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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4)12-0016-07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基本目标可以看作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纲领的一个具体口号：“社会化科学知识”(socializing scientific knowledge)。其基本观念在哲学上有多种源头——知识的普遍性问题、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原则、维特根斯坦(和汶奇)的生活形式概念、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理论、迪昂-蒯因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以及库恩的科学史观，等等。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为例，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在维特根斯坦对遵循规则悖论的怀疑论解决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性质。巴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柯林斯认为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受惠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启发。这些哲学源头对于SSK而言具有实质性的奠基作用，还是只有观念上的启发性，这一点或许无法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如果那些哲学理论对于SSK不具有实质性作用，那么SSK便无法宣称它真正具有那些哲学基础；反过来，如果SSK实质性地奠基于那些哲学理论，那么后者在理论层面面临的困难也自然是SSK本身必须应对的困难。对于SSK的从业者而言——具有挑战性的是——他们必须要么为SSK寻找不同于那些哲学的理论基础，要么针对那些哲学基础面临的困难，为它自身提供必要的理论辩护。 SSK作为一个新型学科，它所涉及的问题领域之广度是如此之大，要判断在哪些问题的处理上具有哪些相应的哲学理论的支撑，这似乎很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贯穿在它对各种问题处理中的某些基本观念却可以在哲学的这个或那个角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本文将以SSK兴起过程中的里程碑之一[1]，即柯林斯著名的“试验者倒退”(experimenter's regress)问题为案例，来展示它与当代哲学中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论证之间的高度相似性。以此来讨论在纯理论层面，SSK的某些核心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支撑，以及它们在未来的辩护道路上可以往哪些方向发展。 一、试验者倒退困难及其解决方案 科学研究(主要指自然科学)离不开科学试验，但是科学试验的结果并不总是毫无争议的。可能某个科学家(诚恳地)宣称自己通过试验发现了一种迄今为止还未得到承认的能量，但是怀疑那种能量存在的科学家通过重复先前的试验却未能发现之。此时，如何评估先前的试验结果就成为了一个科学争论。柯林斯详细展示这样一个案例：关于重力波(gravatational wave)的探测争论。马里兰大学的韦伯声称他通过一套试验探测到了重力波。基于某些很好的来自物理学的理由，科学家们不相信重力波存在(或者不相信重力波能以韦伯的方式被探测到——不管它客观上是否存在)。于是，很多科学家开始尝试重复韦伯的试验。但结果都没有探测到重力波。于是，如何评价韦伯的试验结果就成了一个关于试验结果评估的科学争论。柯林斯认为在这个争论中，存在某种倒退[2]85：如果要确定韦伯的试验结果是否有效(即要确定韦伯的试验是否真的探测到重力波)，则需要先确定韦伯的试验装置(apparatus)是否恰当。那么如何确定试验装置是否恰当呢？唯一的办法是看那套装置是否按照试验设计者的设想产生了预期的试验效果。在这个例子中，韦伯的试验装置要有效，则它必须能探测到重力波。但是，是否探测到重力波正是评价试验结果有效性的核心问题，于是我们回到了问题的源头。我们可以将试验者倒退的情形严格表述为：(ER1)如要评价试验结果R是否有效，需要先确定试验装置A是否恰当；但是要评价A是否恰当，则需要先确定试验结果R是否有效。 当然，严格来说，(ER1)是一种循环(circularity)，而不是倒退(regress)。不过柯林斯认为还有一种对(ER1)的表述方式，它在形式上是一个标准的倒退。对韦伯的试验结果感兴趣的科学家可以不必尝试重复韦伯的试验本身，而是尝试去做另一套试验来检测韦伯的试验是否有效。如此一来，尽管韦伯的试验受到了检测，但是要评价这一检测的结果，则必须对用于检测的那套新试验本身的有效性作出评估。按照同样的思路，则需要再引进新的检测试验，以至无穷倒退。我们可以将这种倒退表述为：(ER2)如要评价试验结果R是否有效，需要引入新试验E来检测之，但是要评价检测结果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引入新试验E’来检测之，以至无穷。 试验者倒退的存在对以科学试验为基础的科学知识之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如果试验者倒退不可避免地存在，那么在科学争议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无法有效地达成科学共识(consensus)，则无法确立某个科学试验结论的科学知识地位。试验者倒退成了科学的“阿基里斯脚后跟”[3]68，换句话说，试验者倒退必须被打破。