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民族主义及其兴起的原因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兴起的民族主义由于是在战后沉寂多年后重新出现，而被美国学者尤金·马休斯(Eugene A.Matthews)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形式及特点?它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探讨上述问 题。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
1.美化侵略历史
从传统上培养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是所有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对民族主义是忌讳和警惕的。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特别90年代中期后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步重新抬头，其突破口也是从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开始的。
1996年，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织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为解放亚洲而出兵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纵观全书，这些人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目是为了克服“民族自虐症”和“历史自虐症”，从而恢复日本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对日本历史的自豪感。
与此相呼应，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大肆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否定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
在“自由主义史观”指导下，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藤冈信胜为副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0年完成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学社会教科书》的书稿，并自诩此教科书有5大特色：如“体现献身、公共心、勇气、勤勉的美德”，“让学生理解(战争时期)日本所处的立场，并对先人们的不断努力怀有敬意”。(注：王希亮.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2)：160～183)该教科书还竭力宣言“神国起源说”，其用意显然是要在日本中学生中宣扬日本是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后代，以及宣扬皇国史观。
不仅是教科书，日本政治家也有类似的行动。1999年小渊内阁通过《国旗国歌法》。日本前首相森喜郎公开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正如一位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象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度里，小渊政府推动正式承认太阳旗、《君之代》为国旗和国歌有着广泛的意义。太阳旗、《君之代》被广泛认为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它们地位的提升与政府支持修改宪法对其军队行动的限制有着密切的联系。”(注：Peter Symonds.Obuchi raises the
banner of Japanese nationalism.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ww.wsws.org,1999—08—02)
2.放弃和平宪法
战后，由美国制定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尽管随后日本建立了自卫队，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专守防卫”方针和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随着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规定正在逐个被突破。1992年日本通过允许自卫队到海外进行人道行动的“国际和平合作法”。1996年日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后，经过一系列积极活动，至1999年，日本第145届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扩大了活动范围，改变了防范对象，加强了日本的作用，“其性质由防御转变为进攻”。同年，通过《宪法调查会设置法》，该法案使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成为可能。
2003年9月14日小泉要求就修改宪法第9条的事宜进行全国讨论。同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为日本出兵战争地区铺平了道路。日本正一步一步地建立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
日本不仅在立法、条约上取得这些突破，在实践中也是如此。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2003年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警告朝鲜，如果必要的话，日本会为了自卫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日本的其他官员和舆论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日本应该做好保卫自己的准备，包括发展核武器。这些言论不仅是来自极右势力，而且来自主流舆论，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自1987年突破GDP1%的限制后，日本军费增长迅速，2004年用于导弹防御的开支将达到12亿美元，是1999—2003年之和的9倍。最近日本自卫队赴伊拉克，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开赴处在交战状态下的地区，尽管是从事非战斗的工作，但得到授权可以自卫。
3.拒绝国外批评日本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5年首次以首相身份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但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后，只得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而小泉当选首相后，不仅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无视中国、韩国等国的抗议，让有争议的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而且在2001年5月21日和30日的日本国会会议上再次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虽遭到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2月，小泉在议会回答反对派咨询时又做了类似的表态。耐人寻味的是其内阁支持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并使自民党在2001年6月24日举行的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出人意料的胜利。据一项舆论调查表明，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注：王新生.如何认识日本新民族主义.前线，2001(8)：26～27)
