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动词论文,古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9484(2005)01-0003-14
1 什么是轻动词
轻动词是词汇意义虚，但句法功能强的一批动词，其中包括“Do（做、弄）”、“be（是、为）”、“become（成为）”、“cause（使）”等虚动词。汉语中的“弄、搞、整、打”等，都属于轻动词的范围，尽管轻动词并不止于这些，先看下面的例子：
(1)a.你来弄、搞不好、整什么呢、做不来b.打磕睡、打喷嚏c.打开书
d.风飘万点正愁人（对比：烟波江上使人愁）、真愁死人了（对比：真让人愁死了）
e.美化环境、神化领袖人物
(1)a里面的动词有人叫做“代动词”(Chao 1968)。代动词只是轻动词的一种，而(1)b-e中的例子则表现出轻动词句法上的主要功能。(1)b是把一个行为名词变成了动作来表达，我们不能说“别喷嚏”，但有了轻动词“打”以后，我们就可以说“别打喷嚏”。(1)c中的例子代表了轻动词的又一种用法：它使一个不及物的动词带上了宾语。我们不说“开书到第五页”，但可以说“打开书到第五页”。(1)d中的例子更典型，它告诉我们：有些轻动词可隐可现，不仅古代汉语如此，现代汉语也比比皆是（见下文）。虽然它们（这里是“使”）或隐或现而意思不变（愁人＝使人愁），但其中下属动词（这里是形容词）所处的句法位置，则绝然不同。(1)e里的两例同样说明轻动词的作用：它能以语素的形式将一个形容词（或名词）变成［使A成B］式的动词。“美化环境”就是“使环境变美”、“神化领袖”就是“使领袖变成神”。在现代汉语里，如不用这个轻动语素“化”，就很难用词汇的手段来表达“使环境变美”、“使领袖成神”的意思，因为“绿我们的祖国”和“神我们的领袖”都不合法。这说明，轻动词的运作还可以用来构词。这里的构词句法结构及其运作，可归为如下步骤：
总之，轻动词的种类及其句法功能，在不同的语言和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据其外在形式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音的轻动词或空动词(empty verb)，如(1)d中的“使”；另一类是带音的轻动词（亦即phonetically realized light verbs）。这种分别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带音的轻动词直接促发它所控制的下属动词的句法移位，尽管带音形式（如使动语素“化”）在不同的语言和条件下也具备这种功能。“促发句法移位”是轻动词句法的一大特征。当然，移位需有严格的限定，其最根本的条件就是移动的动词必须是被轻动词所C－控制(C-command)的成分，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里，v是轻动词，v下面的V是被v C－控制的下属动词。当v是空动词或轻动词语素的时候，下面的V则要上移到v的位置，与之合并，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句法学上轻动词促发的核心词移位：一个核心词移到另一个核心词的位置上。这里简称“轻动词移位”。下文我们将看到，这种由轻动词驱使的核心词移位，在汉语中比比皆是——不仅可以造句，而且能够构词，不仅出于今语，而且用于古代——构成古今汉语句法与词法构造的一大景观。
2 以往的研究和困扰
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有许多奇特的语言现象一直困扰着从事语言研究的人。及物动词带受事宾语，这是常规。然而，汉语里动词的宾语不都是受事，这就有些不合常规了。北京话里，我们不仅可以说“用水浇花”，还可以说“浇水”。“水”是所用而非所浇的对象，然而中国人就这么说。再如，“那把刀不快，你切这把（刀）吧”。“刀”是切的工具，但却占据了受事的位置。还有“吃食堂”、“听耳机”一类的“代宾语”，也让分析者左右为难：“食堂”怎么吃？“耳机”有什么好听的？然而，这些不能吃、不好听的事物都成了宾语。于是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很早就提出“要认真研究动词和宾语关系”的问题。到如今，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动宾关系的分析也越来越细，不仅现代汉语，也推动了古代汉语的研究。然而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似乎可以把动宾关系归纳为有限的类别，另一方面，这种类别又似乎“举不胜举”。因此坊间不仅有“动宾关系X种”的条目，同时也出现了“汉语的动宾关系很复杂，要全部列举是很困难的”的说法（陈蒲清1999:328）。我们知道，《动词用法词典》把现代汉语动宾之间的语义关系区分为十四种之多。然而，也有人说：“实际上动宾之间的关系远不止十四种”（杨伯峻、何乐士1992）。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学者们一方面试图用穷举法将其概括无余，而另一方面，也有人坚持无法穷尽的相反观点。从这两方面的努力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动宾关系的三大特点：
