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理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革命性事件，它不仅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和生态环境操纵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经济导致土地载能的提高，人类运用集体智慧和社会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①。
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农业是何时、何地、如何和为何起源的。自从柴尔德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动植物驯化较早的西南亚和中美洲，考古研究者开展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运用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进程。一般说来，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倾向于从特有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这些解释方法可以大致分为环境、社会和人类学、认知力三个方面。环境解释方法是目前数量最多的，在环境解释方法中，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和人与动植物间生态上和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引人注意。社会和人类学上的理论批评环境决定论，他们特别注意社会方面，如社会结构、交换等。在认知力解释方法中，受到关注的是人的思维或象征性、认知力和心理文化方面。
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历程概述
西方学者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1866年在瑞士湖上居住遗址发现粟等农作物遗存后，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农业起源问题②。霍布斯③ 认为狩猎采集是一种孤独、贫困、肮脏、粗野和短缺的生活方式，尽管其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观点是被广泛认可的。进化理论是该时期较为流行的理论，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业起源是直线进化而来的，农业作为一个先进物，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采用农业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④。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较少有人关注，但阿尔丰沙·德堪多⑤ 和罗斯两人⑥ 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或各有侧重，这两个人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⑦。
在西方学术史上，第一个对探索农业起源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是柴尔德。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工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使农业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必须研究的课题。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中更加有意识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农业起源的原因进行探索。
柴尔德提出了古典绿洲理论，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种植植物，驯养动物，这样农业就起源了。柴尔德的绿洲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世界上至少有四个农业起源中心几乎同时单独产生了农业；另一方面，虽然他把农业起源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但并没有很好的解释环境变化在农业起源过程中的机制，因此被人认为是“环境决定论者”⑧。
绿洲模型虽然被很多学者所放弃，但是却引起了考古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等诸多学科学者对农业起源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农业起源真正成为一个本身就需要研究的领域⑨。学者们也开始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来研究农业起源，进入了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即研究农业是为何和怎样起源的。随之，学术界就世界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农业起源的假说、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机制不尽相同，但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及其他学科学者开始将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触发机制，并对每个农业起源地带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解释。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从认知力或心理因素方面解释农业起源。有关农业起源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从环境因素、社会／人类学解释方法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如下：
（一）环境解释方法
1.绿洲模型
绿洲模型是有关农业起源的最早模型之一。尽管通常认为提出该理论的是柴尔德，但真正首次提出该理论的是拉斐尔庞佩利⑩。柴尔德(11)(12) 基于当时的古气候重建资料描述到：近东（即西亚）在末次冰期结束时经历了一次相当干旱的气候时期。为了获得食物和水，人类和动物被迫汇集到少数可获得永久性水源的地区：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绿洲，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人类认识到动植物成为食物的潜力，开始进行试验，最终导致了农业的产生(13)。这些早期农业者未必是定居的，他们可能只是定期到绿洲来收割谷物。庄稼地里的残株会吸引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受到保护、精选和驯服，并导致最终动植物的驯化。简言之，由于环境条件（干旱）导致了人类和动植物进化间强烈的共生关系。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的冰期之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应当早就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绿洲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
