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权力文明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加强对论文,权力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权力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神秘而又现实地支配着现实社会的运转和人们的生活。伴随着权力的演变，权力文明也始终被政治家和学者所探求。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不独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也给人类社会造成过巨大的深重灾难[1]（P1）。
对于高悬在人们头上的这把双刃剑，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权力文明的建立和巩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权力文明？什么是权力不文明、权力野蛮？什么是好的权力行使？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将失去方向，思想和政治认识上的混乱也将在所难免。
一
对权力文明问题，无论是西方古典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韩非子；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卢梭、罗尔斯，还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诸多阐释。对权力文明进行研究难度极大，是因为权力本身的复杂。这正如罗伯特·A.达尔感叹的：“很少有比权力更复杂的事物，也很少有像权力那样经常被粗略地简化了的事物了。”权力文明的研究，内容庞杂问题繁多。其观点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理论的方方面面。但尽管这样，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问题的始终。这一主线，或者说整个权力文明理论的基本支点，便是对权力概念和权力问题的界定与解说。只有对于权力概念有了正确定位和深刻的认识，才能派生出诸多权力文明思想和权力制度乃至权力运行的方式。“权力”的概念含义极其广泛，如果不对它们加以限定的话，要进一步对权力文明进行研究便好似在大海里游泳，显得茫无目标，不着边际。所以，对权力文明研究的起始点应落脚在权力之定义上。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有多少人使用过权力的概念，就有多少种关于权力的定义。
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在于：一是权力几乎无处不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且人们对它的体验是不同的、“复调”的；另一方面，从古到今的政治哲学乃至法哲学的经典著作，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对权力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之心。权力在内容意义上存在的交叉与重叠，以及其本身的含义、范围、界限等诸多问题，因研究者立场、视角、方法、民族价值观、文化背景等不同，便呈现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的“最终的结论”。对权力更难以把握的是，它所表现出的流变性和层次性[2]（P33）。尽管如此，人们始终没有降低对它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性的厘清兴趣，依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明”即使不是最常用的，也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尽管它的含义不是十分确定，特别是它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着它内容的变化，从而显得难以捉摸，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并给它以相对准确的解读。一般而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是着重从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的角度，即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去理解的。权力文明的对立面应该是权力不文明和权力野蛮。从现实中国实践层面看，权力文明不单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运作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急剧性的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权力内涵、权力制度、权力理念、权力配置、权力运行的空间和时间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这一阶段任何执政党都容易出现合法性危机。转型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传统型权力权威的逐渐消失、法理型政治权力权威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政党权力弱化的现象。一方面，新旧两种权力意志不仅在相互冲突中削弱了对方，而且在衔接过程中也极其容易出现脱节现象，人们对执政党的道德期望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层次上都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过去迷信权力、崇拜权力到现在开始怀疑权力、否认权力，社会的秩序和权力被动摇了，执政党及其领袖不再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转型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比较尖锐，更需要权力文明来发挥导向和均衡调节功能，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近些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政治文明”目标的增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出台，建立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都凸显了权力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而现实中人们对权力的诸多异化现象，尤其是权力腐败的泛滥并有蔓延之势的痛恨与担忧，更显示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切实加强权力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权力文明建设才能完成。
二
西方对权力文明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之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历史漫长而悠久。
西方权力理论中有关权力文明研究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的《政治学》一书，专门论述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问题，其中关于国家的性质、目的，特别是关于政体的论述、分权的理论体现了他对权力文明的思考。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说明了实现国家权力的三种机能的分工，可以认为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分权理论。之后，波里阿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思想，充分论证了关于国家权力相互牵制关系的原理。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思想还只是分权学说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萌芽状态，那么，波里阿比的分权理论就具备了分权学说的雏形。
继波里阿比之后，西塞罗又综合了前人的学说，在他的理论中，增加了理性与法律作用的论述。分权是实现权力文明的必要条件，是第一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之后，卢梭作为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维方式，阐发了他的国家权力理论，并倡导“主权在民”的权力文明思想。他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3]（P97）。
而从马克斯·韦伯开始，西方进入到了权力文明理论研究的新阶段。韦伯突破了国家权力这个范围，在研究一般组织的同时也探讨了组织中的权力现象。一些学者认为：罗素的研究使西方权力文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根据罗素的观点，权力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中，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构和一般社会组织之间。在这种观念下，西方权力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继罗素之后，托夫勒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权力变移》一书中。
韦伯、罗素和托夫勒等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研究权力文明的基础理论、权力来源、权力性质、权力哲学等。丹尼斯·朗则在著作《权力论》中阐明了权力的形式、基础和用途，对权力关系的三个属性、四种形式进行了分析[4]（P26）。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学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社会中的人们怎样文明地得到更多的权力以及如何文明地展示和运用自己的权力。在这些著作中有柯尔达的《权力的取得与应用》、约翰·科特的《权力影响力》、赫尔加·德拉蒙德的《奔向权力》等。
二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西方对于权力文明现象的理论研究，不仅涉及范围宽，内容丰富，而且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
西方权力文明理论的深度，在分权理论阶段，主要体现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和杰裴逊等人的双重分权理论中，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分权理论，他是近代分权学说的完成者。杰裴逊等人则在运用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设计美国政治体制的实践中，提出了双重分权制。双重分权思想对于已经较为完备的近代资产阶级分权理论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使分权学说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权力现象和权力文明运动的客观规律性。罗素的着眼点，是要将人类所共有的权力欲引入为世界谋幸福的轨道，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东西”[5]（P23）。
在现代，西方对权力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被誉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最有深刻影响力的思想家，被西方学者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他对权力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视角，他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鲜明观点。福柯通过对权力关系的空间形态分析，得出了权力是“在非平等的、活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从无数点行使的东西，权力无处不在，不仅因为它拥抱一切，而且因为它来自一切”[6]（P93），否定“人本自由”的结论。他认为权力一词容易导致误读、误解，人们往往把权力放置在“什么是”的范畴中对其说明，这种思维模式都预先设定了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图式，然后在这张不变的图式中加以陈述，表现出一种永恒性的概念。权力的运作不应视作一种所有物，而是一种策略，其统治效果不当归因于“自己占有”，而是配置、操作、策略、技术、功能。权力和知识一样，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被制作、被利用，也不是统治和压抑的工具和手段。
