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研究

廖云蕾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

摘 要: 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政策,经过四个发展时期,形成了相对完善、科学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公平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政策体系、政策制定、实施领域、实施方式和参与机制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教育扶贫;脱贫攻坚;政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和扶贫攻坚,在反贫困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教育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的作用。为更好发挥教育反贫困功能,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经历四个发展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当满足上述高度调整阀调平条件时,仅通过高度调整阀即可调平;若不能同时满足,则需分别在前后转向架轴箱弹簧处加设垫片来减小|ΔB1|和|ΔB2|,从而使调平条件满足要求。由于|ΔB1|和|ΔB2|分别能反映前、后转向架的调平情况,为了节约调平时间,降低工艺难度和复杂度,当需要在轴箱弹簧处加设垫片时,工人希望尽量只在一个转向架的轴箱弹簧上加设。为此,可以先比较|ΔB1|和|ΔB2|的大小,再进一步计算能否通过只减小|ΔB1|和|ΔB2|中较大者来满足高度调整阀调平条件。

骆传伟曾在《人名翻译的策略和理据》一文中说到:“人名翻译所具有的人名属性和翻译属性要求译名与原名在指称性和专属性上具有同等效果……在保证译名专属性的基础上满足认知功能实现的因果条件和认知条件是人名翻译各种策略的根本理据。”[1]衡之以翻译学的各种理论,此种说法可以看作是对等或者等效理论在人名翻译上的应用。然而从翻译实践来看,在对等这一宏观原则的指引下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还受到语言族系、文化传统、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民族、性别等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翻译学中五彩缤纷的各种理论。

一、教育扶贫政策初步探索时期( 1978-1985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虽然没有出台专门的教育扶贫政策和开展专项教育扶贫行动,但在探索发展国家教育事业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普惠性的教育发展政策,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将部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等,并指出县以下的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村的各项教育事业服务。同年12月我国政府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充分调动社会多方面办学积极性,鼓励多形式创办小学,分期分批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2年5月印发《县办农民技术学校暂行办法》,确定了县办农民技术学校的办学模式。1983年5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推动农村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普惠性的教育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却在改变贫困地区落后教育状况方面一时难以奏效,需要实施特殊的扶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国第一个反贫困文件《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增加贫困地区的智力投资,“在贫困地区有条件地发展和普及初等教育,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速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1〕。这也是我国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扶贫的理念。为从根源上解决教育事业发展问题,1985年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教育体制进行系统改革,并在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中提出“对约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落后地区教育发展,国家尽力给予支援”〔2〕

因为投掷1枚硬币时,出现正面与反面的概率相等,将事件Bi(0≤i≤r-1)中的投掷第n次为反面改为正面得到其等概率事件事件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事件的交:其中Gi+1表示连续投掷i+1次都出现正面的事件,

二、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初步构建时期( 1986-2000年)

除此之外,国家也更加注重专项政策的制定以促进教育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以教育资助政策为例,2001-2012年间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实施步伐有关工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意见》和《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基于此,基本形成了以义务教育为主,涉及减免学费、助学贷款、助学补贴、营养改善等多方面的专项资助体系,丰富了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因此,国家加大了对学龄外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一方面积极探索学前教育和婴幼儿早教扶持政策。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中强调“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是全面加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指标,要求各片区做好学前教育的规划,在人口集中区建设普惠性幼儿园,人口分散区设立支教点,形成县、乡、村三级学前教育网络。2014年国家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提出贫困地区依托幼儿园、支教点为三岁以下儿童及家庭提供早期保育和教育指导服务,切实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倡导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强调要探索教养结合新模式,整合乡村教育文化资源发展农村社区老年教育,鼓励发达地区为边远地区和农村生活老年教育提供支援。同年1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提出广泛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职业院校向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进城农民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开展技能培训,实现脱贫举措与技能培训精准对接。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以适龄儿童义务教育为中心,向婴幼儿早教和老人教育延伸的覆盖各年龄阶段、相对完整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这一时期教育扶贫政策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在以义务教育为主的基础教育上。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两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此时的教育扶贫政策也聚焦于此,以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甚至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二是教育扶贫政策呈现专门化的特点。一方面,各级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1986年国家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教育部的同志作为小组成员参与教育业务相关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和教育扶贫项目的实施。各级政府也成立了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负责本地扶贫开发工作。专门的组织机构将政府的扶贫行动转换成一项不可推卸的制度责任,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扶贫项目的实施更加规范。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提供专项资金启动专项计划。为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保证“两基”目标如期实现,国家实施了多个专项计划。其中,1995年政府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当时规模最大、中央专项投资最多的全国教育扶贫工程。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中央财政投入39亿元,地方财政配套87亿元,共计126亿专项资金,实施范围集中在22个省的852个贫困县〔4〕