不少人尝试在传统科学知识观下来打破试验者倒退。卡尔普认为[4]，尽管由于重复性试验的装置本身的设计和评价受被检测试验的影响，故而这种来自单一渠道的试验证据不足以构成支持某个特定结论的判决性证据。但是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具有不同理论支持的试验装置，尽管它们各自都有其理论负荷，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负荷来源于多种不同的理论渠道，这些试验的结论却具有相对的客观独立性，从而是健全的(robust)。如果健全的试验结果都支持某一结论，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那一结论是客观的(而不是建立在试验者的期待之上的——否则具有完全不同理论负荷的试验都指向同一结论，这一点就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一些批评者(如海斯[5])认为柯林斯大大高估了重复性试验对于了结(close)科学争论的作用，也大大低估了待检试验结论在理论上的融贯性、简单性、丰富性等理论性和实用性标准。在争论面前，并非一定要诉诸重复性试验，也不必进入试验者倒退。此外，高丁和金格拉丝颇有创意地把试验者倒退解读为古代怀疑主义传统的现代版本[6]，因此对古老的怀疑主义的回应策略应该足以应对试验者倒退的威胁。 柯林斯本人提供的策略是抛弃关于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重点凸显了非纯科学的外在要素对于打破试验者倒退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打破倒退，诉诸具有判决性的试验重复是无望的。一方面，很难有两套试验装置在严格意义上是同样的——再微小的差异有时也会对试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试验操作并不像科学知识的演算模型所暗示的那样——按照事先既定的明确而无歧义的操作说明一步一步地实现对某个试验的重复[7]，而是大量涉及试验者本人关于如何操作的默会知识——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它们是我们知道但说不出来的东西。[2] 柯林斯在对涉及重力波争议的核心圈(coreset)科学家的调查中发现，加文和勒文使用了一个IBM探测器来尝试重复韦伯的试验——他们认为这个探测器在这个试验中而言与韦伯本人的探测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加文和勒文宣布没有探测到重力波后，韦伯却坚持认为由于加文和勒文使用了不同(尽管很相似)的探测器，因而未能重复他的试验。[8]188此外，即使使用韦伯本人的探测器，如果没有探测到重力波，韦伯也可以说这起因于试验者默会知识的某些缺陷，从而未能在试验操作的技术层面完全重复他的试验。因此，要了结关于重力波的争论，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去重复韦伯的试验，而是先确定到底什么样的试验才算是重复了韦伯的试验。柯林斯的研究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确定是通过科学家团体的内部协商(negotiation)实现的。一旦通过协商确定了什么才是一个重复性试验后，再着手进行试验就可以给出判决性结果了。 因此，严格说来，韦伯关于重力波的试验结果是否有效这一争论不是通过试验本身这种“内部因素”而了结的，而是通过关于试验性质的人为协商和约定这种“外部因素”的介入而了结的。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由科学试验本身的“内部要素”决定，存在一系列形式标准或纯认识论标准，它们足以判断一个试验结果的有效性。柯林斯的研究试图表明在实验结果有效性的判定问题上，人为的、社会的、非理性的协商和谈判这些具有偶然性的“外部要素”或社会学标准具有实质性作用。并且这使得科学知识的创造活动在根本上成为了某种与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没有根本区别的行动。由此，奠定了SSK的基本观念：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增长只有在社会学语境下才能得到恰当理解。 柯林斯的另一位著名批评者富兰克林认为对重力波争论的了结是在某种认识论标准下达成的。[9]他认为柯林斯所提到的在争论了结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试验证据、讨论、批评、争论等等都属于“应用认识论”范畴。因此，试验者倒退可以在柯林斯的方案下打破，但是仍然存在认识论标准和社会学标准的根本区别，并且科学知识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 从柯林斯的方案以及柯林斯本人对其批评者的一系列回应中可以看出，柯林斯的试验者倒退难题以如下几个核心观念为基础：1.不存在私人性的科学发现；2.科学争论是科学知识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3.重复性试验对于科学争论的解决具有关键性作用。而试验者倒退难题在科学知识观上的理论后果是：a.不存在关于试验结果评价的认识论标准和社会学标准之间的严格区别；b.非认识论的社会学因素在科学共识的达成与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c.科学知识的创造活动与普通的社会生产活动没有本质性区别。 二、试验者倒退与遵循规则难题 如果要为柯林斯的试验者倒退的存在找到哲学上的论证基础，那么——正如柯林斯本人应该会认同的那样——这样的基础最好莫过于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那里了。《哲学研究》的很多内容是围绕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问题展开的。