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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2)01-0073-05
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存在着诸多异彩纷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其中英国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派因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获取了丰富的学术 成果并对国际史坛产生重大影响而独占鳌头，被公认是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 历史学派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本文拟对这一学派的发展轨迹、主要成就和理论特 征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的历史研究提供借鉴。
一
总体而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经历了酝酿(二战前)、形成与初步发展(二战后至 50年代中期)、转折(50年代中后期)、繁荣(60至70年代)和渐趋衰弱(80年代以来)几个 发展阶段。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长期在英国从事理论研究与革命活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 英国传播得十分缓慢，因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姗姗来迟。典型的例证是，英国史学家 乔治·古奇在1913年出版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未提及马克思的名字 [1]；当代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 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2](P3 1～32)只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由于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后大力传播马克 思主义，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而资本主义世界则陷入空前的经济和社会 大危机，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敌视态度。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英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家，他们中以阿·莫尔 顿为代表。1938年，莫尔顿出版了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人民的英国史 》。至此，我们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起步。
逮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进入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1946年 在伦敦成立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和1952年创刊的《过去与现在》(pas t & present)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一大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专业基本功扎实 的史学家聚集于上述小组和杂志的周围，他们经常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并探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途径。这里需要指出，迄今我国学术界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时，往往只提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 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诚然，上述诸位是如今在国际史坛享有 盛誉的创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作为一个群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还应包括其他一 些取得非凡成就的史学家，如老一代的唐娜·托尔、莫尔顿，年轻一代的多萝茜·汤普 森、乔治·鲁德、约翰·莫里斯、布赖恩·哈里森、维克多·基尔南、约翰·萨维尔、 拉斐尔·萨缪尔、拉尔夫·密里本德、佩里·安德森、加雷兹·琼斯、罗宾·布莱克本 等。如此强大的阵容是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1956年办共二十大尤其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以及匈牙利事件，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重大转折。各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 这个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与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 主义决裂。他们开始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 和大国沙文主义等现象；开始批判历史研究中简单化、公式化和机械唯物论的种种做法 。1956年，汤普森夫妇和萨维尔创办了一份供党内讨论与争鸣的杂志《理性者》(The R easoner)，他们想借1956年发生的事件及其在英共党员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展开讨论，从 而加速党内的民主进程和扩大对社会主义思想与纲领的讨论，但遭到继续奉行苏联教条 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英共领导的压制。于是，汤普森夫妇、希尔、希尔顿、萨维尔和萨缪 尔等人愤然声明退党，多布和霍布斯鲍姆虽没有退党，但其思想也同样发生了巨变，他 们只是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政策和实践施加必要的影响。退党后，汤普森等人于 1957年5月将《理性者》改为《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同年10月，萨缪尔等 人也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两刊集中反映 了剑桥、牛津等地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1960年1月，两刊合并而成迄今仍畅销学 术界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一场旨在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式 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新左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由国际共运的转折引发的英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上的转变，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出现转折。不可否认 ，由于不少知名史学家的退党，英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我们 更应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56年以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们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英国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他们的优 秀成果几乎都产生于1956年之后，就是这种反思与创新的结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在“范式”(Paradi gm)上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业已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条件下，英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新史学的 新成果，发掘前人未曾发掘的具体历史资料，写出了一大批卓有创见、富有影响的史学 论著，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达到鼎盛。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继续有论著发表 ，如霍布斯鲍姆出版的《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纲领、神话与现实》(1990 年)、《极端的年代》(1994)和《论历史》(1997)以及萨缪尔出版的《记忆的戏台》(19 94)都深得好评，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已趋衰弱。究其缘由，一方面，从外部因 素来说，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在西方，政治思潮纷纷右转，新保守主 义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领域都遭到冷漠；西方新史学也陷入困境 ，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这对与新史学关系非常密切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产生负 面影响。另一方面，就英国本身而言，在老一代史学家中，多布、威廉斯、汤普森、密 里本德、萨缪尔已相继辞世，其余虽然健在但大都年逾古稀，渐渐退出史坛。而新一代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然人数不少，但他们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上，抑或在对 国际局势的认识上，还是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上，与其老一代相比都要逊色得多。英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今后如何发展，能否再度辉煌，这不但受制于客观因素，更取决于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身的努力程度。
二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之所以称雄国际史坛，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成就，突出表征 是，其一，在理论上，倡导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主张“自下而上看到的历史学 ”；其二，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
