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视域中的公民交流和控制——达尔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达尔论文,公民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应该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无疑是公民效能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获得达尔提到的民主的第一个标准，即公民作用标准（公民负责的和有能力的行为能够充分地对政体的决策进行控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很明显，仅仅有单纯的参与或者强烈的效能感是不够的。除非他们的参与能够把他们的公共政策和态度准确地传达到影响决策的人之中，除非决策者顺利地对他们的传达做出反应，公民还不能说是有效能的。于是达尔认为还必须考察规模对于公民将他们的政策传递给决策者的能力的影响。下面就达尔等人在规模与民主分析框架下的公民交流和控制的有关研究成果做些介析。①
一、规模对于交流成本的影响
如果决定决策结果的人的数量是政治体系中公民人数的一个函数，那么很显然对于希望将他的观点传达给每一个决策者的公民来说，总成本就随着体系中公民的人数而增加。
在一个人口逐渐增长的单一体系中，对于那些政治资源至少和公民数量增长一样快的政治角色来说，劝说成本随着规模而增长的事实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为了使问题简化，达尔假设平均每人拥有的资源是固定的和平等分配的，那么一个政党要想使它的成员人数随着人口的增加依然保持一个常量，如占公民体的25%，那么不论公民体的规模有多大，对于劝说每一个人它需要花费同样多的钱。但是对于政治资源不能像公民数量增长的那样快的政治角色来说，情况就困难了：例如对于一个成员人数保持不变或增长速度不如公民数量增长得快的政党来说就是这样。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可怕的，因为如果他的资源或多或少是保持固定的，那么他希望说服的人数也是固定的。由于这一数量在公民体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它的效能感也就下降了。这样在被分为各有45%投票者的两个小组和10%不确定者的500人的社区中，如果一个公民在时间和金钱上有足够资源把他的钱投在50个人的身上，那么他的行动就会很有效。因为这样他就不仅很可能统一（投票者），而且还可能影响不确定的那一组。但是在一个有5000人的类似的社区中，他只能影响1%的人；在一个50000人的社区里，只有0.1%的人。而且在这最后一个社区中，要统一不确定的10%也是非常困难的。
达尔承认简单的假设事实上过低地估计了个人或任何固定规模的集团面对人口增长而保持他们说服能力方面的困难；因为许多人均交流成本随着人口规模而增加，至少是在一些较低的限度之上。在一个1000人的社区里，在一个学校的房子里开一个晚会就能解决的事情，在一个10000人的社区里则需要公共印刷、公共邮递、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报道以及巨大的专业化的官僚机构。
基于上述分析，达尔得出了这样一个自己认为很明显的结论：在拥有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对于个人和固定规模的集团来说，公民的数量越多，试图说服其他公民的成本就越高。在这个范围内，体系越大，公民参与的成本就越高。
二、时间作为交流的成本：参与的公理
前面所表述的交流成本主要是在金钱的方面。但是交流成本一个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是时间。交流需要花费时间。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中参与者的数量给交流增加了基本的和不可克服的限制。很明显，在一个集体决策中，潜在参与者的最大数量(Np)由两个参量决定：可用于决策过程的时间(T)和可用于每一个参与者的时间的平均长度(Tp)。这样，就有公理1：Np=T/Tp.例如，假设一个决策需要在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做出，一天有8个小时，一共24个小时，可以安排讨论或其他形式的参与。
如果平均每个参与者需要1小时，那么潜在参与者的最大数量为24。这样，每一个参与者可用的平均时间(Tp)就是他每一次参与行为所需的平均时间(Ta)与参与行为的平均次数(Ap)的乘积。这样，就有公理2：Tp=(Ta)(Ap).公理3：如果可用的时间的量(T)是固定的，那么潜在参与者的数量(Np)随着每个参与者所用时间(Tp)的减少而增加。公理4：如果每一个参与者所用的时间的量(Tp)是固定的，那么潜在参与者的最大数量(Np)随着所用总时间(T)的增加而增加。公理5：如果总的决策时间(T)不变，那么分配给每个参与者一次行动的平均时间(Ta)随着每一个参与者行动次数(Ap)的减少而增加，反之亦然。