让我们在尽量尊重对维特根斯坦遵循规则问题的代表性解读的前提下，构造两个关于遵循规则的循环(和倒退)——对应于试验者倒退的两个版本。然后我们梳理它们的核心观念，以此为基础来评价试验者倒退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遵循规则的哲学论证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探讨这样的理论基础是否足以支持试验者倒退的理论后果。 维特根斯坦展现的行动与规则之间在概念上的相互依靠性在直观上最类似于试验结果与试验装置间的相互可定义性。一个行动是否恰当，要看就什么规则而言。靠右行车的行动对于大多数交通规则而言都是恰当的，但是对于英国的交通规则而言就是不恰当的。反过来，什么是一个规则呢？一般而言，一个规则表述为“如此如此这般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约束性规律就是某个规则”。规则不仅体现于行动中，而且要依靠行动才能得到准确界定。因此当我们问一个行动A是否恰当时，我们是问它是否遵循了它应该遵循的规则。但是什么是它应该遵循的那个规则呢？这个规则就是展现于所有如此如此这般的行动中的约束性规律。如果A确实是遵循那个规则的，那么A本身就是如此如此这般的行动中的一员，那么对规则的定义就要依靠A本身才能给出。因此如果A是遵循规则的，那么对A遵循规则这件事的确定就是循环的。对应于试验者倒退的(ER1)版本，遵循规则的循环问题可表述为：(RF1)一个行动A是否恰当取决于它是否遵循了它应该遵循的规则R，但是什么是R必须(部分)通过行动A来确定。 另外，对应于试验者倒退的(ER2)版本，我们还可以构造一个关于遵循规则的后退难题。实际上，柯林斯本人就多次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规则倒退问题[2]129。简单来说，由于确定一个行动是否恰当就是确定它是否遵循了它应该遵循的规则，我们也可以说确定一个行动是否恰当就是确定那个它应该遵循的规则有无在那个行动上得到恰当运用(application)。鉴于此，柯林斯说：“行动的规则并不包含其本身的运用规则……因此，要运用规则‘在街上行走时不要与他人靠得太近’，必须先知道‘太近’是什么意义，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太近’又有何不同。如此一来，又必须给出另一组规则来说明一个特定的情况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如此下去。”[10]2由此，遵循规则的后退难题可以表述为：(RF2)一个行动A是否恰当取决于它应该遵循的规则R是否被恰当运用于A之上，但是R是否被恰当运用于A要根据另一关于R的运用规则R’来确定，继而关于R’又需要引入其运用规则R’’，以至无穷。 遵循规则问题所涉及的循环和倒退在结构上与试验者倒退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试验者倒退涉及的核心概念(试验结果的有效性与试验装置的有效性)与遵循规则难题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行动的恰当性与规则的遵循和运用)具有内涵结构层面的可类比性，那么展示在遵循规则难题中的哲学论证力量就可以合理地推广到试验者倒退难题。这是因为，一般而言，类比论证要求如下两个要素：论证A和论证B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以及A涉及的核心概念C1和B涉及的核心概念C2在内涵层面的可类比性。结构上的相似性是句法结构上的形式要求，而内涵层面的可类比性是语义层面上的内容要求。 有了结构上的相似性，让我们看试验者倒退与遵循规则问题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否在内涵层面具有可类比性：遵循规则的循环难题展现的是行动的恰当性与规则是否被遵循在概念内容上的相互依靠性，二者中的任意一个概念不诉诸另一个概念则无法给出实质性说明。柯林斯认为，这种循环性是造成试验者倒退的基本起因：试验结果的恰当性要依靠试验装置的恰当性来界定，而后者又反过来要依靠前者得到界定。遵循规则的倒退难题展现的是用于确定行动恰当性的规则本身的恰当性必须诉诸另一规则来确定。这样的倒退性体现为作为检测手段的重复性试验其本身的有效性也需要诉诸另一检测试验。有理由认为，在类比论证的意义上，试验者倒退的存在可以在哲学上获得遵循规则难题那样的理论支撑。 基于这样的可类比性，我们甚至可以对比试验者倒退的三个基本观念和三个基本理论后果，将遵循规则难题的基本观念和结论对比罗列出来，以方便讨论。基本观念一：(ERa)不存在私人性的科学发现；(RFa)不存在私人性的遵循规则。这是柯林斯的所有思想与维特根斯坦最明确的具有严格相似性的地方。在一种上帝之眼的视角上而言，我们可能会说，韦伯的试验是否真的探测到了重力波，这一点是确定的——无论我们能否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如果实际上韦伯真的探测到了重力波，那么他的试验结果就应该是一项科学发现。富兰克林就认为柯林斯混淆了试验本身的有效性与证明试验的有效性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9]试验本身的有效性是一个确定无疑继而无须再加以确定的问题，而只是试图证明试验是有效的这个问题才可能引起试验者倒退。科学知识的增长只取决于试验本身的有效性而不取决于我们能否确定这一点。但是柯林斯认为说存在私人性的科学发现就跟说存在私人性的遵循规则一样是无法理解的。在一段经常被加以引用的著名段落中，维特根斯坦说道：“遵循规则是一种实践活动。认为自己在遵循规则不等于真的遵循了规则。从而不可能‘私自地’遵循一条规则：否则的话认为自己在遵循规则就等于实际上遵循规则了”。[11]81 柯林斯由此断言“恰如没有私人性的规则，也没有私人性的发现”[2]15，否则的话，认为自己有了一项科学发现就等于实际上有了一项科学发现。科学发现在本质上的非私人性为科学争论的存在与合法性提供了最重要的辩护。当一个争论产生时，我们不会说“你的试验结果对你是有效的，但对其他人是无效的”，而是要试图确定试验结果在成为科学发现的意义上是否有效——科学知识必须超越于科学家的个人意见。