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德[1]2000年在《陈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为追求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陈炽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本文主要从四部分来阐述陈炽的思想： 一为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影响。其中从四个层面论述：一是对传统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继承，主要是民本思想与变易思想；二是客观环境条件的刺激，产生了“变局”观，为其维新思想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三是个人不断努力的结果。陈炽年轻时曾到沿海游历，考察西学，又广交维新志士，购阅西书，对维新思想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四是用“西学中源”说和“变器论”作为自己思想的理论依据。 二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是陈炽不同于其他早期维新思想家之处。他广泛研究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出农工商矿全面发展的思想，特别是农业思想更是高出同时代人一筹。他的经济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三为陈炽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他的在中国设立“君民共主”政体和议院政治的设想。他虽身为封建官僚，但敢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批评，并提出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制度。 四为“兴学育才”的文教改革思想。他认识到西方国家强盛之根本原因，在于重视教育，而当时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已成为人才桎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障碍。为了富国强国，陈炽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鞭挞和抨击，并提出了自己对教育改革的构想，如变通科举，设算学科；兴办近代新式学校；广派学生出国留学；倡导妇女教育等，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最后，对陈炽进行总体评价，概括其思想特点。作为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他“一身兼二任”，保守性与进步性并存。他提出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思想和主张对以后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承性；二是爱国性；三是广泛但又不系统性；四是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总之，陈炽的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体现了当时向西方学习的时代特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严亚明[2]2003年在《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演变呈现出巨大的飞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发展决定了企业制度创新的范围、程度及与社会转型的适应度，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本文就晚清时期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整体考察，以求探寻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力图阐释其演进过程中传统因素的影响和现代因素的萌生。 首先，本文解释了企业、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思想的基本内涵，回顾了晚清企业制度的研究状况，说明了本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了本选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内容框架。 其次，本文描述了晚清企业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氛围及其轨迹，分析了传统经济思想遗产中影响企业制度选择创新的若干因素；探讨了通商口岸的西方新式企业的制度特征及其示范效应，指出买办商人通过附股活动熟悉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并积累了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分析了晚清时期市场经济观念发展的若干表现，企业制度思想与市场经济观念的相互关系；将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分述了其发轫、展开、推进等三个阶段主要思想主张及演变趋势。 再次，本文对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横向的剖析，具体探讨了企业创立与资金筹集、企业治理与监管、企业产权制度、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发展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等问题。 晚清企业经历了由政府官员、清政府有关部门特许核准创立，逐步过渡到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的演变过程，政府主导发起创立、政府发起招商募集创立是晚清企业创立的初始模式，清末新政时期私人招商募集创立企业才成为主导模式。相应地，晚清时期企业创立原则的总的演进态势是从地方政府官员及清政府中央机构特许核准成立，逐步演变为根据有关章程、法规的条文依法设立。晚清时期人们关于企业创立方式和原则的思想主张，同样经历了由依靠政府主导向按照法律法规运作的转变。晚清人士围绕创立新式企业的资金筹集问题，提出了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股份、发行公债、建立银行、鼓励人民储蓄、借外债、招洋股等主张。 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表现出浓厚的官方行政干预特征，政府凭借政治、经济权力委派官方经理人员，插手企业的经营活动，使投资者的权利落不到实处，股权从属于政府行政权力，违背了制度设计者发挥商人投资者和政府双方作用、合力推进新式企业成长的初衷。清末时人们对公司企业的法律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治理机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弊端，要求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内部运作。