另外，相当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已经进了充分的道歉，对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没完没了的道歉感到厌烦，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是在打“历史的牌”，为的是在心理上永远处于上风，把日本打入“另册”。对日本教科的批评被认为是外国对日本内政的“说三道四”。著名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称：教科书审定“涉及日本主权”，“(教科书)正在编写作业时，还不是外国人插嘴的时候”，“外国对(教科书)表示强烈担心是僭越”。(注：王希亮.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2)：160～183)在2003年4月的选举中，作为独立候选人的石原慎太郎赢得了70%的选票，这是东京都知事有史以来所得到的最高选票。从上述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外国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剧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历史为突破口，以为放弃和平宪法为实质内容，拒绝国外的批评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特点。
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1.国内原因
首先，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90年代，不仅日本政界处在新旧政治家交替时期，而且日本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经历过二次大战的老人去世，因此，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恐惧有亲身体验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新一代日本人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心理上有着相当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但历史问题又常常使这一代人产生自卑心理，这一巨大的反差，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释放出来。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学者的“超越战后”意识就是这种释放的表现形式，这种意识包括不希望让人“说三道四”、希望成为“普通国家”、寻求在世界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这些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而且必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再次，人们越来越对政府扭转局面的能力失去信心。自90年代以来，日本13年间更迭了11位首相，内阁成员的丑闻接连不断，国民对政党和政治的不信任感十分强烈。自民党的既得利益妨碍了日本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日本经济要走出低谷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在这一进程中，求变的思维和惯性必然要超越国内的范畴和时空的界限。
历史不乏这样的事实，面临社会和经济困境，一些政治家常常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的视线和矛盾的焦点，为自己的过失寻找替罪羊。“由于无法解决劳动人民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日本各党派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由于没有其他进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民族主义赢得了相当支持”。(注：Peter Symonds.Obuchi raises the banner of Japanese nationalism.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ww.wsws.org,1999—08—02)如小渊惠三是打着改革日本经济的旗号继任日本首相的，但在面临改革的困难时利用一位小学校长因为学校升旗的纠纷而自杀的机会，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及其他系列保守的立法。尽管经济改革没有什么起色，但国旗问题却加强了小渊在自民党内的地位，随后的民意调查显示，约60%的日本国民支持通过《国旗国歌法》。
2.国际原因
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颗跨越日本领空的中程导弹，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几周后日本就参加了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研究。这是日本朝军事大国迈出的重要一步。2002年10月，朝核危机出现及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朝鲜导弹威胁日本”的报道，进而声称，如果日本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将永远摆脱不了“被恐吓”的命运。这些报道使日本的许多地方充满了“国之将亡”的恐怖气氛。在这种气氛下，重提发展核武器就更容易被日本民众所接受。
就在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不久，日本一个右翼势力控制的网络媒体搞了一项民意调查，主题是：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截至2003年1月16日下午5时，有6805人上网投票，其中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有3549人，占总数的52%，超过投反对票的人数(3256人，占总数的48%)。此外，朝鲜核问题发生后，日本战略研究所认为，“政府不要忙着否定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应含糊地表示将其当成一个应对形势发展而可能采用的选择”。(注：参见http://japan.people.com.cn/2003/1/22/2003122103500.htm)而这些言论在一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尽管2003年1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华盛顿会见日本记者团时表示，美国认为，日本拥有训练有素的自卫队，而且有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美国今后仍将继续为日本提供这种核保护伞，因此，日本没有必要用核武器武装自卫队。但朝核问题实际上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甚至是核大国做好了舆论准备。
朝核问题所引发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日本有人开始提出美日的利益是否总是一致，以及美国的军事、外交行动是否总是有助于日本的安全等疑问。
朝鲜是日本的近邻，日本又缺乏战略纵深，导弹从朝鲜到日本只需几分钟，明眼人都能看出，即使日本拥有导弹防御体系，也很难进行拦截。如果朝核危机真的失控的话，美国本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尽管朝日之间存在着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主张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就在朝核危机出现的前一个月，即2002年9月，小泉首相还访问了平壤，发表了联合宣言。朝核危机出现后，美国政府拒绝同平壤进行直接谈判，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几年前朝鲜准备进行试验性的经济改革、加强与邻国经济交往的时候，布什总统却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称其为“无赖国家”。这些行动使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使事情变得对日本更加危险。当然，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日本除了追随美国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实际上，日本一些右翼民族主义者早已开始考虑超越日美同盟的问题。
