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区社会教育的特点及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社会教育论文,试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6-0029-07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迫于局势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井冈山、中央（包括赣南和闽西）、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鄂豫皖、川陕、琼崖、陕甘宁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些由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统一简称苏区。
苏区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坚持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由于根据地地处农村，广大农民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殖民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长期缺学少教，群众愚昧落后，所以，面向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在苏区尤其受到重视。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革命根据地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和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1](P172-17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教育对象包括青壮年工人、农民，也包括老人、家庭妇女等几乎全部民众。教育内容以识字扫盲为载体，实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各种初步而实用的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和简单的军事常识教育。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并取得了移风易俗、配合斗争、促进革命大业成功等显著功效。
一
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开拓性事业。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现实以及当时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决定了苏区的社会教育从管理工作到具体教育工作都独树一帜，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管理工作严密有序
苏区社会教育的首要特点就是管理工作严密有序，这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明确、管理机构完善和规章制度健全三个方面：
1.方针政策明确
苏区政府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文化基础和革命战争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社会教育的方针、地位、任务以及内容等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P19)总方针表明了苏区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规定了“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原则，提出了“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倡导了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和教育权利平等。社会教育在此方针提出前，就体现了其中的精神。方针明确提出后，苏区政府就以此为依据、为指针，开展社会教育方面的一切工作。
关于社会教育的地位，强调“苏区教育不独与儿童教育并重，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的形势而论，应视为首务”[3](P60)。早在革命根据地尚处初建阶段的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就提出了发展教育的四项任务：“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普通文化程度”[4](P14)。社会教育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份额，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又发文强调：“俱乐部和识字运动，夜校、小学是目前群众教育的主要部门，在这里特别要加紧青年成年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要坚决反对过去许多地方只办小学校而忽视社会教育和成年青年教育的错误。”[5](P31)
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中规定：“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6](P31)。训令第四号文件在结尾处又重申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5](P34)。社会教育在此指导下，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以识字扫盲运动为载体来完成这些任务。
在社会教育的内容方面，以夜校为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颁布的夜校办法大纲规定：“夜校中除识字外，要教政治和科学常识，同时还要注意写字和作文。”[5](P255)以一斑窥全豹，苏区社会教育的任务决定了其教育内容以识字为主，在识字中进行政治和科学常识的教育，并注意教授一些实用技能，如写家信、写墙报、看路条等等。
此外，中央苏区政府还详细规定了社会教育中一些具体的工作，如规定干部的选拔“要从群众中挑选积极分子来训练”，“供给文化教育上的材料，以及革命的歌谣，油印的地方报纸，墙报的做法等等，都急（需）……教育部编辑供给之处，各级教育部同样负有供给之责。……这些材料的原则：第一要适合目前斗争的环境。第二要有地方性……简明通俗。”[5](P32)
2.管理机构完善
在对社会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方面，苏区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乡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1931年11月，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成立，部内分设的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协同管理社会教育。省、县两级设教育部，部内设有社会教育科，管理俱乐部、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工作。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由编审出版科负责。补习学校、夜校等制度性较强的社会教育机构则由普通教育科负责。区和乡苏维埃政府设有专职干部，负责领导当地的社会教育。
