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汉语主施宾受观论文

简析汉语主施宾受观论文

简析汉语主施宾受观

张英达/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 主施宾受论最早见于1898年《马氏文通》。主施宾受理论虽形成较晚,但在汉语中却有着深远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文献来看,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表现出了主施宾受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遣词造句习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施宾受的观念或许稍有淡化。近现代以来,虽有很多学者认为主施宾受论并不能全面概括所有当谓语是动词时,对主宾语的判定。但是,目前的书面语和口语,主施宾受的用法依然是常态。

关键词: 主施宾受 施受同辞 语法

目前为止,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语法理论,偶有语法问题在训诂典籍中被提及。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借助西方的语法学研究成果确定了汉语语法体系。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将主宾语以主施宾受定义从此开始。随后,这种认为主宾语与施受关系相对应的说法遭到学界质疑。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在《古书疑义具例续补》中提出:“古人美恶不嫌同辞,俞氏已言之矣。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矣。而古人亦不加区别。”同一个词兼可能有施事和受事两个对立意项,如“伐”“受”“知”等词,既可表主动,也可表被动,这也说明了与之相关的主宾语之间的施受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主施宾受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说到“汉语主宾语认定的症结不外乎位置的先后和施受关系的矛盾。”“从语义方面看,名词和动词之间,就是事物和动作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关系,决不限于施事和受事。”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中认为,即便是一个动词前出现多个名词,主语的认定,也须按由前至后的顺序来进行。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学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由此,以位次为标准判断主宾语成为学界主流。某些情况很难说明主谓语之间的施受关系,以位次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就能显示其优势。但是,不论是主施宾受论还是按位次来判定主宾语,很多情况下都不能解释得通。为了弥补这些问题,学者们又提出判断主宾语时应从语法、语意、语用三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的考查等方法。不得不说,关于主宾语的判定方法,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取得许多建设性成果。

虽然,在现代汉语里,无法用主施宾受来分析所有句子的主宾语。但是,从一些上古时期的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个时代的学者对在行文时,虽然没有系统的语法规范,但主施宾受的观念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当谓语是动词的时候,古代主语绝大多数是施事,即主施宾受为常例

如:

1、沛公军霸上。《史记·项羽本纪》

此句中,“军”为谓语,动词。沛公为主语,霸上为宾语。从语义上来说,沛公在霸上驻扎。沛公是驻扎的施事,霸上是驻扎的受事。主宾语与施受关系符合主施宾受的观念。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主施宾受句。

4、吾不忍其觳觫。《孟子·梁惠王上》

本次采用的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词汇学习观念。观念分为三种:学习词汇应该死记硬背、词汇应该在上下文中学习和词汇应该通过运用来学习。二是词汇学习策略: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前者分为死记硬背策略、构词法策略、分类策略、联想策略、查字典策略和搭配策略等,后者分为制定计划、自我评估、自我检查和选择性分配注意力四种。问卷的内容以选择的形式,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选择。总计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100份,问卷回收率100%。

指导粗放 一提到读写结合,有的老师就会想到写读后感,或者“你想对文中的谁说什么”,要么就是仿照课文第几小节写一段话等等,指导过于粗放,学生想写而不得法。结果写出来的话不能真正汲取文本精华。甚至有老师一提到读写结合,就让学生摘抄文中的美词佳句,认为抄多了就会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

除去“至军门”这一状语成分,句子主体为“张良见樊哙”,同样,张良为主语、施事,樊哙为宾语、受事。也是主施宾受的一个表现。

同上,只要熟悉文献,不难看出句中省略了主语“晋侯”,“尝”作为谓语动词,他的宾语为被提前的“艰难险阻”,加上“之”字回指,我们今天把“之”的作用也叫取消句子独立性。

2、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史记·项羽本纪》

二、若将受事提前作主语,后面通常用代词回指

古人强烈的主施宾受观,除了表现在惯用主施宾受结构的句子以外,一般认为,将受事宾语提前时,动词后习惯于加上“之”“其”等代词回指,也是主施宾受观的一大表现。如:

句中“吾”是施事主语,“其”回指受事宾语,根据语义,受事宾语应为上文中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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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1 LA的常规CT和MRI的评价标准 LA患者CT检查特点为:“蝴蝶”或“月晕”状的低密度改变,大多边缘模糊,病灶位于脑室周围白质以及半卵圆中心大致对称的位置。此外,在患者的两侧内囊,基底节区、丘脑以及脑干等区域还可见到多处的腔隙性梗死灶,伴有不同程度的皮质萎缩以及脑室前后角变钝,脑室扩张。

除此二句以外,在《史记·项羽本纪》这篇文献中,还能找到很多主施宾受的句子。“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范增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哙即带剑入军门”“我持白璧一双”等等,不胜枚举。足以证明主施宾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

3、圣人,吾不得而见之也。《论语》

此句主语没有省略,施事主语“吾”不得而见的受事宾语本应为“圣人”,此处“圣人”提前,用“之”加以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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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诗经·秦风·蒹葭》

“溯洄从之”一句,“溯洄”前省略了受事主语“我”,而“我”所从的对象肯定不是“之”,而是“之”所指代的,被提前的宾语“伊人”。毫无疑问,此句中,省略了的施事主语是“我”,受事宾语“伊人”,将宾语“伊人”提前,从后加“之”回指宾语“伊人”。

三、施受同辞现象有较为固定的动词

施受同辞是指一个动词,兼有施事与受事两个对立的义项。这类词语的出现看似可以推翻主施宾受论,但由于数量不多,用法较为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可以理解为是对主施宾受的认同。

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曾举出:受”“买”“慁”“糴”等既可表授予义,也可表接受义的词。如:“受”字,杨先生说“受义之反为‘授’,字从受声,则二字古代本同音,与今相同。受、授本无区别,加手作“授”以示区别。

可见,上古时期,虽没有系统的语法学约束,但古人主施宾受的观念是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语法研究成果,想要推翻主施宾受论是轻而易举的。然而,我们用于推翻所例举的语法结构,大多在近古、近代、现代文献中出现,在上古时期却鲜有出现。例如:“一封信写完了。”在这个句子中,根据位次分析法,可以将“一封信”看作是整个句子的主语,但是根据语义,“一封信”在句子中又充当受事成分。这就和主施宾受论有点格格不入了。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饭做好了”“铁路通西昌了”“这匹马没有人骑过”等等。在上古时期的文献中实在难以找到这样类似的句子结构。那么,从古到今,主施宾受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

众所周知,语言三要素中,最具稳固性的一大要素当属语法。从目前现有文献来看,最早能够成文的文献应当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但是,甲骨卜辞是否能作为殷商时期的语法代表,这一点遭受到学界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甲骨卜辞多是在占卜这一特定语境中,并不能代表当时人们的语言习惯。同理,金文文献刻于钟鼎,多用于歌功颂德,是否具备语法价值也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的。在一些上古典籍中,当谓语是动词时,主施宾受是为常态,这一点在上古文献中能找到许多例证。那么,这种常态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破的呢?两汉之际,佛经传入中国,梵语佛经能在国内流传,势必要经过一些学者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梵语语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志怪小说萌芽于世,这种文体的语言风格与历来的百家经典有着极大不同。志怪属于小说文体,来源于想象,落脚于生活,融入较多的口语化元素。而我们日常的口语不同于书面语,即使不成句的几个词汇排列,也能表达人物心中所想。经过唐宋时期的酝酿,明清直至明清小说的繁荣。口语化的语言被写入小说、戏剧流行于世,这就使得传统经史文献的惯用语序进一步被受到冲击,主施宾受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慢慢淡化。随着诗词的繁荣,写诗作词不再是贵族和文人的专利,各个阶层、文化水平的人都有诗作交流,俗语入诗的情况也越发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语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主施宾受的观念古已有之。近代以来,主施宾受论虽多次遭到反驳,但是,学者们也都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善对主、宾语的界定。主施宾受论虽不能概括所有的情况,不过,只要细细分析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例子,当谓语是动词的时候,主施宾受也依然还是汉语的常态。

第三步总分计算。在对图书馆15项指标全部计算后,相加得到总分。这时的总分并不是HAPLR分数,HAPLR分数=总分÷总权重29÷此类总馆数[10]。对得到的HAPLR分数进行比较,得到公共图书馆的排名情况。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王力.汉语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杨树达.古书疑义续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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