清末《公司律》出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司企业实践发展的需求，为清末公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同时，实业界、思想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进行了 fweed＼博士学位论文 ④DOCfOIta．－－－ DISSERTATION 更为深入的探讨。晚清股份制企业的政企关系经历了由政企合一模式逐渐向政企分离模式转变 的过程，但政府并未彻底放弃以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做法，传统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 具有很大惯性，使清政府总是试图依靠政治权力直接约束资本主义企业。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股份制企业的股东，难以借助企业内部治理机构充分行使对企业经理层 的约束权、监督权。政府官员未能普遍认可企业股东的财产权力，只是给予大股东某些特权， 使大股东所有权与官方政治权力相叠合，企业中出现经营者权力膨胀的现象，中小股东基本无 缘利用股东会机制伸张自身的权力。同时，股东们对自身的权力也缺乏认识，混淆了股票投资 与传统合伙经营行为。甲午战后，人们对股东权利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求由投资者直接参 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对企业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公司律》在股权方面也作了若干规 定，将股权平等的原则写入了法律条文。但在实践中股权平等原则并未得到切实遵行，有关企 业创办人和大股东出任公司企业董事、总理、协理的规定，迎合了传统合伙经营习惯，使中小 股东的所有权无形之中趋于弱化。清政府创办新式企业时，最初选择确定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 业模式，政府资产以债权方式进入企业，不承担企业盈亏责任，可以保证其资产的安全性，获 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并由政府权力界定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清末《公司律》虽然在法律界定 产权方面有所进步，但政府权力界定仍是实践中惯行的做法，在很多场合是缺乏公平性和公开 性的。 晚清时期企业中的官利制和报效制是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企业分配制度。官利制的形成与 人们的传统投资理念及社会资金流向密切相关，一方面，它切合了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是移植西方新式企业制度模式的客观要求。它契合了传统商事习惯，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促 进新式企业的创设。另一方面，它使企业自创办时就处
路鹏程[3]2009年在《晚清言论自由思想的肇始与演变（1833-1911）》文中指出晚清，现代言论自由思想自西徂东后，经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习和阐释，日益丰富，日趋成熟，并且从理论斗争逐步进入实践范畴，最终列入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条文之中。期间，历时八十年余年．经历了六个具有显著思想特征的阶段：其一，1830-1850年代，言论自由思想初涉中国时，由于国人尚未对此做出积极地回应。此一阶段的言论自由思想特征，基本就是来华传教士言论自由思想所具有的特征。他们强调天赋自由，注重言论自由的政治社会价值，并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初次对西方现代言论自由思想做出理解和诠释。他们吸纳了西方言论自由的实践形式却拒绝西方言论自由理论基础。他们均将言论自由思想视为强国富民的工具和手段。他们的言论自由思想由于根植于传统文化背景中因而充满儒家民本关怀色彩。其三，1880年代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开始将言论自由纳入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位置予以思考，强烈要求言论自由。但由于他们言论自由思想缺乏以一贯之的现代理论基础，因此显得零堆碎垛。思想家个人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水平也参差杂乱，但思想界总体言论自由的认识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其四，维新运动时期，康梁一辈思想家，特别是严复，开始在真正中西会通的意义上，传播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言论自由思想因素。同时，言论自由从思想转化为广泛的实践。其五，立宪运动中，梁启超立于理论旗手的地位，对言论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阐释。伴随着中国报业高潮的勃兴，言论自由思潮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其六，民主革命派思想家言论自由思想的首要特征就是藉革命手段以夺取言论自由权利。他们尊崇以人民为主体的，法制化的言论自由权利。耽于紧迫繁重的现实革命工作，使得他们所传播的言论自由思想缺乏细致的理论化和严密的系统化。晚清八十余年，由于历史局势动荡，思想资源匮乏，时人学养薄弱，言论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虽貌似繁复丰富但失之浅显零碎，始终未能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清廷覆灭，民国初元，言论自由虽写入宪法，但现代言论自由思想的理论输入任务在中国仍未完成。
张登德[4]2002年在《百年陈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人物陈炽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渐趋宽广。但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人物相比,学术界对陈炽的研究尚显薄弱。因此,本文对陈炽的生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历史定位等方面作一回顾并提出建议。