尽管我们知道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并没有干燥的气候（这是绿洲理论不能解释农业起源的关键之处），但绿洲理论的许多方面仍然有显著的进步意义。直到今天，其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方面对许多理论的形成都至关重要(14)：（1）新石器时代仍然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革命性质的；（2）气候压力作为一种触发因素仍然受到普遍赞同；（3）植物很明显是第一个被驯化的主要生物体；（4）食草动物和田地间的正反馈机制和动物作为“可移动的食物仓储室”仍然适用。
2.宾福德的边缘理论模式
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了一个解释向农业转变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人口、最佳区域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一模式，全新世伊始，全球充满了人，近东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最佳栖息地，半定居人群的人口可能迅速增长。由于该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大量土地损失，不断增加的人口超过该区域载能，这导致人口迁移到那些不是很适合居住的多为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所居住的边缘地区，并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共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人们常将谷类移出其天然的生长环境，从而导致对种子的选择和最终的驯化。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触发器是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压力，他对农业的产生作了如下推论：在最佳栖息地生活（有富裕的资源）－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人口向边缘地带移动一种植及最后的谷类驯化(15)。
边缘理论模式强调人口结构、局部生存系统的平衡和当地环境因素的变化。该理论将农业的开始和发明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集中于人口系统的行为和适应行为的条件。虽然宾福德的观点并不是尽善尽美，但他基本上框定了后来农业起源研究的框架，一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这可能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二是受人口爆炸的影响，然后以定居作为突破口。
1976年，科恩(16) 对宾福德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观察到在大约15000年前，几个农业起源地开始加强对谷物、贝壳等一些过去不屑一顾的资源的利用。他认为史前就曾发生过食物危机，而导致食物危机的原因是在一些相对平静的地区，由于食物资源特别丰富，人们会定居下来，定居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增加造成食物匮乏，食物匮乏又迫使人们去干预作物的生长活动，使之增加产量，这样农业就起源了(17)。
3.新仙女木事件模型
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是末次冰消期以来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非轨道事件，发生在约11ka B.P.～10.14ka B.p.（12,800～11,500 a B.P.）之间(18)。新仙女木事件大约持续了1300年，温度变化为6℃～8℃，代表了更新世最后一次气候事件，同西南亚中石器晚期和末期相对应。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采用同宾福德和弗兰纳瑞（见下文）相同的解释框架，它们涉及定居、人口增长与扩张、环境压力和食物资源压力之间的关系，而食物资源压力导致了种植和驯化。巴尔约瑟夫和贝尔福科恩等人意识到新仙女木事件的时间与农业起源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19)－(22)：新仙女木事件导致气候不稳定，谷类作物传播减少，区域环境载能降低，因此，它彻底改变了西南亚中石器早期人类定居的生活方式。觅食者受到鼓舞并回到开展易于移动的居住策略，从而迫使自己充分利用分散的植物资源。最终，由新仙女木事件导致的更大的资源压力，促使西南亚中石器时期的人类开始种植野生谷类，从而走上了开展农业的道路。
尽管新仙女木事件模型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解释，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不断恶化的气候和不断减少的野生谷类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种植和驯化）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博特马(23) 在有关早期农业的花粉资料论述中指出：孢粉学的证据并不支持（实际上是与之相矛盾）新仙女木时期野生谷类减少的假设。其次，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指出：过去虽发生过多次气候和环境的波动，却都没有导致农业的起源。然而，这种评判却忽略一个事实：人口压力是新仙女木事件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为什么农业不在四万年前的智人时代产生呢？因为有关证据表明当时的智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那时也出现过几次巨大的气候变化，人类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问题新仙女木事件模型均不能给予解释。