1)复杂性（动宾之间有多种关系）；
2)可溯性（动宾关系一般都有与之对应的一种常规说法）；
3)无穷性（动宾关系无法全部列举）；
“复杂性”是说动宾的关系不只一种，而且究竟是哪种、有几种，也很难统一。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有可溯性——有可追溯的原型（或底层）结构。就是说，非受事宾语一般都有一个常规结构与之对应。譬如“切这把刀”的对应形式是“用这把刀切”、“睡小床”的对应形式是“在小床睡”、“愁死人了”的对应形式是“让人愁死了”等等。尽管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在语义上并不相等（参下文），但有对应形式的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非受事宾语的可溯性首先是一种分析的结果，而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刘景农(1958)。他作出例(5)这样的分析：
(5)朝同列＝令同列来朝（贾宜《过秦论》）
走蒙骛＝使蒙骛走（《史记·魏公子列传》）
学其子＝使其子学（《墨子·鲁问》）我之＝以之为我（《庄子·大宗师》）
尔欲吴王我乎＝尔欲以我为吴王乎（《左传·定十年》）
友风而子雨＝以风为友，以雨为子（荀子《云赋》）
我们认为，可溯性的分析不仅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为根据，更重要的，它是人们理解非受事宾语的必要条件。譬如：“师韩愈”这句话，我们只能按“以韩愈为师”或“把韩愈当作老师”的意思或论旨结构(thematic structure)来理解。这里，我们把“对应形式”叫作非受事宾语的可溯性，实际上就是把诸如“以A为B”、“使A为B”等形式，作为“B其A”的底层结构。我们认为，刘景农先生的分析揭示了原型结构与再生结构之间的派生关系。就是说，所谓复杂的动宾关系，其实都是正常关系的派生形式，都是某一特定底层结构的变形而已。从这一观点来看，上述动宾关系所谓“无法穷尽”的特点，不过是分析者从语义不同角度归纳出的一种结果而已。换言之，语义虽无穷，但结构则有定。举例来说，《史记·范雎列传》里的“秦王乃拜范雎为相”这句话，不但可以说成“秦王乃以范雎为相”，而且还可以说成“秦王乃相范雎”。《左传·昭公七年》：“阖庐以其子为卿”，据古代语法也可以说成“阖庐卿其子”。然而，如果从“相”、“卿”等官爵需“拜”而后成的语义角度上看，分析者就会把“相某某”、“卿某某”说成是名词的“拜动”用法。如此一来，有多少语义角度上的不同理解（或翻译），就有多少动宾的关系。其结果，自然也就难以穷尽了。我们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譬如，有人就根据“友之”等现象可以解释成“把……当作……”，从而分出一种“处动”的用法（《谈处动用法》，载于《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1期）。如果这样区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世说·惑溺》）以及“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李贽《赞刘谐》）等例的用法中，分出一种“称动”用法。事实上，下面的例子就有人分析为“供动”的用法（见《谈古汉语的供动》，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7期）：
(6)有一母见信饥，饭信。《史记·淮阴侯列传》
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礼记·表记》
句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脯之物，无不
之。《国语·勾践灭吴》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
从语义上看，这没有错，但从句法运作上讲，动词“供（信饭）”无法促发名词“饭”的提升并取代“供”，从而造成“饭信”的结果。如果只凭语义，与其说是“供动”，不如说是“与动”，因为“食之”也是“与之食”、“爵人”也是“与之爵”。然而，这样一来，不免见仁见智，殊难客观，更何况我们还可以说“饭信＝使信有饭”、“衣之＝使之有衣”、“食之＝使之有食”、“爵之＝使之有爵”……等等，不一而足。不难看出，一句“食之”尚且有诸多的解释（供之食、与之食、使之有食……），更不用说所有的动宾关系了。我们认为，非受事宾语的语义虽因事而异，故可随文而释，但其所从派生的结构则必须有定。非常规的动宾关系所以复杂，我以为，就在于表达该动词和该宾语关系的“关系词”（亦即介词）没有出现（其实不必出现，见下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有些促发移位的非音化轻动词的意义和用法非常抽象，于是也造成表层语义的复杂化。前一点我们下文讨论，而后一点则可以从古汉语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出来。譬如：“以之为X”里的轻动词“以”，即使在表层结构中也可以根据其中“X”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
(7)以之为侯封之为侯
以之为友结之为友
以之为师拜之为师