张登德[5]2007年在《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文中认为追求国家富强是陈炽思想的核心。为此,他提出农工矿商协调发展、科教兴农、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农业思想;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开采矿藏、设立技艺学堂等工业思想;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重视市场信息、建立商业学堂等商业思想,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而且对现在经济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谢毓洁[6]2004年在《早期维新派法律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期维新派的法律思想长期以来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研究早期维新派的法律思想。首先对建国五十年来早期维新派研究现状作梳理，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法律等七个角度扫描。其次以陈炽、王韬、薛福成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学和西学两大背景入手，关注他们的法律思想，引入法理学、现代化理论分析他们的刑法、宪法、国际法、诉讼法等观点，分析这些观点的进步意义和局限之处。最后，对早期维新派法律思想作总体观察，总结他们法律思想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探讨这些法律思想在近代史上的意义。
线文[7]2008年在《晚清重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商思想是晚清兴起的重要思潮,它突破“轻商”、“抑商”的传统,以利商、兴商为导向,触发并引申一系列关联问题,适应并推动了晚清经济社会近代化进程。重商思想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外力冲击之结果,又是历史“基因”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之“变异”。事功之学、经世实学是晚清重商思想兴起的传统资源,它一方面融汇了传统,另一方面则开出了近代面向,具有重要的“接引”作用。“通经—致用”、“师夷—致用”,“变法—致用”的路径刻划出晚清重商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晚清重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商”的发展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在道光年间经世派的漕运、盐政改革中就已初露端倪。如何将商人有效组织起来以弥补财源匮乏、抵抗列强侵渗是洋务派重商思想关注的焦点。“官督商办”模式正是在此种考虑下应运而生。此一模式本是一个期望能实现官、商优势互补、劣势互祛的体制架构。但在实践中,新式企业在非商即官的两极摇摆,终不能促进其发展。重重矛盾激荡出的思想交锋使得重商思想在相反相成的观念碰撞中得以深化,成为后来法律制度变革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重商论者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审视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就进一步将传统“四民”中的“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商战”观念的兴起使重商思想之发展进入一新阶段。随着对外贸易的深化,“商”所包容的内涵不断拓展,形成了以流通领域的“商”为枢纽,涉及近代国民经济体系诸多部门和领域的“大商”。这说明重商论者开始系统性地看待经济社会的转型,从而将求富、求强的冲动纳入到一种理性化、组织化、制度化的过程之中。西方列强取得在华设厂权后,工业化生产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人们开始意识到强大的工业才是立国的根本,重商思想由此出现重要转折——有关“实业”的新词汇、新观念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普及。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提出的“棉铁主义”确认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创了中国工业化思想之先河。重商思想在清末的演进有两个路向,一是在“公”领域通过对“利权”之关注表达出对国家“主权”的强烈关切,二是在“私”领域通过对“立法”之诉求表达出对个体合理经济“权利”的积极维护。对“利权”和“权利”的关注成为晚清重商思想超越经济,改造传统国家观、权利义务观,希求深层次变节的重要表现形式。商部的设立、商律的颁布说明晚清重商思想开始从一种观念形态逐步转化、固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些新变化一方面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促使重商思想进入一商人自觉的阶段。商人的组织化——商会的设立成为晚清重商思想又一个重要的成果——在一个长期缺乏制衡机制的封建社会里,强政府、弱民间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错动。晚清重商思想的内涵有其“中国特色”。其财富观非西欧重商主义的货币中心论,亦非法国重农学派的唯农创造财富论,其政策论以西方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为参照存有争辩,而农商并重之主张则表明重商思想与传统相互交融。郑观应与德国近代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比较表明,晚清重商思想的典型表达更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之主张。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考察,郑观应首次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与中国颇为类似,日本在近代亦兴起重商思想,但两者之内涵和政策路径有很大不同,它集中地表现在政府不同的经济政策取向和干预手段上,其中亦可反映出两国文化和社会形态之差异。晚清重商思想由于是在救亡和启蒙双重任务和迫力之下而兴起,因此它从寻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向度展开,但总体看来,重商思想的救亡意义大于启蒙意义,经济伦理的近代转换并不彻底。封建体制的顽固性使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一再延误,清政府没有适时通过积极主动的体制转换来推进和协调社会转型,相反却在官、民之间,官、商之间造成分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断裂。旧结构中那些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因素难以逐渐转换而延续下来,新结构中西方理性精神亦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因此,重商思想推动晚清社会转型的努力也就大打折扣,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发育和转变,始终在社会性质的制约之中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
