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档案学——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档案论文,学术研究论文,走向世界论文,第十三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帷幕即将在西班牙塞维利亚拉开。对于中国档案工作者来说，这次会议与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间隔似乎那么短，十三大的余音还在耳畔回绕，我们筹办和召开十三大的一切还在眼前。然而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两次会议的时间跨度又是那么长，它们跨越了一个千年。
据悉，十四大增设了一项特别的内容，即召开专门会议总结和评估十三大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将再次吸引各国档案同行的目光。中国无愧于国际档案界的重托，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这一首次在非欧美地区召开的大会中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辉煌。同时，十三大给我们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档案事务中的地位，有力地拉动了全国档案基础设施和业务建设的发展，同时，对于我国档案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契机和贡献
四年一次的国际档案大会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对与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一直是大会的主要内容。每一次会议的议题都是当时在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比较突出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集中地反映了国际档案界每一个时期的主要关注点。诚如国际档案理事会名誉主席让·法维埃先生在十三大会议上的贺词所言：“由于这些大会，我们得以进行职业思考，把全世界的经验化成共同的财富，从而促进了我们掌握和发扬人类集体记忆并使之有益于所有人的能力。”（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页。）
与前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相比，十三大和十四大的主题十分宏大，一个是“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一个是“新千年与信息社会中的档案”。在这两个主题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并具有战略意义，几乎涵盖了世纪交替之际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发展的各方面重大问题。这两次大会都将在国际档案事业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前一次处于20世纪的末期，对历史上发展最快，内容最丰富的一百年的档案理论与实践加以梳理盘点评价；这一次正值进入新世纪的前夕，为档案事业的新纪元谋章布局开篇。北京将跨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沉甸甸的接力棒交给了塞维利亚，这两次大会真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主办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是中国档案界了解国际档案学术动态，进一步与国际档案学术研究接轨的绝好契机。组织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需要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协调，还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准确把握交流内容的学术水准。大会各类会议议题及发言人的确定，对会议各种报告的修改过程和多语种的翻译过程，使我国组织者有机会与来自各国的报告人、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处进行了大量的接触，从中获得的学术信息远远超过了学术报告内容本身。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以1篇主报告、1篇辅助报告、1篇会前研讨会报告、2篇自由论坛报告、数篇专业研讨会报告和若干大会自由发言在国际讲坛上所作的学术亮相是往届大会不曾有过的，不少外国同行从这些报告和发言中初步了解了中国档案学的研究状况，对中国档案学研究的领域、思路和水平感到惊讶，一些人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交流的愿望。在大会期间，来自“荷兰手册”故乡的几位同行就饶有兴趣地向笔者等人询问中国对于全宗原则的理解和新思考，并再三索要有关论文作为参考。各种形式的会场内外交流和会中会后交流使中外档案学者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有了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十三大所提供的如此广泛的交流机会第一次将中国档案学的面貌较为完整真实地展现在国际档案同仁面前。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全体会议上的4篇主报告，16篇辅助报告，以及会前研讨会、自由论坛和其他下属机构会议上的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国际档案合作的经验，分析了档案事业和档案理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对策，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所有学术活动紧扣“回顾与展望”的大会主题，内容广泛而不凌乱，观点鲜明并发人深思，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代感和谐地融为一体。十三大丰硕的学术成果体现了国际档案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大会报告人的学术功底，反映了国际档案理事会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丰富经验，同时也得益于中国档案专家对大会主题的准确理解和对各项活动的精心筹划。大会组委学术规划部为学术活动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充分准备，每一个分主题的学术协调人对有关报告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推敲和审定，中国档案学界为世纪末国际档案学术盛会的圆满成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借鉴与接轨
十三大对于中国档案学研究最重要最明显的影响是促进和扩大了它的开放性态势。开放性研究具有广泛的含义，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地球变得小起来的时代，档案学术研究也同样需要打破国界，缩小距离，增加交流，开展合作。如果说相同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基础的话，当今各国档案工作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则进一步使交流与合作成为必须。不同国体、政体、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档案工作传统下档案理论的相互碰撞有助于研究人员走出思维定势的局限，寻求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迸发新的灵感火花，用共同的经验和智慧解决专业领域的难题。
应该承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档案学术研究方面与国际档案界的沟通还是十分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一批外国档案学术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我国档案界开展国际学术交往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活动越来越频繁，为举办十三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三大对于中国开展国际档案学术交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第一次使我国档案工作者直接、全面、集中、多方位地接收了国外档案学术信息，把我们径直带进了国际档案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
十三大对于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如同石入水中的涟漪渐渐扩散。1997年十三大报告集的出版使中国更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得以了解和思考大会期间提出的学术思想，不少理论和观点引起了中国档案学界很大的兴趣，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关于《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报告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它使我们得以清晰地把握近一百年来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档案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其中一些独到见解近年来在我国研究人员的论文中广为引用。更有意义的是，对十三大学术成果的兴趣进一步引发了研究人员对国际档案学术动态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档案学理论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引进、传播和借鉴。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和学术信息的畅通使中外档案学者的研究热点有了更多的接近和契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电子文件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国际档案理事会电了文件与现行文件委员会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欧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给了我国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和国际档案界一样，电子文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发展档案理论的实践的新的制高点。