三、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时期( 2001-2012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扶贫政策主要面向经济教育落后的贫困地区,呈现出区域性特征。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扶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国家在继续保持对贫困地区进行区域性整体扶持的基础上强调精准导向,针对贫困人口和特殊人群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精准措施。

因此,在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结构设计中,可定性发现在施工期,高岩温对发电引水隧洞支护结构由于热胀效应而形成压应力;在运行期,围岩和运行低水温形成内外高温差荷载效应,会造成支护结构应力改变;而在检修期,支护结构温度回升又重新变成压应力状态。由此分析发现,初始围岩温度和运行水温是构成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荷载条件的主要内容,国内虽开展了围岩内的温度场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13-15]的研究,但均缺乏从开挖、养护和运行全过程的温度响应分析。因此有必要开展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支护结构全过程温度场分析,探讨不同初始岩温的温度场的分布规律,为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结构分析奠定基础。

以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开始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3〕,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随着教育的扶贫功能日益被重视,作为国家整体扶贫重要部分的教育扶贫也开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初步形成了由国家法律、国家扶贫政策、国家教育政策构成的三维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恰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可帮助学生通过数学式准确地将其实际图形联系在一起.华罗庚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觉,形缺数时难入微.”通过深入的观察、联想,由形思数,由数想形,利用图形的直观诱发直觉,对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觉思维大有帮助.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数与形,两者往往有紧密的联系,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通过深入的观察、联想,对培养其直觉思维的敏捷性和提高其准确性大有益处.其次,教学中选择适当的题目类型,有利于考察和培养学生的类比思想.类比是一种格式化了的推理形式,通过类比,将调动大脑中贮存的知识信息,出现“顿悟”,“顿悟”的出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顿悟”是直觉思维的一种表现形态.

四、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发展完善时期( 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教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教育公平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上对教育扶贫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教育扶贫政策也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一个完整、科学、系统的体系。一是以教育事业发展实践为导向,撑开教育脱贫攻坚的保护伞。全国人大根据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先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内容涉及多项教育公平条款,为教育扶贫攻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基本遵循。二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明确教育脱贫攻坚的总任务。2015年国家出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决定》更加强调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从阻断代际贫困的战略高度提出“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教育扶贫总任务。三是以教育扶贫工程为引领,明确教育脱贫攻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完成教育扶贫总目标,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政策性文件,为各个阶段教育扶贫攻坚工作制定了具体目标。四是以教育脱贫攻坚执行为导向,明确了教育脱贫攻坚的行动指南。教育部制定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领域涉及教育扶贫的政策文件,各地教育部门也“因地制宜”出台了本区域教育扶贫行动计划,为教育扶贫攻坚的开展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方向。

五、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教育的扶贫功能,教育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教育扶贫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政策体系更加健全:既有区域性整体扶持又有面对特殊人群的精准措施

在经济增长的强力推动和国家开发式教育扶贫的强势干预下,单纯收入致贫问题已经不再是教育扶贫中的主要问题,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和农村内部分化等差异格局成为21世纪教育扶贫推进的主要挑战。

一方面,国家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提高扶贫精准性。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由此,我国整体扶贫方式由大水漫灌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扶贫对象向贫困人口聚焦,由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干预的动态调整。教育扶贫政策也相应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倾斜。2016年国家出台《“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提出“春潮行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行动、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均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优先施行。