4.季节模型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季节模型(24)，该模型是基于驯化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大规模的全球性进程这一思想上提出来的。他们指出：机遇、技术、社会组织及需求是农业开展的必要条件，他们简短而又大胆地回答了何时、何地、怎样，特别是为什么的问题；何时？PPNA时期；何地？在约旦河谷的利桑湖和贝珊湖附近的陆地上；怎样？无意识的选择。有关为什么的问题，他们关注季节性。他们认为，在早全新世有一个气候最宜期，其季节性存在明显差异，即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湿润的冬季截然相反。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将近东农业起源描述为：由于夏季气候变干和湖水消退，人们面临关键资源的季节性短缺。人们通过储存和定居应对资源短缺，这样增加了当地环境的压力，资源被大量消耗。或许是由于其他定居人口同样耗尽其附近的资源，人们并没有迁移，而是努力去猎获鹿、瞪羚，采集一年生植物种子。增强了的季节性、不断变干内流湖盆地、定居的优势和必要资源的耗尽，是纳图夫末期人口向贝桑湖畔聚集，驯化谷类和豆类的原因。
因此，可以假想接下来发生的连锁事件：季节性、存储、定居、资源损耗、农业。质疑新仙女木事件影响的赖特接受了季节性模式(25)。布鲁勒也支持这一模型，因为谷类在季节性干旱环境中生长良好，结出大而有营养的种子(26)。
季节性理论包括气候变化、人为的环境变化（砍伐树木和灌木丛、火烧灌木丛、践踏）、技术（长期储存，对谷类的打磨和加工）和解决组织（定居）。然而，PPNA时期的谷物驯化，推测的种植和驯化之间有限的时间间隔是不可靠的，这使得季节模型比看起来要难以理解。
5.共同进化模型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像人口压力说（见下文）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27)。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有所区别，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一种有意识地控制进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
瑞达斯(28) 关注驯化过程中动植物间和植物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他认为驯化是植物和人之间互惠共生协同进化的结果。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偶然的驯化，指的是野生植物的传播和保护，最后导致一些野生植物发生变化；（2）专门化驯化，指人工环境中人和植物间的密切关系；（3）农业驯化，表示进化过程的结果，导致形成驯化植物。驯化首先是基于遗传突变；其次是基于专门的预适应植物的出现（有硬花轴）和人为环境及行为，包括突变体的选择（植物和人共生）在内。因此，农业是人——植物长期共生协同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农业技术跨越了人——植物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环境局限性。由于驯化植物，区域环境载能增大，这导致人口增长及农业社会的扩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驯化植物和农业促进了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反过来促进了农业。
瑞达斯(28) 因此提出了新达尔文进化模型，它强调无意识的选择压力。他明确反对人类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有意向性。正如沃森(29) 所指出的：瑞达斯否认驯化过程中人类的积极性作用损害了他的理论。在驯化过程中，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很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提切诺夫(30) 也赞同动植物驯化过程中缓慢的无意识进化，但他包括了文化因素：驯养动物（和植物）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其是偶然出现的）。有意识的操纵动物（不管是已驯化的还是野生的）仅仅是后来出现的，其发生仅是在社会文化发展成熟之后。
总之，共同进化模型也是一种直线式进化理论，其农业起源的主要触发机制是人与动植物间的共同进化，否认农业起源过程中人类有意向性，将农业起源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尽管现在许多考古学家不接受其降低人类意向的观点，但是人类适应动植物如同动植物适应人类一样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解驯化过程的视角。
6.路径依赖模型
受共同进化模型和季节模型的启发，本茨(31)(32) 提出了一种有趣且新颖的“民族学”模型。尽管她称其方法为民族学分析，但她认为人类开始农业的根本原因似乎与环境（季节性）有关，因此她的模型被纳入环境分析方法中。路径依赖模型涉及到的观点是人的选择受到早期选择的影响：他们驶向预先决定的道路。换言之，人的行为未必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活动的长期结果很难被评估。
由于区域内丰富、可靠资源（谷物）的出现，或者由于有不可缺少资源的区域减少（由于人口压力或环境变化），人类首次对当地资源变得有依赖性。在有丰富及可预测资源的情况下，人类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移动性降低，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在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竞争。竞争和社会冲突都会导致互惠原则的降低。结果出现了应对资源短缺的新方案，即专门的交换或储存。储存、交换和财产权导致定居，而定居会反过来促进储存。另外，可以预料的是：小村庄中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以加强。由于定居、储存及交换、依赖于当地环境，可能会发生资源短缺。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人们开展了农业种植。而对资源的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定居、储存、种植等。此外，人们开始在情感上依附于他们的村庄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建立在依赖区域受到约束的资源及互惠原则减少的基础之上。其实质也认为农业是人与动植物之间无意识共同进化的结果。她反对以下几种观点：（1）新仙女木时期种植不能开始；（2）种植不能在资源丰富的时期开展；（3）社会等级不是种植的先决条件。
7.原始农业模型
塔吉从进化和长期性的角度来解释农业起源。他认为至少在40000年前，人们就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植物保护和繁殖，猎物管理，如使用火），因此可以称他们为原始农民。到新石器革命时期，农业活动已经开展了几千年：新石器革命时期的变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仅仅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趋势加以巩固(33)。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仅仅代表了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开展。塔吉认为，从原始农业向大规模农业转变的主要触发器是末次冰期结束时的海平面上升。由于人们必须拥挤到较小的地区，他们不得不加强种植，这导致了驯化的产生。关于海平面变化，我们又从中看到宾福德边缘理论模型的影子。