彭立峰[8]2009年在《晚清财政思想史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现行财税体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已威胁到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吹响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号角,如何在科学发展观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思想,成为当前财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此时回顾晚清财政思想史(1840-1912),找寻蕴藏其中的后发国家经济转型期财政思想的发展规律,对于今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为了更好地探求晚清财政思想的发展规律,本论文从晚清财政原则思想史、财政收入思想史、海关关税思想史、外债思想史、财政支出思想史和财政管理体制思想史等6个方面入手,对晚清财政思想进行专题式研究。在每一专题的研究中,本论文都综合运用史论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以及跨学科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纷繁庞杂的晚清财政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通过研究,本论文基本勾勒出晚清财政思想的全貌,大致理清了晚清财政思想发展的脉络,初步实现了晚清财政思想的体系化。在此基础上,本论文得出基本结论:一部晚清财政思想史是一部新、旧财政思想交锋和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西财政思想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伴随着脱胎于封建经济和专制统治条件下传统财政思想的没落,晚清财政思想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借鉴性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不断朝着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晚清财政思想揭开了中国财政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序幕,标示出今日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思想的方向、路径和方法。除却方法上的创新外,本论文的创新之处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题具有创新性。本论文是国内对晚清财政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首次尝试,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第二,体例具有创新性。本论文突破了以人物为纲的传统体例,改按专题对晚清财政思想史进行研究,构建起一种研究晚清财政思想史的全新框架。第三,史料具有创新性。为了全面再现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真实面貌,本论文不仅关注晚清代表人物的相关史料,还注意发掘非代表人物,甚至是非知名人物的有关史料;本论文不仅注重思想先驱的有关史料,还关注保守人士的相关史料。第四,本论文对晚清财政思想史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例如本论文对晚清财政原则思想、晚清财政支出思想和晚清财政管理体制思想分别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探讨,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拓展了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第五,本论文得出了一些原创性结论。其中最主要的原创性结论是:通过理清晚清财政原则思想、财政收入思想、海关关税思想、外债思想、财政支出思想和财政管理体制思想等各自的内部演变轨迹,本论文首次指出这些不同的演变轨迹有着共同的前进方向: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这不但标示出晚清财政思想的发展规律,而且为今日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线索。
郑享清[9]1991年在《陈炽是否提出用西方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文中研究指明在有关陈炽改革思想的研究中,很多人认为陈炽明白提出了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来改变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本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陈炽本身的思想内容。由于这个问题密切关系到对陈炽改革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估价及其阶级属性的判断。因此,本人不揣浅陋,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商榷,以便推动对陈炽改革思想研究的进
徐妍[10]2001年在《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陈炽身处的时代背景、独特的个人经历入手，对其经济思想的体系进行再探讨，指出其经济思想大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治民生为中心，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频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系列人口的、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救治措施，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以特殊意义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陈炽思想研究[D]. 张登德.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D]. 严亚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3]. 晚清言论自由思想的肇始与演变（1833-1911）[D]. 路鹏程.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4]. 百年陈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张登德. 江西社会科学. 2002
[5]. 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J]. 张登德. 理论学刊. 2007
[6]. 早期维新派法律思想研究[D]. 谢毓洁. 苏州大学. 2004
[7]. 晚清重商思想研究[D]. 线文. 西北大学. 2008
[8]. 晚清财政思想史研究[D]. 彭立峰. 西北大学. 2009
[9]. 陈炽是否提出用西方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J]. 郑享清.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1
[10]. 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J]. 徐妍. 清史研究.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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