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岁出门远行》使余华在先锋文学初露锋芒，再到《现实一种》、《活着》等作品代表着余华的创作风格几经变化。本文通过对余华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方法的研究，进而探究余华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零度情感；民间化叙事；生命意识与希望
卡夫卡对余华的创作影响之深。从此，余华便开始了先锋创作，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河边的错误》到《现实一种》等作品诞生，都体现了余华作品风格的完成与成熟，对于先锋文学来说，中国先锋文学也是随着余华的作品在成长。
一、余华作品转型前叙事态度的探讨
在余华的作品中，血腥和暴力一直存在在他的作品当中，在他转型前的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由于余华做医生的经历，所以他对死亡并不恐惧。他喜欢去描述死亡的过程。他在面对死亡过程及结果的描写时十分冷静的，而这种冷静也恰恰体现出他对生命变化的无奈。
（一）零度情感观照世界
在余华转型前的作品中，余华从未在作品中展现过他对作品是什么样的态度，不论是对人物的描写、事件的感触又或是其他带有感情的表达都不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我看来，余华似乎站在作品很远的地方，在观察着事件发生。但是仔细读他的作品后发现正是他这种零度情感的叙事态度使大家可以以一种更冷静的情感去感受作品。
他用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去揭示人世间的丑陋与荒诞。《十八岁出门远行》一发表，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也许对阅读先锋文学的读者来说，这部作品的第一感觉就是荒诞。在作者无情感的叙事中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更大的恐惧。正是这种不带有任何主观情感的描述可以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使这种恐惧更加扩大化。像无底洞一样，不知道这种无着落的恐惧可以延展到何处。
（二）柔化温和的亲情视角
余华曾说道:“叙述者不是‘人’，而是‘物’好比一块铁”。他一直被称为“冷漠的余华”，甚至有人说他的身体里奔流的不是血液而是冰碴。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能看到，他只专注描写血腥暴力的细节，而在后期，他的叙事态度慢慢转变，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创作。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在九十年代转型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后的作品少了许多冷血、诡异和残忍，多了很多真挚的情感，但是还是继承很多前期作的特点和技巧。在整部作品中，亲情的温馨和人与人之前真挚的感情都有体现。这就与以往的作品不同，那种绝望窒息的感觉已经远去。现在的余华创作风格是具有“救赎意义”的，它超越了绝望。虽然没有完全的转变，但是也已经显现出光亮，看到了希望的感觉。在此之后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经加重了《在细雨中呼喊》的独特之处，并展现出新的变化。这两部小说都选取我们平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人物。作者并没有加重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幸。而是写出小人物上面对苦难的乐观与豁达，字里行间萦绕着宽厚包容和悲天悯人。
二、余华叙事方法和人物塑造
在余华的《从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的写作风格逐渐开始走向温情路线，这个时期之后的作品往往转向现实主义、开始注重故事性的结构。在两者的对比中，我们看到它的叙事方法有很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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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化叙事与小人物塑造
在余华创作的后期，学界似乎就发现了余华创作的变化。对比前期主题，中后期的作品主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人生命运的跌宕。对这种主题的关注成为余华中后期作品的主旋律。
在《活着》这部作品中福贵一直在承受他身边人的离去，余华所认为的“活着”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词语，但是却十分的有力量。余华正是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去告示读者，我们活着就是要承受苦难，我们活着就是和苦难一起存在。余华在进行这种民间化叙事的过程中，他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是属于民间大众的小人物，福贵、许三观、等等。这一系列小人物是属于民间的，他可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身上不再有那么多的戾气和残暴，相反的是他们身上多出来的是对亲情的重视和牵扯。
（二）独特的“个体化”叙事
在早期的作品中，余华通常不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只是为突出某一个人物特点，对人物的外在形象等辅助形象完全不进行描写。人物的姓名往往是一个代号等，如《世事如烟》中的人物就是以阿拉伯数字对人物形象命名。“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的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己。河流以流动的方式来展示其欲望，房屋则在静默中显露欲望的存在。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各种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相互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存在。” 随着余华的作品转型，笔下的人物形象渐渐丰满，变的有血有肉，不是完全被作者的意志所控制。于是余华在创作时不再采用符号化的名称，而是每个人物都有着符合故事背景、人物个性的名字，比如福贵、许三观等等。他们的名字很符合社会底层人物的个性、气质，给读者一种真实而亲近的感觉。
三、余华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余华的先锋小说对主题价值的挖掘是比较具有深度的，当我们看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们也能深切的感受到作者由“先锋”到“传统”的回归。
首先体现的是余华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凸显，《活着》中的徐福贵，这个朴实的农民形象，成为了余华作品中生命意识的代言人。可以说这个人物很好的诠释了活着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福贵的生活始终是有着乐观坚韧的态度所支撑的，当他的亲人都离他远去时，这种痛苦都是靠着乐观豁达随之消解。其次是对“生活希望”的宣扬。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血挽救身边人的危机，这体现了许三观对他人的生命的重视，生命总归不能是轻言放弃的，这样看到了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对生命希望的挽救，而不是扼杀。余华对于小人物和底层百姓的生活开始关注。对于事件的安排也不再是一味的绝望与无助，开始体现出人性的希望和继续生活的动力。而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遇到困境和苦难时也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这个时期的作品便开始充满温情、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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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婧.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D].扬州大学，2014.
作者简介：王晓宇（1995.09-），女，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族：满族，学历：硕士，专业：学科教学（语文）。
论文作者:王晓宇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5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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