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家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合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本土化论文,道家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1）05-0085-05
道家文化在很多时候常常被人们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道家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学说，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它，主要是因为接触和走进道家思想比较轻松，研究道家文化可以给人一种生活或是生命的启迪。它更像是西方人热衷的哲学，是属于形而上的东西。道家是以“道”为中心的论述哲理，它侧重于分析宇宙、社会与人的存在。而道教则不同，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是以神的崇拜、沟通天人神鬼之间的仪式与方法、宗教团体组织和思想信仰和而为一构成的。
一、道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道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道家的宏大论述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生哲学、中医学、行为科学、伦理学及系统生态学等多种学科，很多独特的见解对这些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奠基或指导意义。道家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指导和解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以及人生命意义的很多问题。《道德经》中的很多哲理让你觉得是步入西方哲学的高级殿堂，深邃超拔。读《庄子》可以让你有超然自在、漫话人生，不为诱惑所困，不为物质所迷，视生死为自然的超脱感觉。道家文化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长期以来建构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习惯，而且就在当下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人们面临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全球性多种生存危机并存的时候，道家文化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道家文化的起源是老子和庄子在春秋战国时代试图从天道和人道中思考一种超越现实的道理。他们希望以这种被称为“道”的哲理，来解释和处理人面对的所有问题。那么，“道”究竟是什么？《道德经》开篇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说“道”是不可以说的，说出来的就不是道了。很多学者习惯上用“规律”来解释“道”，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葛兆光先生用拆字法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将“道”拆成“首”和“走”两个字，“首”就是开始和起初的意思，“走”是行走与道路的意思，而“道”字本身就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话和表达的意思，而这些综合起来正好都与道家的“道”有关[1]。葛先生的这种分析是比较贴切的，因为“道”在老子看来就是一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本原。“道”无形、无名，但却是一切有形和有名事物的起源和基础。《道德经》认为，“道”是一切时间的起点，也是空间的中心点，时空最终由“道”走向无限。也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万物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必然道路。老子认为它是在无形中指导和操纵事物前行、轮回的一种力量。至于有人认为“道”即是无，实际上“道”并不是真实的无，“一无所有”的无，而是一种“有”中的无限。因此，老子论“道”，既可以把“道”用于整个社会的治理上，也可以将“道”实施在个人生命的保养上。就前者来说，老子认为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社会太发展导致的分配不公平和律法太严造成的人们因压抑而犯罪，应该实行返本复初，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样的放任政治确实迎合了很多不愿为官或是仕途不顺者的口吻。而后者则是对人生尤其是生命存在意义的很好诠释，道家就是这样以一种游戏人生的姿态抚慰了很多失意者的创伤与灵魂。老子认为：“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意思是一切困扰和麻烦都和自己的肉体，以及承载着生命与身体的生活紧密相关。因此要小心翼翼地珍重这个生命的基础，使其永远健康而不受伤害。要达到长久而永恒的状态，就必须像婴儿一样，保持天真、淡泊和无为，师道小孩，回归到像“道”一样无为的状态。
庄子则不同，他比老子的论道更超越，更洒脱。庄子论“道”更偏向于梳理人对社会和人对自然的关系，也更关注个人的精神自由层面的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淡泊为大，《庄子》中第一篇《逍遥游》就很好地阐明其重视精神自由、心灵超越的问题。他用很多的比喻说明真正的超越境界就是绝对自由，即“无待”，而人生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需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无”的境界，具体的做法就是抛开世俗所谓的知识和各种贪欲。庄子坚信，人一旦有了知识和欲望，就会失去永恒和自由的精神；反之，人若处在无知无欲、浑然不觉的状态里，人便是永恒和自由的（《庄子·应帝王》）。对此，庄子还进一步解释说，要达到“道”的真正自由境界，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到“无心”，无论是政治、生死和一切，都应该采取“无心”的自然姿态。不然的话，就会导致小人因利而死，士大夫因名而亡，圣人因天下而牺牲，这些都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结局。因此，庄子认为，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而不要随波逐流，要“乘物以游心”，面对纷繁复杂外在社会的诱惑与压力，要学会通达和顺应。人的本性是无拘无束的，但由于太多的物质利益驱使使很多人迷失了人快乐的天性。庄子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对政治、生死、利禄保持“无心”的姿态，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因为得失、祸福和生死而滋生不必要的烦恼，也就自然而然内心自由了。
林语堂先生认为，如果说从本质上将孔子的儒家学说认为是一种都市哲学，那么，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就是一种田野哲学[2]。儒家学说过于崇尚现实，太投机，太近人情，也太正确，这些优势反而成了儒家学说的重大缺陷，就是缺乏空想浪漫的意象成分。道家思想所追求的天真、自然、田野、游戏、浪漫之风，对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失意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一种不可限量的特性。因为，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常常隐藏着丝丝挥之不去的浮浪特性。道家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不仅在很多艺术创作中对渔翁、樵夫、幽隐文人、采药之士等形象有深刻的描述，而且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故事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都留下很深印痕。
（一）“道法自然”的哲学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对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及立身处世的行为规则有深刻影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清净经》又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这就说明“道”并不是具体的东西，但它却是万物之根蒂、天地之根本、宇宙之起源。“道法自然”是道家对“道”的彻悟以及对宇宙万物考查提炼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形成的哲学观念对传统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旱涝灾害、地质问题等自然灾害频发一直使中国人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因此，传统中国对天地自然的尊重一度提到高于皇权的地位，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最好的见证。当今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念就是破解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关系的最好诠释。在人们处理立身处世的问题上，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把自己处理问题成功的根源归结于顺应了自然与天意，而把自己失意的原因认为是违背了自然与天意。因此，中国人就习惯将天相、五行、阴阳等学问当成建造房屋、出行乃至于重大事件决策的主要根据。认为人无论何事都要遵循“道”和自然的规则而行，不要以人为和外力强力主宰而扰乱了事情的本真。
