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超前经济三百五十年——世界体育史上的一个特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例论文,史上论文,超前论文,五十年论文,中国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国体育史学者们有一项共识：体育运动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在不同生产发展水平的国家里，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是同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在同一国家里，某个历史时期生产水平高，体育运动的水平就高；反之就不高或较低。在不同的国家里，某个国家生产水平高，体育运动的发展就快；反之就慢。但是，1949～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的发展是个特例。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年人均生产总值大致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350年前的水平。如果同中国自己比，还没有达到明代晚期的人均生产总值。但是，当时中国体育的发展却大致赶上了同期发达国家的水平——大大超前了。这是世界体育史上极其少见的一个特例。
一、当时我国的年人均生产总值
1950到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的物质生产获得了飞速发展，17年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多，平均年增生产率在9％以上。（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1998,P.55） 但是，由于过去200多年里我国封建统治的无能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按照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安格斯·麦迪森的科学估计，1950年中国大陆的年人均生产总值是439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注：[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6页。国际元直译为吉尔瑞—开米斯元（简称G—K元），是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的名称。最初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随后由S.H.Khamis发展。使用国际元便于世界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和论述） 这个439国际元在当时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里，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1966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是753国际元。1950到1966年的平均年人均生产总值是557国际元左右。（注：[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6页。国际元直译为吉尔瑞—开米斯元（简称G—K元），是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的名称。最初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随后由S.H.Khamis发展。使用国际元便于世界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和论述）
年人均生产总值557国际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些国家同期的相关数字：美国是11,848国际元左右，英国是8,396国际元左右，法国是7,316国际元左右，日本是4,216国际元左右。这就是说，新中国最初17年的年人均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二十一分之一，英国的十四分之一，法国的十三分之一，日本的八分之一。1600年是我国明代倒数第三个皇帝朱翊钧的万历28年。按照英国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估计，这一年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600国际元，比新中国最初17年的557国际元还高43国际元。1600年英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974国际元，法国是841国际元，日本是520国际元。新中国最初17年的经济水比1600年的英、法低得多；比1600年的日本稍高一点。1600年比1950年早350年。简单地说，新中国最初17年的经济基础大致是中、英、法、日等国350年前的经济基础。（注：[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6页。国际元直译为吉尔瑞—开米斯元（简称G—K元），是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的名称。最初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随后由S.H.Khamis发展。使用国际元便于世界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和论述）我们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但是今天比较前面的数字，还是感到震惊。
二、17年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最初17年体育运动的发展是怎样的呢？快，很快！
1.当“大众体育”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的时候，（注：《国外大众体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中国就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职工体育和农民体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6天，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组织——由过去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已成立，并在青年团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体育工作。1951年，中国开始有组织地在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军队等基层单位里占用工作或学习时间开展了广播体操。有资料显示，1954年在全国机关干部中每天参加做操的平均人数约占70％以上。1955年，早就负责领导全国职工体育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体育部；以后几年铁道、煤矿、机械等20多个行业都成立了体育协会。从1957年开始，先后编制推广了钢铁、纺织、煤矿、码头等不同行业的工人体操。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上，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1,700多人，他们是从全国17个产业系统的120多万职工运动员中选拔出来的。按留有余地的估计，当年如果是每5个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有一人参加运动会选拔，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也在600万以上。1963到1966年全国职工体育出现了新的高潮。据当时天津市51个工厂、企业的调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占职工总人数的15％左右；少数单位达到30％至40％。以游泳、射击、通讯、登山4项活动为中心的多种多样体育活动，响应毛泽东“全国三亿人学会游泳”的号召，不仅在职工中，而且在各界人民群众中，都有踊跃的实践。
