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的“排挤效应”及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国民经济论文,效应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排挤效应”，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的预算赤字将导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而这又将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资金的供给。也就是说，政府的国债活动将引起资本投资减少的情况。
国债的发行与使用活动总要占用和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它可能减少即“挤”了社会资源中不是经由政府预算安排的投资数额，从而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便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国债的经济效应等根本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进行国债活动的影响最终由市场来完成。西方社会的各项主要投资是由私人部门承担的，经济发展也主要是私人资本的作用结果。国债活动减少着私人部门投资能力，也就意味着影响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另外，西方经济体系中私人部门的投资是由市场机制所约束，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国债规模的扩大则意味政府集中资源的增多，导致“公共部门经济”的扩大，而公共经济活动不是直接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这就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中谈到的国债的“排挤效应”往往是带有贬义的。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促进社会投资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彻底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政府又要在此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此，从国债活动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府投资活动与市场作用下的投资的效率区别，有利于确认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有效活动范围，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二）
对于国债的排挤效应，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看，的确有其消极的一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国债活动的“排挤效应”，对于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确实存在影响
我国国债发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筹集由政府支配的建设资金，增加政府投资支出，这在目前国民经济结构急需优化调整的时期更为重要。但也应看到，国债“排挤效应”的存在降低了资本形成率，相对减少了未来商品的总供给。
从图一来看，A幅说明初始时经济沿总供给曲线水平部分运行时，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均衡产量；B 幅说明初始时经济沿总供给曲线垂直部分运行的情形，总产出此时不能增加，则意味政府支出增加就必然以总需求的某一其他组成部分为代价，如挤出投资。
从实际中看，我国政府发行国债并不一定能有效控制总需求，因为目前在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国债发行利率并未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作为市场基础利率，而是比照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高1—2个百分点，这不但大大增加了政府筹资的成本，而且随国债规模的扩张也形成政府与企业尤其是民间企业争夺有限的资金，从而产生强烈的“排挤效应”。而且国债的被认购并不一定意味使社会消费基金减少而压缩了社会消费需求，而往往只是进行了一次人们手头的资产持有结构的调整。因此，布坎南等人指出“预算赤字直接减缓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用于公共开支的赤字可以把私人投资‘排挤出去’，它的可预见的结果是造成经济中资本形成速度大大减缓”，“政府利用储蓄支持赤字的做法将排除私人投资对储蓄的占用”。
二、国债的“排挤效应”限制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这种“挤出”在导致财政投资扩大的同时，减少了人们对企业等部门的资金供给。因为国债发行可能引起社会资本供给紧张，使得市场利率上升，而增加了企业筹资成本，最终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减少企业自主投资，不利于发展企业独立自主的市场活动能力。而且由此又减少了企业部门对资本的需求，使资本市场处于一种较低的均衡水平上，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如图二所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提高收入与利率，使均衡产量达到Y[,1]但比较E[,1]与E[,2]两个均衡点表明， 利率调整及其对总需求的作用减弱了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也就是说较高的利率挤出了某些投资支出、降低了投资支出水平，这就是政府支出增加挤出了投资支出。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而减少投资支出时，就出现了排挤现象。
三、国债的“排挤效应”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市场化，企业越来越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在自负盈亏以及追求最大利益的目标激励下，企业与私人投资往往能有更高的效率；与此相反，政府则总是一个非生产性单位，其活动从根本上讲不受市场机制直接作用，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基本上是无偿的，缺乏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约束，因此往往带来政府活动的低效率。
我国政府使用国债筹集的收入确实存在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甚至目前很大程度上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现象，发行国债收入大量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不是经济建设，进一步降低了资金利用效率。由此可见，这种国债的“排挤效应”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相悖的。
（三）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这一时期财政、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国债的“排挤效应”有其积极的一面。
一、国债的“排挤效应”可被用来调整经济结构
