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能成为“价值中立”吗?论实证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理论_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能成为“价值中立”吗?论实证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理论_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能够“价值中立”吗?——评实证主义经济学的“价值中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实证主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3)05-0010-06

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流派,尤其是实证主义经济学一派,在界定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时,长期持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经济学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与“价值无涉”的“纯科学”。这一观点的实质是,将经济学——实则是他们倡导的经济学,解释为适应于一切社会制度、一切民族和国家的普适科学,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

然而,经济学能够“价值中立”吗?否。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和人全面发展、为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科学,而不仅仅是研究资源配置、财富增长的科学,因此,经济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基本命题和结论都不能不包含价值属性;经济学不能拒斥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更不可能价值中立;因此,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一切民族和国家的所谓“纯粹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

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大多认为,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实证科学。为此,他们力图将实证主义的方法纳入经济学,使经济学“科学化”,以“拒斥”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然而,“拒斥”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吗?这就不能不对这一观点的哲学渊源作简单的清理。

由穆勒首创、后经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实证主义,为了划分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界限,曾经提出了一个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就是所谓的经验标准或经验证实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凡是能够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这就是著名的实证原则。实证,其基本的含义就是所谓可证实性、精确性。依照这个原则,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人类的知识区分为三大领域,其一是科学领域,也就是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理论正确与否,都是可以由经验来证实的,是精确的,因此是科学。第二大领域,是所谓形而上学领域,包括哲学和宗教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理论不能由经验来证实,其存在的根据在于人们的信仰。第三大领域是价值领域,主要包括伦理学和美学。伦理学和美学不能提供科学的知识,但能表达人们的情感。通过这种划分,他们把哲学和伦理学等学科排除在科学之外,而惟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试图将科学的方法引入哲学,使哲学科学化,于是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科学哲学流派。

实证主义哲学对知识的划分,有两点特别重要,其一是经验证实原则,其二是排斥价值判断。这两条原则表明了一个思想:科学的知识是经验知识,它排斥价值分析;而包含了价值分析的知识一定不是科学知识。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吗?否!科学的发展史和人类的认识史表明,人类的许多知识,尤其基础理论方面的知识,并非都是经验知识,其真理性也不能完全由经验来证实,譬如相对论。相对论是根据物理学提供的一般规律,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而提出来的。相对论的真理性也只是由少数几个“判决性试验”来证实。正因为如此,普波提出了著名的“否证论”,认为科学知识不可能完全由经验来证实,相反,经验只能否证某些知识。波普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他揭示了一个事实:知识,尤其是描述自然界一般规律的知识,是无限的,而经验总是有限的,以有限来证明无限是不可能的。为丁证明知识的真理性,我们还需要经验以外的东西。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最根本的原则——经验证实原则不能成立。

科学知识能否排斥价值判断呢?的确,自然科学知识不像社会科学知识那样,包含了明显的价值取向,在一定范围里,应当承认其价值中立性。然而,只要超出一定的范围,其价值属性仍是不能否认的。人们之所以追求科学,就在于科学对人有价值。换言之,真正的科学必定是有价值的知识。正因为科学知识对人有价值,人们才认为它是“好”的、“善”的。

科学知识的价值属性不仅表现在它对人的意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人认识世界的活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要把主体的属性赋予认识的对象。人的这种主体属性,既包括实践属性,又包括价值属性。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认识客观世界,就不能不把知、情、意等意识要素投入认识过程,从而使科学知识具有价值属性。不但如此,为了描述自然,人们也往往把“美”作为衡量知识的重要标准,认为只有美的知识才是“好”的知识,甚至把美推崇为科学的最高境界。凡此种种,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真正的科学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科学不可能与价值无涉。

实证主义无视科学知识的价值属性,过分强调科学中立,并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科学的最重要原则,这就使它不能不遭遇种种非难,以致退出哲学的前台,逐渐走向衰亡。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实证主义的确是一种独创性的学说。从思想发展来看,这一学说也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和批判性。在倡导思想自由、崇尚批判精神的西方社会,尤其在实证主义盛行的时期,它在西方科学界乃至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其他学科。经济学便是其中之一。