以之为妻娶之为妻
不难想象，如果左边格式中的“以”取非音化形式派生出“侯之”、“友之”、“师之”、“妻之”等短语，而后人却根据右边的意思，随文据事解为“封动”、“贡动”、“拜动”、“娶动”的话，那么自然也就难以穷尽了。注意，左边格式“以”的语义虽然抽象而不具体，但正是这个抽象而不具体的“以……为……”才具备促发结构变形（轻动词移位）的句法功能，语义具体的实动词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只有左边的形式才有资格作为非受事宾语的底层结构。根据这一句法条件，以往所谓无穷多解的动宾条例，如果作为动宾关系的语义翻译则可，如果作为它们所从由来的底层结构则非。换言之，“侯之”、“友之”、“师之”、“妻之”的底层结构只能是左边的“以之为……”，不可能是右边的换译形式。判定的标准取决于它们所从由来的底层结构是否具备变形能力（是否包含轻动词以及由此促发的句法移位）。
当然，动宾关系的复杂性还不止这些。我们知道，表层结构相同的形式可能是不同底层结构的结果。理论上说，同一个“勤民”，既可以是“使动”的结果，也可以是“为动”的产物。事实正是如此。请看：
(8)勤民＝使民辛苦：“秦违蹇叔，而已贪勤民”《左传·僖33》
勤民＝为民辛苦：“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传·僖28》
由此看来，不仅相同的句法格式（如“以……为……”）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解译结果，如例(7)，就是同一个表层形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源于不同的底层结构，如例(8)。
这就造成了（古今）汉语动宾“左（一表多底）右（一底多表）交叉”的复杂关系，更不用说移位派生还可以层叠套用了。（注：譬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枕之股而哭之”的底层结构应是“（使）之（在／DO）股枕”。“枕”先移动到空动词(DO)的位置，派生出“（使）之枕股”，然后，“枕”再移动到空动词“使”的位置上，生成“枕之股”这种双宾语结构。注意，“枕之股”只能是“A使之枕A股”，因为它的底层结构是“（使）之（在）股枕”——谁也不能“让尸体”枕到尸体的“股”。因此“枕之股”是否是双宾语结构的长期争论，也可由此而定，因为“枕其股”和“枕之股”的来源完全不同。）正因如此，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某一表层形式的底层结构到底是A还是B。譬如，《史记·项羽本纪》：“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里的“王之”是“使之为王”还是“以之为王”呢？又如，“骂街”，是“在街（上）骂”，还是“冲（着）街骂”呢？杨伯峻、何乐士(1992:560)说：“应是哪个介词有些则是可以商榷的。”我们认为，这里不是哪个介词的问题，而是是哪个底层结构的问题。移位后的表层结构究竟对应哪个介词的问题，尽可从语义训诂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然而，就句法结构而言，是哪个的问题并不重要，最要紧的是能否生成所期形式的底层结构。（注：哪个底层结构的问题不仅是句法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对文意的理解、历史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譬如：项羽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何面目见之？”（《史记》）“王我”是“以我为王＝把我当作王”还是“使我为王＝助我为王”呢？这或许就是决定项羽生死的大问题。然而，这和“王我”有几个底层结构没有关系。值得提出的是，在语言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意义是怎么产生的”（句法学）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训诂语义学）区分清楚。）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动宾的复杂关系究竟从何而来”。
3 以当代句法理论为根据的新解释
动宾的复杂关系究竟从何而来呢？这里，我们根据Huang(1997)、冯胜利(2000)、Feng(2003),Lin(2002)的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主要观点如下：
1)以往所说的“首位动词(first position verb)”或“介词”(preposition)或“同动词”(co-verb)，可以分析为一种实现非音化轻动词的格位标志（参下文）；
2)以往所谓“复杂的动宾关系”均可看作是由不同轻动词的不同用法及其促发的移位所造成的动宾关系，见树形结构(4)。
3)以往所谓的“非句法合成词”（养病、游街、骂街……）均可解为在构词句法层面由轻动词促发的移位所造成的复合词。
4)以往所谓“古代同源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很多都是轻动词移位的派生关系。
