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绩效评估与中国经济需求结构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马车论文,绩效评估论文,需求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8-0022-0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8.004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引擎，并被形象地称为驱动增长的“三驾马车”。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增长奇迹，与“三驾马车”发挥驱动效应是密不可分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密切关注，即中国最终需求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表明，其中投资占总需求比例从1978年的38%上升到2011年的48%，相应的消费占总需求比率从62%下降到48%。蔡跃洲和王玉霞(2010)通过跨国数据比较分析后指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需求结构存在严重失衡，投资率偏高的同时消费率明显偏低。史晋川、黄良浩(2011)进一步发现，后发崛起的东亚地区高投资、低消费特征已比较突出，但即使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率之高和消费率之低仍相当显著。 中国最终需求结构失衡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相关解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人口和结构的转型。Yao(2011)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人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在增加出口的同时抑制了消费需求。其他学者则指出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2)政府实施的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尤其是利率管制政策。Huang & Wang(2010)认为，利率管制压低了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行为并导致投资率偏高。陈彦斌等(2014)进一步指出，如果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总需求结构将有所改善，但由于当前社会对于产出下降承受力较低，因此不宜激进。(3)财政制度安排。李永友(2010)指出，由于受工具性和居民消费倾向的双重约束，中国财政只能依赖投资支出，导致财政失衡和需求结构失衡的循环累积。柳庆刚和姚洋(2012)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需求结构失衡给出了相似解释。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发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需求结构失衡提供了多种解释，但尚没有学者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来进行深入研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作为增长动力引擎的三驾马车，现有需求结构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沈利生(2008)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了“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认为2002年以来消费拉动效应在下降，出口的拉动作用在上升。与沈利生(2009)局限于测算最终需求对于产出的拉动效应不同，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构建了一个基于最终需求视角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在1987-2007年期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投资和出口需求成为中国增长奇迹的驱动源泉。遗憾的是，以上两篇文献虽然将最终需求和中国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是并未从动力视角对需求结构失衡现象给出解释。 针对现有文献不足，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占用模型，并结合数据包络(DEA)方法，测度“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视角，对于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现象给出了一种全新解释，为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增长动力转换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利用投入产出占用模型，分析与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相关的投入和产出值；第四部分测度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最后为结论。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 (一)模型构建 要客观分析“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并对其绩效进行评估，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得到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第二，利用所得数据测算“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绩效。但由于中国统计部门颁布的所有公开资料中都没有相关数据，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构建评估“三驾马车”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投入产出数据。本文借鉴刘遵义等(2007)的思路，利用荷兰Groningen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合作颁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构建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 根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横向平衡关系可得：
式(1)中
分别表示国内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及国内产品用于消费、投资、出口的向量，X为总产出，该式表明总产出等于国内产品的中间使用加上最终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将总产出列向量移至式子左侧，则可得下式：
本文目的是利用投入产出占用模型，构建与“三驾马车”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投入主要包括三部分，即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产出包括两部分，即期望产出(增加值)和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为此，我们首先整理得到行业层面的劳动力供给L、资本供给K、能源E、增加值V以及
排放P，根据投入产出理论，进一步处理后可以得到以下系列数据：
在上式(4)中，
为对角矩阵，其对角元素代表与单位产出相关的增加值或占用值，
则表示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通过以上系列公式，我们得到了与“三驾马车”相关的三组行业面板数据
，其中X=(K，L，E)表示包括资本、劳动力、能源的投入集，V表示包括增加值的期望产出集，P为包括污染排放的非期望产出集。 在得到以上三组数据之后，下一步就是利用这些数据测算出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给出准确评估。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求解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由于待评估的生产决策单元可能位于技术边界之外，从而导致存在不可行解。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文借鉴Dong(2010)和刘瑞翔、安同良(2012)的思路，利用分析期内全部数据构建全局技术边界(Global Frontier)，然后将所有的测度点在此统一边界下进行效率评价，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分析期内全部数据和当期数据构建技术边界，然后，求得两种技术边界下的无效率值Global_D、Current_D，其中Global_D表示统一边界下测度得到的无效率值，Current_D表示当期技术边界下测度得到的无效率值。此时，Mt-L生产率指数可表示为：
可以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MLEC)和技术进步(MLTP)两部分，具体为：