（二）“上善若水”的理想
“上善若水”一直以来被传统中国人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格道家的哲学核心观念就是“道”，而“道”却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是真实存在的。最接近“道”的东西就是水，道家认为水是道的最佳演绎，是至高无上的善。老子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就是说，水是没有常态的，它因器物的不同而改变，实在是变幻无穷。但有一点，无论水的形态如何变化，它自始至终都在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缺其不可。就是这样的一些特征，长期以来被很多中国人奉为是理想人格塑造的主要标志。水的顺应被人们当成一个人应该养成韬光养晦、因势利变、随意而安理想人格的处世准则；水的博大被很多人视为具备爱心、包容心、亲和力、广济天下、不图回报的一大参照，一些人认为成功的人生之信条应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的不争被很多失意且自认高尚的中国人当成是自己人生退隐的一个托词，他们根据自己的地位与处境悟得人生本该具备清静无为、至柔至若、默默无闻乃至宁静致远的人格；水的融合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人格的主要特性，在这个多民族和地域广袤的国家里，就应该学习水的超强融合性将中华民族打造成荣辱与共、血溶于水、生死相依、万众一心，凝聚力强的优秀民族。就一个人来说，也要学习水的融合性将自己主动融入集体和团队，在集体的智慧中发挥自身的能量与才华。
（三）“无为”的养生处世观念
“无为”的养生处世观念渗透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无为”是道家和谐思想的精髓与灵魂。但道家的“无为”并非是人们常常理解的无所作为，消极不为，而是一种大为，是一种治理智慧，是道家对和谐理想社会的深刻表达。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主张是针对各种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政治智识的一种回应。其终极目的在于关注社会整体的一种和谐性、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和精神世界的自我升华。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很多人将道家的“无为”观念用来指导自身的养生处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家的“无为”思想。如由道家“无为”思想延伸出来的“恬淡”和“守静”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把追求田园式的守静生活当成追寻生命意义的最高境界。历史上不乏一些有识之士在自己政见不能得到发挥的失意之时采用隐退田园的做法，很多能人志士在事业辉煌甚至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急流勇退，归隐田园而过上恬淡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在淡静的乡间村野长期蛰伏，等待时机的到来。如诸葛亮蛰伏隆中，姜太公直钩钓鱼等等。同时，民间社会也将顺应四时当成自己调养身体的重要参考。人们认为在个人的情感、欲望和贪恋方面必须节制，保持适度，不要与四时轮回的自然状态去抗争和违背，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处世和养生。
（四）“自然”与“和谐”的理念
“自然”与“和谐”的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励精图治的最高追求。道家文化的很多经典式智慧话语，就像散落在浩瀚星空中宝石，不需要经过任何装饰就可以自闪光芒。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渴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那个时期，人们都会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作为最高的社会治理追求。就是在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发展盛世的当下，人们依然把和谐社会当成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最高目标。同时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流语境中从来没有放弃对自然环境破坏导致生存危机的警觉。
不管如何，道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建构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道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影响也是至深至远的。林语堂先生就曾把老子宽大胸怀的一面比喻成惠特曼，顺应自然的特点形容是卢梭；而把庄子的个人主义比喻成梭罗，将精明狡猾的一面当成是伏尔泰（林语堂语）。当西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体系植入中国社会的时候，理解道家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道家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合与贡献
就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而言，社会工作自身就具有深刻的国际话语和不同地方背景的话语。发端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专业化社会工作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的有效制度与方法。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先进的专业化社会工作经验，因为一个开明、公正、祥和、稳定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财富而没有正义，只有文明而没有文化，只有高科技而没有人文精神[3]。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国际性很强的专业体系，在融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就必须理解中国人特有传统文化中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寻求彼此的契合点及相似的维度，深挖传统文化中一些可能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产生贡献的资源。因为西方专业的社会工作本身就不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相对立的。如西方社会工作体系中的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义工、社工，慈善组织会社在中国特色的而社会工作体系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角色，如民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希望工程、志愿者、工会，等等。
专业社会工作的建构体系主要包括价值、知识和技术三个维度。学者夏学銮就认为，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已经用知识、价值和技能的金三角把自己武装起来，知识、价值和技能的金三角代表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最高成果。它们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必备的看家本领[4]。在这三个维度中，它们共同界定了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也一起塑造了社会工作实践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价值体系是灵魂，是选择知识与技术的基本工具；知识是基础，它融合了关于人类成长、社会及文化等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是实施助人技术的前提；技术是实施助人过程的手段，也是体现社会工作价值与功能的重要表现。而这三者的哲学体系就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科学与道德双重特征。在道家文化的哲学体系中，基本上可以找到与社会工作契合的一些话语体系及观念。
