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现代经济学起源的伦理基础
——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熊 金 武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 18世纪斯密革命开创了现代经济学，而现代经济学起源离不开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的经济伦理基础。新教伦理构建了“经济人”假设的伦理基础，从魁奈、休谟到斯密逐渐实现了“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却依然在重义轻利、重本轻末的框架下“停滞”，与“经济人”假设大相径庭，于是经济伦理史出现了东西方大分流。这种经济伦理大分流是东西方经济发展差异性导致的。从曼德维尔到斯密的经济思想变迁离不开市场深化下经济伦理转型,而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明清中国表现出对平均和集体的偏好。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构建需要奠定其经济伦理基础，而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继承和创新就是其重要基础。
关键词： 经济思想；经济伦理；宗教改革；大分流；现代经济学；“李约瑟之谜”
为何以斯密革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出现于18世纪西方呢？经济伦理是探讨现代经济学起源的最重要视角之一。一方面，西方学者认为新教伦理为现代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斯·韦伯提出，重商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1]。更有学者认为宗教改革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的起源[2]。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反思经济思想史上“李约瑟之谜”问题的时候也强调了经济伦理。在18世纪末以后，为什么现代经济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在19世纪中期之后被西方经济科学范式精致证伪[3]？陈焕章指出中国人经济生活停滞的首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是伦理动机强于经济动机，耻于谈论理财[4]。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不分[5]，儒家经济伦理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却依然可以现代化转型[6]。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7]，中西经济伦理都有漫长的演进历程[8]。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经济思想的“落后”归结为经济伦理先进与落后，而是需要基于中外比较的视野，更加深入地认识经济伦理与经济学关系，重新认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起源，才可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奠定基础。
一、经济学的经济伦理硬核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曾在一段时期内有很多争论。学界反思了简单的“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不道德的经济学”等观点，普遍共识是经济运行有着伦理之维。“无论在远古，还是边缘地区，道德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第三种调节作用”[9]，甚至一定范围内道德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同于经济学研究与伦理的关系。不过，道德内生于经济活动这种客观的事实决定了关于某种道德观或基于某种道德的行为假定内生于经济学的事实。经济学“不讲道德”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10]。“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类和物质的技术关系，更不是物质和物质的物理关系，所以经济学才有伦理的基础”[11]。“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12]。所以，经济学不能无视道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道德之维[13]。
当然，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具有不同范式。按照拉卡托斯精制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是科学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具体来讲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包括了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和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14]。经济学虽然离不开“道德” 、价值体系之类的概念, 但它本身不研究道德问题[15]。经济伦理是经济学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了经济学的“硬核”。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明确将伦理纳入了经济学的硬核之中。
然而，至少从萨伊开始，经济学者就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使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甚至出现了“去伦理化”的倾向[16]。20世纪主流经济学更多关注技术而不是伦理[17]，这有利于强化学科独立性。也就是将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避免中世纪思想的诡辩和说教[18]。因为经济学泛道德化不仅有可能让经济学再次被伦理学所吞没，成为各种经济伦理的竞技场，而且蜕化为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影响经济学的科学价值与实践价值。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在“去伦理化”中进步的[19]，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依然需要反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应如何界定”[20]。经济学虽然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
在这期间，黄菊同志亲自听取了方案汇报，指出了方案进一步优化的三个结合原则，按此原则，我们最终综合形成了陆家嘴金融商贸区的形态规划方案。