正如塔吉本人所说：他的理论完全是假设性的，没有证据证明40000年前原始农民的存在。然而，其模型颇有创意，因为该模型介绍了一种长期性、过程性的观点，从而对农业的革命性性质提出了质疑。
（二）社会和人类文化模型
1.丘陵侧面模型
柴尔德把早期农业定位于尼罗河低洼处的绿洲和黎凡特地区，而布雷德伍德(34) 则认为农业起源于较低的丘陵地带和扎格罗斯—托罗斯山脉山谷中。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伊拉克－贾莫工程的基础上，布雷德伍德认为：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在有作物、绵羊、山羊和牛群野生祖先的地区农业发生了进化，从而导致像贾莫一样农业村庄群体的出现。在多学科团体的帮助下，他将其定义为“丘陵侧面”理论（也称为“自然栖息地”或“核心区域假说”）。他将农业的转变解释为受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驱使。他认为当文化准备好后，这种转变就发生了：即当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人类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周围环境的相关认识，这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适宜的地方。因此，动植物能被严密监视，逐步形成了人与动植物间更加密切的关系。人们收获野生谷物，试着去管理动植物。布雷德伍德称这一时期为初期农业。
尽管布雷德伍德没能回答为什么文化在特定时期才准备好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最早的农业生产群体确实在黎凡特地区。由于他主张多学科的研究，并且他认为农业开始于野生祖先的自然生境，所以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有重要意义。
2.弗兰纳瑞的边缘化模型
弗兰纳瑞(35)～(37) 在伊朗东部德鲁兰地区工作时采用了宾福德的边缘化模型，但他反对把气候变化作为驯化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农业活动的开展是对人口和经济变化的响应。在扎格罗斯山脉，由于“广谱革命”，人口在大约2万年前开始增长，这导致了定居和人口增加。人们会移居到边缘地区，在那里种植谷物。同许多常见的理论不同，弗兰纳瑞的解释特别关注谷物驯化的生物学方面。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野生物种从其原生地输出；（2）消除自然选择机制；（3）对那些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存的显型进行无意识的选择。这三种无意识的过程同简单的灌溉技术相结合，导致人与植物间相互关系的不可逆转，并促使驯化的产生。
该理论虽然把人口压力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机制，但却反对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动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人口压力模型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38) 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
科恩将人口压力作为世界各地食物生产开始的最主要原因。其潜在含义是：人口有不断增长的内在趋势，且人们难以控制这一增长趋势。科恩认为：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持续的人口增长与膨胀导致全新世伊始人口占满全球，人口难以向其他地区迁移。由于其导致的食物资源压力，人们不得不食用那些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科恩认为人口增长是人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因而不是结果(39)。然而，该理论中假设的晚更新世人口扩张没有证据支持(40)(41)。
麦克尼什提出了“正反馈过程”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在其模型中，驯化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进化。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生活方式、定居、人口增长及人口压力的基础之上。总之，从纳图夫文化开始，接下来发生的是：潜在驯化物／丰富资源的存在→人口增长→地区人口承载力降低→驯化物输入→园艺（PPNA时期）→进一步人口增长→承载力下降→农耕→农业（PPNB时期）。
总之，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然而，人口压力说也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民族学资料表明，许多采集狩猎民族似乎都把人口稳定在他们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之下，即在一定获取食物技术水平上，那些可获取资源可以维持生存的人数。所以，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把人口繁殖到需要寻求新的提供食物的方法的过剩状态。
4.社会关系模型
本德尔(42) 试图说明发展中的社会关系是怎样促进经济发展和农业的。她的理论以强化这一观念为主要内容，强化可以定义为单位土地上生产力（不是产量）的持续增加。同萨林斯(43) 的家庭生产模型和列维斯特劳斯(44) 的联姻理论相似，本德尔关注的是狩猎－采集者间的生产关系。为了不超过环境承载力，典型的狩猎－采集者保持较低的生产力，然而有许多剩余生产的实例。通常情况下，这些是社会责任，如婚姻、宗教仪式及贸易联盟。换言之，有一个潜在增加需求的社会关系系统。在民族学比较的基础上，她认为：增加生产力的需求凭借有权之人得以传递。通过交易和（有价值的）交易商品的获取，原始等级制度可能因此而形成。因此，在不断演化的社会机制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压力之间有直接的联系。由于联盟和领导，（季节性丰富的）食物得到积累和再分配，从而食物得到储存。领导者的推动和认可，储存反过来刺激定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包含定居、生产和储存在内的反馈机制。强化可能由此导致了技术创新：也就是导致了种植。
借助于近东考古记录和她的理论，本德尔认为：纳图夫文化完全是部落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规范的世袭制度、交易网络、礼仪制度和领导者，这增加了对生产的需求。在一些边缘地区，日益增加的需求会促进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为了能参与社会交易、竞争、宗教仪式，食物的剩余生产是必需的，农业便作为这样一种反应而开始。
5.社会经济竞争模型
