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区位选择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董亚宁1，杨开忠2，顾 芸3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2.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北京 100028；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变化，科学把握人口迁移流动规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首先系统梳理回顾了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机制，并从城乡结构转换、产业转移升级、城市规模、不可贸易品选择和迁移流动摩擦等方面综述了人口区位选择理论的应用研究，最后对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科学揭示人口迁移流动背后的逻辑机制，为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人口迁移流动 人口区位选择机制 地方品质 新空间经济学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随着人口出生死亡形势的变化，人口迁移流动① 通常意义的人口迁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狭义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个部分。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使用人口迁移流动统称二者。 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决定性因素[1]。从总量迁移来看，我国人口迁移总量从1985～1990年间的10760 万人上升至2005～2010年间的55230 万人，总量增长了五倍有余。从城乡迁移来看，2000～2010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2.07亿，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从迁移区域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东部迁入15731.4万人，中部和西部分别迁入4608.1万人和5754.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以“瑷珲—腾冲线”为界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保持不变，同时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聚集，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加大。这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仍然会呈现出规模性和非平衡性的特征。因此，系统厘清人口迁移流动机制，尤其是科学揭示人口迁移流动背后的逻辑机制，科学把握我国城乡和区域人口迁移流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上讲，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机制就是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理论。从已有文献看，对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研究有四条线索。一是基于劳动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研究人口流动的经济动机和个体特征，开创性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古典和新古典均衡模式下，着重从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和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角度考虑城乡人口迁移。二是基于财政学的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侧重回答公共物品供给对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三是基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从区域空间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和分布规律，着重揭示现实中存在不同规模人口的空间分布机制。四是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侧重地方品质对人口区位选择的影响，提出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加向往，人口特别是人才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加注重除收入因素外区域内在的以知识溢出、不可贸易品、生态环境、消费便捷性及迁移成本为代表的地方品质（杨开忠，2019[2]）。
一天晚上，老同学聚会，冯一余喝了点酒，请代驾把车开回来，已经没地方停车了，就停到大街上，代驾打车走了。他自己一路走回去，被夜风一吹，有点兴奋，干脆绕着小区散起步来。绕了一圈，发现路边一辆车里好像有个亮点，没怎么在意；又绕了一圈，那个亮点还在，他还是没当回事；再绕一圈，还是这样，他终于忍不住了，凑近了看看，一看之下，吓了一跳，竟是小区的物管经理老崔，坐在车里抽烟呢。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国内外有关人口区位选择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将这些相对分散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已有学者对人口区位选择理论做过简单的归纳，如马少楠（2016）[3]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把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经济因素（地区经济差异、资本投入）和非经济因素（区位条件、就业因素、产业结构、迁移政策），但是整个人口区位选择机制的系统性研究还不足，更缺乏对其背后深层次理论机制的剖析和归纳。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人口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即收入差距、交流共享、多样性需求、搜寻匹配、不可贸易品和迁移摩擦，然后从城乡结构转换、产业转移升级、城市规模、不可贸易品选择和迁移流动摩擦等方面综述了人口区位选择理论的应用研究，最后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伸缩运动时，油缸2长度保持不变，等效为连杆，随着油缸1的伸缩，油缸2绕铰链点转动，等效为结构简图2。以图中HIJK为铰链四杆机构为基础，以构件的角度为未知数，通过求解三角方程得到未知角度，最后求解未知铰点的坐标[8]。
二、人口区位选择机制