也正是在解决科学争论的尝试下，重复性试验才可能介入，试验者倒退也才能存在。可以说，柯林斯关于科学发现的非私人性特征的基本观念是试验者倒退的最核心预设，并且，看起来这个预设是合理的。在这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反私人性论题下，试验者倒退的存在及其在科学知识观上的理论后果有了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那么试验者倒退的其他基本观念和后果能否基于此基础得到顺理成章地展开呢？ 三、对其他观念与结论的评论 科学发现的非私人性论题本身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观念并无直接联系。应该说前者是关于科学发现活动的一个中立性论题。要凸显社会学因素之于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性，必须通过社会学因素在打破试验者倒退中的角色来开启。由于试验者倒退是在处理重复性试验对于科学争论的了结中被引入的，我们可以先看关于科学争论与重复性试验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在遵循规则的难题下将对应何种论题。试验者倒退与遵循规则难题的第二、三组基本观念可以概括为：(ERb)科学争论是科学知识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RFb)行动恰当性的争论是实践理性判断的基本模式之一。(ERc)重复性试验对于科学争论的了结具有关键性作用；(RFc)诉诸规则对于行动恰当性争论的解决具有关键性作用。 在维特根斯坦的行动概念下，包含了太多类型的东西：从朴素的儿童游戏活动到严肃的伦理道德行动，从普通的象棋游戏走法到抽象的语言使用活动。尽管把关于所有这一切行动的恰当性的争论都看作是某种实践理性判断活动显得对“实践理性”这个概念的使用太过宽泛而空洞，但如果尝试把所有那些看起来高贵的哲学概念拉回到日常生活用法上来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题的话，我们那样做也不算太离谱。对于我们的讨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行动的恰当性问题对于实践理性判断具有典范作用，那么按照类比论证的基本思路，我们也会接受柯林斯的看法：科学争论是科学知识生产的典范过程。也就是说，(ERb)论题似乎是可辩护的。 关于诉诸规则来解决行动恰当性的争议，这一点应该是更少有争议的。规则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行动是否恰当，问题只在于规则以何种方式决定行动恰当与否。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那种观点认为规则树立了某种客观标准，只需要对照行动是否符合之。但他关于遵循规则的悖论试图展示规则与行动不仅在概念上不相互独立于对方，而且共同奠基于某种更加基本的图式之中——生活形式。只有镶嵌于共同体生活形式之中的规则才能与行动真正联系起来，继而为行动的恰当性给出说明，因此他把行动的恰当性最终奠定在共同体的生活形式之上。 这与柯林斯的思路也是合拍的：重复性试验对于了结科学争论当然具有关键性作用，问题只是在于重复性试验以何种方式了结科学争论。传统科学知识观认为存在一套形式化的认识论标准，把它们运用到重复性试验的结果之上从而对科学争论给出判定性结论。柯林斯关于重力波争论的详细研究表明，无论重复性试验的结果本身如何，都存在某种诠释上的弹性(flexibility)，使得被重复的试验可以辩护说“你们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完全重复我的试验”，而重复性试验可以说“我们重复了你的试验并且否证了你的试验结果的有效性”。问题最后其实演化为到底何种试验才算是重复性试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总是通过一种非形式化、非认识论的要素介入而得到解决的，即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协商。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遵循规则难题暗示必须把行动恰当性的问题生活化，那么柯林斯的试验者倒退暗示必须把科学争论的了结问题社会化。正如维特根斯坦要把哲学概念拉回到其日常用法，柯林斯也试图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供一个社会学解答。 在以上两组对比下，我们看到了遵循规则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有效性可以为试验者倒退的基本观念奠基。接下来的问题是：基于试验者倒退得到的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理论后果是否合理？我们已经说过，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三个：a.不存在关于试验结果评价的认识论标准和社会学标准之间的严格区别；b.非认识论的社会学因素在科学共识的达成与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c.科学知识的创造活动与普通的社会生产活动没有本质性区别。 如果要为这三个结论寻找维特根斯坦式的对应物，或许应该是这样的：1.不存在关于行动恰当性评价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之间的严格区别；2.非理论的实践性要素在实践理性判断的争论解决和共识形成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3.实践理性判断活动与普通的生活活动没有本质性区别。我们已经说过，行动的概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因此以它来涵盖所有的实践理性判断活动，至少在《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下是不成问题的。