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宁府厅级政区设立因素探析论文

清代西宁府厅级政区设立因素探析论文

清代西宁府厅级政区设立因素探析

王硕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712082)

[摘 要] 清代统治者通过行政措施将以西宁府为中心的青海东部地区纳入内地化行政体系,形成了“一府三县四厅”的政区格局。“厅”作为清代独创的政区形式在西宁府地区广泛设立,险要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影响这些厅的设立的共同因素。

[关键词] 清代;“厅”制;西宁府

有清一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独属清代的行政区划——厅制,这种行政区划的变革不但丰富了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同时也因具有“因地制宜”、“量体而制”的特征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具有深远的意义。西宁地区在清初沿用明代卫所制度的基础上,于雍乾时期进行了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至道光年间形成了“一府三县四厅”格局。西宁地区人文特征的复杂,选择将“厅”作为区域内县级政区是清廷基于多方面原因综合考量的结果。回顾学术界对此区域厅制的研究,大多以行政制度设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如王昱、李建宁、杜常顺、马建春等研究,缺少对选择“厅”作为该区域政区设置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以政区选择的影响因素入手,在复原清代西宁府所辖各厅设置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影响这些厅设置的共同因素。

一、政区的选择:“厅”制的起源及在清代的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行政区划的厅制为清代所特有,论其起源真水康树、傅林祥等人的研究已揭示出其萌芽可追溯至明末天启年间四川的叙永厅。“厅”原为古时官府办公的地方,也被称做“听事”或“听”,后改为“厅”,明代府的佐贰官同知或通判常被派驻到府城之外的州县负责处理某项事务,叙永厅就是在明廷平定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叛乱后,在此地设立军粮同知专管这一地区而形成的。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随着有专管地方的同知、通判的不断增设,这些官员的职能也不断完善,逐渐拥有明确的管辖范围,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机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同知或通判拥有了与知州、知县管理刑名钱谷等事务的职权,直至乾隆十二年潼关抚民厅的设立标志着厅制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厅与州县之间可以进行相互替代。[1]总的来说,“厅”作为行政区划由雏形到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同知或通判分防为雏形、同知或通判有其专管之地为实、由援例添设而厅制形成。清代以“厅”作为县级政区后,先后共设置了“97个直隶厅,113散厅”。[3]从地域分布来看,至宣统末年除内地山东、安徽两省,西藏、外蒙古两藩部外各省级政区均有设置。根据厅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分为直隶厅和散厅;又可依据厅的官职名称,可分为同知厅和通判厅,同知和通判的职能极为复杂:“或理事,或理饷……抚瑶、抚黎。”故又可根据职官的兼衔,将厅分为理事厅或抚民厅。

二、清代西宁府所辖各厅的设置过程

清初西宁地区的治理方式在沿用明卫所制的基础上,于雍正时期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统治者鉴于这里“西控塞外诸卫、北据蒙古、南捍诸番、东屏关陇”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变革,最终形成了“一府三县四厅”的政区格局。这其中以“厅”为制的地区在其政区变革过程中的背景构成、设立原因、影响因素等方面既有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巴燕戎格(摆羊戎)地处西宁府与碾伯县南部山区,由于地处偏远且民族构成复杂,管理起来有有鞭长莫及之感,同时这里常有盗抢之祸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如杨应琚云:“窃查西宁一郡,僻在边偶,番夷杂处,最易藏奸。而西、碾二邑南山一带,周回七、八百里,番民二十八族,其间向化者固不乏人,而顽梗桀骜者,亦复不少。往往恃众欺寡,倚强凌弱,雀角细故,构怨结仇,动辄纠约行凶,每致伤人。一经官司勾摄,或入山远遁,抗拒不前,或恃野逞刁,持械逐捕。”[4]899同时此地的区位又十分险要:“离西宁县所属之扎什巴七十余里,离南川营约二百四十余里,离河州循化营约一百五十余里,离巴暖营约一百七十余里,为各营汛适中扼要之区,最为紧要”。[4]900故乾隆三年(1738):“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巴暖游击杨普……议请设游击一员,千、把总三员,马步兵四百名。”[4]269四年,杨应琚又以“文武相资,互有考察”为由“议请应添设抚番通判一员,驻扎城内,管辖两邑南山后各番族案件。”[4]269八年“将巩昌府通判改为西宁府抚番通判,移驻摆羊戎。添建衙署。”

