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1890-1969)，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打下国学基础。12岁至3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合计约有1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104篇论文，还有近年陆续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杨联陞整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大半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代风气，贡献令世人瞩目。
一
国学和历史学，是陈寅恪对终身职业的崇高选择。前人尝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先生更有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同上书，317、318页。）诚是“文章存佚关兴废”（注：《广州赠别蒋秉南》，《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页。），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巨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注：《雨僧日记》，1919年11月14日，引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9、10页。）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注：读《僧传》眉批，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3页。）。可见其呵护祖国文化的一片真情。而其所以“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原因之一，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世有以往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学说）的惟一一次成功记录可资借鉴。
殆因父祖两辈的挫折，陈寅恪先生不再涉足政治，学术研究始终恪守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则。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到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并以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
二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创立了以士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政治社会演变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观察中古历史辩证发展的大势，把握历史运动的底蕴，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上。
在中古时代已经开始的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籍和政论、会要、金石、方志、笔记、类书等各种正史、杂史，卷帙浩繁，有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今古罕匹”的“宋贤史学”，留下堪称“空前杰作”的《资治通鉴》（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注：《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162页。）的史笔。但无论是北宋以前成果不菲的史料编纂，还是尔后在文字狱式的文化高压下功力深厚的史料考据，包括《通鉴》的“臣光曰”和《新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在内的史论，都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的议论上，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往复循环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出路。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的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的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使其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到了20世纪初，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呼唤“新史学”和“新思想”，倡导进化史观最力的梁启超扮演了“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戴逸教授语）。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有心写一部中国通史，反映他们改造旧史的宏愿，惜都未能完成。
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历时2 132年的帝制结束，又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学术环境并未出现预期的宽松蓬勃气象。而日本，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间，东京、京都两派在“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中国史研究的长老”（周一良先生语）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两位率领下，东洋史和支那学开始具有现代学术的规模水准，一时中国学子趋之若鹜。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诗所称“群趋东邻受国史”（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载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65页。）的情况。1910年，即在陈寅恪第一次东渡日本前二年，内藤湖南已在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注：《历史与地理》9卷5号，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卷，中华书局，1992年，10页。）20世纪初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日本比中国处在起步早、视野宽、水平高的优势地位。
曾留学日本三年多，熟知“藤田狩野内藤虎”（注：《王观堂先生挽词》，收入《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的陈寅恪了解日本的中国学，“神州士夫羞欲死”是他的切身感受。不能再落人后的学者良心，显然也是他选择“不古不今之学”的动因之一。自30年代初起，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上。1931年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的20余年间，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到50年代，才因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的学术批判被迫中辍，“著书唯剩颂红妆”（注：1960年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47页。），陈端生和柳如是这两位追求自由、光明的清代才女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主人公。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计划，被无奈地放弃了。