西方经济学家们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和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纯粹的”、“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科学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一方面尝试把实证主义的方法纳入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知识的可证实性,似乎只要做到这两点,经济学就可以“科学化”。而价值中立与经验证实本质上一致:如果经济学知识是可由经验证实的知识,那么,它就必然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如果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那么,它就必然是“纯粹的”、“科学的”。

借助经验证实和价值中立就能使经济学科学化吗?不能。

经验证实原则在经济学科学化过程中的运用,主要表现为将数量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使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精确化。在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如果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使经济理论数量化、精确化,那么,对经济活动就可以进行数量分析,经济知识就可以用经验来证实;而经济知识一旦数量化,就可以做到价值中立,使之成为纯科学。于是,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相继提出,形成了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对垒。

实证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从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简单模式到同时考虑知识积累、科学、技术和外贸等具有后效因素的比较复杂模式的道路。由于它是给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更加完善的手段,以揭示现实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人们曾对数量经济学寄予很大的热情,希望能借助它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更加严密,更加科学。然而,经过不长的时间,数量经济学便招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数量经济学的基础——数学。这是因为,以数学为基础的“纯粹”经济学,无法使经济学真正科学化。

例如,在确定“人的成本”时,纯粹的经济学便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谓人的成本,是指人确确实实的全面生活的成本,也就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按照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的说法,人的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维持个人物质平衡与精神平衡的成本,享受教育与智力生活的成本以及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然而,对人的成本的研究却遇到了巨大困难。按照纯粹经济学的要求,要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精确”地确定人的成本。然而,经济学却无法使人的成本精确化。人们最初试图通过精确的计算使之精确化,但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教育、休闲等方面的支出不同,因而不可能找到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精确的计算技术”。尔后,又有人尝试根据一个人的寿命及其消费掉的社会产品等来计算人的成本,但由于价格指数的多变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性,这一尝试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经济学不可能找到一种“精确的方法”来计算人的成本。人的成本的计算困难,表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决不可能是“精确”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生活变得难以想象的复杂,经济学不但不可能通过精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全世界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甚至无法有效地预测、控制各种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相反,却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事后诸葛亮”。这更进一证明,要使经济学成为纯粹的、精确的科学,只能是一种幻想。

“精确化”的失败,实际是将实证主义方法引入经济学的失败。这说明,经济学不可能是完全实证的,经济学理论也不可能最终由经验来证实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如果实证主义的方法在经济学领域是有局限性的,那么,与之相应的“价值中立”也就不能成立。从方法论上讲,逻辑经验主义是通过经验证实原则来排斥价值评价、价值分析的,实证主义经济学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验证实原则引入经济学,就可以证明经济学的命题是不包含价值意义的纯科学命题,经济学的判断是科学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纯科学描述。这样一来,经济学就可以成为普适的科学,是适应于一切经济现象的科学,不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有何不同,只要有了这种纯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那种包含了价值评价、价值判断的政治经济学就可以束之高阁了。

然而,经济学并非“纯科学”,它不可能排斥价值评价,做到价值中立。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科学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科学,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必须自觉将其对于人的价值、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放在首位。他们还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经济学的这种价值怎样才能实现呢?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希望寄托于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实则把人们引入了歧途。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把希望寄托于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第一”;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势必会导致经济“效益第一”。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反而被排挤到了次要的位置。他们为此深表遗憾。

更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后来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不肖子孙们”,在发展了古典经济学错误的同时,却背弃了古典经济学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曾经指出:“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是佩鲁等经济学家鼓吹的“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之点。这就意味着,科学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经济学,是以人为主体的经济学;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科学的经济学追求的价值目标。换言之,只有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学,才是“好”的经济学。