希尔顿致力于研究封建社会与农民问题，他著述甚丰，主要有《一个中世纪社会：13 世纪末年的西米德兰》(1966年)、《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被奴役 者争得自由：中世纪农民运动和1381年的英国起义》(1973年)、《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 民》(1975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阶级冲突与封建制度危机》(1 984年)等。传统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领主与其附庸之间存在的一种政治——军事或法 律关系。希尔顿通过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特别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驳斥了 这种观点，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本质是土地所有者同受压迫的农民之间的一种剥削与被剥 削的关系。怎样看待封建社会的农民?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和落后生 产方式的代表，具有保守、自私、狭隘、落后诸多缺点，因而他们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 成为反封建的一支革命力量。希尔顿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充分肯定农民在促进整个英国 社会从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过渡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他不仅强调1381年农民起 义那样大规模斗争的巨大作用，而且认为“在农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在自由持有地和 自由身份的扩展过程中，在促使农民和工匠经济获得自由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致最 后促进资本主义经营的兴起等方面，农民的抵抗都具有重大意义”[3]；他既论证了农 民的斗争在推动地方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的变革方面所起的作用，还第一次指出了英国 农民在促进近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反对封建隶属 关系的自由权利的确立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一项特殊贡献，……而是封 建时代的农民阶层的贡献。”[3]“中世纪农民留给近代世界重要的、虽然难以捉摸的 一项遗产就是不向老爷承担义务甚至不表示遵从的自由人观念”。[3]希尔顿提出的一 系列创新观点为国际史坛所公认，使他早已成为与前苏联的科斯敏斯基、法国年鉴学派 的第三代核心勒·鲁瓦·拉杜里等齐名的中世纪史研究专家。
多布和霍布斯鲍姆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布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研 究》(1946年)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广泛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 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种种界定，坚持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 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封建制度的性质和瓦解原因，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时 间、途径及早期发展的几个阶段。多布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封建主 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卷入这场讨论的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外，还有一 大批国际学术权威，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依附理论”的创立者安德烈·弗 兰克、美国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史学家尤 金·吉诺维斯、罗伯特·布伦纳和日本史学家高桥幸八郎等等，这极大地促进了对中世 纪后期和近代初期的世界史研究。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两种理论的较量，一种着眼于社会 生产关系之外，强调商业市场关系，人口变动等经济因素的作用；另一种则立足于生产 关系之内，强调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作用。多布倡导后一种理论并影响了许多学者。 霍布斯鲍姆说：“给予我们决定性影响的主要著作是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 究》，该书系统阐述了我们的中心问题。”而霍布斯鲍姆本人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 独特贡献是，他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在《革命 的年代》(1962年)、《工业与帝国》(1969年)、《资本的年代》(1975年)、《帝国的年 代》(1987年)等著作中，霍布斯鲍姆阐述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展的各个不同 阶段。他贯彻总体史观，全面考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各 方面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构建了涵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层面的总体史。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惟有希尔顿长期专门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史。他撰写了 几十部有关论著。围绕英国革命发生的史学争论的焦点是：这次革命的性质以及这次革 命中反封建力量的阶级构成。关于前一个问题，希尔除了承认英国革命是一场像法国17 89年资产阶级革命那样伟大的社会运动外，还进一步指出它是一场社会革命，即它不只 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希尔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是 ，英国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说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进行的或自觉促成 的”革命，而是指“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开 辟了道路”。[4](P10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明确的释义，希 尔对英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释义使我们感到，他已认识到在某些资产阶级革命中，革 命性质、阶级内涵与革命成果三者往往不会那么齐整地符合经典的定义，常常在这一点 或那一点上出现差异或错位现象。至于后一个问题，希尔认为，正是中产阶级(由多数 商人、富裕工匠、自由农民和富有的佃农组成)才是英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主力军，而 英国革命是“普通人”(由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组成)的革命。很多历史学家认识不到这 一点。总之，希尔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当代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 史的最高水平，毋庸置疑，今天只要研究17世纪英国史，那么就必须重视希尔的著述。
在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费边社的韦伯夫妇、自由党的哈孟德夫妇和社会主义 者柯尔曾先后研究工人运动史，并把工运史从一般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 学。
比较而言，汤普森对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贡献最大，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年)堪称创学派的开山之作，自问世以来，一版再版，风靡各国，赢得很高评价。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布鲁尔认为：“这本书影响之大，乃至一切历史学家若要写18世纪 末19世纪初的英国史，无一可以避开该书的观点而不谈”。“写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会议 改革这段时期的一切著述，无一不受到汤普森那本划时代历史巨著的影响，它站在战后 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高峰”。[5]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传统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根据对列宁阶级定义的片面理解，把阶级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范 畴。汤普森不囿陈说，他通过研究1790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提 出了对“阶级”的崭新见解：“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 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史，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 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 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 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 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 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 迫进入。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 、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阶级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6 ](P1～2)“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6](P3～4)，“阶级既 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6](P6)。