对燃煤机组进行补偿的目标有三种:(1)实现电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目的,对单一能量市场不能补偿但系统又需要的资源给予合理补偿;(2)从长远角度考虑系统需求增长情况,维持燃煤机组基本生存;(3)补偿燃煤机组全成本,解决搁浅成本问题。根据补偿目的不同,燃煤机组补偿额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②真水康树:《清代“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及其明代起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傅林祥:《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③《清会典》卷4,《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6册,第36页。

清代西宁府所设各厅与地方土地耕种面积扩张、农业经济增长、民族贸易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10]乾隆时期随着中原人口激增,土地承载力有限,清廷实施了移民屯田的政策,作为此政策的主要迁入对象的西宁地区吸纳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政策性移民;同时,受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影响,以军事目的移民现象仍在继续。西宁地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开荒拓土、耕地面积也随之不断增加,这其中尤以“番地”面积增长最为突出,由雍正入册的128万亩增长至乾隆时期133万亩。[11]此外,随着清代中期西宁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各族百姓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加,民族贸易的发展也日渐兴盛,兴起了丹噶尔城、巴燕戎格甘都堂等较大的民族贸易市镇,设官以理商的必要也逐渐突出。因此,清代西宁府所辖四厅的设立都与地方土地垦辟、人口增加、民族贸易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宁府所辖各厅地处河湟地区的中心地带,这里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北连蒙古、西通西域、南达藏地、东通中原,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而在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也特别重视对此地的经营与管理。有清一代,统治者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深刻认识到此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隘则水抱西北,其险则山阻东南,北依山以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出塞咽喉。”[4]122由此而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变革。就新设四厅而言,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边内与边外衔接的咽喉之处,更处在多民族共生的混合地带,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巴燕戎格“雪岭北环,大河南界。琐钥诸邑,弹压群番”;贵德“背倚黄流,面临青海。河湟夹辅,松潘后屏”;循化“层关为门,屏似削峰,塞番外薄,黄河中通”;丹噶尔“水抱东南,山环西北,地接青海,路通三藏”。险要的地理区位是影响清廷在此进行行政设置重要因素。

三、清代西宁府设厅的影响因素

(一)险要的地理位置

丹噶尔在清代之前并无行政建制,乃西宁“口外之地”。雍正时期在平叛“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年羹尧建议河湟贸易市场移至丹噶尔,丹噶尔由此设土筑城并由西宁县管辖。随着民族贸易的不断发展丹噶尔逐渐成为河湟地区贸易中心,乾隆九年,“丹噶尔分驻主簿一员”设官以理商;道光二年清廷对其官缺进行调整,改“简缺”为“繁缺”;九年陕甘总督杨遇春上奏建议“请改设同知”,[9]成立丹噶尔厅。

(二)复杂的民族构成

历史时期的西宁地区民族多样性与复杂性特点突出,经过历史的演变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蒙、藏、回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这些民族不仅为地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因生产方式、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地方管理提出挑战:“河湟番回杂处,内外捍蔽,措置为难,斯盘错之地矣。”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总结明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管理不及的基础上,按照“因俗而治”的策略制定出了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管理方略。就青海地区而言,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设府置县厅逐步纳入内地化行政体系中,而在西部蒙藏地区则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处理民族之事。在西宁府四厅的设置过程中,复杂民族构成是统治者着重考量的因素,巴燕戎格乃番夷杂处之地:“其东有碾伯所属番民十二族,西有西宁所属番民十六族。”[7]32贵德“僻处境外,番夷杂逼”,“系蒙古、番、回杂居错处”;循化“孤处口外,四面环番”、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记一万四千余户”;丹噶尔为番夷出入总汇之处,汉、番、土、回麋集。清代所设“厅”制之地皆具有“过渡”与“难治”两大特征,西宁府四厅民族构成复杂,民风彪悍崇尚武力,社会盗抢之事常有发生,这对清廷在此地的管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实为难治。如岳钟琪奏言:“地处边徼,人皆强悍,鲜知理法,每于附近内地偷窃为非…难以钳制。”清廷在此四地设厅是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结果,以期“化悔、教养、训练……可为边地藩篱之用”。

