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下面就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评述。
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1921年初，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即兴之作”，还是有其理论渊源？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危机说，认为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新经济政策是作为反危机纲领而出现的。1921年3 月粮食税的实行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胡瑾认为，采用新经济政策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是大势所趋，并不是对列宁1918年理论的运用和实践。[1]周尚文认为， 苏维埃政府从喀琅施塔得兵变中吸取了重大的教训，必须消除农民中间存在的严重不满情绪，为此，必须改变现行的各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2]薛汉伟、孙代尧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根据严整的理论而制定的，而是在为缓解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3]薛汉伟指出，虽然这个计划的主要之点同1918 年春天的设想是一致的，但是，粮食税计划不是仅仅回到1918年春天，而是包含着新思想的萌芽，即已经提出了开放流转的思想，尽管只开放了一小块，即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一定的自由贸易。[4 ]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是对列宁1918年理论的回归和超越。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其理论基础，是对列宁1918年春天的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在1918年夏天国内战争全面开始之前和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已签署的那一段时间里， 列宁曾提出一个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之点正如列宁后来概括的：“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当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第二，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第三，加强劳动纪律，建立起包括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的巩固而又协调的组织。1918年夏天爆发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打乱了列宁的上述计划，苏俄改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复归说”观点的学者正是以此为根据的。杨彦君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和教训》一文中写道：“1918年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在预计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将经历很长的过渡时期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拟定了一个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计划刚刚被付诸实行的时候，1918年夏季，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开始了。苏维埃俄国从四面八方被包围，被切断了粮食、燃料、原料的供应；无产阶级专政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千方百计地把全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动员起来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保卫苏维埃政权，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在那样的情况下，列宁原来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和政策被抛到了一边。”[5 ]在杨彦君看来，苏俄本来是要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只是由于战争而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并非应景之作，是对列宁1918年理论的某种“复归”。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临时性的反危机纲领的混合产物。徐向梅在《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一文中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混乱局面似乎表明：它是一种应急性的反危机纲领和措施，是为了缓和同农民的矛盾，是为了使国家从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避免丧失政权。”徐向梅认为，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不只是临时性的应付局面的措施，而是旨在调整工农关系。她由此得出结论：“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向农民的让步，也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他想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迂回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出现于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之时，它的仓促性使之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且多变。也许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临时性的反危机纲领的混合产物。”
二、关于“停止退却”
列宁说过，同战时共产主义比较，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应持续较长时间的战略退却。一年后的1922年3月， 列宁却宣布：“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国已经形成的情况，并且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了，够了。”根据列宁提议，俄共（布）十一大决定停止退却。决议说：“代表大会确认：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稍许向后退一下”的临时性政策，因此，停止退却就是要中止新经济政策。我国学术界对“停止退却”的含义及其影响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停止退却，是因为目的已经达到；停止退却不是要中止新经济政策，而是说不再作新的让步。俞良早在《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战略退却”的理论述评》一文中认为：“列宁所说的‘停止退却’和‘重新部署力量’，并不是指马上结束退却过程中所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并不是指要转回到退却以前的状态上去，而是指整顿和结束退却过程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并不再继续发展退却的深度和广度了。”他还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辨析》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停止退却”的含义：1、 “停止退却”是针对国家经济政策而言的。在退却中，国家实行粮食税制，让小农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允许自由买卖；国家支持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常经营；实行租让制、合作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政策体现了“战略退却”，而“停止退却”，就是不再继续向后退却，但已有的政策必须坚持。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提出“停止退却”后仍然强调“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2、“停止退却”是针对党内某些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而言的。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党内的某些人醉心于空谈和赶时髦，无谓奔忙。列宁讲停止退却，就是要制止这些“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和“那种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党需要的不是“新的法令”、“新的机构”，党需要的是考察用人是否得当，是检查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情况。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但是，这种“让步”不会是也不能是无限的。停止退却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有一个限度并且也到了这个限度。停止退却后，无产阶级将同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展开竞赛。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会对资本主义作超越限度的让步，也不会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组织对资本主义的进攻。