不过，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者没有否定经济学对道德伦理的追求。“不仅在古代,即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说,尽管早已摆脱了古代伦理范畴对财富获得或使用的枷锁,但伦理因素的影响仍未彻底消灭”[21]。18世纪末，大卫·休谟、威廉·配第等学者都在道德哲学体系下进行经济分析；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中寻求平衡，提出了“斯密问题”，其经济理论更被认为是一种最真实的道德科学[22]。斯密本人就是一个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正如熊彼特所言，“就亚当·斯密而言,令人感兴趣的实际上不是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袒,而是这些偏袒无害”[23]。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强调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数学；凯恩斯与剑桥学派学者一样明确提出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24]，主流经济学内含伦理性质和价值判断[25]。经济学迄今依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道德哲学[26]。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内包含有价值判断[27]。对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的现象，阿马蒂亚·森则明确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28]。
经济学不是不关注经济伦理，而是努力处理好道德理性与技术理性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伦理被作为一种稳定的存在，并在技术分析的时候不予以探讨。市场机制无所谓良心不良心,但市场参与人却涉及伦理。不过，一旦经济伦理有争议，那么技术分析得出的经济学说必然是有限的。经济伦理不影响经济学的技术分析，但是却影响经济学适用范围。经济伦理事实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前提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的一个部分。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西方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模糊了。经济伦理作为经济学的硬核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规范，就是说经济伦理也是服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这种经济伦理依然是融入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在对经济决策价值判断时，经济学技术框架是隐蔽了其中的经济伦理，比如“显示性原则”背后是一套“存在即合理”的判断。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核心，构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呈现出多样化，包括了对“自私”“私产”“营利”的肯定。但是，汉唐之后，“讳言财利”和“重义轻利”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经济伦理。这导致经济行为和经济思考缺乏伦理基础。“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52]成为主流。正如何启、胡礼垣所言，关注经济活动的人“莫不名之为聚敛，斥之曰奸臣”，于是人们“反以理财为迂，以言利为耻”[53]。另一方面以国家为本位，导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停留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缺乏对个体经济行为的观察[54]，“打上深深的财政烙印,把财政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的重点,就限制了人们对经济问题作更深入的考察”[55]。这尽管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有限繁荣，但压抑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活力，深刻影响着宋明之后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的变迁。
斯密将这种机制描绘成“看不见的手”。斯密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他这样做，“是恰当和正确的”[48]。“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49]。于是自私的动机通过市场竞争，沟通了私利与公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和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的结果。“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伦理取向为市场经济制度给予了伦理论证[50]。“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同时出现也表明了经济学伦理基础的奠定。
二、现代经济学的伦理起源
经济伦理有力解释了经济思想史上现代经济科学的起源。在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都处于零散状态，经济思想处于经济伦理的笼罩下，道德伦理被认为是引导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批评高利贷是“反自然”的致富之道[29]。这与中国古代义利观颇多相通之处：经济从属于伦理。不过，中西方经济伦理出现不同变迁路径。“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可以作为考察经济学起源与经济伦理的微观案例。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下，“经济人”是一种假设或公理，即“经济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作出理性的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30]。现代经济学逐步将其理论建立在了“经济人”假设上。从经济伦理视角来看，“经济人”也是一种经济伦理假设，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伦理基础，因为“它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市场体制之下驱动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经济活动为什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这一根本性问题”：[31]“经济人”假设具体包括了四个基本命题。第一是私人财产的合理性；第二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合理性；第三是个人行为具有理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第四是看不见的手，实现“私利即公益”。从这个假设的形成历程可以看出西方经济伦理的变迁路径。
