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思想伴侣和革命战友
——读邵雍教授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
黄兰钧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系邵雍教授对孙中山、宋庆龄多个视角的研究结集而成，该著于2018年10月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之一。该著内容包括孙宋的革命业绩、人际关系、思想研究、文献解读及史料考订等64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是一事一议，悉心考证，理清史实，说明原委，还原事实，阅后颇获启发。
一、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倡导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终其一生的目标。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孙中山先后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大力开展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需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为了“纠和海外华侨，以收臂助”，[1]9孙中山三次赴美，向华侨宣传革命，希冀取得华侨在经济上对革命的帮助。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赴美筹款，收效甚微。“孙中山从这次实践中认识到，鉴于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而洪门之门户之见甚深，若非加入其中，皆被视为‘空子’‘风仔’，不可能给予帮助。”[1]9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国安会馆由钟国柱保荐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孙中山加入洪门，一方面是由于保皇党在海外争取会党势力；另一方面自己的反清主张和洪门“反清复明”宗旨一致。由于得到洪门的支持，孙中山借助洪门势力，筹集钱款，准备武装暴动。但是洪门作为会党势力，其封建性、落后性十分突出，尤其他们内部之间堂斗十分频繁，严重影响洪门作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孙中山曾经认为，海外“洪门之势力极大，但散涣不集”，[2]241如不加以改造，“我辈一动，而彼等出而阻碍，甚妨我辈之进行也”，所以“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而后于事有济”。[2]272因此，孙中山必须对海外洪门会党进行改造，使其“决然奋兴”[3]43“民族思潮一日千丈”[3]47。孙中山曾多次来到美洲大陆，花费2年多的时间争取改造美洲华侨(主要是美国致公堂)。经过孙中山的改造，致公堂逐渐走向了团结，以前频繁发生互相残杀的堂斗愈来愈少。辛亥革命以后，美洲华侨(以致公堂为主)为革命捐献巨款，有些人回国参加新生的国民政府，这“是由于致公堂与同盟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有以致之”。[4]
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的中心内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不辞辛苦地往返于美、英、法等国，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及建国理念，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与西方国家交往，得到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比较接近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使这些西方国家人士从道义上更容易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支持孙中山革命。当然，孙中山之所以频繁与西方各国以及日本交往，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中国外交做准备。他希望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能尽快得到他国的外交承认。邵著《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利用新史料，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高度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人之关系、与法国方面的交往、与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交往以及美国民众对其的热爱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推进了对孙中山的全方位研究。中华民国建立后，共和政体在中国大陆建立。原本带有很多落后封建因素的大多数会党，其组织、理念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为此，孙中山认为需要进一步改造会党，使其成为带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以适应民主社会需要。他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引导会党抛弃旧习、革新面目、促其与时俱进，服膺共和。但是洪门会党根深蒂固的政治保守、组织松散、行动无序影响它的现代性转变。尤其是“洪门立案”一事，使得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之间关系破裂。正如邵雍教授所言：“民国初年孙中山对海外洪门的政策，并未收到他所预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效，反而挫伤了美洲华侨的爱国热情，对后来的反袁斗争带来了不利影响。”[1]92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传统中国社会解决民生问题主要是依靠农业。自工业革命以来，解决世界民生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农业，而是现代工业和工商贸易。“孙中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而且是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设计师和热心规划者。”[1]320邵雍教授从兴建铁路，航运与港口建设，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农业和农村建设，发展外贸和实行保护关税，引进外国资金、人才和机器，谋求统一和平，取消不平等条约和赶超先进国家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而且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孙中山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赞同，他不仅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而且还主张经济上的社会互助，即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邵雍教授从国际视角来分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这为我们研究孙中山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孙中山不仅重视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强调民主主义的精神依托。邵雍教授认为：“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精神文明是核心、制度文明居中、物质文明处外，三者与民族精神、民权制度、民生主义基本吻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文明的同心圆。”[1]335“孙中山在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时以革命精神为基调、博爱精神为主导、科学精神为灵魂，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336他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从一个新的侧面阐发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理论。