至此，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数据处理，我们终于得到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可以对“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绩效给出客观准确的评估。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荷兰Groningen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合作颁布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我们在分析时结合该表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具体如下： (1)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可以通过WIOD所提供的1995-2011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得到，利用公式(3)可以得到与消费、投资与出口相关的产出值。 (2)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增加值)和非期望产出
两部分，其中分行业增加值由WIOD所提供的中国历年社会经济核算数据得到，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得到的增加值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平减，行业
排放则利用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三种一次能源数值计算得到。 (3)投入包括劳动力、能源和资本三部分。劳动力供给1995-2011年数据由WIOD所提供的中国历年社会经济核算数据得到；能源利用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行业数据得到；物质资本存量估算利用永续盘存法(PIM)得到，其中WIOD提供了1995年年初始资本存量以及1995-2009年当年价投资额，2010-2011年数值利用WIOD提供行业比例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提供总量数值推算得到。在得到1995-2011年当年价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之后，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固定资本价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利用当年折旧与上年固定资产原值构造历年行业固定资本折旧率，将历年的数值加权平均后得到统一的分行业折旧率。经过以上一系列数据处理之后，利用以下公式得到中国各行业的资本存量序列：
在得到以上行业投入产出数据之后，利用公式(4)得到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投入产出行业面板数据。 三、“三驾马车”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分析 在评估“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绩效之前，首先需要对其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有一个全面了解，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1)中国经济对于“三驾马车”的依存程度；(2)“三驾马车”对于生产要素资源的占用状况；(3)与“三驾马车”相关的非期望产出基本信息。 (一)中国经济对于“三驾马车”的依存度分析 中国经济对于“三驾马车”的依存度指标，可以用三大需求诱发的增加值除以GDP总量得到。图1给出了1995到2011年间中国经济对于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从图中可以发现，在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从1995年的48.91%下降到2011年的38.58%，在此同时，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存度分别从期初的31.94%和19.14%增加到期末的38.01%和23.1%，说明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于消费的依存度在持续下降，而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存度有所上升。
图1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最终需求依存结构变化示意图 在分析期间，一些历史事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根据这两次事件，进一步将分析期间分解成三个子阶段，以期从中得到更有意义的发现。首先，在加入WTO之前的1995-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对于出口需求的依存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对于投资需求的依存度下降了4.67%，相反，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上升了4.12%；其次，在第二个子阶段2001-2007年期间，即加入WTO之后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阶段，中国经济对于投资需求的依存度变化幅度并不明显，但对于消费需求依存度从2001年的52.27%下降到2007年的38.74%，而与出口相关的指标则从19.42%上升到29.45%；最后，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几乎没有变化，对于投资需求的依存度上涨了4.37%，在此同时，对于出口需求的依存度下降了4.31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在分析期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引擎在不断调整。 (二)“三驾马车”占用生产要素资源状况分析 图2首先给出了1995-2011年间中国经济整体以及由“三驾马车”占用的资本存量数据。对于整体而言，中国物质资本存量从1995年的17.76万亿增加到2011年的80.28万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9.89%。从图中可以发现，物质资本存量在“三驾马车”中的配置并不均等，其中消费所占用的物质资本存量在分析期间始终是最高的，但增加速度在三者之中是最为缓慢的。与消费需求恰好相反的是，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出口所占用的物质资本存量在“三驾马车”中是最低的，但增加速度在三者中却是最为迅速的。对应于投资需求而言，其占用的物质资本无论是数量还是增加速度，都介于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两者之间。
图2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整体及“三驾马车”占用的物质资本存量 劳动力就业长期以来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图3给出了1995-2011年间消费、出口和投资所占用的劳动力数量。从图中可以发现，分析期间中国劳动力数量从1995年的6806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80856.48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09%。与资本相似，消费需求所占用的劳动力数量在三者中是最高的，但所占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占用的劳动力资源在分析期间增长了约1.61倍，在三大最终需求中增长最为迅速的，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保持了较强的上升趋势。出口所占用的劳动力资源在“三驾马车”中是最低的，在分析期间仅有18.12%的劳动就业是由出口需求拉动的，此外，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2008年之后明显出现了下降趋势。
图3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整体及“三驾马车”占用的劳动力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能源也被视为投入生产要素之一。图4给出了中国经济整体消耗以及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生产能源。从图中可以发现，分析期间中国生产用能源消费从1995年的114337.2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1年的310591.7万吨标准煤，合计共增长了2.72倍。与资本和劳动力不同，消费需求所占用的能源并不再是“三驾马车”中最高的，同时，增长速度在“三驾马车”中也是最为缓慢的。相反，由投资拉动的能源消耗在分析期间增加了3.36倍，在“三驾马车”中是增长最为迅速的。与出口相关的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介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在2001-2007年期间与出口相关的能源消耗增加是最为迅速的，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在2008年之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回落。