这里的新说和传统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传统的介词被当作了动词；（注：这里指介词占据了非音化轻动词的位置（见下文）。据此，我们可以说“介词具有实现轻动词的句法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介词只具备实现轻动词的句法功能。至于介词的其他功能，则当另文专叙。）第二，所谓动宾的复杂关系都被当作了“正常关系的派生形式”；第三，所谓“词序反常”的现代合成词也被视为正常运作的句法结果（在街（上）骂→骂街）；第四，古代同源词的语义关系（家→嫁）也和现代“养病”、“游街”、“开刀”等合成词一样，当作了轻动词移位的一种结果。此外，构词和造句这两种本来不同的语法范畴也放在了一起来研究；最后，汉语史上的历时现象和现代汉语的共时现象也统一起来综合分析。所有这些都与传统的方法不尽相同。我们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呢？第一，这里的新说是以句法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根据，以古今贯通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解释。因而，尽管和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不甚相合，但它自身却可“言之成理”（有理论），“持之有据”（有事实）。更重要的，第二，它可以揭示汉语在构词与造句、共时与历时上的一致性。换言之，语言虽分“词／语”的不同、时间虽有古今的差异，然而，所循的法则也有“虽百世而不变”的规律。我们认为：“轻动词移位”就是一条“百世不变”的语言定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构词还是造句，无论汉语还是外语，条件具备，必然发生。当然，它们发生的方式和场所，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而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要说明的第二点：轻动词移位的场所和功能，在古今的句法和词法上并非一成不变，处处雷同。只是因为对轻动词的古今合论，本文只是一个开始，因此我们只能先明其“所以同”（古今之同、词语之同），再究其“何以异”——把轻动词在古今词语上的不同表现和条件，留作下次讨论的课题。须知，古今本来就不同，词语理当有差异，如果不能首先见其同，也就很难抓住实质上的“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是基础、是起点。既然如此，轻动词移位的现象果真“古今皆有”，“词／语皆用”吗？先看下面的例子：
(10)现代汉语造句法：现代汉语构词法
用这把刀切
切这把刀因病疗养养病
用水浇
浇水
在街上游行 游街
让他愁死了
愁死他了为作战准备 备战
跟国家队打（球） 打国家队在街道上骂 骂街
古代汉语造句法
死于长安即葬于长安
死长安即葬长安《史记·吴王濞列传》（注：这里是名词并入到“于”的空位上的结果，与上述动词移位虽有微别而皆属核心词移位的句法运作。
自其师逃 郑公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
为天下劳
禹劳天下《淮南子》
古代汉语构词法
使之视→示
使之折（ｓｈé）→折
使之长→长（ｚｈǎｎｇ） 使之广→扩
与之言→语之（子语鲁太师乐《论语》*子言鲁太师乐）
不难看出，汉语在轻动词移位的句法运作上，古代和现代、构词与造句，确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性还可以从下面的对比中看出来。
(11)古代汉语：
为：为国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丈夫死国。《元史·忠义》
向：秦伯向师而哭《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臣不敢哭师也。《吕览·悔过》
在：在春风（中）笑→笑春风（崔护）
从：从石头（城）出来→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
现代汉语
为：为祖国献身→ 献身祖国
向：向纽约迁居→ 迁居纽约
在：在北师大讲学 → 讲学北师大
从：从美国过境→ 过境美国
尽管古今汉语的类型确有不同，轻动词的作用及其运作条件也不尽一样，然而，轻动词在促发移位和构造词语这一点上，古今皆同。这就是本文所要提出的一大规律。有了这条规律，我们“纵”可以贯古今，“横”可以通词语，而贯通古今句法和词法的关键和枢纽，就是轻动词的移位理论。
轻动词移位的理论源于Larson(1988)的空动词（亦即解决双宾语问题的VP－壳）。在汉语研究中，黄正德(Huang1997)首先使用这一理论分析汉语的短语结构；其后冯胜利(2000)也用之解决代体宾语的问题。（注：也可参考梅广(2003)、林宗宏(2002)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轻动词句法的理论在汉语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里，我只接续自己以往的研究（冯胜利2000,Feng 2003)，集中讨论“由介词表现出的轻动词句法的移位现象”。事实上，可由介词表现的轻动词句法现象，黄正德(Huang 1997)已有所涉及。譬如“你就喜欢跟他开玩笑”也可以说成“你就喜欢开他（的）玩笑”（尽管前后两句的意思不尽相同，见下文），而“开他（的）玩笑”就是在轻动词“D0”的句法结构中生成的（见Huang 1997），亦即：