海登(45)(46) 反对将外部和环境的压力（如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因素。海登以社会经济竞争（特别是竞争性宴享）为重点来解释农业起源。他的假定主要基于四个基本变量：（1）驯化依赖于“积聚者”的影响；（2）驯化与当地潜在“宴享性动植物”的可获得性有关；（3）对特定动物或植物的选择与饮食和宴享需求有关；（4）驯化也和一些能用于宴会的非食物物种（如可用于宴享的葫芦瓶、狗等）有关。海登认为只有当广义的狩猎－采集者间典型的强制分配不再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财产的所有权不再是一种忌讳时，食物性生产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只可能发生于食物资源丰富且供应可靠的环境中。由于发达的中石器时代工艺（如篮子、网、弓箭、驯化了的狗等），人们可以有效、广泛的获取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驯鹿群）。一些首领人物为了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而组织竞争性盛宴，因此获得权力和威望。在这一情形下，初始驯化物种将会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而这需要通过密集劳动获取。简而言之，种植和最终的驯化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中，聪明的狩猎采集者有竞争和竞争性盛宴的范围内。初始驯化物是首领人物用来表示其比对手强的威望替代物(14)。
尽管海登的理论在解释人类作用方面较为新颖且重要，但是其理论仍不被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如基利(47)，1995）。该理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支撑。关于这一模型，近年来库伊特和戈林－莫罗斯(48) 指出：（1）在PPNB中期之前没有大范围食物储存的足够证据；（2）在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或新石器早期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证明有社会分化现象；（3）同样，在这些早期时代中确实难以找到社会冲突的证据。那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其年代学特征。如果我们更新这一模型，则其中许多方面似乎确实与解释农业有关。事实上，如果接受内斯比特(49) 植物驯化的“短期酝酿”模型，和PPNB时期宗教习俗和畜牧业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人提出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被综合考虑，尽管它们不一定与竞争单独相关。
6.社会驯化模型
在著名的《人类物种的驯化》一书中，威尔逊认为：定居和房屋建筑意味着建筑环境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威尔逊的著作并不是关于植物或动物的驯化，而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驯化，其关注的焦点是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起源和过程。他认为在所谓的狩猎－采集者的开放社会与人们在村庄、城镇和城市间的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之一是在开放式社会中缺乏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驯化社会的标志是建筑、伴有清晰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别，等等。房子、村庄充当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换言之，建筑物是抽象思想的一种物质代表，是一种“记忆性的设备”和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的有力方式”(50)。特别是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房屋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在建筑物（和广义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驯化社会中的人群出生于可见的物质因素中，且被其所包围，他们不仅被划分为构筑物，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空间的文献资料（如布里耶(51)，1987；布迪厄(52)，1973；希利尔等(53)，1984；肯特(54)，1990）。然而，值得质疑的是：威尔逊理论中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和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许多二分法诸如自然－文明、流动－定居、共享－储存、开放－封闭、无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平等－不平等、公有－私有、神话－历史，等等。此外，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他忽略了农业的起源，并对驯化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缺乏实地考察。
（三）认知力解释
1.心理－文化模型
在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农业起源和传播的书中，考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新石器革命主要是在思维上和象征性上的改革。他明确反对从环境压力、人口变化和文化等方面解释农业起源。考文认为农业起源应该仅仅从认知力上寻找线索。他认为在PPNA时期开始时，出现了一种对“女性与公牛的信仰”。他假设有一个全新的信仰，在有公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对雌性神的信仰。神不仅是多产的象征，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人物”、“全世界的母亲”。另一方面，公牛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神。公牛并不是神（上帝）的真正伙伴，而可能是上帝的后代，它代表了普遍的本能和野性暴力(55)。考文将信仰认为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正如超自然神圣特征形象化所表示的那样。然后，这种外来的东西重塑了人的认识。它使思想适合于且能有效处理不断增加的对周围外部世界的控制。因此，象征性的革命成为一种行为上的革命，植物驯化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结果。同样，动物的驯养差不多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和认识性的：驯养动物首先是人类渴望对动物王国进行控制的一种反应(56)。