为加强贵阳市花溪区农药市场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农药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硧保全区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业増产、农民増收，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区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行动、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及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的开展为载体，以严查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专项整治、查处大案要案、整治标签不合格农药产品为重点，加强农药市场监管，严抓落实，在整顿和规范农药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强有力的工作，保证了市场的有效运作与规范，树立了农业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现就对此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做法进行总结，为今后全区农药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二、宋庆龄是三民主义的守护者、继承者和发展者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和国共两党土地革命时期你死我活的斗争，使国民党对联共政策心存疑惑。宋庆龄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369“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工具，联共又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1]364为了进一步阐述她的联共是三民主义重中之重思想，1937年4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所说的关于共产党的话，是有好处的。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与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还是好朋友。……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1]366同年8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孙中山为了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曾给了我们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主义——和三大政策。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工具。……所以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他绝不应该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1]3651938年4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日报》上再次指出：“必须继承总理十三年改组精神，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团结，积极进行御侮救亡。”[1]365邵雍教授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核心就是否真心诚意地联共，把联共放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其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宋庆龄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为之多方奔走呼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369同时，宋庆龄对汪精卫集团曲解三民主义，严厉谴责。1939年11月，宋庆龄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她痛斥：“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1]356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企图歪曲三民主义以作其投降的理论依据，这当然是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玷辱。作为孙中山的思想伴侣、革命战友、三民主义的守护者，宋庆龄当然是“高度肯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扬光大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原本已经被神秘化、教条化的孙中山学说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振奋国民党人士的精神，团结全国人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73
孙宋的婚姻阻力重重。保守的传教士因为宋庆龄要嫁给一个已婚男人而大怒；反动分子造谣中伤，说孙中山是一夫多妻；宋庆龄娘家人极力反对；革命同志不理解。胡汉民、朱执信当面诤谏，孙中山答复：“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1]274在另一场合孙中山对同志中反对与宋庆龄结婚的说：“我不是神，我是人。”[1]274又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1]275
邵雍教授认为，宋庆龄是孙中山思想、事业的忠诚守护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始终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所以，她的一生一直在不断坚持和发展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捍卫新三民主义的典范。
宋庆龄不仅是三民主义的守护者和继承者，而且还是三民主义的发展者。邵雍教授强调，宋庆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孙中山学说进行了新的阐释”。[1]358譬如“三民主义是完整的，重点在民权”。[1]3731937年8月，宋庆龄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要和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只有在实行真正民主的时候才能进行。”[1]359邵雍教授指出，宋庆龄“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即民权主义是建国之本，强国之基。她比孙中山更进了一步。”[1]376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站在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度，已经考虑到战后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了。此外，宋庆龄对民生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宋美玲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要让中国人民摆脱本国资本主和军阀的压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意也是在求中国未来的发展，并非要使我国私人资本先达到西方国家的高度，由其控制国家和压迫人民。相反，从一开始就要把所有重大的企业与公共事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使广大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接受教育，最后由他们当家做主，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并监督之。”[1]382邵雍教授在文中指出，“宋庆龄这一讲话的要点是发挥了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1]382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它是与时俱进地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宋庆龄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贯彻到底，并把它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会贯通，成为传承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脉动。这进一步论证了宋庆龄是三民主义守护者、继承者和发展者。
三、琴瑟和鸣：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交点
对于深井和特深井施工可分为两大基本技术体系：石油钻井(沉积岩、全面钻进)和科学钻探(结晶岩、取心钻进)。不同地层孔内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见表1所示；石油钻井和科学钻探孔内安全基本问题与应对措施见表2所示。