由于DO（大写代表非音化形式，小写的do代表有音形式）是一个没有语音的动词（轻动词），所以，被DO C－控制(C-command)的下属动词“开”必须上移到DO的位置才能保证DO的存在，于是派生出“开他（的）玩笑”这种表层结果。根据这一分析，汉语中诸如“跑了两次犯人”、“他骑累了两次马”，以及“我走我的阳关道”等疑难和离散现象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冯胜利(2000)也采用同样的结构来解释汉语的“代体宾语”。“v”是一个空动词，所以促发下属动词“写”的上移，造成“写毛笔”的表层形式。根据这一分析，汉语中“吃食堂”、“洗冷水”等奇怪现象都可以看作是由轻动词促发移位而造成的一种表面反常而实则不怪的自然结果。
综合前面的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进而把轻动词的运作扩大到和所有介词相关的移位现象中来。我们认为，汉语中一般可由介词转说的复杂动宾关系（如“用毛笔写”和“写毛笔”），都是轻动词促发下句法移位的结果。下面我们先从理论上说明它们的结构和运作，然后从实践上看它们的表现形式（第4节）。
首先，我们可以采用黄正德(Huang 1997)空动词DO的理论来解释那些可以转化为用介词来表达的轻动词移位的句法现象。就是说，Larson的VP－壳可以理解为一种空动词DO（＝做）的投射(ptojection)。这个抽象动词DO要求有一个VP（事件场所event place）做它的补述语(complement)。而这个VP补述语自身包含一个动作行为（亦即V'）以及该行为所涉及的对象、事物或场所(theme)。这里的轻动词、补述语以及补述语中的行为及其涉及的事物，就是树形图(3)中的论旨结构。这种论旨结构，用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表述为：“做出／造成(v)［一个［动作行为(V')和该行为涉及的事物、场所或状况(NP)］的事件(VP)］”。在句法结构中，这里的论元成分各自占据一个相应的句法位置，如下图所示（为清楚起见，仍用(3)中的树形结构，记作(3')以示区别）：
根据这种分析，“张三开李四的玩笑”可以理解为“张三做了一件涉及李四的开玩笑的事”，“我睡小床”就是“我做了一件牵涉小床的睡觉的事”。我们认为，“可用介词转换的轻动词句法现象”的论旨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及其对应的句法结构，均可作如此分析，其他例子可依类而推。（注：也可参考冯胜利(2000)对带体宾语中轻动词移位的句法分析。那里，把这类形式的论旨结构分析为：［A引起［B到所做的事中来］］，和这里的分析并不矛盾。）下面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句法结构里，因为轻动词（DO或做）没有语音，所以，要么下属载音动词必须上移，要么选用语义和句法允许的载音形式来填充，从而保证空动词DO的存在（或实现）。如果采用第一种可能，我们就有所谓核心词移位的结果（即“睡小床”）；如果是选用第二种方式，那么通常所谓的“介词”就是这里的最佳选手，造成“可以由介词来转说”的对应形式（即“在小床睡”）。显然，根据这种分析，所谓“介词”不过是实现空动词（严格说是附加于空动词）的一种格位(case)或填位(place-holder)的标记。
毫无疑问，这里对介词的处理和传统做法很不一样。然而，这种分析不仅有句法的根据(P=casemarker)而且有很强的解释力。首先，汉语介词的动词性所以至今不泯，根据我们的分析，是因为它们占据了动词的位置。第二，我们的分析还可以解释“介词的转说形式和动词移位形式”之间的意思为什么可以不同（如“跟他开玩笑”并不完全等于“开他的玩笑”）。很简单，因为用本句的下属动词来实现DO，和用填补介词（＝轻动词）的方式来实现DO的结果，在语义上不可能永远是等值的（介词有其自身的意义），因此二者之间“或有不同”是预料中事。第三，我们还可以由此知道为什么轻动词促发移位的表层形式并不永远都有一个合适的“介词转说对应式”。譬如“说他”是“批评他”的意思。但是“说”原本没有“批评”的意思。“说”的正常宾语是“话语”一类名词，这说明“说他”是轻动词移位的结果。然而，“对他说”、“跟他说”等介词转说形式都不是“说他”的意思。换言之，“说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介词转说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这里的理论，DO这个空动词可以直接吸引下属动词上移而不必有介词的引入。因此“说他”的论旨结构应当是：“做［以‘他’为对象］的‘说’的活动］］”。正是因为这个对象“他”不必有介词的引入，所以才使得某些“动词移位式”无法对应“介词填补式”。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这里的“逃臣”既不是“从臣子那里逃跑”也不是“向臣子那里逃跑”。事实上，“逃臣”的“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躲避”，但“躲避”是今天的“意译”，不是上文“逃”字（＝逃跑run away)古代的词义。可见，这里的“逃臣”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介词转说式。这就是说，反常动宾的复杂关系，不仅需要从轻动词移位和介词转说的对应关系上来说明，也需要从轻动词移位的独立性上来解释。显然，这里的理论，在这两个方面可谓兼而有之。