城市的明显特征是人口和企业的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高生产力劳动力往往倾向于在城市就业和定居，研究表明这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规模的累积因果循环关系。一方面，城市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好地方，人口在城市能够更容易寻找工作，且在城市积累现代生产技术所需技能（Lucas，2004）[27]。Combes et al.（2008）[64]指出分类效应将更多有才华的员工划分到更大的城市，Melo et al.（2009）[65]发现大城市的工人生产力更高，且生产率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弹性高达5%。Combes et al.（2012）[66]将Melitz and Ottaviano的企业选择模型扩展至多个城市，以解释大城市生产力更高的原因，实证显示大城市的生产力优势主要源于集聚外部性。孙中伟（2015）[67]发现农民工偏好迁移至大城市，并且建议建设一批大城市以缓解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郭力（2015）[68]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劳动力流动使得城市体系由两极化转变成均衡化，并且建议大城市在城市化初期鼓励劳动力流入，从而降低资本-劳动比，后期则要防止劳动力过度集聚，而小城市在初期应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从而快速提高资本-劳动比，后期则要注意防止资本度过集聚。另一方面，人口不同程度的集聚形成了城市层级体系，而不同城市规模又反过来影响人口迁移流动。Auerbach（1913）[69]最先发现城市规模近似于齐夫定律，Ioannides and Overman（2003）[70]用不同国家的数据提供了证明。Behrens et al.（2014）[71]则把人才分类、企业选择和集聚经济三个主要因素与内生城市相结合，提供了一个解释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力关系的有效框架，即大城市选择更具生产力的企业意味着吸引高生产力人才，而高生产力人才反过来又加强了城市对高生产力企业的选择，由此导致高生产力企业支付高工资，从而致使城市规模更大，进而增强了集聚经济；同时在城市静态模型设置中生成了齐夫定律，发现均衡中的城市人口规模依赖于其企业家的生产力。
（一）收入均等机制
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和劳动力就业布局空间调整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是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随着产业的转移而转移。樊士德和姜德波（2014）[59]从文献综述的视角，围绕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因果关系做过总结，倾向于认为两者互为因果。牟宇峰（2016）[60]同样从文献综述的视角，进一步发现产业转移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强于后者对前者的反应。就我国现实来看，较早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劳动力回流可催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刘新争，2012[61]）。傅允生（2013）[62]发现2008年后形成劳动力回流趋势，且认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所形成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安虎森和刘军辉（2014）[6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随产业转移而转移，进入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后，两者则互为因果。他们还发现劳动力迁移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即当劳动生产率达到能够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而当劳动生产率达到欠发达地区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时，劳动力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产业演变过程不仅通过产业集聚的组织形式对区域产生环境效应，也通过产业网络、产业共生等组织形式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相关领域的学者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锋等，2018）。基于455篇文献计量分析和70篇代表性文献分析，展望地理学、经济学、规划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的拓展领域和方向。
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随着1977年D-S 框架为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奠定基础，一些学者陆续尝试运用空间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迁移人口流动问题。藤田、克鲁格鲁和维纳布尔斯（1999）[13]等在一个线性经济体中假设人口和经济活动沿线分布，存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且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在均衡条件下，城市人口占比为R=LM /N =(N-2CAf )/N ，N 为劳动力总数，f 为农业区范围，CA 为单位农产品所需劳动力，这里劳动力区位选择的核心机制就是区位实际工资。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进程总是伴随着劳动者向高收入地区转移的过程。一国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会随着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其分界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这其中人口流动是核心问题。因此，自21世纪初以来，大量学者围绕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开展了争论性研究。
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逐渐从注重地区收入差距或经济发展差距等货币性因素，转移至注重交流共享、多样性需求、搜寻匹配、不可贸易品和迁移摩擦等非货币性因素的研究，并且逐渐开始多种因素的整合研究。
（二）空间交互机制
早在19世纪，一些社会物理学家基于人们偏好相互联系的习性，提出了分析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引力模型（Revenstein，1885[16]；Young，1924[17]）。受此启发，Heberle（1938）[18]提出推力-拉力模型，将人口流动的原因归结为流入地拉力和流出地推力。Zipf（1946）[19]进一步认为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总量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基数正相关，与两地间的距离负相关。Lowery（1966）[20]在引力模型中加入制造业工资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突出经济动机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引力模型。引力模型通常表达为
，p 为人口数量，d 为距离。王桂新（1993）[21]、Fan（2005）[22]、Joshua and Hendrik（2008）[23]、David et al.（2010）[24]、刘生龙（2014）[25]都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人口跨国或跨省、跨区域迁移流动问题。
空间社会网络也是影响人口区位选择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人们可以通过与亲朋或同乡的交流共享，获得异地谋职或生活的相关信息，从而决定是否迁移。这种社会网络一般采用简单的流动链指数，即前一阶段从i 地区至j 地区的人口Mij 占i 地区迁往其他所有地区的总迁移人口的比重