陈寅恪对直到明清结束的整个皇帝时代各阶段的历史都有独到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丰的是“不古不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文史，尤其是历史。他提炼出一条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因为有系统的土庶研究、集团研究、内外关系研究支持，许多结论坚实可信，影响深远。
在这方面，陈寅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李唐氏族之推测》，一开始就抓住了切入点，从至关重要的土族问题着手去认识中古士族社会。尔后理出士族社会兴衰史，系统论及：东汉以后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为寄托（注：《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1卷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6页。）；官渡之战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东汉儒家大族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西晋篡魏可谓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注：《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28、129页。）；南朝之政治史，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史语所集刊》11本1分册，引自同上书，95页。）；陈霸先又别用南方土著之豪族，此为江左300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2期，引自同上书，48页。）；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注：《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32页。）；既非出自山东土族，又不属关陇集团的武后掌握政权，在历史上实有进步意义，盖北朝之局势由此而一变（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转成孤寒之族，旧习门风论替殆尽，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9-80页。）。陈寅恪一再强调：“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2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48页。），“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3本4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303页。）陈寅恪关于东汉以后至唐后期士族门阀贵族和进士科新兴官僚兴替历史的系统研究成果，相当完整地勾画出那八九百年间社会主流阶层成分变化的全貌，是认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背景、经济冲突内涵和文化变迁特点的基础。近几十年间在史学界带起了一股常盛不衰的士族研究热，这是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研究中，工作进行得最充分最扎实的一个领域，从而深化了对整个中古时代的认识，提升了断代史研究的总体水平。陈寅恪富有启发性的系列成果，有开创性的贡献。
为细化对士庶问题的研究，陈寅恪区分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为集团，主要是地域性集团，分析集团间的冲突斗争，进一步生动具体地揭示出一幕幕政治斗争的社会内容，达到本纪列传体史籍无法企及的深度。
陈寅恪判研的集团，有魏晋之际曹魏的法家寒族集团和西晋司马氏的儒家大族集团（注：《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28、129页；《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3期，《金明馆丛稿初编》，42-43页。），东晋南朝时迁至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迁至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还有楚子集团与也是南渡之北人，但出身寒微，以武功特起，又别用南方土著豪族的陈霸先集团（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1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1941年《史语所集刊》11本1分册。均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67-68、94-95页。），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或称关陇胡汉集团、关陇六镇及山东豪杰两系统之集团（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7页；《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岭南学报》12卷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226页。）。其中特别是关陇集团的概念自40年代初提出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被中外学者广泛采用，成为解释隋唐历史的首要理论框架。关陇集团政治模仿门阀，但自身终究并非旧门阀，因而具有既保守又革新的矛盾性格，在中国门阀社会向后门阀社会的转变中起了关键作用。关陇集团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隋唐历史底蕴的认识。
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是陈寅恪把握历史大势的又一重要视角，周边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复杂的内外交往和冲突的聚集点。陈寅恪在研究历朝史的时候，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眼光不局限于中原王朝和内地的汉文献。
著名的例证可举对东北高丽问题的研究。东北高丽问题在隋唐时变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在北方和西北方向边境形势基本稳定后，隋唐两代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方向，想解决在辽东、辽西扩张势力范围的高丽问题。自开皇十八年（598年）至总章元年（668年）的70年间，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前后十余次遣兵击高丽，最后虽然平了百济，灭了高丽，但还是不过数年便退出朝鲜半岛，无力与统一半岛的新罗冲突下去而后撤。原因与紧急西调进击吐蕃的征东名将薛仁贵咸亨元年（670年）在大非川的大败有关。陈寅恪先生把这一东一西一般很难连到一起想的问题联系起来，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3页。）这是高屋建瓴、统观全局的大家史笔。由此不难领悟以后武周时契丹和奚骚扰河北、天宝末安史之乱到后来辽金犯宋，东北方向边患不断引发内政问题，和唐高宗顾虑吐蕃之盛强而在东北改持消极政策未彻底解决东北问题有一定关系。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正是从上述民族升降、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地剖析了一代政治。更早一年完稿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极有见地从礼仪开始，备述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项制度的渊源流变，分析魏晋以降东西南北各地域间文化的转输保存关系。40年代初这两部书稿的问世，把我国中古史研究提到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使中古史从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事件，变成有内在联系、有线索可循、逻辑地演进的历史，中古史研究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使20世纪国内外学者受益无穷。