首先，道家文化的哲学思考与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有相似的契合点。哲学是人类对世界本质的一种理解，它关注的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社会工作关心的是社会中弱势社群及有需要群体的问题，并将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同实践的技术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工作是一门理性与情感并重的实践科学，它不仅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者能科学地解决问题，更要求他们必须在道德的原则下指导实践。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宗教理念，尤其是基督教精神的理念；第二，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第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第四，理想主义。从总体上看，影响社会工作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哲学，二是政治哲学[5]。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就是一套促使社会工作者在助人的实践中理解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总结。道家文化也是一门分析解释人与社会、自然、宇宙关系的哲学，其崇尚的平等自由与基督教的普适性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道家文化的实施主体往往也都是那些在人生、家庭及社会很不得意的人，道家文化倡导的养生处世哲学也是其重视人文与人道的主要表现，而道家文化所描绘的无为政治状态下的“返本复初”空想社会与理想主义也极其相似。因此，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中，重视和激发根植于中国人日常思维与行为模式的道家哲学可以丰富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
其次，道家文化的一些观念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价值体系是专业社会工作的灵魂，社会工作是一门注满专业价值的专业。在社会工作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一直在丰富和演变，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第一，个人应受到社会的关怀；第二，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第三，个人对他人负有社会责任；第四，个人有共同的人类需要，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第五，个人潜能得到最好的发挥；第六，理想的社会应尽其职责与能力，保证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解决并预防问题[6]。这就是说，源于西方宗教理念和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社会工作价值观非常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个人价值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主张个人自决。这基本上可以在道家文化的观念与主张中看到一些影子。道家文化本身就非常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就有这样三句话：“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意思就是要求整个社会都要给人们充分的活动空间，不要过多干涉他人的生活。事实也证明，凡是道家文化比较显性的时代，必然是中华文化及经济光辉灿烂的时代。如汉初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都是很典型的代表。道家文化也有助人的观念，《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样的助人理念难道不是与社会工作的助人价值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再次，道家文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论述可以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可能的贡献。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包括了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与知识，也涵盖了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知识。社会工作看重“人在情景中”的助人视角，也重视人类不同成长阶段的特征与任务。道家文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观点完全可以给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帮助。道家文化不仅崇尚自然与宇宙的力量，更在乎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为天地母。”在那么遥远的过去，老子就感知到在我们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深远的宇宙，包括星云、行星，甚至于黑洞这些东西，只是当时的老子无法去进行具体的描述，就称之为“道”。道家文化更在乎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大自然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我们征服不了自然，我们必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不然的话，就会有今天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会有地球变暖等人类生存危机。因此，当社会工作者在实施助人活动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引入道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去充实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当很多人因为无法改变环境或是因为环境压迫而郁郁寡欢时，如果能够参透道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当然会豁然开朗。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东西要强迫其改变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转变一种方式而愉快地与之和谐共处呢？
最后，道家文化的人格理念及处世原则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拓宽视野。社会工作非常注重专业实践，社会工作的本质就是通过实践来改善个人与群体福利或福祉的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者应掌握不同的实践模式去解决问题，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要应用不同的技巧，包括沟通的技巧、人际关系建立的技巧、个案辅导的技巧、小组工作的技巧、社区工作的技巧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技巧必须要尊重中国人特有的处世原则和人格理念。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中非常强调“案主自决”，就是充分重视服务对象的个人权力和自决能力。道家文化同样呼吁要给予人足够的空间，无为而治的大智慧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人本思想开拓更广阔的视野。道家文化在人格理念上重视“上善若水”的境界，其提出的人要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可以给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社会工作有着强调环境、系统、场域对人成长影响的重要性，这当然也与道家文化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老子在《道德经》曾经说过：“动善时。”意思是告诉人们在行动的时候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在帮助别人或是提建议的时候要春风化雨。这难道不与社会工作个案辅导的介入技巧有着相等的智慧吗？像这样的思想资源在道家文化里还有很多很多。一方面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确实要重视道家文化以及道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确实可以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供可能的贡献。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这种契合的具体层面，尤其是细化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与道家优秀文化资源契合的技术操作线路。
收稿日期：201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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