面对这些挑战,国家持续推进总体性的三维教育扶贫政策。结合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情况修订相关教育法,如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更加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强制性,总则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明确了各级政府保障贫困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结合扶贫攻坚新进展制定国家扶贫政策,2001年和2011年国家分别出台了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成为新阶段扶贫工作的指导文件。结合教育扶贫工作的新问题出台国家教育政策,2001年5月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首次瞄准流动学生的入学问题,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解决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异地就学问题。2003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延续“两基”攻坚思路,加大资助力度提出“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2) 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

另一方面,教育扶贫攻坚的重点开始转向特殊人群,包括留守儿童、孤儿、流浪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以留守儿童为例,2014年国务院发布《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就学、生活和安全需要,同时注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亲情关爱。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当地政府要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建立信息台账、结对帮扶等措施加强对留守儿童学习教育、心理辅导、生活照顾、安全管理等方面保护。各省结合当地情况提出具体规划和措施。例如云南省人民政府2016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2017年每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辅导教师;2020年全省寄宿制中小学都拥有标准心理健康辅导室”,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二)政策制定更加多元:既强调国家总体教育扶贫战略又鼓励地方探索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逐步转变了以往“一刀切”的扶贫方式,形成了分批分类、按需援助的理念。在政策制定上,既强调国家总体教育扶贫战略又鼓励地方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创新性探索。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七部共同制定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教育扶贫工作要求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片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教育扶贫工程的重点任务和政策范围,做到一区一策、一省一策,不搞一刀切”〔5〕

从政策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呈现出的特点是以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扶贫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教育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矛盾日益显现,教育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这一时期教育制度的变革成为恢复和发展教育的主要途径,我国先后对中小学基本学制、学校管理体制、教育结构和劳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部分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推动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脱贫攻坚的一系列新部署指导下,各省不断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探索创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甘肃省教育扶贫政策。作为全国唯一教育精准扶贫示范区,甘肃省确立了“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教育扶贫总目标,在“一市一方案”“一县一清单”“一户一对策”“一生一办法”的教育扶贫工作思路下,甘肃省启动了教育扶贫“九大精准工程”,即义务教育“兜底保障”工程、学前教育“幼有所育”工程、职业教育“技能脱贫”工程、乡村教师“配优提质”工程、民族教育“聚焦优先”工程、招生扶贫“求学圆梦”工程、高等教育“定点帮扶”工程、首次就业“帮助保障”工程和结对帮扶“协作助力”工程〔6〕。在因地制宜教育扶贫政策实施下,甘肃省教育扶贫事业迅速发展,实现了101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无一人因贫失学的目标。

(三)实施领域更加广泛,由义务教育向婴儿早期保教和成人继续教育延伸

2000年前,我国教育扶贫事业主要致力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盲运动,以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和全体文盲、半文盲为重点扶持对象。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除学校义务教育以外,婴幼儿保育及成人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建立完整、科学的政策体系以保障贫困人口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享受相应的教育是新时代教育扶贫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国家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是最稳定的教育扶贫政策。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相关扶贫规定为教育扶贫的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第十条明确指出:“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国家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有受到政策支持和帮助的权利。第二,国家扶贫政策中的相关内容集中体现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指向。随着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活动的深入开展,国家制定了相应反贫困的政策以保证扶贫攻坚的顺利进行。1994年颁布了第一个扶贫开发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提出1994年至2000年间国家教育扶贫的目标是“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在国家扶贫政策目标的引领下,教育部、财政部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加快了农村地区“两基”(1) 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20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 工作的推进。第三,国家教育政策的扶贫内容是教育扶贫政策实施的具体参考。为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这一时期发布了两个代表性的总体性国家教育政策,即1993年公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明确了该时期教育扶贫具体实施内容,如减免学杂费、提供贷学金、教育对口支援等。

(四)实施方式更加多样,既重视基础设施等物质扶贫又重视个体情感关爱

从实施方式看,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既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支持又重视贫困学生个体情感需要。