除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外，苏区的一些团体和协会对当时的社会教育也起了重要的协调和支持作用，如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儿童团等等。在团、队组织内，建立了夜校、识字班、读书班，开展个别帮教识字；成立俱乐部、列宁室、讲演组、阅报室，把读报活动与识字活动、讲演活动结合起来；组织歌舞团、演剧队，开展体育、演艺活动等，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另外，还出版发行了《青年实话》、《少年先锋》、《红孩儿报》等报刊，编印《识字课本》、《少队读本》等学习材料及各种宣传品；组织墙报、画报来宣传、配合教育工作。
为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识字工作，协助解决识字运动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各根据地还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以乡为单位设立总会，总会之下以村为单位设立分会，分会之下编以5到6家居住邻近或10人左右为单位的识字小组。消灭文盲协会在识字运动协会后成立，并将之取代，以建立从乡到区、县、省，直至中央的各级协会，成为覆盖全苏区的、系统而广泛的群众组织。这两个协会对当时群众识字运动的开展和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规章制度健全
苏区社会教育的管理工作不仅有各项政策的宏观指导，有完善的组织系统，并且在各组织的具体工作上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如在行政组织系统各部门的具体职务安排、人员配置、工作方针原则、工作任务、工作要求等细节上，制定了《省、县、市、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教育行政纲要》等文件。
苏区社会教育的形式很多，但每一种形式都有经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审定的严格而健全的规章。如《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规定了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办学主体、校址选择要求、组织形式、教学要求、教员培养、经费问题和毕业标准等等。《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对业余补习学校的目的、编制、生源、教员、教材、时间、经费、校址、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和说明。此外，还有《识字班工作》、《消灭文盲协会章程》、《消灭文盲协会组织纲要》、《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等，都对各自机构的具体工作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为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苏区还建立了由上而下的巡视和报告制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设巡视委员会，省设巡视员5到10人，县设巡视员1至3人。巡视员直接考察教育机关、学校工作，还向当地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及个人征求意见，询问情况，并帮助建立和改造属于教育的组织。其任务是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按《教育行政纲要》的规定：“巡视员除随时随地用简单信件报告外，在一区或一县巡视完毕时，还须做一个总的书面报告，报告所属的教育部。”各级教育部长组织讨论报告后，将结果做成指示信，指示巡视员及下级教育机关。报告制度还要求“各级教育部向上级报告每月一次，报告整个的工作，对于某些特别问题，还须随时报告……三个月不报告，尤其是不做学期总结报告者，以故意消极怠工论”[5](P5)。
（二）教育工作紧贴实际
由于当时苏区最大的现实国情是处于战争状态，“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是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2](P44)。然而，苏区大多地瘠民贫，为支援战争和建设根据地，工农群众在物质生产上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所以，苏区的社会教育鲜明地体现出了紧贴实际的特点。
1.教育形式多样，适应群众生产生活
为了方便群众就学，苏区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教育形式有时间较集中、制度较严格的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等，也有相对灵活机动、抓紧任何施教时机的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问字所、读报组等，还有寓教于乐的俱乐部等等。夜校、半日学校和补习学校比较正规，制度性较强，有固定的校址、上课时间和教学计划。夜校在晚上上课，不耽误学生白天的生产工作和生活事务。夜间不便而白天有闲暇的人就进半日学校。这二者的具体办法一样，校址都必须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以便学生来校，一则不至于阻碍学生的积极性，二则以免因路途遥远浪费时间而耽误生产生活。补习学校主要面向工人及其家属，学习时间为“每天日间或夜间，随各校情形自由决定，但要不妨碍各工人的工作”[5](P259)。如会昌城市工人学校上午办工人子弟班，下午工人下班后到校读书[6](P123)。
识字组、识字班的任务是吸收一切不能进夜校或半日学校的文盲参加识字，依生产生活方便，3至10人为一班或邻近五六家为一组，教学地点和时间不固定，有时在群众家里，有时在乘凉或喝茶时，随时随地随人数进行教学。
识字牌和问字所更是融合进群众生活的教育方式。识字牌每次写3到5字，每隔3到5天更换一次，挂在村口、交通要道等行人较多的地方，站岗的人学会后考问或教授过往行人，起随时教育民众的作用。对难字还配图以助教，看图识字。毛泽东很赞成这种识字方法，认为“此法效大”[7]。问字所是乡村中每隔10户、街道上每隔10铺设立1所，一方面方便不识字者问字，另一方面还有计划地安排识字活动。这两种教育形式将识字这一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普及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加快了群众的识字速度，巩固了识字效果。
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部内下设列宁室，列宁室有识字班、图书室、墙报、游艺室等等，通过集体娱乐、集体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等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达到“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5](P283)的目的。教育方式有读报、演讲、戏剧、晚会、壁报以及体育竞赛等。俱乐部的特色是不仅重视利用晚会、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对其进行教育，而且也注重通过组织读报、演讲等对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和政治文化教育。它进一步将社会教育融入群众的生活，有效地利用了群众的业余时间，配合并巩固了其他形式社会教育的工作。
2.教学方法灵活，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苏区在教育工作上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师资匮乏，所以社会教育机构中的教学方法有传统的教师传授，更有“以民教民”、“互教互学”这一适应社会实际的特色教学法。徐特立经过调查研究指出：“识字最好的方法，就是同吃饭的，同睡觉的，同工作的人，从二人至五人，编一小组，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在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及一切闲暇的时候，个别来教。”[8](P56)后来经过概括总结，形成了不分男女老少、长幼贵贱的“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全民皆师、全民皆生”的群众性教学方法。《夜校办法大纲》规定：“如夜校学生成绩较好的，同时可兼任识字小组的教员。”[5](P56)《识字班工作》中也说：“识字班主任，如果教的学生很多，一定要灵活利用许多人帮他教，如挑第三级的好的，教第二级；第二级的好的，教第一级。”[5](267)在组员之间互教互学的基础上，再由教员辅导。