来表示（严善平，1998[28]；刘生龙，2014[25]；劳昕和沈体雁，2016[26]）。
引力模型虽然算是空间交互机制的一种研究视角，但它仅仅是比照物理学中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引力定律从宏观层面解释人口流动问题，并没有揭示微观个体迁移决策机制。为此，有学者从微观个人出发，指出倾向于与他人相互交流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并且假设个人效用依赖于与其接触的其他人的平均距离，设定某人在x 区位与其他人交流时的旅行成本为
，其中n (y )为区位y 的人口密度。这种偏好使得人口区位选择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围绕内生中心的人口集聚区（Beckmann，1976）[6]。Glaeser（1999）[26]以及Duranton and Puga（2001）[27]等作了相关研究。
（三）学习匹配机制
学习交流是影响人口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Lucas（2004）[27]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假设农村非熟练劳动力逐渐迁移到城市，这个过程也是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提出城市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好地方。Lucas（2007）[28]进一步提出农村非熟练劳动力可以在城市积累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假设存在知识溢出，人均GDP和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人力资本存量在发达经济区表示为
，而在落后经济区则满足dh /dt =μh 1-θHθ ，其中θ 是知识溢出参数。该模型中的农村劳动力最终也趋于0，但并没有对农村非熟练劳动力迁移至城市的过程加以具体说明。黄笑微（2009）[29]在Lucas（2004）[27]和Lucas（2007）[28]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具体说明了农村非熟练劳动力迁移至城市的过程。
根据样本量、研究地区、HPV检测型别和HR获取方式进行亚组分析，未发现任一亚层中HPV感染与肺癌预后存在相关性(表2)。
搜寻匹配也是人口区位选择的重要机制。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劳动者与厂商、消费者与厂商往往需要经过搜寻过程才能相互匹配。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模型始于Salop（1979）[30]的研究，Helsley and Strange（1990）[31]则最早强调了匹配外部性，假设厂商技术需求和劳动者技能均异质，只有劳动者技能与厂商技术需求一致时才生产，否则劳动者经过培训才能生产，均衡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在空间集聚是有利的。之后Becker and Henderson（2000）[32]，Brueckner et al（2002）[33]，Ellison et al（2002）[34]，Venables（2002）[35]等予以拓展。如Venables（2002）[35]认为城市本身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高技能的劳动者主动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并把这种区位选择当作高技能的信号显示机制，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
（四）不可贸易品选择机制
人们对产品的多样性需求，特别对不可贸易品的偏好是人口区位选择的重要机制之一。在国内外研究中，通常使用便利设施/舒适度（amenity）概括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住房、生态环境等不可贸易品，也有研究把交通基础设施囊括在内（赵方、袁超文，2017[36]）。早期Tiebout（1956）[37]发现人们对地方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需求不同，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组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影响人口流动。Buchanan（1965）[38]最早强调了不可分商品和设施的共享对于空间区位选择的重要性，假设消费者获得公共服务须支付旅行成本T ()R ，该成本随共享设施人口增多而越低，这样消费者最终将在公共设施建设区域集聚。Rosen（1979）[7]和Roback（1982）[8]最早提出便利设施在影响人们空间区位选择方面的作用，Bloomquist，Berger and Hoehn（1988）[39]、Gyourko and Tracy（1991）[40]、Gabriel and Rosenthal（2004）[41]以及Albouy（2008）[42]做了拓展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假设空间均衡条件为
，∂U /∂Ai ＞0，∂U /∂υ ＞0，Ai 表示便利设施，对效用具有正向作用。在最新的研究中，Diamond（2016）[43]提出了一套便利设施衡量指标，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44]、赵方和袁超文（2017）[36]遵循了他的做法，选取反映生态环境、医疗教育卫生和气候条件等各类指标进行了细化研究。
住房也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新近国外学者Serrato and Zidar（2014）[45]、Ganong and Shoag（2015）[46]、Diamond（2016）[43]、Giannone（2017）[47]都引入住房部门，一般假设住房部门供需方程为
，其中μ 为住房弹性，R 为租房率，L 表示人口数量，W 表示工资，(1 -ν )(1 -θ )表示住房O 的消费份额。通常发现当房价或租金较高时，人们会选择居住在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地方或选择房价或租金较低的地区。国内学者，赵方和袁超文（2017）[36]进一步拓展了住房假设，在模型中区分了高低技能（学历）劳动力，假设不同技能（学历）劳动力的住房需求不同。结果也发现高技能（学历）劳动力可能倾向于选择定居在中央商务区或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或者选择房价或房租相对较高的大城市居住，而低技能（学历）劳动力则相反。所以，在模型中区分不同技能（学历）劳动力的住房需求更贴近现实。
（五）迁移摩擦机制
以蔡昉、吴要武和黎煦等为代表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已至或趋于。蔡昉（2005）[51]发现劳动力短缺显现端倪，且认为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缩小，二元结构反差缩小，则将趋向于刘易斯转折点。吴要武（2007）[52]以工资上涨和就业结构变化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利用1995～2005年数据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工资支付水平于2003年和2006年都有明显提高，且城市非正规就业有所减少。黎煦（2007）[53]根据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数据，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在300～500美元的人均GDP 以及40%～50%的农业劳动力占比时，并以此判断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至。蔡昉和都阳（2011）[54]从工资的角度也证明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区间和区内的通勤成本也都属于典型的迁移摩擦。在模型设置中，这类通勤成本通常设置为具有指数衰减形式的冰山成本。通常假设从i 地区至j 地区的迁移成本