这个时期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也有少数先进的乡、镇、县比较普遍地开展了各有特色的体育活动。1956年起，江苏省的泰县、武进、仪征等县开展了农民的田间操。据当时11个省54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运动队16,244个，主要是农民队。山东省有63个县和3个市郊区的6万多农民参加武术、摔跤、骑马、射箭、举石锁等体育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曾有67个县推行过《劳卫制》，有1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的各级标准，2000多万人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约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5％。1963年后，在国家体委提倡的“业余、自愿、小型、多样、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指导下，农民体育和其他大众体育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除了过去开展传统体育项目较好的农村，如河北的吴桥、河南的登封、山西的忻县、内蒙古自治区等继续坚持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体育先进县，如广东的东莞、台山、梅县，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辽宁的金县等。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游泳高潮时，广东东莞县参加游泳活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50％。1950到1966年全国农村平均总人口是5.5亿左右（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P.49,1948～1981,P.963）。依据上述情况，从总体上讲，把这期间农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估计为农村总人口的5％是完全可以的，即2,750万左右。
2.中国的学校体育已经基本上与经济发达国家同步（但体育场地设施较差）。其主要表现是坚持比较正规的体育课、开展有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有一定的规章制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其中对体育课、晨操、课间课外活动等，提出了具体要求。1952年起，先后在学校实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从1956年国家教育部门先后分别颁布实行了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学大纲》（先是草案后是正本）。1963年后，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做到了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上两节体育课，每天做早操、课间操或眼保健操，每周安排两次课外体育活动。同年在全国少年田径运动会的推动下，许多省市召开了中学生运动会，学生业余运动队大量增加。这个历史时期，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在8000万左右。（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P.49,1948～1981,P.963） 以90％学生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计算，约有7000多万人。
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育已完全步入正规化阶段。1952年召开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后，1953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体育列为军队正规化训练的基本科目。与此同时，全军也丰富了业余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射击、投弹、通过障碍、武装越野跑、摩托车、田径、游泳、球类、武术、体操、举重等各种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育组织参加了国际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先后举办过多项国际军队体育比赛。1964年全军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掀起了整团整营整连学游泳的热潮。昆明部队某团13次武装泅渡金沙江，22次泅渡澜沧江，14次泅渡云南省滇池及其他江河。这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在550到250万之间。（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99，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P.310）全军人员基本上都是体育人口。（注：以上工、农、学、军体育四个段落中的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来源者外，都来自以下五本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的《中外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体育运动史》）
过去我国媒体和体育史书籍没有出现过新中国最初17年的体育人口数字。把上述工、农、学、军4个方面分别估计的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加在一起，大致是1.1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平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P.49,1948～1981,P.963）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突出增加体育人口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注：《国外大众体育》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世界体育教育峰会主报告论文》）。这里估计的中国六分之一体育人口同当时发达国家的体育人口大致处于同一阶段。
4.竞技体育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从世界的底层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53年，吴传玉在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会上获百米仰泳冠军，是新中国在国际重要比赛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1956年陈镜开三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958、1959两年，有40人26次在举重、游泳、跳伞等18个运动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1963年我国运动员在4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了66个第一名。1965年，共有66名运动员41次打破世界纪录；中国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5项世界冠军。截至1966年底， 新中国运动员前后共有84人67次在45个运动项目上打破了世界纪录。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实行“两个中国”政策，我国参加的国际体育组织很少，但是也共有17人10次获得了10项世界冠军。（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9月，P.729）
那时的体育教育、体育宣传、体育科研、体育场馆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
1961年前后国家遇到经济暂时困难时，整个体育工作，特别是大众体育严重下滑。这不是体育工作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过去了。
三、是什么因素促成的？