不难想象，这一理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解释现代汉语中“一动多宾”的现象。譬如，拿所谓“二元六系”的动词“切”来说（参见沈阳1994，袁毓林1998，陆俭明2002），其中最不合常规的是表方式和工具的事物成了下属动词的宾语，然而，这可以非常自然地在(13)的结构中得到解释。（注：注意：和古代汉语不同，现代汉语里的这类轻动词移位并非自由能产的句法运作。我们可以说“切这把刀”，但不能说“挟筷子”（意思是“用筷子挟”）。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是轻动词运作只在L-syntax中运作的缘故。换言之，轻动词句法在古代属S-syntax的运作；在现代是L-syntax成语化的表现（参见Hale and Keyser 2002）。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需专文另述。）
(13)方式：你切丝儿＝你按丝儿切工具：你切这把刀＝你用这把刀切
显然，动词和它后面名词的语义关系可以多种多样，这是由于动作和它所涉及对象的复杂关系决定的——这些宾语都是该动词（行为动作）的所涉及者，因此都可以作为V'的题元(theme)。（注：因此，“切丝儿”的论旨结构可以解析为“做［（涉及）丝状的切莱（活动）］”；“切这把刀”可解析为“做［（涉及）这把刀的切菜（活动）］”，这与(12)中“做［（涉及）他的开玩笑］”（＝开他（的）玩笑）均属同类的论旨结构。）正因如此，它们可以出现在VP的Spec位置之上，移位以后就变成了动词的宾语。汉语中动宾关系所以复杂，由此可见其谛矣。
更为重要的是，轻动词的理论还可以运用到古代汉语的句法分析中来（参见Feng 2003）。就是说，不仅现代汉语有轻动词移位及其介词转说的对应式，古代汉语里也同样如此，不过古代更普遍、更自由罢了（由于S-syntax运作的缘故）。首先，传统所谓的“使动”和“意动”本身就是典型的轻动词“CAUSE/MAKE（使／让）”和“TAKE/CONSIDER（以）”所促发的核心动词的移位。譬如：
(14)意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动：“斫而小之”
除此而外，轻动词DO在古汉语中也造成大量的与“介词转说式”对应的“动词移位式”。譬如“从窦出”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与之对应的“动词移位式”则出于《庄子·田子方》：“日出东方”。不难看出，“日出东方”的树形结构和例(13)中的“切这把刀”的结构毫无差别，所不同的是古代轻动词移位比现代自由而已。
轻动词句法的理论还可以扩展到汉语的构词中来。根据Hale and Keyser(1993,2002)有关Ssyntax（短语句法）和L-syntax（构词句法）的理论，我们进而提出：在汉语里，轻动词句法不仅有造句功能，而且还有构词能力(Feng 2003)。当然，由于古今汉语类型的不同，轻动词移位在上古构词法里创造了大量的同源词（参第4节），而在现代构词法中则主要派生合成词（如：干杯、跑马、喜人、养病、游街、出车、备战、骂街，参本节）。这就是说，轻动词不仅在短语句法，而且在构词句法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威力。它可以纵贯古今，横跨词语。只是由于古今汉语的类型差异，它的运作范围和方式才有所不同而已。值得思考的是，汉语的研究一直未能将造句上的“切这把刀”与构词上的“养病”结合起来，更没有将现代合成词“干杯—使杯干”和古代同源词“扩—使之广”联系起来。是材料不足，还是理论不够呢？有一点很清楚，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要以材料为基础，而且要靠理论来发掘。就是说，没有材料，再好的理论也没有“用武之地”；没有理论，再全的材料也不能“物尽其用”，二者缺一不可。由此可见，只有“理论＋材料”才可以“以简御繁”，才能“发千载之覆”。
4 古汉语中的轻动词移位
其实，轻动词移位的句法现象在古人的注释中也可见其一斑。当然，古人没有“轻动词”的概念，但是，从他们的注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派生”与“被派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譬如《孟子》：“朝诸侯”。赵岐注曰：“使邻国诸侯…朝之”。这就告诉我们：“朝诸侯＝使诸侯朝”。又如，《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梁惠王》赵岐注曰：“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注意：“作之君，作之师”是双宾语，与“作其君，作其师”大不相同。赵歧注成“为（之）作君、为（之）作师”而不作“为其君、为其师”，说明这里的“作之君，作之师”源于“为之作君、为之作师”（轻动词“作”移动到上面轻动词“为”的位置之上）。