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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10-0050-05
20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互动过程，在学术方面，各现代学科领域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和成果的积累。新闻学研究，通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考察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话语方式等逐步明确下来，特别是1997牢“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以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丰富和成熟。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推进，对新闻学研究的研究，即有关研究史或学术史的考察也进入了新闻学术研究视野。任何一门有着学术积累、体系成熟的学科发展，大致都要经历的这么一种由研究到“研究的研究”的学术探索路径。
一、新闻学研究的启蒙与确立时期(19世纪末——1930年代中期)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有学者认为：这三四十年可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其间无论是文化运动还是思想学术都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合力的结果。①这一时期随着现代报刊、新闻出版制度和大学教育制度的建立，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开启。
(一)新闻学启蒙时期的研究
从19世纪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裹挟下，中文近代报刊也由海外到境内发展起来，国人接触到了不同于“邸报”的新型报刊，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报刊的知识和新闻观念的介绍与传播。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日报》，陈炽《报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这一时期出现了维新派与革命派发起的两次办报高潮，其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广泛影响，也为中国新闻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内容。维新派与革命派在政治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在学术层面考察，双方还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同一个认识平台上，开始为新闻学启蒙，其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研究者都是有办报经历的社会改革者。如王韬、梁启超、孙中山、汪康年、章太炎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办报是宣传他们政治主张、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他们对报纸及新闻的有关论述，不是从纯粹的学术眼光去考察的。
第二，研究的重心是报纸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年)论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通塞有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②人们对报纸的认识与关注在于其改造社会的作用，还来不及对新闻学自身范畴、概念体系的梳理。
第三，研究文本为一种杂呈状态。就体裁而言，各种文体都有，如专文、发刊词、启事、奏章、演说词等。文本的杂呈与作者的身份职业的多样化有联系，他们中有文人、革命者，还有官员、商人等，如《报馆》的作者陈炽曾任户部郎中，《日报》的作者郑观应在广东、上海等地经商办实业等等。
(二)新闻学确立时期的研究
“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术界也处在古今交替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有学者认为：“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③传统的国故整理，与现代学科对接，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初步形成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等，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资料范围等都开一代学术风气。在这种学科整理和学术转型的语境下，新闻学也开始自己的学术之旅。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从“学”的角度，即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学理内涵，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登堂入室了。这一时期新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因非学术外力因素的干扰相对较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自我发展阶段，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1919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方面的经典专著陆续出版，为新闻成学奠基。
二、新闻学研究的宣传与斗争工具时期(1930年代中后期——1970年代后期)
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民族危机和军事战争，新闻事业被纳入到救亡和革命的时代洪流中，这就给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客观上也为新的研究方法、目的和新的研究人员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在这一大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范式从“自身本位”转向以“党报宣传”为特点话语体系中，围绕着“阶级斗争工具”展开，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延续下来。
(一)战争环境下的宣传与斗争工具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闻报道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最后也以战争形式见分晓。新闻传播被卷入政治中心中来，作为宣传工具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战争，这是中国社会赋予中国新闻界的历史使命，新闻学研究逐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特色的话语体系，形成一种立场坚定、思想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义思想的“党报宣传”的研究的主导范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如此。而两党之间的政治对立，有加剧了“党报宣传”式研究的内部分化。
抗战期间新闻学研究也纳入抗战体系中，一批“战时新闻学”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1937年)、任白涛的《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1938年)、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1938年)、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1944年)等。在研究中提出：新闻学是阶级(政治、军事)斗争工具的主张。张友渔认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之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之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之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之阶级斗争的武器。”④
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的控制，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设置党报条例草案》和《指导党报条例》，对其党报的宣传内容、组织纪律、津贴标准等，都提出的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后又提出“党报的原则：(1)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党的政纲为宣传材料；(2)站在党的立场；以中央的态度为态度；严守党的秘密绝对受上级党部的指挥；(3)尽量避免为一派一系所利用；维持党德。”⑤在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学研究多为参照西方新闻学的内容，代表性的成果有：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1941年)、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概论》(1945年)，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946年)等。
