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和学术史图书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史研究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感谢《云梦学刊》编辑部邀请我参加这次“当代学术史”研讨会，使我有机会能听到许多著名学者的精彩发言。我是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学术史研究，谈谈与学术史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的出版的问题。
现在，各出版社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经济的压力。许多出版社忙着出版盈利的图书，学术著作的出版几乎都要给其他书让路。我们不谈规范的图书分类，就按教育类图书（各类教材与教辅）、大众图书、政治学习与法律法规图书、学术著作图书四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安排大概是最后的了。根据北京万圣书店的总经理刘苏里的文章提供的材料，近年来，学术图书的出版主要集中在四五十家出版社了，大部分出版社只是偶尔出几种学术著作.中国有600家出版社，其中有100家大学出版社，但坚持出版学术著作的不到十分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也与其他出版社一样，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除了与社会上出版社一样缴纳各种税外，还要向学校上缴。但是，北大出版社“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创建一流”的出版理念不变。“教材优先”各位都能理解，我们要努力为教学提供高质量的教材，这既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需要，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同时也是增强出版社的经济实力的需要；“学术为本”体现了出版社的性质和追求，如果大学出版社不出版学术图书，那就不配挂大学的招牌。北大出版社从1979年恢复建制以来，坚定不移地坚持“学术为本”的理念，出版了两千种学术图书。这几年，北大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学术图书有一百种以上，是全国出版社中出版学术图书品种最多的出版社之一，出版的学术图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术界有良好的口碑。据南京大学信息中心的统计，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引用率在全国出版社中排名第五位。（排在前面的是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是较早关注学术史研究图书的出版社之一。陈平原教授主编的“学术史丛书”，这套书已经出版了14种，包括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陈少明的《齐物论及其影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和王德威编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何成轩的《儒学南传史》、郭双林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等。即将出版的还有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蒋原伦等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等。北大出版社还出版有“文学论丛”、“文学史研究丛书”、“法学论丛”、“学术讲演丛书”等系列学术著作，其中像张少康教授等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760千字），是一部全面梳理从《文心雕龙》诞生后，中外研究《文心雕龙》的历史和学术成就，这部书无疑是对“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还有像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褚斌杰的《楚词要论》、常森的《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2005年6月即将出版）、《蔡元培先生年谱》等等也属于学术史研究。《蔡元培先生年谱》为我们五四时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潮等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和史料。学术史研究除了从年谱得到史料和线索外，还应对学者年谱本身、包括对谱牒学进行研究，我认为，这也应该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另外，学者们的日记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北大出版社将出版《钱玄同日记》和《刘半农文集》，钱刘两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北大的名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广、影响大、时间长。《钱玄同日记》和《刘半农文集》将为学术界提供珍贵的学术史料。这里要说一下日记这种特殊的“文献”。“日记”本来是自己每天的私家记录，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给公众看，自己的所行、所看、所说、所思的，与他人的交往，个人的隐私等等什么都可以记。日记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原本的、没有加工过的“日记”成为新史料的重要来源。近年出版的《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等现代文化名人日记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也在于为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史料。但是必须指出，由于日记主人的人品操守的差异和主人记日记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不同，各人的“日记”的可考性也大为不同。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国内大部分学人的日记不是成为自我思想检查的记录，就是“柴米油盐”的流水账。有的还有意“做假作伪”，他们或为保护自己，躲避政治和人际纠纷；或为抬高自己，在日记中大唱高调，企望日记早日能被他人读到，并有机会得以重用（“文革”中某些文人常用此手法）。因此，这类日记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在日记公开出版的过程中，又会加入出版机构审稿的尺度和日记的主人及亲属后人的干预，而对日记做删节、加丁、编纂，使日记又一次被异化。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对当今出版的学人日记一定要认真甄别、去伪存真，以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从北大出版社的出版实践来看，学术著作出版面临着许多困境。我之所以用困境而不用困难，是因为当今学术图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出版经费的缺乏问题，而且我认为主要是学术图书的学术水准、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出版的环境等问题。
