样便利。
盗窃率(见图1)和杀人犯罪率(图2)是社会安全和社会福利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日本每百万人的杀人犯罪率只有0.5，美国是5.2，法国是1.4，英国是4.8，德国是0.8。就这个指标而言，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比较安全的国家，中国的百万人口杀人率是1.2，印度是2.8，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为22和14。
图1 2008年各国杀人犯罪率
资料来源：Values Survey Databank。
图2 各国盗窃率分布
资料来源：Values Survey Databank。
自杀率是衡量社会福利状况的一个指标。俄罗斯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经济经历了长期衰退，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国民财富基本上集中到了少数富人手里，广大老百姓生活艰辛，那些不堪忍受生活压力的人们最终选择了自杀。因此，俄罗斯的自杀率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是，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某些发达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法国等也有很高的自杀率(表8)。当然，恶化的收入分配给出了部分解释，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文化、心理和教育。自杀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孤独和冷漠绝望有关。许多自杀行为是由缺乏社会和家庭关爱造成的。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们如果得不到帮助和理解就有可能选择自杀。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老人在经济上不需要子女的支持，这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关系疏远；比较而言，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关系比较密切，同时老人也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地帮助其子女上学、结婚、买房。家庭成员关系密切、相互关爱是中国自杀率低的主要原因。当然，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期望寿命是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幸福和寿命的长短成正比。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表9)。尽管日本在上一世纪90年代经历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但日本的预期寿命却显著地提高了。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76.1岁增加到2010年的83.2岁，其中男子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77.72岁提高到2009年的79.59岁，女子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84.6岁提高到86.44岁。与此相联系，日本人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停止增长。法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仅次于日本，是81.6岁，其后面依次是德国、英国和美国。显然，这些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是很接近的。
金砖四国中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最长，其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6岁增加到2009年的73.5岁。巴西紧随其后，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2.5岁提高到2010年的72.9岁。印度人口的预期寿命最低，2010年的预期寿命是64.4岁，但增幅比较大，在30年中提高了9岁。从表9还可以发现，中国和巴西的人均寿命与1980年的发达国家比较接近。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在过去3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在前苏联崩溃之后，预期寿命经历了一个下滑的阶段。
4.对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状况的思考。
以上讨论表明，日本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福利国家，其人均GDP位于世界前列。作为一个民生大国，日本的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份额比较低。在国民生产的初次分配当中，日本劳动者的收入份额远远超过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日本的税后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教育机会也是均等的，国民受教育的年限高达11.5年。日本国民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公路、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维持良好。环境保护意识强，百姓的日常生活舒适、方便。由于很多工业生产线和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今天的日本人享受了比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更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淡水资源。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早已进入到后工业和后现代化社会，物质产品和资本供给非常充裕，生存变得很容易，国内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成为经济的常态。由于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拓展业务，中国这样的新型经济体恰好为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优惠待遇。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日本的过剩的资本相结合，在使日本的消费者能够享用廉价的产品的同时，也给日本的企业家带来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日本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红利。
当前日本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低出生率、高收益率和爆炸性增长的政府债务。
人口老龄化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老龄化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的标志；另一方面，老龄化增加了政府在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加重了社会负担。这些负担最终将由年轻一代来承担，因而加重了年轻人的负担。
低出生率也反映了日本家庭观念的变化。传统上，日本的已婚妇女通常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全职太太，但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在社会中扮演独立角色，妇女不再愿意在家庭中扮演次要角色，不愿意因为结婚生子而失去工作和升迁的机会。随着平等意识的提高，他们常常选择推迟婚期和生育，结果降低了出生率。低出生率意味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在减轻，也缓解了就业压力，提高了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因而提高了社会福利。但是，低出生率也会导致经济下滑、通货紧缩，恶化政府预算。
日本日益增长的失业率显然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有关。日本企业正在面临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另外，穷则思变，大部分中国人刚脱离温饱，处于奔小康的过程中，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年轻一代不必努力工作也可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对物质财富重视程度相对低一些。
在过去20多年中，日本积累了巨额的公共债务。显然，当前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债务的提高，一旦政府的偿债能力受到置疑，人们不愿意购买政府的债券，日本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债券发行的利率，或者依靠铸币融资。不管发生那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削减政府开支并提高消费税率。由于日本的消费税低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和中国，日本有提高税率的潜力和空间。二是面对经济衰退，日本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国内和国际需求，简化对外国游客签证过程。
经过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从物质产品的消费来看，中国从整体上已经摆脱了贫困，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增长的可持续性，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因收入分配恶化和水污染及空气污染而大打折扣。在环保方面，尽管建立了一套环保法规，但执行的并不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非常严重。
对中国而言，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此，可以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应该放弃现有的增长模式，努力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遏制环境污染，根除政治腐败。(1)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让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努力建立和健全医疗保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2)努力调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改变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现象，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3)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整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根治腐败，杜绝公车私用，取消公款消费和公款旅游。(4)加强对国有企业利润的监管，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制定最高限额。提高国有企业的上交红利的比例，理顺国有企业内部和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体现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老百姓分享国有企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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