中国也成为了日本想象中的“威胁”。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日本不得不面对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一些日本人原来看不起中国，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情况，部分人心态失衡，焦躁不安。这种焦躁、迷惘情绪，也给了右翼势力可乘之机，一遇机会，这些人便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向中国发难。在此背景下，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广泛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其主要论点有：(1)中国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军费增长过快，导弹和核武器力量不断增加，军事发展严重缺乏透明度。(2)为实现统一，中国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拒绝放弃武力解决手段，这种做法可能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形成严重的威胁。(3)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打压日本(如对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持态度暧昧)，阻止日本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中国崛起将挑战现存的国际制度，与美日争夺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注：张沱生.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十年(1992—2002).国际经济评论，2002(4)：40～44)
对这些论点，正如一名中国记者所反驳的那样，日本舆论只说中国军费增长快，却从来不说明中国的军费是多少，与日本相比是多还是少。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25倍，其军费还不及日本一半的中国，为什么反而是日本的威胁呢?显然，许多有关中国威胁的论点是非理性的。
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右翼分子在媒体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耸人听闻标题，如“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的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日本的《SAPIO》杂志，曾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注：孙东民.日本百姓不了解中国.环球时报，2002—08—26.第六版)
除了军事威胁之外，日本一些媒体还宣传中国“经济威胁论”，称日本一些企业扩大了对华投资，“致使日本的产业基础崩溃”。一个时期以来，诸如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日本被中国“吞没”等词语天天出现在报章上。有一些人强调日本的经济停滞，并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对日出口的增加，又成了一些日本人夸大“中国威胁”的借口。所有这一切都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形成了相当的冲击。这些片面的宣传，对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民族主义的影响
一方面，在新民族主义的左右下，日本的内外政策会进一步趋于强硬：如日本将很可能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不仅日本首相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更多的日本政要也将会加入到参拜的行列中去；进一步减少，甚至完全取消对华的官方发展援助；将会有更多的日本自卫队，在更多的场合被派往海外；如果朝核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日本国内发展核武器的呼声会进一步的高涨等。同时，日本也会加大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以使日本经济尽快走出低谷。
另一方面，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日本将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理由如下：
首先，尽管日本人口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亲身经历过战争灾难的人越来越少，伴随着口香糖、流行音乐、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历史，特别是对日本的侵略史了解甚少，但有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已沉淀在日本民族的意识中，那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结果是输得血本无归，而战后走和平道路，日本几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战后日本众多进步人士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战后日本通过科技、投资、贸易获得了战前曾经希望通过“皇军”、刺刀、大炮来得到的东西——市场、资源和利润。日本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这一刚性矛盾战前一直困扰日本精英，这也是战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战后这一矛盾通过技术革新、世界贸易和勤勉工作而得到解决。日本的“利益线”的内涵战前和战后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开放程度和上个世纪2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近年来东亚各国主张尽快地实现本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正是日本一些政治家担心本国农民利益因贸易自由化而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才拖了这一进程的后腿。可见，并非“反省”、“道歉”、“热爱和平”“正确对待历史”等道德因素，而是日本国家利益的变化决定了日本不大可能重新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
其次，战前日本走的是扩张主义道路，由于军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力量，因此日本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人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方面享有特殊的待遇，如被神化的天皇亲自参加军事院校的毕业典礼、出席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等。另外，《明治宪法》第11、12条、《内阁官制》、《战时大本营条例》及1937年的《大本营令》，加上军队的基层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使军队成为一个享有绝对权力、不受其他力量制约的独立王国，军部成为了日本权力的中枢。不仅如此，日本军队还通过所谓的“帷幄上奏权”以及直接参加内阁和国家各级政权机构实现了对日本政治的控制。
冷战后，尽管日本的1955体制解体，但日本的基本民主体制没有改变；尽管日本很可能修改宪法的第9条，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大可能再退回到战前那种由军队主宰政治的制度环境中去。由于日本相当的民众对政治和政治家极端的不信任，即使有人想利用日本经济停滞的问题来煽动民族主义，也不大可能达到战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