从上文可知，“宋庆龄与孙中山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与为国奉献的精神境界，他俩的兴趣、追求完全相同。”[1]276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心灵相通，离不开一个人——宋嘉树。宋嘉树与孙中山的合作基于：一是两人皆为粤籍者；二是两人皆幼年去海外(主要是美国)，接受过比较完整的西方教育；三是均对医学感兴趣；四都是海外受礼，加入基督教会；五都是爱国者和革命者，有共同的理想；六是性格相近。这可谓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知音。因此，宋嘉树经常把自己的家作为孙中山下榻和工作的场所。由于父亲宋嘉树对孙中山工作的支持，宋庆龄从孩提时就熟悉孙中山的名字与志向，宋庆龄称当时只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而并不是爱慕孙中山。因为宋庆龄自少女时代起就崇拜爱国英雄。由于其父是同盟会会员，且与孙中山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与信仰，两人亲如兄弟，因此，孙中山经常出入宋家，成为宋家的座上客。在这期间，宋庆龄通过接触和了解孙中山，逐步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敬仰和向往。而这也为宋庆龄接受孙中山的主张与情感做了铺垫。宋庆龄长大后还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她对孙中山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理解。
这里通过一个例子介绍skyline查询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假设某旅客要去海边旅游，需要订一个价格便宜并且离海边近的酒店。某旅游公司的数据库中存储了各个酒店的价格和到海边的距离，如图1所示，以每个点表示一个酒店，其中x轴表示酒店价格，y轴表示酒店到海边的距离。对于图中的酒店A和酒店B，酒店A的价格和到海岸的距离都小于酒店B，因此酒店A支配酒店B。图中不存在某酒店价格和到海岸的距离均小于酒店A，因此酒店A不被任何其他酒店支配，酒店A是Skyline点。可以看出虚线相连的4个点是这些酒店中的Skyline点。
邵雍教授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怀着对孙中山的极度崇敬，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才接受孙中山求爱的。在她看来，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嫁给孙中山就是献身中国革命；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唯一能拯救中国使它免遭灭亡的人’，所以帮助孙中山就是为拯救中国出力。”[1]278同样，孙中山对于和宋庆龄的结合也非常满意。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写给他外国朋友的一封信，他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多么幸福！”[1]283两情相悦，琴瑟和鸣，凤凰于飞！
1915年6月，当宋庆龄向父母宣布她将与孙中山结婚的重大决定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庆龄回忆说，当时“父亲面露不悦之色，母亲流了眼泪。”[1]278由于自己不听话，所以，父母将自己软禁在家里。于是宋庆龄努力寻求弟妹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她在给宋子文及宋美龄的信中诉说道，“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1]278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坚定与执着，宋庆龄才能冲破家庭的阻力、基督教的信仰，采取非常手段得以与孙中山喜结良缘。
四、新观点的基础
读完邵雍教授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新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二是充分利用自己研究会党的优势。
众所周知，良好的信用体系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商业信用制度，以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在市场竞争中，各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无非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提高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就必须销售企业产品。应收账款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度，需要一个健全的信用制度，才能够保障企业资金的流出能够收回。赊销是应收账款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可以采取这一手段，增加企业的销量，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建立健全企业商业的信用制度是一个企业应收账款制度管理的对策，能够帮助企业增加销量，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学问做得如何，首先必须从搜集、整理与诠释资料开始，这是学界的共识。邵雍教授对学界出版的专著、论文等细心考证，发现不少误改、疏漏、出处不明、史实错误、引文错误、表述欠妥，甚至是标点不当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邵雍教授纠错共60余处。譬如，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43页说，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党，误。应该为洪门致公堂。”“上册第714页上注释一说司徒美堂1945年任美洲洪门致公堂主席。误。应为美洲致公党主席。”等。[1]473细微之处见真功夫，由此可见邵雍教授是一位严谨细致、有思想高度的学者。他在这部书中能够提出一些真知灼见，关键是史料功夫无可挑剔。正如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在序中所言：邵雍教授“十分勤奋、执著和认真，他非常重视对新史料的搜集和解读。”[1]1譬如，邵雍教授在《新加坡洪门与辛亥革命》一文中引用了澳籍华人颜清湟的专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该专著在国内很少见到。另外邵雍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法国方面的交往》一文中大量引用了法国陆军部的相关档案，这些档案尽管已译为中文，但鲜有人引用。《1911年春孙中山加拿大之行述略》中援引了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的孙中山言论，这些稀见的史料即使在20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补编》第一卷中也未见收录。此外还有《宋庆龄在德国》《1933年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和《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篇目中引用大量前人没有使用过的史料，得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为学界研究孙中山宋庆龄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 邵雍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会党史和社会史的专家，会党研究一直是他的强项。在本书中他充分利用这一学术特长，就孙中山与洪门、绿林、会党关系作了认真的梳理。他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孙中山与洪门会党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这些新认识的产生，给我们在深入思考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域。
当今社会，中国梦已成为人们广泛讨论与关注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梦，是民族梦，这与孙中山100多年前提出的“振兴中华”殊途同归。近代以来，最早较完整提出中国未来发展蓝图以及实现这一蓝图的具体路径者，非孙中山先生莫属。
参考文献：
[1] 邵雍.孙中山宋庆龄研究[M].广州: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1848-1911)[M].台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444.
*收稿日期： 2019-03-10
DOI：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4.025
基金项目：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YCX18A006)
作者简介： 黄兰钧(1996-)，女，江西九江人，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610.1552.003.html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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