（注：注意：赵岐注的“为作君，为作师”，若从“为”的本义和轻动词底层结构上看，就是“做［作君］］”和“［做［作师］］”，而“为之作君、为之作师”则可解为“做［对象是‘之’的）‘作君’的事”和“做［对象是‘之’的］‘作师’的事”。显然，这和上文(3')中的论旨结构完全一样。可见古代的注释也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再如：《汉书·黥布传》：“布常冠军。”师古曰：“为众军之冠”。这就是说，“冠军”源于“为军冠”（“冠”移到空动词“为”的位置上）。可见，古人的语感和我们的理论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的不同说法上，看出原型与派生之间的渊源关系。譬如《孟子滕文公》有“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君（昭公）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察也”。不难看出，《左传》的“以臣为有罪”就是《孟子》里“罪我”的原型。注意：“以臣为有罪”一语中的“以、为、有”，都是轻动词，故而能以空动词的形式出现，首先引起移位，然后导致“罪我”的结构。
总之，根据文献的考察、古人的训诂、今人的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析和考证，古代汉语中的轻动词移位是一种自由能产的句法运作。请看：
(16)［如A有B］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史记·曹相国世家》＝如狗有功
［使A如B］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使其手如戟
［使A有B］不介马而驰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使马有介
［为A之B］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为诸第之甲
［从NV］郑公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自其师逃
［N于V］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史记·吴王濞列传》 ＝死在长安、葬在长安
［对NV］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隐公元年》
＝对之誓
［向／朝NV］使人召犀首，已逃诸侯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向诸侯逃
［与NV］君子成人之美，小人反是。《论语·颜渊》＝与是反。
［因／为NV］归而饮至。《左传·隐公五年》＝因至饮
［与A以B］宋百牢我《左传·哀公七年》＝与我以百牢
［为(for)NV］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为之胙土，为之命氏
［以A为B］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汉书·赵充国传》＝以之为老
上面看到的都是轻动词在短语平面(S-Syntax)上的句法运作，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轻动词移位也是词汇构造的一种方式（参Hale and Keyser 1993,2002）。在当代句法学里，这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领域。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将对汉语的研究大有作为。这里只从古今汉语不同类型构词的一致性上来说明轻动词移位在构词法研究中的可观前景。我们先看现代汉语的构词法。现代汉语的构词法一般是“复合”，而复合的方式自赵元任(Chao 1968)以来都认为是按句法规则来组织的。因此我们不但有动宾短语，也有动宾复合词，不但有主谓短语，也有主谓复合词等等。一句话，短语和复合词是“同构(isomorphism)”的组织。当然，有的学者也曾提出：汉语中有相当一批合成词并不遵循句法规定的词序，因此不能说造句和构词是“同构”。（刘叔新1990等）然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轻动词句法在汉语里不仅能够造句，而且可以造词。因此“词／语同构”的结论仍不可轻变，因为所谓反常的词序或许就是句法运作的一种特殊结果。请看：
(17)双音节形式
养病＝因病（疗）养 救火＝对火（进行）抢救
卧病＝因病卧
备战＝为战（准）备
干杯＝使杯干
跑马＝让马跑
烦人＝让人烦
骂街＝在街（上）骂
游街＝在街（上）游
开刀＝用刀开
喜人＝让人喜
出车＝让车出
起床＝从床（上）起
打枪＝用枪打
四音节形式
发展经济＝使经济发展
振奋人心＝使人心振奋
加快速度＝使速度加快
巩固国防＝使国防巩固
扩大战果＝使战果扩大
健全法制＝使法制健全
坚定信心＝使信心坚定
端正态度＝使态度端正
方便群众＝使群众方便
繁荣经济＝使经济繁荣
密切两国关系＝使干两国关系密切丰富文化生活＝使文化生活丰富