三
具体做历史研究，陈寅恪不是拘泥于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去框架历史，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表出隐讳，校正诬枉，示范了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善结合的史学方法。这或者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一是考异求真，二是对复杂历史问题做动态的把握，三是抓关键大事和转捩点。
第一点，陈寅恪曾说明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则：“凡前贤之说，其是者固不敢掠美，其非者亦不为曲讳，惟知求真而已。”（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09页。）求真就是要拂去一切史事上的尘封，揭露撰旧史的“史臣颇讳饰之”（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引自《寒柳堂集》，97页。），懂得“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并告诫：“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74页。）谁不下功夫精研古籍，比较同异，正其
误，补其阙遗，谁就不能找回被史臣讳饰的历史真相，所以他总是把求真作为治史的第一要义，致力把“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的历史原貌恢复起来。陈寅恪十分赞赏司马光、李焘的《资治通鉴考异》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广博取材、精审考订求真的办法，主张：“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3页。）求真须精审做考据，并不是件易事。仅《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篇跋文中，他考证该经的译主，在引述法、德、日的相关文献资料后，又研究了蒙文、梵文、藏文、中文的对音和意译，将古今中外书籍互相补正的功夫展示到极致。应该说，他一贯主张的取“最有关之资料，综合比证，求得一真确之事实”（注：《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史语所集刊》2本3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26页。）。这种考据求真、实事求是的研究，表明其治史的态度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
第二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示范陈寅恪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方法的经典之作。其上篇和下篇的标题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升降、连环性、关系这些概念，表明使用了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事物本质的哲学方法。关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书中有专门的解释：“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128页）举例证如突厥覆灭，“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130页）又如“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钜，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132页）还有上文已述及的，“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140页）这样的分析充满辩证法的光彩，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第三点，陈寅恪论著中着重探讨的每每是涉及全局关键和历史转捩点的一些事件，悉心研究大事、大问题，有些事虽不大，但是可以成为历史转折关键性标志者，他也予以特别的关注，充分体现出眼光的穿透力。其例证最著名一则是关于武则天破坏关陇集团的问题，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有所论述，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更为详明，在论述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诏书时说：“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注：《历史研究》1954年1期。）
其他这样抓关节点抓大事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例证不胜枚举，兹仅列举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论及曹操时，讲他的求才三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44、45页。）
论西晋史指出：“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32页。）
论东晋史，分析《世说新语·言语》所载晋元帝始过江时与江东士族代表吴郡顾荣的问答，称“顾荣的答语，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议既成，南人与北人戮为同心，共御外侮〕〔原文作“敏”〕，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152页。）
论南朝史指出：“六朝到刘裕为皇帝，阶级已起变化，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靠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215、214页。）
论北朝史，由高阿那肱斥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源师为“汉儿”，称：“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页。）并说：“应注意六镇对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影响。六镇起兵最大的现实问题，在改变了北朝的历史。……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这种反动，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了。”（注：《魏晋南北朝史演录》，268、297页。）还提出宇文泰维系其关陇胡汉诸族人心的关中本位政策论：“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91页。）
论唐史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19、49页。）