可见，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 素、社会生产关系、人的能动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同物质经济条件之间的一种辩证 的双向作用。而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 起来，则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尽管并不完善，但它 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前工业化社会中“没有阶级的阶 级斗争”、工人阶级形成和工业革命或工厂制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密里本德对英国 工党史和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史的研究，就填补了英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缺乏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空白，他的《议会社会主义》(1961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72年)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年)和《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年)等著述是这方 面的佳作。又如，威廉斯是文化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化理论专著《文化与社会》 (1780-1950)(1958年)和《漫长的革命》(1961年)，改变了文化理论的传统范式，开辟 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条件来诠释文化的新领域——文化研究的先河，同时也奠定了 他作为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在当代世界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中，人们常常把威廉斯 与法国的巴尔特、德国的哈尔马斯和前苏联的巴赫金等著名思想家相提并论，足见其影 响之大。
总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并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正如美国学者所承认的那样：“除了特纳的边疆理论，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历史著述 能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与汤普森并驾齐驱的霍布斯鲍姆、鲁德、哈 里森和英国社会史学家中的其他明星那样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如此热切欢迎，并给予美国 学术活动如此强大的推动。”[7](P256)
三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对话。正如汤 普森在其理论性著作《理论的贫困及其他》(1978年)中所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 方法从事历史研究。”[8](P33)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对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 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历史，从而得出自 己的结论，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 某些结论。他们重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反对庸俗的阶级斗争归结论。 他们坚持唯物史观，但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同时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及思想因素的 重要作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同非马克思主 义者进行对话与合作。典型的例证是，《过去与现在》杂志在创办伊始就有意识地办成 一个基础广泛的合作性刊物，不仅其编委会吸收了像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社会学家 菲利浦·阿布拉姆斯和人类学家杰克·古迪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合作共事，而且数 十年来刊载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优秀论文，使得该刊成为公认的具有国际性影响 的学术刊物。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与国际上的非马克思 主义学者进行交流，如前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讨论。通过交流与对话，各学派之 间互相影响，吸取对方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如霍布斯 鲍姆在《英国史与年鉴派》一文中所说，他们从法国年鉴学派那里获益匪浅。
第二，主张“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作为一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史学传统，历史是 领袖的或英雄的或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一般生活于基层社会的人民大众则永远是可有可 无的历史陪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鉴于世界历史进程出现的重大变化及传统史学 存在的明显缺陷，愈来愈多的史学家摒弃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史学，转而研究下层 民众的历史或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这在法国年鉴学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他们只是把 劳动大众及其“精神状态”视为长时段静态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件，当作一种消极、沉 默与潜在的力量而非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加以描述。这种史学充其量是“下层的史 学”(history of the bottom)。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独到之处是，他们倡导“ 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这种史学不仅把历史上被压 迫、被剥削、受歧视、受排斥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而且还从他们的立场和 观点来考察与解释历史，换言之，即以社会下层人民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着重探讨人 民大众的生活经历与斗争及其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影响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希尔 顿看来，“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社会，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 的较为确切的图景”。[4](P85～86)于是，希尔顿研究农民社会，希尔研究英国革命前 后人民大众的清教运动和文化活动，汤普森研究英国工人的大众文化，汤普森夫人多萝 茜·汤普森研究宪章运动的普通成员，萨缪尔研究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霍布斯鲍姆则 研究近代初期农民反抗资本主义扩展的各种原始斗争，诸如社会盗匪、农村秘密协会、 千年王国运动等，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并不排斥对统治阶级或上层社会的研究，如希尔研究革命 时对上层的关注以及安德森在其《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974年)和《绝对主义国 家的系谱》(1974年)中对国家所进行的宏观历史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倡导“新社会史”，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在英国，以乔治·屈维 廉的《英国社会史》(1942年)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史是所谓“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历 史”，其实这是以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历史学，主要研究家庭、工厂(或农场)及社区的日 常生活状况、道德和习俗的历史。而1964年建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则倡 导“人口与社会结构史”，主张运用包括数理统计在内的历史人口学的新方法，从各地 教会簿册中挖掘新资料，试图通过结构分析，探索在人口变动的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关 系。这两种社会史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缺陷，即缺乏总体史观，因而无法揭示社会历史发 展的内在联系，更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变化。有鉴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倡导“新社会史”，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即研究全社会的历史。“希尔和 汤普森两人都批评了那种不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对过去的更加综合的解释、无论是静 态还是动态的解释相联系的现象”。[9](P183)特别是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 的历史》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整体社会史观。[10](P10～21)。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与非马克思主义 者对话，注意吸取其他社会科学和流派的长处，坚持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历史 来研究，肯定人民大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囿陈说，勇于创新。这都是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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