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现阶段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火如荼。迄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的问题的理解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业已推向其理论逻辑深层，为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支援。不过，综观近年来这类理论的状况，我们不得不说，由于某些偏激意见和简单做法的“刺激”，一些理论竟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制造了种种“研究张力”，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内置了某种意义的干扰因素。我们认为，不仅要消除它们，而且在现阶段，更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则是搞清楚这种“干扰因素”的实际“症候”是什么？
第一，民族化与本土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一种“研究张力”是“民族化”与“本土化”之争。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研究和理解，形成了相当多的理论见解。在总体上看，不少学者都把毛泽东这一思想解读为毛泽东主张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理由是毛泽东要求“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讲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反对“民族化”的理解，提出，毛泽东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理由是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本土风俗、人情、文化等内容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带有中国气派、风格，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还是“本土化”呢？我们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民族化”也不是“本土化”，而是“具体化”，即要求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民众的具体特点出发，用中国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义于“民族化”还是等义于“本土化”，都不是符合毛泽东所指的本真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充分地汲取中国社会的实践经验和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追求那种单纯的“民族化”形式和单纯的“本土化”特点，而是建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生长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土壤”上，但是她们本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融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智慧和实践经验，她们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第二，本土化与世界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二种“研究张力”是“本土化”与“世界化”之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那么不仅与“民族化”相冲突，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相冲突。“本土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之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必经之途。与其说“中国化”是“本土化”，倒不如说是“世界化”。
马克思在《〈科伦日报〉179号的社论》中说过，“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一百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早已经获得“这样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属于世界历史的，属于世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世界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挥自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功能意义所必需有的环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还需要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实地走向世界，既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也为世界人民所掌握。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世时曾强调，他的学说和理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现自身解放服务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新全球化兴起，如果我们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视野，只去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那么这样的“中国化”必是不健全的。我们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世界化”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不能对立起来，不能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世界的。
第三，简单化与通俗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三种“研究张力”是“通俗化”与“简单化”之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为中国老百姓们都能理解的通俗易懂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最好例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和复杂理论用通俗化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让那些只有一点理论水平和文化的人们都能够领会马克思主义。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通俗化”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
我们认为，把“通俗化”等义于“简单化”，是对“通俗化”的误解。况且，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化”是与“教条化”相联系。在历史上，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简单化”与“通俗化”是有本质区别的。简单化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和言语，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样性、内容丰富性和思想深刻性；相比之下，“通俗化”不仅在表达上通俗易懂而且在内容和思想上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放弃而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蜕变为“庸俗化”。我们认为，这种“庸俗化”理解比“简单化”理解更可恶，它不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和丰富内容，而且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形而上学地裁剪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为“斗争理论”，把“邓小平理论”庸俗化为“一切向钱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庸俗化为“三代”。通俗化决不是“庸俗化”。我们的任何研究都是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和复杂理论用“通俗的”、“简洁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浅显易懂”，让更多的人、不同理解水平的人都能够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目的。
第四，大众化与民粹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四种“研究张力”是“民粹化”与“大众化”之争。从本意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让中国大众都能够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表现。不过，也有研究把它理解成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化”，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中国大众创建一种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大众化”还是“民粹化”？
我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成“民粹化”，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民粹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上，20世纪早期列宁早已经批判了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之流把马克思主义“民粹化”的错误。所谓马克思主义民粹化，其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帜下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单一民族传统文化水平上，甚至某个民族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用这种特定的文化成分改写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就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我们要警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向所谓“民粹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还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与我们提倡的“大众化”是根本不同的主张。所谓“大众化”就是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让广大民众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的是“大众化”而不是所谓的“民粹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积极的主张，是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五，政治化还是文化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五种“研究张力”是“政治化”与“文化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发展；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论建国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前进的“指路明灯”。对此，有学者提出，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和指导作用，其实质就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加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也有一些研究不同意这种理解。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政治化”倒不如说“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文化层面上做工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政治化”还是“文化化”？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与“文化化”是不同层面的活动，二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构成内容，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之中，彼此本不存在内在冲突。可是，在某些研究中的确出现冲突和紧张。这些所谓的“紧张”和“冲突”源于某些理论研究的自身偏执。某些学者总是戴着“成见”，预设地把“政治化”与“文化化”对立起来，对“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投以“贬义”眼光，不能给予理性的对待，误以为“政治化”是不当之举，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向歧途，执着地用“文化化”取代、甚至打压“政治化”。其实，在主张“文化化”的研究中，也不是统一的。少数研究表现出一味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化”。也有少数研究追求“纯文化化”。如果真的这样走下去，那么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化”也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化”在本质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优秀的文化相结合。即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说，“文化”只是一个相对的领域，只是上层建筑的“一份子”；由于构成上层建筑的“各个份子”都是彼此地联系着的、相互影响着的，这就意味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化”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化是不可能有的。实际上存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化”与“政治化”的有机统一，因而我们不赞成某些研究推崇“纯粹”的“文化化”研究。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后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才是最根本的。没有“阶级性”和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却理论个性的前提和基础，就会被抽象化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概念而无实质性内容，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那种站在“纯粹文化”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化”与“文化化”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第六，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六种“研究张力”是“广义化”与“狭义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明确一下呢？我们认为，有这个必要。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沿用毛泽东这个概念。可是，人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远比当年毛泽东所指的要广。于是，有研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②可见，我们今天虽然继续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广义”与“狭义”之争了，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要把“哪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它是一个“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此来说，我们需要推动她们“世界化”和“时代化”而主要不是在“中国化”上。如果它是指“狭义的马克思主义”，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下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沿用毛泽东的定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地发展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是与时俱进地推进着。不管怎样，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还有少数研究认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果真这样吗？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西方思潮既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别也与其他现代西方思潮相区别，具有复杂的理论内涵和政治立场。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容纳的合理内容，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尽管如此，能不能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显然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同第二、三、四国际路线相对抗，因而它在整体上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在实施“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这种“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等同和并列，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事务，是学术界的活动。