(三)地方经济的发展

循化明时隶于临洮府,乃河州边外地。清雍正四年(1726),清廷在此“安插降番,清查田地,始定额数,归河州同知”,[7]32八年设循化营,以期:“数年之后即可为边地藩篱之用。”[8]26-27乾隆二十七年,将河州同知移于循化营,处理“一切命盗词讼案件、番民完纳粮赋”,[8]30仍隶兰州府。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认为循化厅距管辖地兰州府有五百余里,而距西宁府“仅止二百余里”,在处理政务上有距离优势,建议“文移往返,亦可无虞延缓,实于边务番情,悉臻妥速”,[7]391由此道光三年,循化厅改隶西宁府。

《徐州民间文化集·风土人情》[9]书中提到徐州于1992年在段庄一小,建立了全国首批“少儿京剧团”。这个京剧团一直延续到现在,“少儿京剧团”也成为了段庄一小独有的特色。所以在人们一再否认京剧受众太少的时候,应存有一些质疑,喜欢京剧的人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京剧艺术所具备的群众基础仍相对广泛。

四、结语

①王昱:《清代西宁府及所属县厅设置时间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河湟地区方略简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杜常顺:《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民族社会》,《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马建春,褚宁:《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烟台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注 释]

有清一代,在西宁府所设的四厅既是在帝国经略西北、安置河湟的大背景下形成,同时又与这些地区险要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地方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厅的设立,不但完善了清廷对河湟地区行政区划,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同时也对地方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德行政建制可追溯到元初所设贵德州,属吐蕃宣慰司河州路所领。明洪武八年(1375),设守御千户所,改名归德,属河州卫,隶陕西行都司,河州卫“近有起台,远有保安,尤远有归德,缮堡屯兵于其中”。[5]清初继循明制,雍正四年(1726),裁河州卫,贵德隶属临洮府,西宁卫改为西宁府后,乾隆三年(1738),改隶西宁府,二十六年设县丞,由西宁县丞分驻,五十六年,清廷虑其地理位置“环山带河,土地肥饶,东西两溪,可以引灌。村落相连,乔木交荫,气候较湟中温和,南由草地通蜀松潘。惟西界连青海,相距咫尺”,[6]同时这里民族构成也很也非常复杂:“虽归城服输,而犷悍之性,剽劫之事,猝有难除。”[4]907管理起来相当棘手,遂改设同知设贵德抚番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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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十,乾隆八年十月癸亥。

⑤《元史》卷六十《地理》三。

(二)坚持政府和民间协同维护地方生态自治及基层主体多样性发展的原则,体现革命性。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个体自主自由地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化与民主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各种社会生态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显著增强。同时,在同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思想的批判斗争中,社会生态系统不断由内在矛盾的优化调整和生物多样性发展而更加地勃发生机和活力,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必将在生态化革新中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⑥《河州志》卷2,甘肃省图书馆藏刻本。

为验证本文算法在腮腺导管CT图像分割上的可行性及优越性,我们对大量的腮腺图像进行了分割实验,并且将本文模型FALD分别与C-V模型、LBF模型和RLSF模型的分割结果作对比。本文实验是在Intel(R)Core(TM)3.60 GHz CPU、8.0 GB RAM的PC 机上,使用Matlab R2014b软件实现的。实验中,参数取值为γ=-1.0,ε=1.0,步长Δt=0.1,距离保持项系数μ=1.0,圆形邻域半径r=7,矩形邻域窗口大小为5×5。

[参 考 文 献]

[1]傅林祥.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专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

[2]胡恒.厅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变[J].文史,2013,(3).

[3]马天卓.清代厅城的类型与特点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2011,(1).

[4]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5]梁份.秦边纪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38.

[6]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青海地方旧志五种[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817.

[7]邓承伟.西宁府续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8]龚景翰.循化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9]杨治平.丹噶尔厅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205.

[10]杜常顺.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民族社会[J].民族研究,2011,(2).

[11]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73-176.

[基金项目] 西藏民族大学2018年研究生高水平人才科研项目“清代西宁府所辖厅级政区研究”(项目编号:GSP2018239)。

[作者简介] 王硕(1993-),男,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青藏历史地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9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06- 0011- 03

[收稿日期] 2019- 03- 21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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