如前例，根据公理3，那儿可用的时间总量固定地为24小时。为了把潜在参与者的数量从24提高到100，我们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参与者所用的时间减少到大约15分钟。如果有1500个参与者，每个人分配的参与时间只有1分钟——这一时间只够填写一张简单的选票。或者看一下公理4的例子，这里每一个参与者所用的时间是固定的。在雅典所有成年男子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上，法定人数是6000人。雅典的格老孔(Glaucon)，他对于参与民主有无尽的热情，认为所有的重要决策，甚至包括宣布战争——不，最重要就是宣布战争！——都应该在出席公民大会的所有公民有机会发言15分钟以后才能在公民大会上做出。格老孔的建议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雅典人不久就发现，即使不超过目前公民的法定人数，为了做出一个重大决策，他们必须每天10小时参加会议150天。假设每个参与者只有一次介入，无论是格老孔还是我们都知道，一次介入几乎不能追随探寻真理的逻辑过程。格老孔认为，公民大会上的充分讨论需要每一个公民不仅一次地发言赞成或反对主要的提议。他也应该回答其他公民关于这个议题的发言。不履行参与讨论的民主义务的人会被罚款。
达尔以不无调侃的口吻指出，很明显，一些和格老孔有一样观点的公民不是头脑简单就是疯了。因为如果每一个公民都在一个主要事件上作一次发言，然后他的发言得到来自每一个其他公民的回答或反驳，那么每一个参与者发言的次数就会随参与者的数量而成平方数地增加。格老孔的批评者会指出，如果每一次发言的平均时间是15分钟，如果出席的公民的法定人数是6000人，如果会议的会期是一天10小时一年300天，那么根据格老孔的法则，公民大会为了达成一个简单的决议需要3000年。
无论如何，前述的公理至少能将上面提出的一两个例子推到完全荒唐的观点上。然而基本的观点却一点都不荒唐，尽管这显然是痛苦的：通过发言以便被所有其他的直接参与者听到这样一种方式直接参与决策的人数是相当小的。有多小？这一限度是5，10还是25是不确定的。极端的限度不可能大大超过25-30，而且肯定大大低于50；有扩大委员会经历的读者可能会把这一限度认为是接近5或10。总结一下达尔提出的公理中显示的主要的理论论断，就会得出公理6：通过直接对所有其他参与者发言来参与决策的人数很少，如果有，也不超过“小组”或一般“工作”委员会的规模，即25-30人。
然而，这里所涉及的所有的民主体系都比一个工作委员会要大得多。那么，当民主体系超过了这一规模时，会发生什么呢？这就是公理7：无论何时，当一个民主体系大于一个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比普通公民更加充分地参与政治决策的领导者就会出现。
达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公民充分参与变得越困难，一些公民大量参与，因而比其他公民有更多的参与就会变得越发必然。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团体里，实验也显示了参与层面显著的不同。这里有一个对于这类发现的总结：②不仅每一个成员参与的平均数量随着团体规模的增加而减少，而且参与的分布也发生变化……一般说来，在一个规模为3到8人的讨论小组中，每个人都可以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发表评论，但是通常只有一个成员，最高的参与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发表言论比对于其他特定成员要多。当团体规模增加的时候，越来越大比例的参与者所拥有的参与总量低于他们“平等”的份额，即低于团体的平均数。同时，至少在参与的领导者产生的地方，高层的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鸿沟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倾向于成比例地增加。当一个小组指定的领导人被排斥的时候，由剩余的其他成员发起的行动的数量倾向于随着团体规模的增加而保持不变。
从民主的眼光来看，问题主要并不在于领导者的出现——尽管领导者的出现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而在于领导者可能是非代表性的。在缺乏能够保证代表所有观点的系统设备的情况下，随着公民数量的增多，人们如何可能避免领导人的非代表性呢？达尔提醒人们注意思考Bertrand de Jouvenel对于主席问题的分析过程和结论。当一个集会中公民数量增加的时候，主席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他不可能给所有的人议员席位，因此他必须挑选和选择。如果他是一个公正的主席，他可能试图选择一些发言者，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至今为止还未被代表的观点。为了避免混乱，必须准备一个议事日程。如果议事日程上的事件复杂，还需要一些附加的信息。为了把焦点集中到讨论上，一个建议的政策可能也是需要的。谁制定议事日程、收集需要的信息以及做出最初的建议呢？这些公民如何选择呢？③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公民大会不是雅典的唯一政治机构。在其他的机构中，还有500人议事会，它通过抽签，每10个部落中产生50个公民，管理城市的日常事务以及为公民大会准备日程。而且，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一个领袖人物，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在大会上演讲。这样，实际上，雅典已经有了一种代议制政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些公民感觉到演讲者的选择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以某种方式对他们的事业有害，他们就开始提前召开秘密预备会议，选举一个“代表”为他们说话，以便产生最能代表他们观点的情况，因此，达尔据此得出公理8：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政治体系越大，它的领导者就越少代表公民的观点。