服从密度函数f ()x =1/()dijx 的随机分布，迁移成本会随区际距离dij 的增加而增加，若潜在迁移流动人口概率服从泊松分布
，则迁移人口为
，其中，P 为人口数量。
由于GMC定义中含有条件均值及条件方差，在实际应用中计算起来不太方便。在已有文献中，例如Fan 和Yao(1998)提到了计算条件方差的方法。本文将采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来估计GMC。
现实中，收入均等机制、空间交互机制、学习匹配机制、不可贸易品选择机制以及迁移摩擦机制对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的作用是协同融合的，因此也涌现出了综合考虑多种影响机制的研究。例如，国外学者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13）[48]认为效率、便利设施和摩擦决定城市人口集聚，Monte，Redding and Rossi-Hansberg（2015）[49]在模型构建时考虑了便利设施和通勤成本。国内学者劳昕和沈体雁（2016）[26]在城市体系模型中考虑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品、户籍制度、房价、迁移成本和环境质量等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类似研究包括梁琦、陈强远和王如玉（2013）[50]，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44]。总的来看，在人口迁移流动更加多元的新阶段，这种综合考虑各类机制的研究将更加贴近现实，也是未来主要方向。
三、人口区位选择机制应用研究
伴随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研究的逐步拓展完善，涌现出大量围绕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结构转换、产业转移升级、城市规模、不可贸易品选择和迁移流动摩擦等方面。
1028 Prognostic factors of acute cardiogenic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treated with alteplas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一）城乡结构转换与人口区位选择
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农村内部劳动力之间相对收入差距是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提出相对贫困的农村劳动力更会选择迁出农村（Stark and Taylor，1991）[14]。蔡昉和都阳（2002）[15]利用2000年西北贫困农村的调查数据检验也发现相对贫困对农户迁移产生了激励作用。
制度性迁移摩擦是影响人口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在人口区位选择模型中户籍制度通常被作为一种典型的迁移摩擦。由于公共服务支出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模型中，通常假设户籍制度与城市规模呈正比，即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户籍限制则越严，因此把户籍成本设置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函数，可表达为HC =f (L )，L 表示劳动力。也有研究在直接效用函数中引入抽象迁移摩擦参数RC (-j ，j )，表示从其他地区迁移至j 地区所面临的迁移摩擦（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44]。
花生的播种期并不是确定的时间段，而是要根据种植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并灵活选择播种时期。通常情况下，春播覆膜花生的播种开始在每年4月的下旬，在播种过程中应该确保5cm地温稳定在16℃左右，可以根据种植地区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延迟播种，但是不建议提前进行播种。由于春季气温不稳定，提前播种一但遇到低温或其他情况，容易出现出苗率下降，或者开花结果期分散等情况，对于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十分不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尚未到来或可延缓。宋世方（2009）[55]认为只有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引起的非农业部门工资及人均资本上涨才能作为转折点的依据，并利用我国1980～2005年数据分析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汪进和钟笑寒（2011）[56]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 为3000～4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出现，但是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越了这一水平，而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认为我国通过政策调整仍有推迟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可能。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57]利用1997～2012年数据，实证得出1997～2004年超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2005～2012年各区域又返回到刘易斯第I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过剩。杨帆和黄少安（2017）[58]认为人口红利仍有潜力，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
由于上述研究对刘易斯转折点认识角度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至，发展农业技术和提高劳动力技能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二）产业转移升级与人口区位选择
早期研究将工资收入差距作为人口区位选择的基本机制。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根据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源会重新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迁往城市，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时城乡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距也随之消失。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9]改变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强调人口增长因素，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由无阻碍转变为可能受阻的三阶段发展过程。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10]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 and Todaro，1970）[11]进一步认为城乡之间预期收入差距是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人口迁移理论的“托达罗传统”（Bhattaeharya，1993）[12]。