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解放区办起了自己的报刊、通讯社、电台，逐步发展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及学说主张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时期，为了配合整风教育运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实行改版，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指导性)原则。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等文章，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理论基础，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高度集中的“体制化”时期的宣传与斗争工具研究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集中计划、高度统一的社会体制建立起来。如新闻机构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新闻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国家干部”，这种体制的控制和影响力无比强大，尤其是新闻与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紧密相联，使得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工作部署、政策管理融为一体。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新闻事业及新闻思想在建国前后有着一致性和连续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规定和影响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一种之前所没有过的“体制化研究”的式样。新闻学研究不再属于新闻学自身内部的事情，突出强调政治与新闻的关系上，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新闻学研究背负起不堪承受的政治之重。研究工作的开展常为自上而下的布置安排，对研究主题、风格、方法、体裁、语言等进行计划和导向，个性化的研究空间压缩，缺乏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一体化的特点。其形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承接之前的战争时期新闻工作与新闻观念的影响；二是学习苏联高度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新闻工作和经验，这是体制化研究形成的历史契机，同时也规定了新闻学研究的思想秩序和表达样式。在这种体制观念中，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逐渐一体化。特别是由于“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格局和走向，新闻学研究也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道路，体制化研究出现了变异。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学术研究出现活跃，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提出了报纸的两重性即具有“(宣传)工具性”和“商品性”的问题，将“商品性”的概念，引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然而，这些观点显然是超越了当时的体制，为体制化的学术所不容。1957年“反右”后，毛泽东突出强调新闻媒介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广播等被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毛泽东的观点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
到“文革”期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批判，同时还提出“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新闻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集“极左”研究之大成的，当数《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文章。⑥从新闻学研究演变的历史角度观察，它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到大批判变异的“标本”，有研究者将这种“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概括为：“密室策划，突然袭击”、“运动群众，一哄而起”、“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等四个方面。⑦新闻学研究背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以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展开，学术研究变异成政治“大批判”。
三、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时期(1978年-1991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中国新闻界也迎来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浪潮。新闻学术研究，围绕着重新调整新闻与政治关系，整体上进入了“反思与自觉时期”，新闻学研究日趋活跃，突破了“阶级斗争工具”的僵化模式，对新闻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在新闻学理论、历史及实务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果。同时与新闻学术研究相关的教育、研究、学会、刊物等机构组织的建制层面开始恢复建立与逐步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国外新闻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中引进了传播学的内容，信息、媒介、受众等概念逐步得到认同，新闻学研究开始“升级换代”。
(一)思想解放与新闻改革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新闻界在积极参与，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开展的同时，自身也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12月《新闻战线》发表《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文章，对1968年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批判文章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⑧并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辩诬和反思。在进行理论反思及正本清源过程中，新闻界的思想理论武器首先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中，回到“文革”前，从党的新闻工作传统和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里寻找。这是一个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改革需要理论指导，理论也需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更新、发展，两者形成互动。一大批新闻业务和基础理论成果问世，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大量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内容的引进，出现了一大批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成果，新闻学研究进入了更加学理化的层次，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被运用到新闻学研究中，出版了许多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著作。
(二)新闻学自觉的审视
由于长期以来新闻学研究是在政治解读的范式中积累起来的，当新时期人们在检点新闻学究竟有何学术内容时，多少令新闻学研究人员汗颜。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面，新闻成为政治宣传术的一个方面，其自身的概念体系及学理性等都相当孱弱。新闻学理论长期以来在围绕着几个“性”(即：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等)进行反复说明、验证；新闻史的研究与党史、革命史不分；新闻业务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写作技巧和操作性问题，强调也是思想性、准确、鲜明、生动文风等问题。因此，准确把握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新闻学发展亟须突破的瓶颈，同时也标志着新闻学科自觉时期的到来，其内涵为新闻摆脱了政治及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僵化观念束缚，自身独立价值得到承认。
20世纪80年代新闻界围绕着思想解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有过左右波动，其间还展开了新闻与宣传、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的讨论等。从学术的立场观照，它们是在调整新闻与政治关系出现的种种反应，我们不妨将其看成是“新闻自觉”中的试错过程，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历史纠葛。随着政治文明的建设，新闻学科的成熟，新闻和政治的自认与互认也深入到一个新层次。
同时，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学校教育、研究机构、社团、刊物等也形成一定的框架规模，一个新闻学研究活动的平台已开始有效地运作起来。新闻学研究的坐标系上开始进行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比较、与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参照，原有的新闻学内容被重新拆解、构建。随着传播学的引进、信息观念确立，新闻学研究长期游离在几个“某某性”之间的状况得以改观。“信息”成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寻找到这一新闻学的“根”，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新闻学研究由此而升级换代，加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四、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时期(1992年——现今)
经过前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向着民主、自由和多元的现代化方向演进。中国的新闻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新闻学研究在人员、成果、建制等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新闻事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确立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为新闻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家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研究进入了“多元与繁荣期”。