如果考虑一下格老孔的问题、主席的问题以及更加普遍的时间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所涉及到的各种参与都需要在所有的决策者之间进行连续的交流。毕竟，如果两个发言者试图在公民大会上同时发言，他们的声音不可能同时被每个人听到。如果参与的形式不是在所有的决策者中连续不断的实施，而是同时实施或只在决策者的一小部分人之中实施——甚至在决策者的不同部分中同时实施，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样，达尔认为就产生了公理9：一个民主体系中参与者的人数越多，就越不需要采取在所有的决策者中进行连续交流的参与方式。
幸运的是，一些重要的个人参与方式——包括交流，都不需要进行连续的交流，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能够同时实施。其中之一就是投票。尽管投票在小的集团中有时是连续进行的（例如，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中，在非洲Barotse部落的年长的顾问中，或者在唱名投票的美国国会议员中），投票经常或多或少是能够同时进行的；这样，时间就不会对一个体系内投票者的数量施加重大的限制。因此，达尔得出公理10：时间的成本不影响通过投票参与政治的公民的数量。
但是这一公理并不适用于阅读报纸、听收音机、看电视、思考政治问题、形成政治观点和态度以及其他种类的“心理”参与。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有了公理11：时间成本不影响以个人的、“私人的”或“心理的”形式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
当然，达尔总结的公理直接引导我们回到十八世纪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发现：大大地扩大民主单位规模的可能性——在历史上是从城市共和国到民族国家——通过让公民选举代表他们立法权威的代议机构的选举得到实现。到了这个程度，公民体就被分成了选区，公民就将他们的交流集中到几个选区甚至一个选区之内，那么当然交流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的成本就随着代议制的引进而大大地降低了。但是当一个代议制民主中的公民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流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来源于公民的需要，如果他们希望在一个代议制民主中是有作用的，希望能够说服官员。
如果官员想对公民（或公民团体）的愿望做出反应，他们就需要知道公民（或公民团体）所想。如果官员想知道公民所想，就需要有从公民的愿望到官员之间的交流。如果公民希望有能力反对或罢免不能反应他们愿望的官员，公民就需要知道官员的反应。因此，就必须有把官员的反应传递给公民的交流。
通过仅仅考察他的选区就是整个体系的官员，能够进一步简化理论。如果把这一点应用到高层官员，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当然，在谈到更为有限的范围或选区之内的下级官员或领导人的时候，还需要进行特别的标注。由此可以产生公理12：从公民到最高官员的直接交流量是(a)选区中公民的数量，(b)来自一个公民的一般“信息”的长度，以及(c)普通公民重复他的信息的次数的函数。
假设另一个有用的（如果是人为的）的简化：即公民只重复他的信息固定的次数——一次——给最高的官员。我们是否可以故意地进行一个荒唐的限制，即假设只有一条信息的公民把这一信息分别地、一次性地传达给每一个最高的官员？
达尔的回答是：公民和领导者之间交流的一个特征是缺乏对称性。一个领导者收到来自公民的大量的个人信息，但是他有时只能反应一条简单的信息给其他所有的人。即使是在雅典时期，伯利克里对所有的公民讲话比所有的公民对他讲话要容易。现代化的特别是电子化的交流方式的产生，大大增加了伯利克里能够对之进行讲话的人的数量；事实上，伯利克里的听众的规模不再有任何理论上的限制。然而，能够直接和伯利克里进行交流的人在今天并不比5000年前在雅典的人多。因此，达尔得出了又一条公理公理13：能够和一个领导者直接进行交流的人的数量或多或少是固定的，然而一个领导者通过收音机或电视机直接进行交流的人的数量是没有理论上的限制的。领导者和听众的这种关系可称之为不对称的交流。
三、解决办法