长期以来，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而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进入调整与重组时期，我国也必须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步伐，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包括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工业内部调整和企业的资产重组。其实质就是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主要由市场来完成，而在我国目前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刚具雏形，必须由政府来担当结构调整的重任，非公共部门投资是做不到的。从这点看，政府通过国债活动既可以筹集大量资金用于集中投资，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又可通过其“排挤效应”来压缩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吻合的、影响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企业与单位及私人投资。
二、国债的“排挤效应”可被用来加强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控制
作为转轨时期的经济，一方面我国过去由政府对社会总投资进行计划控制的局面已大大松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使其无法对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加以有效的调节，由此出现了诸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政府投资支出的扩大，而事实上政府投资却不断下降，到1995年预算内投资支出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1%； 同时大量财力分散到企业、私人部门，以及分散到行政事业单位而形成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预算外资金，以至造成大量重复、盲目的建设投资，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些现象本身是体制改革的产物，因此既不能完全由政府计划，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解决，只能由兼具二者特征的手段来完成。国债作为具有“返还性”的政府集中收入的手段，在我国已走上市场化发行的道路，政府的国债活动已基本按市场原则来进行，而以政府为主体又使国债活动具有了宏观计划的特色。此时，政府在执行财政政策的同时配合以国债政策，便可利用国债的“排挤效应”减少和制约非预算投资的数量，约束社会投资总规模，从宏观上看反而有利于综合平衡的实现以及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四）
经过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政府国债活动的“排挤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政府在实际的国债政策的运用中必须综合考虑这两方面。
首先，其消极作用的存在要求我们应当对国债的职能进行重新考虑和定位。国债在历史上曾作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手段、为政府建设筹资和作为总需求管理的工具。但目前国债的后项功能已经逐渐弱化了，其主要作用成为弥补财政赤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也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债政策，而是依托在财政政策之下，国债发行规模随赤字的扩大而不断膨胀，以至于目前的国债发行额基本由当年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额所决定。
TL＝L[,p]－E[,g] （1）
设公式（1）中TL为国债“排挤效应”造成的最终效率损失，E[,g]为政府国债活动增加的经济效率，L[,p] 为挤出私人投资所引起的效率损失。则可以看到由于政府利用国债筹资很大部分用于消费支出，使我国政府国债活动的经济效率E[,g]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小得多， 从而国债的“排挤效应”形成最终效率损失TL也更大。
解决这种问题的思路是重新定位国债的职能，突出国债为必要的政府公共投资筹集资金的作用，着力消除财政赤字，在目前把国债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速度范围内，防止政府国债活动对市场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扩大。
其次，把国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主要功能确定为给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一种理想的操作工具。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活动中，通过对国债的买卖不仅可以灵活地吞吐基本货币，而且对利率结构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意义上讲，国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是借助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而间接地发挥出来的。
此外，也可以利用国债“排挤效应”的积极方面，调节非预算投资结构的失衡问题。主要是用于调节以预算外资金和银行信贷安排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在目前尤为关键。现存于行政事业单位手中的预算外资金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效益不高的盲目投资，在导致投资总规模膨胀的同时降低了社会整体投资效益，政府利用国债活动对这部分投资合理地“挤出”，也就是使行政事业单位的这部分资金转为持有国债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抑制社会投资结构的混乱，又能增强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
总之，在我国当前特殊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无论从央行执行财政政策还是从国债的积极“挤出”来看， 以及针对1996 年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84%的事实出发， 国债的规模在将来确实需要适当的增长。而针对其存在消极影响以及国债发行额的中央财政依存度1996年已达42.89%来看，则必须大力加快财政体制改革， 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二者结合来说，我们必须在进行配套改革的同时，重新认识政府的国债活动，合理利用国债的“排挤效应”，并使国债规模的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
另外必须指出，这些认识仍然是针对我国特殊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在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当然需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例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挤出必然存在的事实不应误导我们认为挤出总是存在，经济可能没有充分利用其资源，某些政府干预可能被要求以刺激经济的情形，往往正是那些挤出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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