报告认为，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望进一步加大，由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这将加大中国产品的内销力度。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医疗行业的机遇尤为诱人。到2020年，中国将有逾1亿人超过70岁，基本保险接近全覆盖，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将加大“自费”开支。
（三）城市规模与人口区位选择
关于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已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从早期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到Lee（1966）[4]、Bogue（1975）[5]的推拉理论，Beckmann（1976）[6]的共享交流理论、Rosen（1979）[7]和Roback（1982）[8]的便利设施作用，再到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近的新空间经济学。通过文献梳理，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可分为收入均等机制、空间交互机制、学习匹配机制、不可贸易品选择机制和迁移摩擦机制。
（四）不可贸易品与人口区位选择
关于不可贸易品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住房、生态环境等方面。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Koethenbuerger（2014）[72]发现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侯慧丽（2016）[73]利用我国2014年数据，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且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获得公共服务的可能性越大，居留意愿也越强。杨晓军（2017）[74]利用我国2006～2014年的城市数据，实证发现城市医疗服务和文化服务对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影响显著。
在住房方面，Gabriel et al.（1992）[75]和Potepan（1994）[76]都认为房价是区内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Saks（2004）[77]和Rabe and Taylor（2010）[78]分别利用美国和英国的数据，发现高房价抑制区际人口迁移流动。Zabel（2012）[79]利用美国1990～2006年的MSAs数据发现了住房对人口城市间迁移流动的影响。安虎森、颜银根和朴银哲（2011）[80]实证发现城市高房价限制了非技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高波、陈健和邹琳华等（2012）[81]利用2000～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实证发现高房价促使劳动力迁出城市。李勇刚（2016）[82]利用我国1999～2013的数据，实证发现房价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高房价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在生态和自然环境方面，Carlino and Saiz（2008）[83]提出靠近大海、风景、历史街区、建筑美、文化和娱乐机会、低税收、更好的学校、更短的通勤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等都是衡量生活设施需求的指标。同时，发现公共娱乐场所的投资与城市吸引力正相关，“美丽的城市”不均衡地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而证明了休闲娱乐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洪友、文洁和许文立（2017）[84]认为气候变化会引发“环境贫困陷阱”，并利用1994～2009年中国数据，实证得出气温高于平均温度1摄氏度，人口流动率随之上升0.475%，且在高收入地区较为敏感，但降水量变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迁移流动摩擦与人口区位选择
户籍制度是影响人口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Whalley and Zhang，2004[85]；Au and Henderson，2006[86]；Chan and Buckingham，2008[87]；Henderson，2010[88]；蔡昉和王美艳，2009[89]；周文等，2017[90]）。Bosker et al.（2012）[91]运用中国数据，发现如果放松户籍限制，劳动力将更加趋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等中心区域流动。余吉祥和沈坤荣（2013）[92]指出户籍制度改革会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提高人口集聚程度，同时扩大地区差距。朱江丽和李子联（2016）[93]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数值模拟，发现户籍改革会造成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大市场地区的形成、不断集聚和集聚削弱等三个过程。
人们进行区位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低通勤成本或低迁移成本的地区。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降低区内通勤成本或区际迁移成本有助于人口迁移流动，同时低通勤成本也促使了人们定居于离中央商务区（CBD）或工作地点更远的地区。国内外研究找到了许多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人口区位选择的证据。Baum-Snow（2007）[94]利用美国MSAs数据，发现州际高速公路网络的每个辐射段导致中心城市人口减少9%。Garcia-López（2012）[95]利用巴塞罗那数据，发现公路和铁路系统的改善可以促进郊区人口的增长。Garcia-López et al.（2013）[96]利用西班牙1991～2011年数据，发现每条辐射高速公路造成中心城市人口减少了5%。杜旻和刘长全（2014）[97]实证发现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人口相应增长0.015%。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回顾了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机制，并从城乡结构转换、产业转移升级、城市规模、不可贸易品选择和迁移流动摩擦等方面综述了人口区位选择理论的应用研究。人口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有助于科学揭示人口迁移流动背后的逻辑机制，为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当然，尽管这方面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只是一个开端，未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开拓。