达尔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解决交流过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就是通过对全体观众进行交流来做出反应。尽管单个公民持续不断地将他们的信息直接传递给决策者，可是决策者不再可能对每一个公民做出单独的反应，因此他就把他们整体地作为一个听众。达尔提出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法：解决方法A：高层官员可以通过不对称交流的方式，即把公民全体当作一个听众的方式来解决由于公民数量增加而造成的交流上的问题。
然而，尽管不对称交流能够减少高层官员直接对选民进行反应的时间，它却不能减少他接收直接来自于选民的交流时间。因此，当数量增加的时候，另一个解决办法出现了。解决方法B：为了解决和选民直接交流——特别是直接接收信息——所需时间大量增加的问题，政治领导者的职业逐渐变成了全职的。
随着规模的增加，由兼职的业余人士担任的代议制机构中的职位被全职的职业所代替。达尔觉得理解这个方法的一个途径就是可以看一看议会中的政治家。从经验上看，尽管解决规模对于议会成员职业化影响的问题从所有其他因素看来都是困难的——这些因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同样的方面受到了压制——规模的问题还是不得不考虑。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选区的规模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人口的稳步增长而增加。在任何选区中选民数量膨胀的国家里，立法者就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政治上。
然而专职化作为解决民主交流问题的方法也有它的限制。达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一个人变成了全职的职业政治家，他就会利用他所有可用的时间去追求政治。从那以后，他一定会在其他方面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解决方法C：如果公民的数量增加，同时一般信息的规模保持不变，那么每一个高层官员的负担会由于专职化而下降。
职业化移走了刚才所设置的人为的限制，即公民向每个最高官员重复他的信息的限制。在这一限制上，全面的职业化意味着他只需要把他的信息传递给一个高层官员。因为这条解决办法的收益是明显的，因而是一条最常用的方法。官员们通常因事情的主题不同而变得专业化，因而公民就在不同的问题上与不同的官员进行交流。一个同样熟悉的专业化的形式，立法机关，通常是通过地区采实现专业化的。这正是议会选区一般要做的事情：它们使公民与来自他们居住地区的一个议会成员或一些议会成员的交流变得更容易。
然而作为节约交流的一种方法，专业化也有其限制。达尔指出，当公民直接传递给高层官员的每一条信息都仅仅是直接传递给他们中的一个人的时候，限制也就出现了。如果在这一点上仍然存在一个交流过量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官员已经有了全职的任务，那么就需要给出其他的方法了。达尔给出的是解决方法D：如果公民的数量增加，一般信息的规模保持不变，而且每条信息只传递给一个领导人，那么通过增加高层官员的人数就能够减少每个高层官员的负担。
这最初是立法机关摆脱困境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议会中立法者的数量是人口的一个函数。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也有其限制，因为如果立法机关太大，它们就会被认为是难以操作的。在某种程度上，方法C和方法D都使交流的直接性受到损失。公民和一个高层官员交流，他再依次和其他的高层官员交流。这样达尔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法E：通过用间接的交流链代替直接的交流链，公民和高层官员之间交流的负担就会减轻。
达尔认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全体全职人员就是交流的间接链的例子。众议员不可能亲自和他的所有选民进行交流，因此他发展了一个参谋来处理这些关系。在较小的规模上，国会议员的职务变得官僚化。官僚和行政等级机构的增长正是方法D最典型的应用的结果，这种解决方法在现代政府的行政机构中随处可见。（当然，官僚机构还有其他功能和其他起源。）用间接的取代直接的交流链会产生什么呢？达尔认为会出现两种情况，产生两种具体方法：解决方法E.1：间接交流链上的下级领导人通过概括和压缩交流能够减轻高层官员的交流负担。
压缩交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系统的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能够给领导者提供他的选民们希望表达的信息，而仅仅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些信息不能通过他自己的直接讨论来获得。然而概括和压缩不可避免地会掩盖一些信息。这是因为，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信息对另一个人则可能只是背景的嘈杂声。被March和Simon称之为的“不确定性吸收”把不确定性转变成了确定性。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好心的或恶意的以及谋取私利的曲解可能都会出现。