苏区灵活的教学方法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师资匮乏所带来的限制和束缚，还提高了识字教育乃至以此为中心的整个社会教育的效率，使整个苏区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民皆学”的社会氛围。
3.教育内容实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
苏区社会教育的内容以实用为特点，在此基础上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首先，要识的字从“桌、椅、板凳、猪、牛、羊”等学起，“以适合环境、适合实用为第一要紧”[5](P260)。而且，“在识字运动中，要反对为识字而识字的现象，要注意教熟了一个字，立刻使学习的人去应用这一个字。只有一边识字，一边把这些字去应用，才能增加识字的速度。同时使每个识得的字都能有用，更容易提起识字人的兴趣”[5](P272)。
其次，夜校、半日学校等在进行识字、政治和科学常识教育的同时，注意作文、写信、写墙报、写会议记录、做报告决议的练习和训练，最低限度也要求学会写标语口号。《夜校办法大纲》明确提出：“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把书上所写的拿来应用，要把实用放在第一位。”并“以能写信做报告，看‘红中’为毕业标准”[5](P256)。这既发展了群众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又隐性地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支援了革命战争，支持了根据地建设，符合现实发展需要。
此外，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也注意与群众的现实文化水平相适应。教材的编写都密切与时事政治结合，与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结合，阶级观点鲜明，文字口语化、大众化，具有乡土气息，符合群众特点，便于学习和记忆。俱乐部的演讲会要求必须用最通俗的日常谈话的语句，逐渐加入政治科学的专门名词，切忌千篇一律的术语堆砌。戏剧及一切表演要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生活的材料，要暗示妇女解放，揭露宗教迷信的荒谬，宣传红军战争革命等等。
（三）教育资源充分利用
由于当时困苦的社会现实，没有过多的财力、物力、人力专门用来办教育，苏区教育一直奉行勤俭办学的原则。因此，苏区社会教育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的表现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学校、工厂的教育资源，如师资、场地等等。夜校和半日学校的教员多由列宁小学的教员担任，也从乡村中选聘一些识字者担任；场地和课桌椅也多利用列宁小学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各苏维埃的文化部门把庙宇改作公费学校，让穷孩子们上学。夜间，孩子们走出校门，成年人便走进校门。”[2](P161)补习学校的教员有的是国家供给的，有的是就地取材由工人中一些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师傅担任。补习学校的场地多为企业工厂的余地。由此可以看出，苏区社会教育的学校几乎都没有特地“另立门户”，而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学校、工厂中已有的教育资源，群众的学习热情丝毫没有受影响。《伟大的道路》中对苏区群众的学习有这样的描绘：“这些临时小学的教师只要一宣布在庙宇里开学，到上课时间去看吧，几乎全体人都来了，从老祖父到怀抱着婴儿的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并排坐在学校板凳上，有时人多得挤在院子里。”[2](P161-162)
充分利用当时的报纸、生活实例教育群众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这一特点的又一个表现。当时苏区影响较大的刊物，有中央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以及地方办的《湘赣斗争》、《红色湘赣》等等。苏区充分利用这些报刊的教育作用，或在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和识字班中将其作为辅助教材，或在俱乐部中组织读报组，每期报纸一到就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午间或晚间给群众及不会读报的俱乐部成员读报，使群众及时了解苏区斗争及全国和全世界的形势，鼓舞斗志，增强胜利的信心。社会教育各机构所使用的正式教材的编写也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群众，一方面揭露、批判敌人的暴行，另一方面介绍、宣传新思想。俱乐部里的戏剧及一切表演也都要求充分搜集当地群众实际生活的材料，编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新剧来演。
俱乐部的演讲会更是就地取材、因势利导，把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一方面注意抓住教育时机，在各项政治动员及各个纪念日中，组织宣传队到城市和乡村进行宣传演讲，密切联系实际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基本的科学常识教育；另一方面还定期或临时请革命领袖、当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来讲演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革命理论、革命英雄故事等，传播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
二
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在当时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一方面完成了其自身应该完成的教育任务，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事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份宝贵的教育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对社会教育要重视其作用，提高其地位
苏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坚持办社会教育，并达到了配合并支援革命战争的目的，首要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对社会教育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将社会教育放在了其应有之地位。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一起成为教育的三大类型，作用巨大。但是，相对于社会发展或国家政府来说，社会教育的“巨大作用”可能是正的，能得民心、启民智；也可能是负的，使政府失民心、愚民智。所以，国家必须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通过有效的作为提高社会教育的地位，引导社会教育的方向，使其充分发挥正面功效。苏区的社会教育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我们要通过制定方针政策，甚至立法来明确我国社会教育的地位、方向、任务、内容等等，并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动做必要的改订。这样，一方面在大政方针上确立了社会教育的较高地位，从而促使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各种传媒单位乃至个人等重视社会教育，在实际行动上将社会教育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确保社会教育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符合，配合并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建设。二是要自上而下地建立完善的组织系统，贯彻实施上级的政策，因地制宜开展、管理本级社会教育，使其健康运作；同时指导、监督、管理下级社会教育事业。三是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通过各项规章明确管理组织系统中各部门的权责范围、人事制度等，防止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和机构过度膨胀，使各种社会教育形式的开办、管理、运行等等事务都有章可循，防止主观性、随意性，避免表面热闹非凡、实际杂乱无序的局面。