上面的构词形式和短语构造，实出一辙。再如现代汉语中诸如“忙考试＝为考试忙、笑死人＝让人笑死、气死人＝让人气死、恨死人＝让人恨死……”等三音节结构，也都是轻动词移位的产物。由此可见，轻动词句法不仅可以造句，同样可以造词；不仅可以造现代合成词，而且可以造上古同源词。譬如：
(18)［使XV］使之视→示
使之折（ｓｈé）→折
使之学→教
使之开→割
［使X为Y］ 使之为长→长（ｚｈǎｎｇ）使之为广→扩
使之为破→劈
使之为半→判
使之为半→分
使之为别→辨
［使X有Y］
使之有家→嫁
使之有章→彰
不难看出，同源词的创造同样遵循轻动词移位的句法格式。我们把由这种方式派生出的同源词叫作“句法同源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与“学”，亦即：
根据上古音韵学的研究（如非名词化语缀*－s等的发现），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上古时期，促发移位所造成同源词的轻动词位置上（如“使”），很可能有一个带音的语素（带音轻动词语素）。当下面的动词（或名词）与之合并以后，移上来的动词（或名词）的原有发音（如声母、元音、或声调）就会发生变化（所谓语音造词）。（注：如古藏语的自动与使动即可由浊声母和清声母的变换来表示：“ndzag”为“滴”而“使滴”则为“btsag”。）“教(* ko)”与“学(* uk)”的关系是一种，后来所谓的四声别义，也是其中的一种。总之，句法同源词之间的关系是派生词与轻动词的关系，是由句法移位造成的。派生的新词最早可能通过一种音变机制与根词发生语音的关系，后来由于声母简化及韵尾脱落，句法造词的音变表现就越来越模糊了。东汉以后经师训诂中的四声别义，很多是人为的结果，但是从句法造词的音变机制上看，他们并没有“出格”。事实上，句法造词除了［使X为Y］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格式（为简单起见，下面把派生词直接放在轻动词的位置上）：
(20)［DO之以N］ 蹋之以蹄、研之以砚、酌之以勺、捶之以箠
［DO之如N］
擐之如关、驮之如驼、援之如猿
［DO之于N］ 纳之于内、陷之于坎、藏之于仓、教之于校
［LIKE X］ 魚—豚、黑—墨、倨—踞、甘—柑、刚—钢、疏—梳
［DON］（注：“渔—鱼”的派生结构和“打鱼”一样，如下图所示：
如果空动词V用“打”来承担，则为“打鱼”；如果用校心词移位（或复制）法来孳乳新词，则为“渔（＝打鱼）”。）
渔—魚（＝打魚）、狩—兽（＝打猎）、佃—田、擒—禽、嗅—臭、秉—柄（这里有一个先后的问题。譬如“把（＝攥）”和“把儿（＝柄）”，是“把”派生“把儿”呢，还是“把儿”派生的“把”呢？同理，“封”和“邦”同源，是名词在先，还是动词在先呢？就句法而言，移位前的是原始形式，移位后的是派生形式。因此句法运作上也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然而，根据Hale and keyser(2002:63)的理论，构词句法中核心词的合并(conflation)可以看作一种复制的操作（不必移位），即一个核心词复制出另一个与之有“成分控制”关系的核心词。据此，只要两个核心词具有成分控制的合并关系，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这种同指(co-indexing)的关系复制出另一个。因此句法运作可以不论先后，只要符合复制的条件，就可以派生。）
［
之成
］ 分之成份、封之成邦，张之成帐、围之成帷、结之成髻、断之成段、湅之成练其实，这种句法造词的现象在古代文献中也早有所示：《论语》“政者，正也。”从训诂上看，“使之正”即为“政”；从句法上看，“政”所代表的恰是“正”在使动结构中，动词提升后句法并入的结果，因此，就句法训诂学而言，“政”是从“正”派生出来的“句法同源词”。换言之，“正”的使动用法可以独立成词，于是造“政”字以当之。这类现象不胜枚举，甚至传统所谓的“施受同辞”，如“受—授”、“买—卖”、“见—现”等，均是轻动词（使）所促发句法同源词，所不同者，有的给派生词造了字，有的则仍用原来的字（后代也有个别如此者）。譬如：
(21)造新字者
受＝接受
：授＝使接受（给予）
买＝用钱换东西：卖＝使人用钱换东西（使买）
学＝获得知识
：教＝使人获得知识
见＝看到
：见（现）＝使看到
至（到）
：致（使到）
食（吃）
：饲（使之吃）
不造字者
观＝看
：观（去声）＝使看（楚观兵于周）
饮＝喝
：饮（去声）＝使喝
空＝没有东西
：空（去声）＝使空间没有东西
折（ｓｈｅ）
：折（ｚｈｅ）＝使断
这里成对的同源分化词不仅有语义上的同源关系，重要的是它们的语义关系均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故而都是通过移位才获得的同源关系。
5 结语
轻动词句法的研究不仅在汉语里是个新课题，在当代语言学中也方兴未艾。这里，我们只初步提出轻动词句法研究的意义和方向，其中可发掘的现象及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只能另文专述。总之，本文提出的非受事宾语的派生性、古今词／语在“移位构造”上的一致性，以及据此而建立“句法训诂学”的必要性等，均可为将来汉语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开辟新的途径。
［收稿日期］2004年8月30日［定稿日期］200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