综合以上引述，可理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显见其非常擅长使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对立面的斗争，剖析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导其发展趋势结局的主要方面，把问题的前因后果演变情势说得非常简洁明白。这是在历史研究中抓纲举目，洞察历史运动大势的大手笔。
本节不厌其烦详引证据是想纠正一种认为陈寅恪只重证据不重理论的误解。希望说明其对近代中外哲学方法、科学理论的许多优秀成果不仅不生疏，而且有所汲取运用。
诚然，陈寅恪并没有关于史学理论的专论留下，他本人也没有刻意要创建一种史学理论体系，但其学问渊博，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有机会接触古今中外各种史学流派，包括兰克史学、黑格尔哲学、新人文主义史学、进化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都在其视野中。他对史学的追求、史学的效用、史学的魅力、史学的局限、史家所需的才识胆略等诸多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均有深刻的认识，随机发表在他的谈话和论著中。他又有“不为牛后”的个性，于是融会贯通中外史学理论方法于胸中，自成一格治史，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换的关头，在自己的论著中，将融会百家之长的独特史学理论方法昭示后学。陈寅恪是卓然特立的，我们认识陈氏史学，切不可将之比附归纳塞入某现成史学流派中去评说。
经过了这几十年，当人们醒悟过来，为过去都在同一理论模式框架中充填材料，做注经式的学术研究，甚至跟风逐流，制造了无数文化垃圾而懊悔蒙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陈寅恪流传后世的鸿文名篇，就可以更正确地认识陈寅恪和陈氏之学的价值。
四
陈寅恪治学广征博引，正史实录之外，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梵夹道藏、诗文酿辞、笔记小说、碑石墓志、家谱方志、异族故书、域外文献，无不用为“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的有用材料，抉隐发覆，开拓利用史料的蹊径，示范了驾驶史料的能力。
关于史料作为史的组织细胞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广泛被引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20世纪兴起并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的敦煌学因此序而得名。陈本人也成为一位早期的著名敦煌学者，在其为数不少的敦煌学论文中，《韦庄秦妇吟校笺》和关于《常何墓志铭》的研究最为知名。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和初唐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墓志铭都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新史料，《秦妇吟》披露了黄巢进长安以后社会离乱苦难的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惨状。陈寅恪的校笺被公认是整理得最好的一个本子，对洛阳东西路程的考订和对诗句的校释，展示了诗史互证的硕果。《常何墓志铭》被其称为“最佳之史料”，也做了录文，对该墓志铭的研究，使他能对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得胜，李建成、李元吉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5页。）
卷帙浩繁的诗词笔记小说也是其得心应手娴熟使用的文字史料，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是最早示范了以诗证史方法的成功之作。其中还从唐代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论及小说发展史上的问题：“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页。）上述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保存至今犹有四五百种之多的唐人笔记小说，自然是治史者不能忽略的。在《元白诗笺证稿》第84页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83页一再引用的康骈《剧谈录》李驾戏言元稹“明经及第，何事看李驾”故事，原书第84页有按语：“寅恪案：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其中所说在多所疏误的笔记小说中发掘具有“通性之真实”的珍贵社会史料的方法，值得认真体味学习。
陈寅恪甚至提出了有鉴别地使用“伪材料”的惊世之论：“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敢用会用“伪材料”，是大学问家的高明之处。比如研究古代服饰，必须利用的画塑资料往往是赝品，沈从文先生并不因此而弃之不用，而是先做缜密的考证，不仅按传统的鉴别方法看该画的绢纸材料、笔墨、设色、题跋、画风，还综合考察所有内容细节，考证该画可靠不可靠，可靠到什么程度，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又可靠又不可靠，尔后按该画能反映的实际情况，作为那个时代的服饰资料加以利用。这个道理对研究历史、文学、美术是相通的。能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地掌握，标志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成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下几十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据我的学生廖孝莲统计，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运用笔记小说材料有近60处，20余种之多。他对这些私家纂述的笔记小说易流于诬妄的情形十分警觉，在本书第73页就有“唐语林壹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已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的判断。又如佛经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是否如日本西本龙山考定为鸠摩罗什所译的问题，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一文中推定三事后，提出二点不可解之疑点，说：“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60页。）
陈先生在论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做学问要勤慎、谨严、精确，史料的运用持审慎态度是治史应有的立场，并认为这一条至关重要，也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充满信心。晚年曾嘱在身边十年帮助其找书读书的黄萱女士写一篇介绍其治学方法的文章，可惜黄女士未能完成，实在也是陈寅恪将理性观念、学术观点、神游冥想、假设考据、文字技巧熔于一炉，要讲清其治学方法谈何容易。对其治学达到的学问境界，很难一下子说清，似乎还有许多空间能容人们探索认识。相信21世纪能容我们找回一个真实完整的陈寅恪，全面地总结继承其遗产，给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认识陈氏之学作为国学的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五
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在国学的广泛领域里，一系列具体学术问题上，做了极有深度的发掘，留下无数富有启发性、开创性的成果。其讲课和论著中能给后学启发，提供的有价值课题比比皆是。诸如：“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6页。）一语道出中国传统文化唯官唯上，讲究尊卑等级的本质。又如：“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注：《论再生缘》，《寒柳堂集》，65页。）。近年学术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和宋朝学术文化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因而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不能不说是陈先生首倡其说。