曹志华在《浅析列宁“停止退却”的含义》一文中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使生产关系的变动超过了生产力水平，造成了危机。退却是纠正冒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经过一年退却，布尔什维克找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症结，达到了退却的目的和限度，停止退却就提上日程。停止退却是指不再作新的让步，但并不否认在已有的限度内进行新的调整；停止退却不意味着要中止新经济政策，恰恰相反，它表明新经济政策已最终确立，今后的任务是实施。对于停止退却后转入的“进攻”，曹文认为，这种“进攻”不是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而是在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进行“迂回进攻”，也就是列宁讲的“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的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这种进攻的实质就是要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争取农民与无产阶级一道向社会主义前进。要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充分发展，并利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用列宁的话讲就是“用他们的手作出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
邢广程在《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中认为，列宁的停止退却意味着更积极行动起来，学会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和竞赛，停止退却不仅不是改变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个骏马跨入社会主义。[6]
第二种观点认为，列宁宣布“停止退却”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事实是，在俄共（布）十一大后不仅没有停止退却，反而在农业、工业和信贷等方面，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退却。
胡瑾在《关于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在列宁宣布停止退却后，生产关系的调整仍在继续，退却并没有停止。之所以宣布停止退却，有以下原因：1、党的领导人对形势的看法有较大分歧；2、没来得及在思想上消除“左”的思想，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还很严重；3、党内“左派”反对派的干扰严重。因此，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仅仅一年的时候就宣布“停止退却”并要重新配置力量，是以上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宣布停止退却可能是对这些压力的一种让步或妥协。在《从列宁到邓小平》一书中胡瑾认为：“当然‘停止退却’决不意味着结束新经济政策，而是只能停留在由国家调节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不能再退让了。”
冯绍雷认为：“党内许多人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甚至认为重新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列宁受到了党内的猛烈攻击。新经济政策不得不刹车。”[7 ]这里的意思是，“停止退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三种观点认为，列宁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战略政策，它包括退却阶段、重新配置力量阶段、进攻阶段。列宁在世时，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所以列宁宣布“停止退却”。这是商德文先生的观点。[8]
第四种观点认为，列宁虽然宣布“停止退却”，虽然列宁当时的施政方向是全力推动新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明确停止退却后的方向选择。
冯绍雷在《冷眼向洋》一书中说，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但并不坚定。他认为，列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前景有疑虑，以至于似乎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回到“经济恐怖”。“这至少说明，到底是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全面更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与政策，还是把新经济政策作为‘暂时退却’，列宁并未作出最终的明确选择。”
三、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列宁曾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多次使用“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这一提法：1、1921年5月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这里讲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初期目标。2、 同年他还指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3、同年12月， 列宁在通过交换建立工农联盟这个意义上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4、1922年10月，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
由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有不同的概括，就给后人的探索留下了空间。
第一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多元的。
王国杰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巩固工农联盟，二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三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9]
沈志华在《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问题》一书中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可以归结为：1、 从建立并加强工农之间的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盟和经济结合出发，满足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经济要求，巩固个体农民的经济基础，建立起合作制。2、 恢复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国家计划的调节和指导下，充分认识和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完成交换和分配。3、 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对它加以监督和调节，就是说通过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10]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正确的途径。
俞良早在《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若干问题的辨析》中就持这种观点。俞文不同意“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党和国家找到了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同小农经济的结合点”的观点，认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希望通过实施“监督和计算”的措施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内战争时期，他又寄希望于“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终于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它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条新的、正确的途径。俞文认为，列宁之所以有时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找到了工业经济同小农经济的结合点，是针对政策转变的现实必要性而言的，是新经济政策在当时需要“首先”解决的一项迫切任务。
邓小平曾讲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确，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的伟大创举，“他的基本思路体现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农民’国家里，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和具体道路，才是可取的”。[11]
也应该看到，新经济政策带有时代局限性，有其内在矛盾，对于“世界革命”、两种制度的共处关系、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等等基本问题，还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窠臼，造成“问题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的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今天，我们对新经济政策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它的积极意义，还要研究它的不足，力求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它作出客观的评价。
标签：战时共产主义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