经济学不能做到价值中立,不能排斥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学不能不研究经济制度。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基本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法。其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就包含了深刻的价值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制度决定经济运行的模式,决定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法,或者说,一定的经济模式只能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框架里运行,一定的经济手段和经济方法也只能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框架里发挥作用。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把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经济研究的首要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质上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典。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的“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非人道性。一句话,就是揭露了资本主义背离人类基本价值的“恶”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是公正、平等,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社会,是真正人道的社会,是充分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的“善”的社会。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决不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它的许多命题既是经济命题,同时又是价值命题;它的许多结论既是经济结论,同时又是价值结论。

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断然否定资本主义会走向灭亡,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好的制度,如果人类还需要某些“改革”,也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既然如此,经济学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基本经济制度呢?因此,他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财富增长的学说,强调经济模型、数量分析的重要性。不难看出,这样的经济学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的“恶”,同时也否定社会主义的“善”,并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掩盖其价值目的。

这些分析表明,经济学不可能回避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而一旦研究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可能拒斥价值评价和价值分析。这也说明,以经验证实原则、价值中立原则来排斥价值原则是不可取的。

那么,经济学的价值属性、价值原则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经济的价值评价、价值分析中;而经济的价值评价、价值分析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活动的价值,首先表现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评价、经济分析的首要意义标准。如所周知,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一切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类才可能创造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使人获得解放,使社会获得进步。“好”的经济制度应当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生产力的发展要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效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利润率等等指标。这些指标,既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及其程度、投入与产出之比,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因而既表征着生产力的质,也表征着生产力的量。效率是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首先要以效率作为标准。一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如果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其怎样符合人性、人道,也是没有价值的。

第二,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经济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那么,它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零增长”。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强化了私有制,加深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而是一种必然走向灭亡的“恶”的经济制度。这说明,经济增长、生产力的提高有其价值前提。这些前提至少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缩小穷国与富国的差别,维护生态平衡,资源在全球范围里的合理配置,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目前普遍存在的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强国对弱国的掠夺,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不仅使巨大的物质财富不能合理地为整个人类服务,而且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就使人不能不对现存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这一意义上说,“好”的经济制度不仅是有效率的制度,而且是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因此,将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为经济评价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学的终极价值。如前所述,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科学,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学,因而人的发展是经济学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一些进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原因也在于他们不赞成把经济增长、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他们批评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忘记了人,忘记了人的价值,致使经济学误入歧途。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重新把人置于首要的价值地位。这种观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人和人的价值出发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存矛盾,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剥削和压迫,在于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的价值的否定。而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显然,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学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人的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不过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由于新的剥削和奴役制度的产生,人已不成为人。他在《资本论》中大量引用英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压迫人、剥削人、把人不当人的制度。因此,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道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成了欺人的口号。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非人道性,证明劳动者在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首要地位。人的地位不是空洞的,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等许多具体内容,而这一切,都要通过共同劳动、自由劳动、公平分配等多种物质形式来体现。因此,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是能够科学说明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价值的科学,是能够说明劳动者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过程中首要地位的科学。而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是能够确证和维护劳动者这种地位的制度。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讨论经济评价问题的指导思想。

人的发展还表现为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身体素质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则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前提。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把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优先价值。要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就应该使人的各种客观需要得到满足。现代西方经济学主张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鼓励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当然有其合理性。问题是,一个人在作出自由选择之前,在从事科学技术创新之前,必须正常生活,并且不是片面地生活。为此,就需要全面了解人的客观需要,使其尽量得到满足。如对于正常的食物构成、疾病的防治、人体所需要的空气量、阳光量、家庭卫生保健乃至休闲娱乐等,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使其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健康的生命基础。

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依赖于教育。必须把教育水平的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目标。邓小平同志以“三个有利于”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三个有利于”,同样是经济评价、经济分析的基本价值标准。这说明,经济评价的标准决不是一些单纯的经济指标,也不是“利益最大化”、“效率”等几个基本概念所能概括,而是一个包含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整体。

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乃至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分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评价,人们才可以比较不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优劣,才需要在不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经济学家拒斥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价值评价、价值分析,实际上是要模糊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别,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终极性辩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区别开来。这说明,对不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价值评价、价值分析是必须的;同时也说明,经济学不是一门“纯粹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恰恰相反,是一门包含了价值属性的科学。

收稿日期:200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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