其他还有如关于礼教法律的：“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933年，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揭示了礼法并治的中国政治特色。关于人口的：“人口的徙动，为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来之大事。”“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78、114页。）关于民族和蕃将的：“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唐，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学报》11卷2期，引自《寒柳堂集》，98页。）“以唐代之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钜，举李唐一代三百年相终始者，所可相比也。”（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276页。）上述每一个论点，都引发后学做成篇累牍的阐发，筚路蓝缕之功，终在其人。
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理性思维，深邃的学术眼光，系统的专业建树等应有的学养与贡献。从事国学研究的人，大都能在其论著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受到他的启发。
六
在全面评说一位史学大师的学术贡献时，也应该不讳言其治学难免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这些意见贡献给陈学的倾慕者和研究者。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陈寅恪终究是一位有儒雅风度气质的传统文人，工作作风与计划周密的科学家不同，读书和研究往往是随兴致所至，随机随缘而做，虽能左右逢源，但有些选题显得零碎。工作缺乏通盘考虑，不仅最终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宏愿落空，早年游学国外饱学的浑身本事后来大都弃置不用，许多绝学未能传给国人。像他这样一位司马光之后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人（周一良先生语），未能留传更多学问，未能更充分体现其千年一人的价值，令人扼腕痛惜。建立科学化的工作方式和投入产出新观念，当是后学应汲取的教训。
其二，陈寅恪历史观是否悲观主义的问题，见到有文章为之辩护，我以为不必，应该承认其史笔常有悲观色彩流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生卒年均晚于陈十余年，大致可算是同时代人，都有亲历二战的苦难经历，感受到法国命运的悲惨。布罗代尔坦承自己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陈寅恪先生也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更兼“读书久识人生苦”（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金明馆丛稿二编》，51页。），既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危亡，复不能自救个人家庭于病废困厄，不免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注：《阅报戏作二绝》，引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11页。），“九儒列等真邻丐”（注：《挽张荫麟二首》，同上书，15页。），进而“悔恨平生识一丁”（注：《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言拟迁眉州予亦离昆明往英伦因赋一律答之》，同上书，13页。）。偶忆项鸿祚诗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叹道：“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最后难逃自己早已想到的命运：“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20页。）经常流于笔端的心声反映出的无奈和悲哀，必然会影响其历史观，并带进论著中。他对“思想最为自由”的六朝及天水一代的称赞，对产生了宋学的宋朝的讴歌，显然也是挟有向往之心的感情宣泄。纵有如读陈玉书《辽史补注》时那种“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注：《陈述辽史补注序》，同上书，234页。）的一时解脱，然在论及中国将来之学术时，陈未能从十月革命后勃兴的普罗文化中找到前途，于是仍回首“不古不今”之世的宋代，把希望的目标定格在“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同上书，245页。）上。如同艺术作品中，悲剧可能比喜剧更伟大一样，历史的悲观主义或许比乐观更深刻，但审慎的乐观和对未来抱有信心，对于史学家的身心健康和帮助缔造社会的健全心态都是必要的。这对恶劣处境下的陈寅恪先生可能是苛求了。
其三，作为一个20世纪的学者，著述应遵守的通行学术规范中，有一点陈寅恪先生似有所忽略，即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比如“阶级”一词，已有了严格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382-383页。）而陈的论著中，无论早期、晚期，仍均按汉语传统把阶级当做等级的意义运用，除了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用为“社会阶级”（注：《金明馆丛稿二编》，270页。）、“士族阶级”，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为“士大夫阶级”（49页），在上引《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还用为“北语阶级”、“吴语阶级”（注：《金明馆丛稿二编》，269页。）。这些似应有阶层、集团、群体、人众的区别，选择适当词语表述为好，混用一个“阶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其四，陈寅恪先生治史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虽然一再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但除财政赋税外，较少具体研究经济，生产和生产力的研究殆为空白，不免是一缺环。
其五，关于研究依据的资料，陈讲到过利用实物即非文字之史料以资考证：“今唐蕃两地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之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史语所集刊》2本1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98页。）“敦煌画本，尚在人间，云岗石刻，犹存代北，当时文化艺术藉以想像推知，故应视为非文字之史料，而与此演义残卷，可以互相印证发明者也。”（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史语所集刊》2本1分。引自同上书186页。）反过来也讲过治金石学必深研经史：“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读稿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在具体研究中，他对碑志简牍、敦煌遗书非常用心，但殊少用其他文物资料来证史，他总结的王国维三条治学方法，其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未多见体现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其六，个别具体论断是否确当，似有可讨论的余地。