中国以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350年经济发展水平的物质环境，创造了与他们的体育运动水平大致相当的业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中国是一个拥有6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大国有助于集中力量发展体育的某些方面，但是很难使体育的总体脱离自己的经济基础，全面跃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17年出现的体育奇迹，主要还是靠人们的主观努力。这个主观努力归结成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体育、指导体育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和体育工作者提高对体育的科学认识，极积参加体育实践。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体育，在前苏联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体育理论，提出了体育是关系到人民大众健身利益的大事，体育事业是人民大众事业一部分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件事特别引人注目，即1952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1954年中共中央的重要批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注：国家体委政法司：《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12月，P.3） 当经济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还把社会个人的体育锻炼仅仅看作是娱乐消遣，仅仅看作是个人私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观点，不仅对中国体育实践的超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世界体育史上的一项创新。
2.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体育工作列入自己和中国政府的职责。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革命战争期间的光荣传统，把体育工作的整体列入党和政府的职责范围。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里明确列入了“提倡国民体育”六个大字。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管理全国体育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央体委，以后改称国家体委，每隔几年就开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或专发指示。体育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物质建设等各方面，都由政府主管。各种、各级的体育组织也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展活动。这种体制使体育工作的发展力度大大超过了那些政府基本不管体育的国家。中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较快，都同这一点有很大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那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广播体操发展得那么红火？不把做操看作是关系人民利益的事情，不由政府发文并占用工作时间，是根本办不到的。
从世界体育历史上看，政府全面管理体育是历史的进步。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全面管理全国范围的体育工作，有的国家只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管理学校和军队体育。前苏联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相继设立了专管或兼管体育运动的部门。就是政府管理体育运动最少的国家美国，也主要通过立法管理体育并设立了一个“健康与体育总统委员会”。（注：《国外大众体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5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政府管理体育工作过多是个缺点；减少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是在不断改革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在50年前的当时， 从政府管理体育这项工作的整体上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历史的前进。时间、地点、条件，决定开展某项工作的正确与否。我们不能忘掉这条唯物辩证法的通俗原理。
体育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半个世纪前，中国政府就已把通过体育工作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权利，列入了自己的执政职责。在今天这样更好的经济形势下，怎样把这项职责履行得更好，是很有必要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3.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自己对体育的科学认识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推动体育工作，是当时中国体育工作的特色和优点之一，也是中国体育超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952到1965年，经过媒体公开报道，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工作压力很重的情况下，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至少在8次以上。（注：《毛泽东与体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 他还亲身实践游泳、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毛泽东以他在28年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科学言行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这种环境里，他关于体育的言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千千万万本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尽管当时并没有学过多少体育知识，但是一听说毛泽东提倡体育，就自觉地跟着大家参加体育锻炼。这是当时的中国国情之一。除毛泽东外，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也都积极提倡体育并身体力行，一同起到了推进中国大众体育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毛泽东以前，很少有国家领导人像他这样有言有行、亲自动员大众参加体育运动。虽然以前有的国家领导人也为军事需要或从教育角度提倡过体育，但那不同于从关心全体人民身体健康出发来提倡体育，而且身体力行的程度也比不上毛泽东。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动员宣传体育是在毛泽东上述题词之后的1956年。（注：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P.196，《国际体育运动史》，P.487）
4.十分重视体育的思想发动工作。从信任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各级政府的体育部门、各种报刊广播，都重视体育的思想发动工作。
5.发展体育的方针政策、措施、方法，都比较实事求是。当时提倡新体育、开展人民体育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等方针政策，都符合实际情况。在群众体育工作中强调运动项目要小型多样，因陋就简。小型多样的运动项目，方便于不同爱好的人们；因陋就简是从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不花钱或少花钱也能参加体育锻炼。这种做法极大地方便了普通工人、农民参加体育锻炼。做操、跑步、打乒乓球、打篮球、爬山、游泳等都是当时很盛行的项目。正因为如此，人均557国际元的中国才能在体育人口上赶上人均10,000左右国际元的发达国家。如果当时在体育活动中到处都要求正规化，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收费俱乐部开展体育，肯定是行不通的。
6.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新中国体育工作很有特点的一项工作经验。当时的中国虽然穷，但是国家大，人口多。发展体育要国家拿出很多钱，办不到。但是把国家能够拿出的一部分钱，集中起来办某件对国家和人民特别有利的事情，却可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创办一些项目的专业运动队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人均557国际元的中国，要想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是根本不可能的。一直有人批评这一点。其实，那些批评者都是没有算总账。如果一算总账他们就会发现，只凭竞技体育尖子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和思想影响折合成现金， 就超出了国家为办专业队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