图4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整体及“三驾马车”占用的能源 (三)与“三驾马车”相关的非期望产出分析 图5给出了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诱发的
排放趋势，从图中可发现，中国经济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
从1995年的294084.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816126万吨，在分析期间增长了2.76倍。其中，消费需求诱发的
排放在此期间增长了约2倍左右，在三大需求中增长速度是最为缓慢的。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资诱发的
排放在此期间增长了3.24倍，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2002年之前投资诱发的
排放量增长并不明显，甚至要少于消费诱发的
排放量，但在2002年之后，投资诱发的
排放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在三大需求中，出口诱发的
排放数量是最低的，但是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在分析期间增长了3.29倍，从图中可发现，如果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出口诱发的
排放将会保持更快的增长速度。
图5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整体及“三驾马车”相关的
排放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对于“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总结如下：首先，从中国经济对于三大动力引擎的依存度来说，中国经济在分析期间对于消费的依存度在持续下降，而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存度有所上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近年来对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其次，对于生产要素而言，消费需求所占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要更多一些，但在分析期间所占比重逐步减少，相对应地，投资和出口所占用的能源资源更多一些；最后，对于非期望产出
排放而言，投资在“三驾马车”中一马当先，出口次之，与消费相关的
排放在分析期间增长最为缓慢。那么，如何客观评估“三驾马车”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并对需求结构失衡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呢？这将是本文下一步的主要工作。 四、“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评估 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二是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占用了大量资源要素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前者为经济增长的数量，后者可理解为经济增长的质量。要客观评估“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必须同时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展开研究，从任何单一角度所得结论都是片面且不准确的。 首先分析经济增长的数量，从图6中可以发现，在经过价格平减之后，中国经济整体增加值从1995年的60793.73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79589亿元，在分析期间增长了约4.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5%。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诱发的增加值数量始终是最多的，但增长速度又是最为缓慢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68%。投资诱发的增加值在1995年仅为19419.76亿元，得益于其10.86%的年均增长率，到2011年已迅速增加到106284.5亿元，与消费诱发的增加值数值基本相当。在“三驾马车”中，出口拉动的增加值在分析期间是最低的，从1995年的11638.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65427.2亿元，但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在分析期间增长了5.6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94%。
图6 1995-2011年中国经济整体及“三驾马车”拉动的增加值 表1给出了中国经济整体以及与“三驾马车”相关部分在不同阶段的增长表现。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这三个相邻阶段从8.5%增长到10.87%，再进一步增长到11.54%，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增长趋势。进一步观察后可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之所以在不同阶段数值不同，与其背后的增长动力源泉转换密切相关。在1995-2000年阶段，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引擎，与投资相关部分所占比例较低且增长率最低仅为5.12%。在2001-2007年阶段，出口和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其相关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7.45%和13.29%。在2008-2011年阶段，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投资和消费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并没有同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没有出现仅由单一动力引擎拉动的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是由双引擎驱动的。
增长动力源泉在决定经济增长数量同时，也内生地决定了其增长质量。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占用模型，同时测度考虑环境因素在内的M-L生产率指数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M生产率指数，测算结果可见表2。为便于区分，本文将前者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后者为市场全要素生产率。从表中数据可发现，中国经济在分析期间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约为3.46%，但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之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为2.49%，与前者相比稍有下降，这与已有文献所得结论是一致的(Kaneko & Managi，2004)。进一步地，将其分解成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后，无论是MLPI还是MPI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而非效率变化，这与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也是完全一致的。