如为唐文宗深恶的朋党，确实在唐后期存在并为害不浅，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受《资治通鉴》影响，误释为牛李党争，并视为山东士族与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之争。司马光的论述失实、失当之处，范祖禹的《唐鉴》、胡三省的注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早有批评。岑仲勉的《隋唐史》等许多论著也努力澄清了所谓牛李党争起于元和之世对策案之误（注：参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南开大学学报》1984年3期；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6年。），力辨李德裕无党（注：参乌廷玉《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田廷柱《李德裕》，《唐史论丛》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认为李德裕不是否定科举本身，而是厌恶进士浮薄的流弊（注：参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6期；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复旦学报》1983年6期；王炎平《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2期；李浩《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年4期。）；两党的重要差别在地域之分，李党多系山东士族，而被视为新兴词科代表的牛党应是关陇士族的代表（注：参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渡边孝《中唐“门阀”官僚的动向》，载《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传统社会与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李浩同上文。）；或者除了某些政见分歧外，基本上是派性之争。牛李党争是学者们对陈寅恪的学术见解商榷最多的问题。诚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18页。）。
又如李唐氏族问题，陈先生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写了三篇文章与朱希祖、金井之忠氏反复讨论辩难，尔后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全面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16页）结论十分重要，令人信服。惟其坚持李唐出自赵郡李氏，判断称家于武川是附会伪托这两点，难得通解。
其意见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3本4分册，引自同上书，299页。）。“前篇李买得既已战死，何能复镇武川，又家于其地？今知李氏父子皆葬广阿，实无家于武川之事，然则李唐之自称来自武川者，或是覩贺拔岳宇文泰皆家世武川，因亦诡托于关西霸主乡邑之旧耶？以李唐世系改易伪托之多端，则此来自武川一事非史实，亦不足为异矣。”（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3本4分册，引自同上书，301页。）所论似有几点可以商榷。认定李唐为赵郡李的依据，主要是《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县尉是从九品下的最低级品官，他的撰文中“维王桑梓”一句，是否能作为“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3本4分册，引自同上书，297页。）的证据，似尚不宜遽断。这建初、启运二陵，虽是李唐开国时设定，起先偶有祭祀，以后李唐皇室诸帝并不怎么把此二陵当一回事，唐玄宗时也只有杨晋这样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员来一下；且建初陵的主人李熙，即李渊的高祖，李世民的五世祖，是死在武川，“终于位”上的（注：《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帝系门》，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13页。），并不死在昭庆。推测应是在六镇起兵失败后，李虎也被安置往冀、定、瀛州时，将父、祖迁葬附近的赵州昭庆，或仅是设衣冠冢以祭祀，因此二陵所在之地，并不能肯定便是世居的桑梓之地。此其一。
接着的问题是陈寅恪也有疑问的：“李唐岂真出于赵郡李氏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也，又何必自称出于陇西耶？”（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297页。）其回答，一是：李唐先世并非赵郡李氏大户，而是“破落户”或“假冒牌”；二是：“盖贺拔岳宇文泰初入关之时，其徒党姓望犹系山东旧郡之名，迨其后东西分立之局既成，内外轻重之见转甚，遂使昔日之远附山东旧望者，皆一变而改称关右名家矣。此李唐所以先称赵郡，后改陇西之故也。”（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300-301页。）这两点固不失为一种解释，然而却无法解释唐太宗为何一贯敌视山东士人，为何“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注：《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2703页。）？为何要敕撰“专为摧抑中原甲姓之工具”的《氏族志》？为何要讲“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注：《旧唐书·高士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2443页。）这样很生分的话？而且用定为“禁婚家”的办法，惩治包括晋赵郡李楷在内的最高门七姓十家。如果李唐果真出自赵郡李氏，唐太宗敌视山东人的情绪和下诏限制打击“禁婚家”，岂非和自己过不去。这是李唐出自赵郡说不可解之重点。此其二。
上述两点得不到完满解释，李唐出自赵郡说恐卒难成立。
李唐只能出自武川，更早的情况说不清楚，李初古拔与李唐即或有渊源关系，但至少从李渊高祖李熙就职武川开始，“遂家焉”。《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和两唐书《高祖本纪》等正史上明确记载的这李唐先世出自武川的定论，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是不能推翻的。李虎在西魏时能踞八柱国之高位，为子孙占据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最高门的显赫位置，奠下日后争夺帝位的资本，和他来自武川，在关陇集团中有身价最尊贵的武川系军人背景有关。与李渊境况十分相像的杨坚，也是仗其父亲杨忠有十二大将军之一的身份才发迹的。杨隋先世家于武川，史有明文。《周书·杨忠传》并有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杨忠由北道攻北齐晋阳时，“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的记载。清清楚楚，居家和祖茔都在武川。李唐先世在武川的境况与杨隋相似，是很自然的。愚以为，关于“李氏武川镇人”，即“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一事，陈先生三论的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中本来是那样清楚地说对了的，可参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7、291页之原文。但在尔后的后记和论李唐氏族的后两篇论文中，或许是失之深刻，反而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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