(一)新闻性质的重新定位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新闻传媒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认可，突破了单一的阶级工具论或政治决定论的模式，其理论创新意义重大。新闻事业的属性研究的突破，先由问题和现象着手，开始是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做观念上、认识上的探讨和论证，进而引发了制度层面变化，为新闻作为一门学科奠定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为新闻学研究在内容、观念、方法上，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至此，在新闻学研究中除了“宣传”、“喉舌”、“导向”、“路线”、“方针”、“党性”、“指导性”、“思想性”、“群众性”等带有意识形态思辨色彩的常用语之外，“信息”、“媒介”、“受众”、“竞争”、“经营”、“发行量”、“收视率”、“文化产业”、“数字技术”等具有通约性、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关键词频频出现，反映了新闻学研究更加专业化的趋势。
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也反映了现代科学交叉综合的研究趋势，通过学科边界的延伸突破了原有学科研究的狭隘和局限，吸收和聚合了来自其他学科的新质，由此也产生了研究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有关新闻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媒介素养、媒介批评、媒介管理、大众文化等概念和命题不断地提出而进入研究的视野，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这些概念、命题及逻辑的推演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新闻学研究所拥有的。如将大众传播媒介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的研究，借鉴了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内容，使新闻媒介的“喉舌”、“导向”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体现了现代新闻学研究的转型和话语空间的释放。这些都有助于扭转固化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促进多元共生的新闻学研究生态形成。
(二)新闻学科地位的提升
从“新闻无学”的质疑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先列为二级学科，后又提升为一级学科，是新闻传播学繁荣的一个标志。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类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所辖下的二级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闻的教育与研究事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出现了与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滞后性。在方汉奇、赵玉明、丁淦林等新闻学专家学者的呼吁和论证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新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上，“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界赢得了新的身份证明。
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期是个正在进行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动和转型，新闻传播研究中，原来的范畴概念体系无法容纳和解释新的现象，重新解释须有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来参与。为此，新闻学研究的版图和规则有了不同程度的学理化改造。一些知识换代了，同时新的内容又不断生成，显示出新闻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当然，研究中也出现一种不断寻找话题，抢占话语权的现象，热点丛生又转换频繁，缺乏扎实的研究推进，繁荣背后存在研究同质化、泡沫化的现象，潜藏着经济学上称之的“无发展的增长”陷阱。对新闻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等负面影响，应保持警觉，必须建立起必要的、规范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机制。
五、新闻学研究演变探讨的启示
20世纪中国以百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学术研究也与此发生了同步的变化，新闻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开始向纵深领域发展，对于新闻学研究演变的探讨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的出场，是当下新闻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历史任务。通过上述考察，中国新闻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有四个方面给人以启示：
第一，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可以通过“范式”(Paradigm)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来加以把握。“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含义有两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共有的范例。从一个时代到一个群体的研究者，对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等都有自己的“共识”，形成一定的“范式”，当新的现象出现，原有的体系无法解释时，就导致新的“范式”出现。在“体制化”研究时期，新闻学研究为一种政治解读式，所采用的理论、方法、观念，乃至语言风格都与当今学术“多元化”时代的研究迥然有别。在具体研究操作过程中，采用实证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和采用思辨的、文献分析的方法，也产生各自的“学术共同体”，其研究的文本在语言体式、结构模式、论述方式等方面也形成了具有某种范式的特征。
第二，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密切关联。整个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学术生态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在强调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新闻学研究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下，而个性化研究淡出；在改革开放时代，新闻学研究在重新梳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激进的政治话语开始后撤，专业化和学术化更加明确起来。社会的开放，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种种机会。西方传播学的引进，教育研究机构，学会刊物等建制方面工作的开展，学科之间开放交叉，学科边际效应日益显现等，改变了传统新闻学研究的版图和人员知识结构，这些都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
第三，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伴随新闻学研究对象——媒介的变化不断推进。由于技术的进步，从媒介发展史角度考察，先后出现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它们有各自的传播形态和特点，并构成一个互补的媒介系统。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起初是“报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后，广播、电视在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也为研究者关注，广播、电视研究，开始跟着报学研究亦步亦趋，到探寻自我，诸如主持人、直播、收视率、节目策划与经营等等，已成为新闻学研究重要领域和热门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传播的兼容性、互动性、虚拟性等方面的特点，对于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以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为依托的媒介运行法则构成了挑战，相应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及其理论、观念、方法等随之发生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四，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从研究主体的代际与结构关系是考察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可以分为六代：先行启蒙的一代；五四开创的一代；革命分化的一代；苏联模式的一代；思想解放的一代；全球化的一代。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作为。就当下研究者的状况而言，老一代学者早先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接触西方内容，对从苏联传来的新闻学研究的范式比较熟悉，在新闻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至今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的体系和框架都是他们亲手搭建，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中年一代研究者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崛起，更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他们的研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深化了新闻的学科内涵。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起点更高，有宽阔的世界视野、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熟悉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给新闻学研究带来活力。
(本文得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转引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④张友渔：《新闻性质和任务》(1933年)，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⑤国材：《党报的职员》，福建《国民日报·新闻学周刊》1931年9月18日第19期。转引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⑦李评：《彻底否定“大批判”》，《人民日报》1984年9月21日。
⑧《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新闻战线》复刊号，197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