第七，实践化与学术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七种“研究张力”是“学术化”与“实践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由此，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也有学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层面和科学研究活动，用马克思主义“学术化”代替马克思主义“实践化”。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实现用中国民族文化方式和风格理解和书写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实现这种“书写”呢？某些学者沿着“学术化”方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纯学术解读。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读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学术活动相结合”。这样做的结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作“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的重任。第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浓缩成“马克思主义学术化”。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的研究中，之所以发生了“中国化”与“学术化”之争，多半是源于“学术化”的绝对化倾向。我们不否认在学术层面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一个学术维度。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实际存在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局限于学术探讨。这样做，既对马克思主义有害，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有害。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学术化，岂不是只要好好发挥学术精英们的作用就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果真如此，岂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羞辱！也太夸大了学术精英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研究层面也更是实践层面，二者要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化”过程中，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实践层面决定了学术层面，后者能动地作用于前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其实，一些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化”是制造了“实践化”与“学术化”的对立，撕裂了二者本已存在的统一。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只依靠少数学术精英的学术探索，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努力。
第八，虚无化与社会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八种“研究张力”是“虚无化”与“社会化”之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社会生活。应当说，这种主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实际情况表现得不尽人意。时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泛化”现象。这类现象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实施“虚无化”。在实际上，则是更多的群众处于马克思主义的“边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悟的思想和精神是源于自发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的遗产，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化”进程中了解和掌握多少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是因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社会化，陷入“虚无化”之境。即使在最为经常的学术研究中，虽然学术领域普遍“遵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实际上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虚无化”，在很多研究中只有一句简单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别无更多更深的存在内容。可以看到，在表面上，某些理论标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可在实际上却使他们的理论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在这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虚无化”是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这种“标签化”现象不是“社会化”，恰恰是“虚无化”表现。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化”是“实在化”不是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有机结合，既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也学会用各方面实践经验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社会的事务不是少数人的专职工作，是全方位的工作不是某个方面的专职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让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都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
第九，当代化与时代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九种“研究张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时代化”之争。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而且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在论证这个命题的“客观真理性”。据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当代化”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不过，问题在于，某些学者把这种认知推向了一个极端：在他们那里，“当代化”被“当下化”、“现在化”所代替。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他们转译成马克思主义“当下化”、“现在化”。也有学者反对地提出，“当下化”与“现在化”太注意“现在时”意义，欠缺“历史视野”；与其说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倒不如主张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伴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当代的事务也是一项历史的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视野”。
第十，功利化与功能化？
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十种“研究张力”是“功利化”与“功能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功能。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是发挥这种功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内在要求。可是，我们一些理论研究却把“马克思主义功能化”在暗地里偷换成“马克思主义功利化”。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意义被人们有意和无意地“功利化”了。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误判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失去“效用”所致，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功利化”实际上是故意地用“实用主义”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性”，却庸俗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实际生活中，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之中。一些人采用“功利化”策略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闯关”手段、就业的“敲门砖”，当作谋取政治资本的筹码。功利化与功能化虽然相差一字但意义却迥异。功能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要求。而“功利化”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意而且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这是错误的态度、错误的做法。
总而言之，在某种意义讲上述十种“研究张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表现症状。从本质上说，这些症象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果说，此二者有差异，那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倾向于强调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在整体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价值，这就意味着不受地域所限的“马克思主义”，亦即那种已经成为世界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倾向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整体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内容都要“马克思主义化”。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包含着“中国特色”要走向世界，那么后一种情况则包含了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可是，此二种情况在实际研究中并非孤立地存在的。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那些否认这种“共识”的人是主张把二者割裂开来的人，是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我们认为，二者既有差异又有一致。在当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人很多，提出了很多理论和观点，可是，人们在更多的时候都是不加区别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用二者的“一致”遮盖了二者间的“差异”。
是否一当人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区别就意味着某种“割裂”呢？答案是否定的。把二种情况作了一定的理论界分，其实是理论研究本身的事情；而且，这种“区分”本身就是需要的，它将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进一层，至少意味着要对某个方面内容给予较多的关切，以利于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总是在“总体与差异”之中。第一，这种“区分”将会使“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更加清晰；第二，这种“区分”将会使“中国特色”与“世界历史意义”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世界性特征更加鲜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更加珍贵；第三，这种“区分”将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走向逻辑深层，发现和探索更多的未知领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出新任务、新问题、新境界、新方法。
总之，这十种“研究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人们在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制约因素。在逻辑上，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在学理上，它们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视角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不管怎么样，这些“研究张力”都需要引起我们注意，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改变，以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顺利进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服务。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②新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明确地提出“广义的”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绪论”部分写道：“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3页)
③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有学者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再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