从出版经费来看，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资助的力度，出版经费比前几年大有好转。现在，许多学者手中有课题费，部分课题费可以用来资助出版。国家、部委和不少省市自治区有学术出版基金，一些有学术抱负的出版社经过前几年积累，也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基金，有规模地介入到学术出版，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对出版学术著作的资助力度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也比较小，在税收政策上没有优惠。我举个税收的例子。中国的税务机关对出版社图书出版中增值税的退税政策是按图书的不同类别分别对待，中国图书学科37个分类中，31类书可以退税，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军事、经济管理、历史地理和全部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图书。而C类（社会科学总论）、G类（文化教育）、H类（语言文字）、I类（文学）、J类（艺术）、Z类（综合性图书）是不退税的。税务机关认为，这六类图书比其他书好卖。他们说，某某小说不是卖的很火吗?某某名人的写真集不是也很畅销吗?但他们不知，这六类图书中有一批是学术著作。在文学类图书中，就包括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古代文学典籍的整理与校勘类的图书。这类图书就很难做到盈利的，更不要说畅销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税收政策不也是在加剧人文学术著作出版的困难吗?说到出版基金，北大出版社正在自筹1000万元的学术出版基金，用于学术出版。但是比起哈佛大学出版社来说，我们的资金太少了。去年，我们访问哈佛大学出版社，他们有出版基金5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亿1干多万，我们只是他们的一个零头。哈佛大学出版社除了享有政府的免税和减税的优惠外，还有社会捐助的巨额基金，因此，哈佛大学出版社可以从容地每年出版150多种学术著作，占全部图书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我还是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会逐步解决。
关于学术图书出版中学术水准和学术规范及学术道德问题，学术界反应强烈。尽管现在还处于学术图书出版难的时期，但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部的所谓学术图书问世，似乎一派繁荣。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有许多危机和困境。从出版社的一个学术图书编辑来看，在学术图书的出版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图书品种多，但学术水平普遍不高，高质量的精品很少。也许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安不下心来，“宁坐十年板凳冷”来做学问似乎少了，而是功利地做学问，研究讲“短平快”。有的追求发表的字数，写完就想出版，出版了可以结课题项目，再申请下一个项目；有的出书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有的是为了提职称，还有的是为了升官。因此，在当今出版的学术图书中，肤浅平庸之作泛滥。二、同类研究的多，有特色研究的少。某些热点课题人员拥挤，体现研究成果的图书选题必然重复，研究方法也缺乏创新。三、研究作风不严谨，写作不讲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讲究严谨。学术图书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学术著作是由经过专业训练或有学术造诣的人，用专业的研究手段，按照严格的学术出版规范，独立创作出的或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或有新的研究方法的对后世研究产生影响的学理探究性图书。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有五个要素：1.原创性的和独创性的；2.对后世有影响：3.写作有规范的；4.作者是有学术素养的：5.研究的手段是专业化的。其中1、3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具备这五个要素的书，不能称其为学术著作。那些注释不规范的研究著作，我常常把它称为准学术图书，或列入泛学术图书。四、不讲学术道德，不讲法律。有的公开剽窃和占有他人成果（这已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了）；有的引用前人、他人成果不注出处；自己不出力，没有研究，没有成果，却当第一作者，当主编；更有甚者，自己署名为著者的图书，却找他人来完成。报上揭发的某些官员的硕士、博士论文是让抢手写作的，他们的论文也是用公费来出版的。从经济腐败发展下来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已经给学术的尊严和纯洁大抹黑点。反对学术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总要有人站出来制止这种不道德的和犯罪行为。以保证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我们能说清楚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1.说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是政治的附庸是不确切的，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自由的。我们出版是有纪律的，一个作品能否公开出版，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出版工作者要自觉地承担社会的责任。2.由于学术研究不能够充分自由，加上记录学术研究进程的出版也不能完全的自由，因此，当今的学科学术史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备的或真实研究。比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商品特征的研究，早在五六十年代，顾准、张闻天等已经开始，但由于他们的书不能出版，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研究就少了他们的在特殊时期的特别贡献，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