随着教育脱贫攻坚的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扶贫资金的投入,切实为其提供物质保障。一方面,教育扶贫经费不断增加。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经费使用进一步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7〕。另一方面,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精准度日益提升。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指导下,为做到将财政专项资金精准使用在扶贫对象上,2014年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应用,对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随迁子女流动情况、留守儿童管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资助等工作进行实名统计。由此,教育扶贫工作在识别对象、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上的操作更加精准。在电子学籍、建档立卡及扶贫数据库的运用下,我国教育扶贫资金投入逐步走向精准化道路。2012年以来,我国学生资助金额累计10906.61亿元(不含义务教育阶段“两免”和营养膳食补助),累计资助学生(幼儿)6.19亿人次。年资助金额从2012年的1126.0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042.95亿元,增长了81.42%〔8〕

3.1.1 心理护理 临床中腹腔镜技术越来越成熟,可是仍然有不少患者对其不了解,容易有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术前护理人员告知患者手术的特点和优点,让患者能够建立信心。

与此同时,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2013年《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以人为本,尊重群众,围绕人人受教育,个个有技能,家家能致富”的教育扶贫工程。围绕人本价值取向,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取得了如下进展:一是重视扶贫文化建设。国务院决定自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国家扶贫日”。2014年教育部印发《教育扶贫扶贫日活动方案》,将扶贫教育与教育扶贫活动有机结合,在师生间开展扶贫教育、扶贫帮困、志愿服务和捐款捐物等活动。二是重视扶贫激励政策的制定。从整体扶贫政策上看,重视正向激励。在《关于改革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增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正向激励作用,建立工作考核和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将扶贫资金安排与减贫效果相挂钩,优先支持积极性高、脱贫愿望强、减贫效果好的贫困村和项目。在教育扶贫专项政策中也推广激励政策,2015年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强调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建立“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激励政策,鼓励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教育事业。三是重视贫困学生情感需求。政府在物质扶贫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对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和心理疏导。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例,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规定,村(居)民委员会要定期走访,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情况,同时,要为农村留守儿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父母联系提供便利。

(五)参与机制日趋完善,既强调各级政府主导地位又注重发挥社会多元合力

政府是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主导力量,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投入都由政府主导完成。一直以来,各级政府明确分工,坚持“中央统筹,省总负责,县抓落实”原则,发挥政府主要作用,优化教育扶贫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统筹也容易出现精准度欠佳、教育扶贫效率递减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不断寻求教育扶贫治理方式的转型,积极探索发挥社会多元合力的途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士参与国家教育扶贫的活动。国家也一直将社会参与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动员与宣传的重要内容,但制定专门的政策文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形成强大合力。同时《意见》提出在扶贫领域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承担扶贫项目的实施。教育扶贫领域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攻坚政策,2014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中指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鼓励政府采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儿童发展项目。在教育扶贫攻坚领域创新社会参与机制,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也营造了扶贫济困的社会氛围,大大提升了教育扶贫攻坚的社会效果。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抉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解经历了渐进的发展过程,教育扶贫攻坚从“两基”到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攻坚克难,保障了亿万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权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承诺,在巩固现有教育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要坚定不移继续寻找效率与公平、普及与提高的平衡点,努力让每个公民在人生各个阶段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由图6可知,随着水不溶玉米面用量的增加,20%vol红枣白兰地的透过率先呈上升趋势后趋于稳定。当玉米面用量为8 g/100 mL时,透过率为94.977%,此时澄清效果最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4(25).

〔2〕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15).

〔3〕孙建北.贫困与扶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157.

〔4〕司树杰.中国教育扶贫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2.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Z〕.国办发〔2013〕86号.

〔6〕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教育精准扶贫国家级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Z〕.甘政办发〔2018〕112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Z〕.国办发〔2018〕82号.

〔8〕陈宝生.学生资助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N〕.人民日报,2019-3-1(13).

中图分类号: G5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76( 2019) 09-0023-06

作者简介: 廖云蕾(1995-),女,湖北松滋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基金项目: 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攀登计划”项目(编号:GB32018134)。

(责任编辑: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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