表2同样给出了与“三驾马车”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与投资和出口驱动方式联系起来，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与投资和出口需求相关的绿色生产率数值分别为2.62%和2.57%，而与消费需求相关的绿色生产率仅为2.33%，要比前两者稍低一些。如果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部分市场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分别为3.76%和3.44%，由消费驱动经济增长部分生产率为3.34%。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两种测算结果有所差异，但所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三驾马车”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TFP值并不相同，其中投资驱动部分最高，出口次之，消费最低。 分阶段来看，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3数据说明，在1995-2000年期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三个阶段是最低的，但是其增长的质量却是最高的，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期间高达6.1%和3.74%；在2001-2007年期间，国内增加值平均增长率是较高的，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却是最低的，仅为1.57%。即便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计算得到的市场生产率均值也仅为3.18%；2008-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以超过11%的速度高速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所回升且其均值约为2.53%，相对应的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仅为0.63%。从以上分析可发现，如果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期间整体上呈现出U形变化趋势，但如果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单边下降的趋势。为什么两种生产率测算结果会出现差异较大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年中国将节能减排目标作为硬约束指标纳入到发展规划之中，导致市场全要素生产率虽出现下降现象，绿色生产率却表现出逐步回升的趋势。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两方面，对“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都进行了全面分析。从速度指标分析，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部分的数值分别为7.68%、10.86%和11.94%，三者顺序按照从高到低依次为出口、投资和消费，从TFP指标分析，三者按照从高到低排序为投资、出口和消费。按照以上分析结果，无论是速度指标还是TFP指标，消费在“三驾马车”中都排在末位，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消费的绩效评估结果也排在最后一位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学家在判断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时，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判断，如果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而非生产率推动的，那么就被视为粗放式且不可持续的，反之，被认为是集约式且是可以持续的。
为了进一步准确评估“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表4给出了中国经济整体以及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部分TFP贡献度数值。从表中可以发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后，分析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贡献度约为26.22%，如果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该数值上升到35.85%，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而非TFP推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表4同样给出了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部分TFP贡献度数值。其中，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后，与消费相关的TFP贡献度数值达到了30.34%，在三大需求中排在首位，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TFP贡献度差别并不明显，分别为24.13%和21.52%，三者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如果不考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上系列数值可能有所改变，但得到的基本结论不会发生变化。以上分析说明，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更为集约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绩效更为显著。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终于可以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对中国最终需求结构扭曲现象给出合理的解答。本文的研究表明，“三驾马车”作为增长引擎具有不同特性，虽然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更为集约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绩效更为显著，但出口和投资驱动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分析期间高达11.94%和10.86%，而消费驱动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7.68%，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目标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在“三驾马车”中自然更加倾向于选择投资和出口驱动，这是导致需求结构出现扭曲的主要原因。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政府拥有较强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会通过对能源、土地等补贴的方式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最终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进一步加剧了需求结构扭曲的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占用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构建了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对“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绩效给出客观评估，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对中国最终需求结构扭曲现象给出新的解释。主要结论包括：从中国经济对于“三驾马车”的依存度来说，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于消费的依存度在持续下降，而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存度有所上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对于出口需求依存度近年来有所下降；对于生产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而言，消费需求所占用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更多一些，但比例在逐步下降，投资和出口需求消耗的能源以及排放的
更多一些；无论从GDP增长率指标还是TFP指标分析，消费需求在“三驾马车”中都位于末位，但如果从TFP贡献度指标分析，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水平是最高的。 本文认为，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转型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顺利转换，从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向“三驾马车”均衡驱动转变，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关键并不在其自身，而在于中国能否从长期实施的非均衡增长模式向均衡增长模式转变。在非均衡增长模式下，由于存在系统性收益和增长机会差异，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等多种方式，通过扭曲机制进行生产要素结构性配置，实现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这种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增长方式虽然通过将资源从低增长部门转移到高增长部门，或者从消费需求驱动转向依赖投资和出口需求驱动，造成了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周期的高速增长，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约束住“有形之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释放出改革红利，将成为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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