约瑟夫·劳斯的思路与福柯近似，从微观权力审视权利[7]（P258）。而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一批新著的问世，为西方权力文明的研究又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近年来西方对权力文明的研究，也呈现出另外一些新特点。例如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伦理道德问题的局限，运用经济学知识发展起了“委托人——代理人——顾客”理论模型，并依此分析腐败现象，为政治家提供控制腐败的政策性思路，也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而运用寻租理论解释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则开拓了西方权力理论研究的范畴。总体看，西方对权力文明的理论探讨在上个世纪70年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发展速度异常迅速，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三
反观我国，全方位地开始对权力文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和反腐倡廉理论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涉及权力建设。
近些年来，学界对权力文明研究投入了更多热情，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从1994年至今，所发表的论文每年呈现递增态势。从研究内容来看，有逐步拓宽之势，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学者对此关注甚多，其研究成果丰硕。在公民权利、国家权力、民主法制等方面有很多建树。
如果说政治学界对于权力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权力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的话，那么法理学界对于权力问题的研究则侧重于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权力与民主宪政关系方面的考察，多角度多层面地挖掘权力背后的法律意义、历史内涵和文化特征[8]（P5）。这是法理学界对权力文明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观点，如“公民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力”三权和谐等[9]（P2）。近些年来，从公法的角度研究权力文明的成果反映在专著上的主要有：喻中的《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肖金明的《法治行政的逻辑》、林乾的《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赵旭东的《权力与公正》、刘作翔的《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童之伟的《法权与宪政》等。多年来，国内学者注重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研究，力图遏制权力文明的变异——腐败，使权力有一个可操控的边界，以驾驭住权力这匹烈马。其主要专著有：杜力夫的《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孟祥馨等人的《权力授予和权力制约》、林吕建的《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李彬的《透支的的权力》等。对领导权力观以及腐败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学者所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文章与专著较丰富。多年来，对权力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扎实，成果也较显著。如周旺生的《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10]（P87—94）、张康之的《论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11]（P39—44）、宋惠昌的《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12]（P51—55）等。近几年，对权力文明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权力道德方面，其成果也较丰硕。其代表作有龙静云的《论社会主义权力道德建设》[13]（P55—60）、郭道晖的《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14]（P4—8）、邓曦泽的《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15]（P61—66）等。
而更为可喜的是，学者们开始探寻权力背后具有更深刻的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如对公正问题以及正义问题的探寻，为构建权力文明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其专著有：胡海波的《正义的追寻》、陈周旺的《正义之善》、何怀宏的《良心与正义的探求》以及吴忠民的《社会公正论》。而更为深刻的是，学界开始探寻政治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等内核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政治方面的必然反映，这些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如姜朝晖的《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研究论纲》[16]（P98—102）、万俊人的《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17]（P5—10）、李建华的《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18]（P13—16）、马宝成的《有效性与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19]（P58—60）等。另外，学者们敏锐地察觉到权力运行轨迹的变化。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现在已开始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过渡。代表文章有陈玮、刘海涛的《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20]（P102—105）、姬金铎的《从行政权力中心到社会权力中心》[21]（P45—49）、汪玉凯的《中国公共行政权力结构调整及其特征》[22]（P49—52）、刘江的《论“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23]（P4—7）。还有一些学者对权力的结构、运行方式、特征以及权力资源、权力配置、权力与宪政的关系也都有所触及。这些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权力文明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对社会转型期我国权力文明的研究，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现实，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研究并提出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的对策，为提高执政党的权力文明水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服务。具体而论，就是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理论的研究和对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实践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把学习和借鉴西方权力文明理论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把研究现实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力求全面、准确地揭示我国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
第一，需要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权力建设的论述，科学完整地领会其精神实质，由此揭示出社会主义权力来源，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权力的约束功能、示范功能、激励功能和维系功能；分析论证社会主义权力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加强执政党能力的主导工程。
第二，依据马克思主义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关系调整对我国权力制度、权力分配和权力行使以及社会的权力文明观念转变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深入剖析当前我国社会权力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权力文明提出的新要求，着重探寻腐败等权力异化的现实根源，以掌握加强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的共性机制。
第三，要对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经验教训历史进行反思。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阻碍权力文明进步的要素，挖掘和整理可用于现代权力建设的有益资源，反思和总结建国后我国权力文明的经验教训，并比较国外的权力文明建设经历，从中获得重要的历史启迪。第四，认真学习和归纳总结当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关权力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深入分析西方民主法制型权力文明模式的合理要素和消极成分，结合社会主义权力的本质，系统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力文明模式——法制伦理型模式及其内在动力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探索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中权力与真理、权力与法制、权力与道德、权力与权利[24]（P251）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以上思考，在研究中，要跳出已有的框架，不拘泥于成说，树立新的问题意识。将权力研究置于宏观历史背景之下多角度、多层面予以审视。在思维方式上要有所创新，立足于对权力多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分析，实现从孤立到统一的思维范式的转变。可采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新方法，如政治哲学、伦理学、博弈论、人际网络学等方法对权力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讨，努力揭示出权力的实质和一般性的规律，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