尽管考文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给出在思想和物质方面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完全集中于象征性和认知上，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57)，但我们应该承认考文的理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纠正。他是首次关注象征主义在新石器时期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同考文一样，沃特金斯(58)(59) 在象征性变化方而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在建筑和人类的埋葬方面），这些变化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他对新石器时代和农业是同期的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另外，他也反对用环境压力或人口压力来解释农业起源。在其两部著作中，沃特金斯(60)(61) 继承并扩展了考文的象征性革命理论。他的分析把新的考古资料、认知力、心理进化和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旨在提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观点，即不仅考虑对进化理论的理解，也考虑到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关注整个新石器时代，而不是单独考虑农业的起源。
2.Domus模型
霍得在其《欧洲的驯化》中将农业起源解释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性的过程。他将建筑物和居住活动或者“domus”作为主要因素。在PPNA和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房子是从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背后推动力。控制野生物种的驯化过程是控制整个社会的象征和机制。
Domus和社会在社会的驯化和社会体制方面是辩证相关的。对于农业，霍得的出发点是从来不需要农业活动发生；他假设意向性、渴望、激情（情感、感觉和担忧）与农业起源相关(62)。而由激情产生了对整个自然界控制的欲望。再者，对农业劳动力投资的延迟回报体系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导致社会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更新世结束时，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被认为是向农业转变的触发器。因此，不断文化化的自然这一渐进的社会象征过程在更新世即将结束时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一过程同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农业。
霍得作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考文的观点，即驯化过程不仅仅是关于动植物的。他认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活动（如建造房屋和定居点、精心处理死者、陶器生产和装饰）都与从自然向文化这一转变有关，在这一转变中有文化控制和主宰自然的扩张。心理、社会和象征性因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14)。
（四）其他解释理论
除了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解释农业起源外，许多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如通过民族学、考古学等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人文地理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如赛奇(63)的CO[,2]模型，他认为全球范围的CO[,2]浓度上升可能在解释全球农业起源的同步性中起主要作用；沃德利(64) 提出了药物模型，认为食物中有类似鸦片的成分，由于人们对这种成分上瘾，从而农业得以起源。他们只是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农业起源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
三、总结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或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许多学者都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但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因此有些学者开始从总体分析的途径来解释农业起源，即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人类学及认知力等各个方面来探讨农业起源。
从西方农业起源的研究历程来看，西方学者较多利用假设—演绎的方法研究科学问题，而国内学者较多使用归纳法来研究。此外，西方学者经常组织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去实地考察寻找农业起源的相关证据，这对国内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文所讨论的这些有关西方农业起源的理论留下了许多尚未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许多理论学家没能或没能令人信服的回答有关农业起源的推动力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农业到底是何时、何地、为什么起源的？其驱动力是什么？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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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文彬、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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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Roth H L.O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87,33 (1):109～139.
⑦ 郑建明：《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综述》，《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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