理论层面，通过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的整合研究，使得构建统筹考虑收入水平、空间影响、学习匹配、迁移摩擦以及不可贸易品等综合作用的人口区位选择理论框架成为可能，人口区位选择综合理论框架将更加科学地解释现实问题。一是强化人口空间区位选择机制的整合研究。现有研究的融合性相对薄弱，现实中各种人口区位选择机制是协同融合的，因此要发展出一系列融合收入均等、空间交互、学习匹配、不可贸易品选择和迁移摩擦等共同作用的整合模型。二是强化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研究。事实上现实中人们在进行空间区位选择时，不同个体的偏好、技能、收入、初始资产禀赋、家庭环境等都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充分考虑微观个体的异质性将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三是强化各类空间尺度模型研究。就目前来看，城乡之间的迁移流动已趋于减缓，城与城之间及城市内部的迁移流动将成为主要形式。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从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拓展到城市之间及城市内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强调人口主动地进行空间区位选择。
北京市某城区从事精神卫生工作或相关工作的105名在职工作人员,其中政府部门87人,包含街道主管部门、综治、派出所、民政、司法、残联、社区居委会和精神卫生防治专业人员18名(社区卫生中心精神卫生科)。共发放问卷105份,收回问卷105份。
实践层面，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活动中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性都十分显著，这也为人口区位选择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实践舞台。一是基于人口区位选择综合框架，开展新时代人口区位选择研究。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加向往，人口特别是人才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加注重包括公共服务、住房、个体服务、生态环境等不可贸易品的质量或效率以及迁移摩擦的大小，地方品质将成为人口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因子，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二是结合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开展城乡人口区位选择研究。我国人口已由过去单纯从农村流向城市转换为城乡双向流动模式，一大批乡村已经成为吸引人口回流的重点区域。如何把握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律，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鼓励一批有技术、有资本、有才能的人回乡创业是一个重要课题。三是开展新时代人口区位选择政策性研究。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数量红利的逐渐消失，城市收缩与扩张现象并存，国内各地的人才争夺战已经纷纷打响，人才的区域选择研究就成了国家和地方人才政策制定的基础。因此，进一步科学认识人才区位选择机制，就能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有效的人才政策提供依据，真正做到既能吸引人才又能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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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Population Location Selection Research：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patial Economics
DONG Ya-ning1，YANG Kai-zhong2，GU Yun3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Institute for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3.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The nineteenth report of CPC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be strengthened.With the change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s to grasp the law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scientifically.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location choice can help to reveal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mechanisms of the population spatial location choice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se mechanisms included the aspects of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urban scale，non-tradable goods selection and migration friction.Finally，the future researches were prospected.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The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Location Choice；Location-quality；New Spatial Economics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6.001
【收稿日期】 2019-06-20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6-0001-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产业集聚演进与新动能培育发展研究”（71733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基于微观异质性的城乡要素流动与产业重构：理论与模拟”（2018M640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地方品质、人才区位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与检验”（2019M650767）
【作者简介】 董亚宁，男，甘肃会宁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杨开忠，男，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顾芸，女，上海人，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标签：人口迁移流动论文; 人口区位选择机制论文; 地方品质论文; 新空间经济学论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论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