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春秋》三传在西汉的不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春秋论文,命运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儒林传》说，高祖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难顾庠序之事；文帝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武帝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经过汉初几十年的平定干戈，休养生息，汉政权日益巩固。政权的统一，也要求思想的统一。于是，汉武帝开始加强思想统治，儒学大盛，百余年间竟“一经传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汉书·儒林传》）。其中公羊学尤显。公孙弘以治《公羊》拜相封侯，董仲舒以治《公羊》成为大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汉书·董仲舒传》）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对中国政治、思想、学术诸方面影响至深的一件事。据《汉书·艺文志》，时传《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邹、夹等五家，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故不传于世。《公羊》在景帝时即立博士，《谷梁》在宣帝时也立于学官。独有《左传》，虽成书最早，汉初就有张苍、贾谊、张敞等人传习，但在西汉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极力推崇《左传》，力争立学官，但受到诸博士的反对，刘歆因之而“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被排挤出朝廷。
为什么在西汉《公羊》、《谷梁》受朝廷重视，特别是《公羊》如此得宠，而《左传》不可登太学之堂呢？
经史之别是主要原因。虽然从刘向《七略》始，《左传》一直列在官修书目的六艺略或经部的《春秋》类，被视为经学，而实为史学。虽然《左传》也解说《春秋》，但这种解说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杨伯峻说《左传》解说《春秋》有四种方式：一是说明书法，二是用事实补充《春秋》，三是订正《春秋》错误，四是补充《春秋》所不载，即“无经之传”。（见《经书浅谈·左传》）使“断烂朝报”（王安石语，见苏辙《春秋集解·自序》）般的粗略记载成为来龙去脉清晰、文字优美的史料。桓谭《新论》说：“《左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得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四库提要》也说《左传》“有大功于《春秋》”，这“大功”主要在史学价值上，可称其为“史传”。而《公羊》、《谷梁》是经传，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用主观臆测的方法解释经文，极少叙述史事，往往是借题发挥，自逞胸臆，使《春秋》成为适合汉王朝统治需要的政治教材，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如庄公三十二年，在“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经文下，《左传》和《公羊》都记述了公子牙破坏父死子继的继统法，欲让庆父继庄公，因此，季友杀其兄叔牙的经过。《左传》是纯客观的记叙，不露主观色彩：“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侍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之逵泉而卒，立叔孙氏。”而《公羊》却在记叙史实之前后加上维护君权的说教：“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然则善之与？曰：然……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汉统治者的传统策略是儒法并用或外儒内法。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一方面强调教化，“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为任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同时又主张“前德而后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汉宣帝曾教训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任周政乎？”（《汉书·元帝本纪》）景帝时，削平七国，同姓相残；武帝时，太子巫蛊案，贵如太子也难以保全性命。公羊家强调了维护君权，诛不避亲的思想，正与最高统治者的心思合拍。
对于《左传》与《公》、《谷》的不同性质，前人早有认识。《晋书·王接传》说王接常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唐赵匡更明确地说：“《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陆淳篡《春秋啖赵集传释例》卷一）的确，一是史学，一是经学，二者体制绝不相同。刘歆力争立《左传》于学官，受到诸博士的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左氏》不传《春秋》”。所谓不传《春秋》的意思，恐怕就是指《左传》与一般经传“体异”，非“传”之正体。可见，经史之别正是当时诸博士排斥《左传》的主要武器。
如果说经史之别是《左传》未能立于学官的内在原因的话，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其外在原因。首先，大汉王朝的空前统一，也要求思想的高度统一，这是必然趋势。最高统治者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套适合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公羊》正迎合了这种急需。《左传》虽然与这种急需并不相悖，但因为是史学，在迎合这种需要上远不如经学灵活、鲜明、直接。况且，当时儒学从百家纷争中升为正统，不过是刚刚开始，对其自身的经典也要逐步认识、修正和完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公》、《谷》显而《左传》被忽视是毫不奇怪的。以《左传》与《公羊》比较，略举二、三，以见其斑：
关于大一统。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左传》：“不书即位，摄也”。《左传》仅从历史的角度补充说明《春秋》不书隐公即位的原因，而《公羊》却从中发掘出了“大一统”思想，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汉初，刘邦为稳定刘氏江山，大封同姓王。景帝时，诸侯强大，威胁汉室，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之人谋作乱”，竟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的局势。（《汉书·吴王濞传》）于是，汉景帝采用晁错建议，削诸侯封地，结果，吴王濞等七国同姓王联合起兵造反。武帝元狩元年，又有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所以，大一统思想正适应了汉王室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公羊》自然要受到格外重视。