另外，苏区的巡视和报告制度也给了当今的社会教育管理工作宝贵的启示。巡视和报告制度具有监督、检查、指导各地方社会教育的功能，可以从制度上促进各地方社会教育的有效开展，促使社会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能协助上级部门了解地方社会教育实际开展的情况，增强其对社会教育的领导能力，从而使对社会教育的管理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巡视和报告制度不仅要自上而下地建立，也要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平级建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因“政绩”等因素而“浮夸”，增强这一制度的实效，不仅要求巡视和报告各社会教育情况，还要听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以防止社会教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流于形式，出现假、大、空的现象，保证社会教育的有效进行。
（二）办社会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
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广大群众，那么社会教育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就在于其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走群众路线。苏区的社会教育之所以能蓬勃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它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借鉴苏区社会教育的经验：“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表现在教育内容上，就是要求教育内容既要符合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社会教育的内容一方面要符合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对群众提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群众的生活，关注其关心的热点问题，渴望了解的难点问题等等，不能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以保证社会教育的实效。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上，要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特点，如在农村中根据教育对象年龄的不同，对老年人着重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对中青年着重进行关于外出打工方面知识的教育等。
“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表现在教育方式上，就是要求基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灵活多样地安排。首先，较正式、制度性较强的学校式教育要以不耽误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为前提，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实际，分不同时间段安排。其次，要充分挖掘并利用诸如报栏、墙报等正式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易引起群众的抵触情绪，更有功效。再次，建立类似于俱乐部的寓教于乐的教育组织，通过开演讲会、办晚会、组织闲侃式的讨论等群众能够接受且有兴趣参加的娱乐式活动达到教育的目的。
“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还要求社会教育的管理工作要广泛吸收普通群众参与。广大的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吸收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社会教育，便于也易于运用群众能够接受或乐于接受的管理策略，便于并易于直接听取群众的声音，能够真实地获知群众对社会教育的要求、对已开展的社会教育的意见、对社教工作的建议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从而有利于社会教育顺利进行，使社会教育真正取得实效。在参与的具体方式上有兼职、咨询委员会、顾问等等。
（三）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节俭办学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是苏区社会教育的特点之一，其中有当时财力、物力、人力匮乏的因素。但在当代，即使没有这些因素的限制，也仍然应该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节俭办学，这也符合当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社会教育的场地可以根据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的允许安排在群众的家里、基层行政组织的会议室或活动室、中小学校、公园、广场或其他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充分利用场地资源。这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另立门户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专门的场地可能给教育对象造成的生硬感、做作感，使群众在相对宽松、自在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社会教育的师资也不必特别专聘，可以根据需要，有策略地请大中小学的教师、行政官员、劳动模范、专业户、创业能手等等各方面的能人代表义务来同广大群众座谈、做报告、讲课。这样的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激发群众参与学习的热情，增强教育的实效。
另外，节俭办学的方式还有一种，即激励群众“自我教育”。比如，城市以社区为单位，农村以乡（镇）、村或组为单位，组织戏剧晚会或演讲会等，事先规定方向，提出要求，发动群众自己编排节目，自己准备讲稿，并给予必要的指导。群众在晚会或演讲会上展示自己的成果。这种“自我教育”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了群众的受教育程度，巩固和优化了教育效果。同时，这种“自我教育”不仅能教育自己，其学习成果也能教育其他群众。而且，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教育方式较其他社会教育形式更能为群众喜闻乐见。
收稿日期：2006-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