然而，精确地评价随着规模和交流的间接性的增加而出现的有关公民愿望的信息的减少是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其他因素进入。例如，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至今为止即使在一个小的体系中也还没有得到应用的需要的信息。然而，概括和压缩信息的权威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地使其他的权威和权力成为可能。无论最初的目的是什么，被给予这种权威的下级领导者可能不再是公民和高层领导者之间死气沉沉的信息传输者。在拥有能够反应公民愿望的权威的自主或半自主的下级领导者的民主体系中，公民和高层领导者都认为他们能从这一体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于是，产生解决方法E.2：下级领导者通过自主的行为，即自己制定决策来减轻公民和上层官员交流的负担。
达尔指出，在一些体系中，下级领导人可能被明确地授予了决策的权威。一般来说，他们的权威专门地是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或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或两者都是。在民主国家中，实际上所有选举的立法机关都有几种委员会体系，尽管委员会享有的自治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公民和高层官员之间的间接交流链上的另一个环节。事实上，联邦主义可能来源于大的、无疑也是巨大的代议制民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权威向地区的分散，欧洲共同市场和美国如何能够维持他们的代议制民主机构。
历史性的转变在于：为了实现民主的目标，什么被看作是最合适的单位和机构。首先的一个转变是从城市共和国的原始民主到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转变。现在民主的焦点是从民族国家转变到有些低于、有些高于、有些和民族国家在同一个层面的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的复合体。似乎可以公正地说，民主理论还没有达到它所要求的重新阐述，以便为这个新的、复杂的机构设置提供足够的指导。
四、规模和立法机关的表现
一个有较大公民人口的国家适合采用方法D，即成比例地增加选举的高层官员的数量。然而，这种解决方法有明显的限制。当议会成员增加的时候，达尔总结的公理中所表达的所有因素都开始发挥作用。讨论变得更加沉重；参与讨论必然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委员会权威的代表产生了合作和集体控制的问题。简短地说，议会就像一个集会一样，变得越来越缺少行使功能的能力。结果是，议会不可能再允许无限扩大了，甚至不能严格地和人口成比例。因此，达尔就有了下列假设：议会的规模随着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一个较低的比率上。
有充分的数据④显示了政治单位的变化与议会规模之间的人口弹性——其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设。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29个民主国家来说，预计的弹性显示了国家之间人口1%的不同与议会规模0.4%的不同相联系。这样，议会的规模随着公民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它比人口的增加要慢得多。⑤
尽管人口不是议会规模的唯一解释，它无论如何也是最有力的解释。分析数据⑥显示了一个回归方程式，这一方程式显示了29个相对民主的国家议会规模变化的95%还多；人口规模很明显是最重要的描述性变量，它单独描述了议会规模变化的76%。最小的国家，冰岛有一个40个成员的议会；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有523个国会议员。这一方程式还进一步显示，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其议会规模比按照绝对人口数预测的议会规模要小；多党制国家倾向于有较大的议会规模（其他情况相等，两党制国家的议会平均有137个席位，多党制国家195个）；一院制的议会一般比两院制议会中较低的一院规模略大一些。
以色列、瑞典、黎巴嫩拥有的议会都“太大”；合适的方程式都大大地低估了这些议会的规模。智利，尤其是荷兰的议会都比按照人口基础、人口增长率、政党体系的结构以及议会议院的数量这些因素估计的议会规模要小得多。地方政治安排解释了这些较大的差异。荷兰在历史上就有一个小的议会，一次偶然的机会，第一次内阁会议否决了在第二次会议上增加规模的条款。瑞典，直到70年代末，有一个233个众议员的众议院，这几乎和预测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新的、最近建立的立法机关是由按照比例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的310名成员组成。另外又增加了40个议席，为了使每个党振获得的议席分布和每个党派所获得的票数分布更加一致——因此减少通常由于执政党票数份额膨胀而带来的在议会中拥有更大份额的问题。⑦