——在十三大和十四大均为大会议题的档案立法问题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也倍受关注，我国在档案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既立足于我国国情，也尽可能广泛地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注意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近年来对于各类档案的所有权，档案开放利用中的著作权、私人档案、电子文件法律效力等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对档案鉴定问题的研究正在升温，我国研究人员在总结几十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寻求理论的新发展和实践的新突破。在这方面研究中，谢伦伯格等人的鉴定理论对我国依然具有影响，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的“以来源为基础的职能分析思想”、“宏观鉴定战略”等更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
——档案管理体制完善与变革问题也是我国近年来研究重点之一。国际档案理事会1996～2006年期间的战略计划中强调“档案工作者在保存人类记忆的工作中，不管文件是何种形式，都涉及到文件产生到处置的这个生命周期。”（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版，251页。）与这一思想相吻合，近年来我国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档案管理前端介入思想广为认可，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模式日益普及。1996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执委会综合报告中指出，档案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通过立约将档案包出管理的做法”。（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版，274页。）或许是一个不谋而合，这种档案管理社会化的倾向在我国也日渐明显，主要表现为由档案中介机构提供业务咨询、代理保管等服务，为此所必需的“立约”涉及大量需要研究的法律问题和业务问题。
——“档案在休闲社会的作用”是十四大引人注目的一个议题，在新世纪的开端给档案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十三大之后不久，这一议题刚刚确定就引起了我国档案界的重视和响应，一些研究人员以开阔的社会视角重新审视了档案馆的社会功能、社会形象等问题，中国档案学会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还以此为题召集了座谈研讨，成为十四大这一议题的前期舆论呼应。
此外，在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方面，受国际档案界相关研究的启发，我们已经开始注意档案防灾规程、档案馆无公害防治等方面的新课题；在档案专业教育和培训的目标、内容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进行了许多比较研究；在档案术语研究中认真参考了国际档案理事会编制的术语手册，充分考虑了与国际档案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等。现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人员比过去更加留意于他山之石，对于国际档案界研究动态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积极地用各国的研究成果丰富我们的学术园地。
展示与融汇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优良的档案传统、完备的档案工作体系、较为丰富的档案理论的东方国家，中国有理由在保护人类记忆的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国际档案学术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国际档案界对中国了解得并不太多。当我们得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国际档案理事会组织实施的档案学大型研究项目——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RAMP)所包含的120余篇研究报告竟然没有中国档案学者的参与时，当我们在十三大期间看到国外同行对中国档案事业规模与成就的惊讶目光时，我们感受到了交流不畅所造成的距离和遗憾。
在筹办十三大过程中对中国熟悉起来的前任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先生认为：“中国的文件形成和文件管理工作对于比较研究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们的发展与欧洲的文件和档案系统没有关系。”（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理论后档案理论研究的新重点》，《北京档案》1997年4期）富有特色的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理论不仅属于中国，对于国际档案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三大使我国档案工作者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也深深认识到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必要。大会期间的各种活动是对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集中展示，这种展示意识在十三大之后依然持续下来。我国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采用各种方式向国际档案界传达专业信息，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国的档案学思想更多地进入国际学术论坛，以自身的特色融汇进国际学术研究的潮流之中。
由于时任《护门神》杂志总编，现任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阿尔巴达先生的倡议、许多外国友好人士的支持和中国方面的促成，国际档案理事会刊物《护门神》(JANUS)1999年第2期推出了中国特刊。这本第一次为一个国家编辑的，第一次印有中国文字的大红封面的特刊，带着浓浓的中国气息向各国同行传达了我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理解。刊中发表的21篇文章（其中19篇为我国作者所作），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档案、档案工作历史、城市档案馆、少数民族档案、档案学术研究、档案教育与培训、电子文件、照片档案、档案期刊等诸多方面，既有对有关方面情况的介绍，也有理论观点的阐述，就数量而言可能超过了以往我国研究人员在国际档案刊物上发表化文的总和。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30余个地方档案部门和大学档案馆建立了网页，随时发布各种信息，许多外国同行从这些网页上了解了该档案机构的工作状况、档案资源和学术研究动态。
1996年以来，我国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频率也大大高于以往，研讨的主题有“21世纪的地方档案馆”、“档案立法”、“档案教育和培训”、“电子文件归档管理”、“灾害控制与害虫防治”、“档案与北京史”、“档案与徽州历史”等，这其中既有国际档案界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有纯粹的“中国特色”。几乎每一次会议都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浓厚的兴趣，面对面的学术对话使我国档案学研究增加了国际化色彩。
我国档案研究人员利用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档案合作研究，十三大期间进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下属机构的中国委员在有关档案建筑、档案教育书目、刊物编辑等合作项目中承担了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9年，我国研究人员加入了由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电子文件真实性永久保管国际研究项目”(Inter PARES Project)，目的是建立一套原则和准绳，为国际组织、国家和机构制定有关长期保管电子文件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提供指南。这一项目对于国际、国内电子文件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三大在我国档案学术研究中留下的最为深刻的烙印是走向开放。开放有利于发展，可以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开放性研究格局将为我国档案学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