大一统思想的中心是“尊王”，维护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隐公三年，《公羊传》：“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何为贬之？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尹氏，周王室世卿，独揽大权，昭公二十三年，尹辛、尹圉逐周敬王而立王子朝。而《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隐公自以为是“摄政”，不是正式国君，故其母不称夫人。“尹”、“君”一字之差，其意相去甚远。《公羊》从中阐发出反对世卿专权，维护君权的微言大义，而《左传》仅从史学的角度解释声子称“君氏”的原因。两相比较，《公羊》得宠是十分自然的。
关于正名分。隐公五年，《经》：“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公羊传》：“……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诸公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而《左传》记叙公问羽数于众仲，答以六，故从之，不认为是僭越。又如桓公九年，《经》：“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公羊传》：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而《左传》对“京师”未作解释。空前统一的汉王朝急需建立一套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公羊家强调等级名分，宣扬封建伦理观念。董仲舒说：“《春秋》以道明分”，“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义，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公羊家强调正名分、明等级，在理论上正适应了汉统治者的急需。
其次，太常博士们为巩固其利禄地盘，垄断圣统地位，有意识地排斥《左传》，也是《左传》未能立于学官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西汉时每经博士并不限立一家，如《易经》，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元帝时又立京房氏；如《书》，武帝时立欧阳（生）氏博士，宣帝时又添立大、小夏侯（胜、建）；如《诗》，文帝时立鲁（申公）《诗》、韩（婴）《诗》，景帝时又增立齐（辕固）《诗》；《春秋》也有两家：武帝时立《公羊》，宣帝时又添《谷梁》。但是，诸家也并非全然无争。《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诸家为了开拓其利禄之路，自然争夺圣统地位。如瑕丘江公为《谷梁春秋》，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此意，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公、谷辨论，江公输给了董仲舒，所以《谷梁》在武帝时未能立学官，而公羊家赢得了利禄。今文诸家尚且如此，今、古文之间必定更是阵营分明。古文经不论是某人所献还是出于孔子壁中，均为先秦古书，用先秦古文字写成，已不大为时人所识。但是，古文受今文的排斥，主要不在于文字之不同。即是今文经，也大都是从古文变写来的。《汉书·儒林传》说：“及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伏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犹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以齐鲁之间。伏生教张生及欧阳生。”秦时所传《易》、伏生所藏《书》，肯定都是先秦古文字，到汉时才改为所谓“今文”。古文经受今文排斥的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其内容。如今、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今文《尚书》已立博士，如果比今文《尚书》内容多出二分之一强的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势必动摇今文《尚书》的圣统地位，从而影响“利禄”。如此，今文家对夺其利禄的古文家能不拼力拒之吗？而《左传》与今文春秋家在传经内容上大相径庭。如上所述，《左传》是史学，主要在于记述春秋史实，而《公羊》是经学，主要是借解释《春秋》来表现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不仅二者文体殊异，史实上也常有抵触，如宣公十年，《经》：“齐崔氏出奔卫”，《左传》：“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二传解经竟然针锋相对。再如上举隐公三年经文“君氏卒”与“尹氏卒”一字之差，传文相去千里。今天看来，《春秋》本为史书，发掘其微言大义，公羊家难免牵强附会之说，《左传》记述史实，自然会泄漏其“天机”，所以被认为“处处与《公羊传》为难”（用钱玄同语）而攻之。当然，今、古文学风确有不同处。今文家承先秦诸子遗风，主张通经致用，只重视微言大义；古文家比较说来更重视历史，负起保存、传播文献的责任，留心于章句、训诂、典章名物。各执一端。而《左传》是史传，这种不同处尤为突出，所以太常博士以“不传《春秋》”为武器来反对立学官，反对的理由乍看似是学术之争，而骨子里还是为了保持他们既得利禄和声势。因此，刘歆批评他们不仅“信口说而背传记”，而且，“挟恐见破之私意”，所以对《左传》要“深闭固距”。（见《移太常博士书》）这正触到了今文家的最疼处。今文家为维护其经学地位，对刘歆群起而攻之，这的确也是很自然的事。西汉经学的空前发展，本来就与汉武帝以来“劝以利禄”有直接关系。争夺利禄，就要争夺圣统地位，“利禄之路使之然”，《公羊》、《谷梁》和《左传》也不例外，这是极为明了的。
如上所述，在西汉《公羊》、《谷梁》得宠，《左传》被冷落在太学之外，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它们的自身性质决定的。空前统一的西汉王朝急需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思想体系，而《公羊》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它是经传，可以比较灵活地去阐发微言大义，曲尽其妙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左传》虽说偶尔也有主观评论，直接阐发《春秋》之义，如庄公三十一年传“齐侯来献戎捷”传曰：“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比较突出地表现了尊王攘夷的一统观念。但它毕竟是史传，主要是客观地记叙史实，寓褒贬于史事之中，给人们提供历史借鉴，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统治阶级服务远不如《公羊》直截了当。并且，汉统治者以利禄刺激经学的发展，各家为了争夺利禄，势必要抬高本家经传的圣统地位，对他说则“深闭固距”，形成刘歆所谓的“党同门，妒真道”的局面。如此一来，《左传》在立学官的利禄之争中败北是十分自然的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思想的日益补充、完备，封建思想统治的日益巩固、深入，《公》、《谷》渐渐地失去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价值。而《左传》与《春秋》犹衣之表里，“汉晋以来籍左氏以知经义”，（《四库提要》）又叙事中倾向鲜明，必然要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东汉还几立几废，到唐时便已经确立为“九经”之一，宋以后一直为“十三经”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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