达尔的又一个结论是：政府机构——不仅仅是议会——通常比政治单位中的公民数量增长得略慢一些。国家和州政府中政府雇员数的人口弹性倾向于略少于1。这可能要归功于随着政治单位规模的增加而出现的公民和公共服务之间的距离。
五、距离和曲解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一下由达尔的解决方法所造成的事实，交流会变得更加不对称；选举的领导者变成了一种更少是业余爱好而更多是一种专业的和全日制的职业；领导人变得更加专业化；每个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增加；交流更加不直接，下级领导人介入交流，于是达尔认为就有理由预计“代表”这一术语在几种意义上就会更少具有代表性。这样，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每个代表所代表的选民越多，代表和选民之间的社会特征——职业、教育、收入等等——的区别就越大。
达尔也承认，由于其他因素压倒一切的影响，规模的影响这一假设是否能在民主国家之间显示出来还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达尔还没有国家之间的数据。在一个国家之内最好的研究是前面提到的关于瑞典地方政府的研究。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加，选举的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和他的选民在社会特征上有了更大的区别。一方面，收入的差距大大地增加了。⑧类似的差距还有公民和委员之间教育上的差异。
当然，社会和经济特征上的差异并不必然地阻止他们有效地代表选民的观点。达尔认为，从民主理论的观点看，对选民观点的代表显然是与代议制更加相关的一个标准，因而也是与公民效能更加相关的一个标准。然而规模也造成了代表选民观点的障碍。较小社区的较大同质性增加了选举出的代表代表其选民态度的机会——即使他们在选举之后没有进一步的交流。任何选民数量的增加都使选民和政治家观点的一致变得更加困难。最后，态度和观点之间分歧的可能由于不断增长的社会差异而扩大，与更加间接的交流链相联系而且依赖于下级领导者传送的关于公民偏好的观点。达尔认为这样就有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假设：一个代表所拥有的选民数越多，代表和选民在政治上的分歧就可能越大。
在瑞典的研究中，对该假设有用的最直接的实验就是，发现大的社区中选举出的政务委员在对待地方税收的态度上和他的选民有较大的分歧，而这一分歧在小的、紧密的社区中则不那么明显。在大的社区中社会党委员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⑨。一次选民和委员之间关于什么样的地方服务有最大优先权的比较揭示，在小的、人口密度大的社区，关于优先权问题上的一致是最大的；优先权上的一致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加和密度的降低而下降。然而，把这种不同置于更大的视野中，达尔觉得还应该加上，即使是在更大的社区中，一致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大。可能是更大社区中的政党竞争使得委员和选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六、总结与思考
达尔认为代议制民主国家公民数量的大小不同对于参与和交流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采用一个高度简化的总结和归纳描述如下：
社会的范围越小，就越有可能：1、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和一个高层领导直接交流，如果他选择这样做。2、领导者通过观察和交流获得关于公民要求的信息。3、领导人直接监视下级领导人的行为。4、公民和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5、高层领导之间互相直接交流。6、高层领导在功能上更少专门化，他们是多种角色的积累。7、高层领导人在政治之外还有其他职业和角色，这给他们提供了投身政治的机会，但政治不是全职的。
社会的范围越大，就越有可能：1、一个普通公民不能和一个高层领导直接交流，而是必须通过不同的交流渠道。2、领导者依靠下属机构或小组概括出关于公民要求的信息。3、下级领导人获得了自主（治）权，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4、交流是不对称的：高层领导通过电子手段直接和越来越多的公民交流；而公民数量的增长使他们不能和高层领导者直接交流。5、高层领导之间的互相交流如果存在，也要通过一定的媒介。6、高层领导在功能上更加专业化，他们扮演特定的角色。7、高层领导者人是职业政治家，他的主要职业是政治，他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是政治的。