基于遵循规则的非私人性论题以及生活形式之于行动与规则的奠基作用，这里的三个结论是不难接受的。但是在试验者倒退那里，情况则稍有不同。 首先，由于社会学因素的介入才使得重复性试验成为一个可资利用的公共手段用于给出关于试验结果之有效性的判决性结论，结论a似乎是这一科学争论了结机制的直接后果。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制：柯林斯的所有案例都展示的是处于争论中的科学试验结果之有效性的评价问题。虽然(ERb)已明确表明科学争论之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表明科学争论是科学知识增长的唯一模式。柯林斯要反对的是漠视科学争论之重要性的传统观念，甚至要把“科学争论”看作介于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这也决不可能一下走到另一极端——认为没有科学争论就没有科学。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在常规科学下，存在很多情况(比如那些柯林斯从未研究过的很多科学案例——他关注的当然是科学争论的案例)，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在争论过程中产生的。只有当核心圈科学家的意见不一致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形成科学争论。柯林斯也承认，很少有科学家在无异议的情况下专门去重复别人的试验。[2]18因此结论a似乎应该更准确地表达为a’：对于处于科学争论下的科学试验结果而言，不存在关于试验结果评价的认识论标准和社会学标准之间的严格区别。 其次，结论b和c试图在a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社会学要素的作用推广到整个科学共识的达成与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上去。即使不对a加以限制，即使承认社会学要素对于试验结果的评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结论b和c中，社会学要素对于整个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是夸大其词了。毕竟，并非所有的科学知识生产和增长都是通过试验实现的。这当然不是否认科学试验的重要性，反倒是以承认其恰当地位为基础：科学试验只有在它需要介入的地方才能得以发挥其重要作用。此外，值得说明的是，在柯林斯等人工作的推动下，关于科学争论的专门研究已成为SSK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是这些专门研究告诉我们科学争论的概念远比柯林斯的典型案例所展现的情况要复杂。科学争论不仅可以涉及试验结果的评价，也可以涉及纯粹理论层面的争论、关于理论的实践性后果的争论等等。对结论a’的进一步限制也是可以预期的。这暗示试验者倒退的存在至多表明在以处于争论下的科学试验为基础的科学知识领域，社会学的因素在科学共识的达成与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这一点使得那种类型的科学知识的创造活动与普通的社会生产活动没有本质性区别。 四、结语 试验者倒退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问题在理论上与遵循规则难题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及其诠释者为后者提供的哲学论证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拓展到试验者倒退上来。因此柯林斯以试验者倒退为基础得到的结论在其特定的科学知识领域是有道理的。但是试验者倒退的存在和打破与全面走向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观念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并非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以试验为基础，也并非所有的试验结论都引起科学争论，因此即使接受柯林斯关于试验者倒退的描述和打破方案，也不必走向毫无限制的“社会化科学知识”观念。 其实柯林斯的结论或许可以在其他哲学论证那里找到更强的共鸣，比如我们开篇所提示的那种相似性或许会让我们去考虑蒯因的一系列更加技术化的论证能给柯林斯的结论以更强有力的支撑。蒯因试图打掉分析性/综合性之间的区分，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和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展示的那种不确定性，以及把认识论还原成心理学之一章的口号；柯林斯试图打掉认识论标准与社会学标准之间的区分，同一组试验证据在阐释上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把科学知识论还原成社会学之一章的主张，二者的相似性同样令人深刻。 我们无意于穷尽性地探讨SSK之基本观念在哲学上得到了(或者可以得到)哪些具体论证的支撑。我们以遵循规则难题为案例的讨论仅仅试图表明即使SSK的典型基本观念在论证思路上可以得到某些哲学论证的支撑，但要实质性地为那些观念辩护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在试验者倒退那里，柯林斯需要进一步表明，为何为打破试验者倒退而引入的社会学要素在其他的科学知识领域与在以处于争论下的科学试验为基础的科学知识领域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收稿日期：201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