也正是基于上述分析，达尔断言：较大规模的政治必然在一个方面限制了民主：政治的规模越大，普通公民就越不能直接和他的高层领导人交流。而且，更大规模的政治造成了公民和高层领导人之间增长的不对称性：不仅公民可能比他的领导者更少地了解政治，而且交流必然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么下列情况就很可能为真：为了把公民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在权力、知识和双向交流的直接性上的差异减少到最小，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是政治体系要小。为了产生在权力、知识和双向交流的直接性上的公民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显著差异，一个充分但不必要条件是政治体系要大。
但达尔也无可奈何地说：不幸的是，这些理论的推测极难得到验证，不仅仅是因为数据测量的问题，还因为在实践中区分必要和充分条件是困难的。为了重复这一理论观点，避免对它的错误的解释，达尔推测：只有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中，公民和高层领导之间在权力、知识和交流的直接性上的差异才会减到最小。在较大规模的政治中，在权力、知识和交流的直接性上的不能减少的差异必然比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中要大。但是，除规模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可能会阻止小的政体将公民和领导者之间的差异减少到对于小的政体来说理论上的最小值。
达尔关于规模与公民交流与控制的分析过程和基本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极有价值的。东西方不同规模的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验证了他得出的绝大多数公理的有效性。虽然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因现实政治单位的规模大小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因政治单位规模而导致的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和种种难题依然存在，即便是虚拟政治单位也有一个规模而带采的公民交流和控制问题。因此达尔关于规模与公民交流和控制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思考和解决规模因素在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进程中公民的交流和控制方面衍生的种种难题，显然是有帮助的。因为由世界最多人口决定的超大社会属性以及由历史现实选择的制度属性，由世界最多党员组成的超大政党性质和执政理念，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内公民和党内党员多重交流与控制的更大难题，规模分析方法无疑在取得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方面，更值得政治研究者和政治操作者鉴赏和借用。
注释：
①参见罗伯特·达尔、爱德华·塔夫特：《规模与民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73年，第66-88页。达尔关于规模视野中的公民交流和控制思想也主要反映在该书第5章。
②A Paul Hare,Handbook of Small Group Research,New York,1962,p.231.But see also Edwin J Thomas and Clinton F Fink,"Effects of Goup Size",in A P Hare,E F Borgatta and R.F.Bales,eds.,Small Groups,New York,1965,pp.525-536.
③Cf.Bertrand de Jouvenel,"The Chairman's Probl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55,1961,pp.368-372.
④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1页采用人口和议会规模的数据表来支持这一假设，该表此处从略。
⑤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2页用图1显示在197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系，此略。
⑥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2页采用29个民主影响议会规模的因素表来支持自己的判断，该表此处从略。
⑦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3页用图2表示29个国家预计的和实际的议会规模，此略。
⑧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5页用表3以瑞典1969年选举的政务委员和选民中中等家庭的收入数据说明这一增加的趋势，该表此略。
⑨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86页用表4以瑞典1969年社会党和非社会党的委员与选民之间关于税收的正面态度调查数据支持了自己的这一结论，该表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