(一)宗教伦理
中世纪后，西方宗教是比经济学、世俗道德等更高的一种学问，也是最主要的经济伦理。西方经济学兴起的渊源就离不开宗教经济伦理变迁。“早期教父、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以及中古末期神学家的观点就不尽相同”，由于有《圣经》及教父们的规定或界说为典,教会对于经济问题所持的立场只能是通过阐释或变通早期教父的学说而表现出来[32]。对于私人财产的合理性，《圣经》明确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和所有权，“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33]。不过基督教对追求个人自利是仇视的，认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34]，其主张集中体现在反对高利贷上。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则为商业经济发展予以伦理松绑。经院学派代表阿奎那虽然坚持道德法就是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但是肯定私有权和地役权“是人类的理性为了人类的生活而采用的办法”，并且认为“一个人用他从商业中获得的适当利润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帮助穷人”就不应该被谴责，考虑到风险问题可以理解贷款收息[35]。事实上，阿奎那强调了私人财产权，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追求私人利益的合理性。经院神学家为商业利润合法性提供了种种“例外”，表明中古中后期的教会伦理逐渐减少了对商业发展的思想束缚，形成了世俗法律和教会法律并存的局面[36]。典型例子就是商人的悔悟与退赔在1330年后公证文书与遗嘱中几乎不再能见到[37]。但是，“看不见的手”才是“经济人”假说中的核心命题[38]，依然没有得到社会认同。
(二)启蒙运动
“十三五”期间，西电东送新增加滇西北送广东5 GW电力，新增乌东德送广东5 GW，至2020年，外区送电广东容量预计将达到45 GW。在考虑已明确电源项目基础上，2020年广东无电力空间，2025年、2030年电力空间如表4所示。
赵琦美承其父赵用贤的藏书，而筑脉望馆藏书楼。戴明扬书中引钱曾《读书敏求记》言：“清常(赵琦美号清常)没，其书尽归牧翁(钱谦益号)。”
(三)从“私恶为害”到“看不见的手”
由于形势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客观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变化，导致施工企业生产经营任务更加繁重，外部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渗透更加多样，干部职工面对着更多诱惑和考验，导致社会市场项目管理客观上存在较多的问题。
“看不见的手”是英国启蒙运动中确立起来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持有“私恶为害”的观念，认为“人的自私自利将导致全面追逐权力和统治地位，由此导致持续的冲突和战争”[44]，所以对放任的个人主义持悲观的态度，选择强权政府。霍布斯认为人性善或仁爱论的说教没有普遍性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其实都是自私、利己本性的表现[45]。显然，人性自利成为共识性假设，那么自利始终是“恶”的吗？曼德维尔明确提出“无论是人类的恶德还是大自然中的罪恶,才是使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贸易及各行各业的坚实基础、生命与依托”[46]。同时，个人追求利益的“恶德”转化为社会公利需要政府适当地发挥作用，即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能释放出公民所有生产性能量的制度结构，例如“使财产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优惠，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违反法律，但允许个人自由思考”[47]。显然，曼德维尔已经在人性自私、自私不再是恶这一假设基础上，尝试寻求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的社会公益。曼德维尔关心的是自发生成的制度，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启发了自由主义秩序观念。但是，曼德维尔没有提出“私利即公益”的机制，最终也寻求了政府的作用。
休谟认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而一个人的利己心和其他人的利己心既是自然的相反的,所以这些各自的计较利害的情感就不得不调整得符合于某种行为体系。因此，这个包含着各个人利益的体系，对公众自然是有利的”。这种行为体系也就是实现“私利即公益”的机制。休谟对这个体系的描绘是相互的服务，即一种匿名的重复博弈。“我就学会了对别人进行服务，虽然我对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好意；因为我意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以期得到同样的另一次的服务，并且也为了同我或同其他人维持同样的互助的往来关系。”[47]
三星TM1500式空压机内置传感器齐全，仅需对其内置的通讯端口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将温度、压力、电压、电流等数据传输至数模转换模块，最终上传至PLC控制器及上机位。由此可实现对排气温度、气体压力、主电机功率等项目的监测；
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一个前提基础。宗教伦理改革和启蒙运动才有了经济伦理思想的解放，促成了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事实上就是一种经济伦理假设。回顾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宗教改革。
三、经济伦理史上的大分流
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是依赖于经济伦理的起源，尤其是西方宗教伦理基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西方经济伦理变迁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需要反思“欧洲中心论”，其错误地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伦理学的关联性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落后性的标志，甚至将儒家伦理的形象不断地进行“矮化”和“妖魔化”[51]。在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都呈现零散的状态，经济学还没有从传统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混合的学科体系中独立出来。审视近代中外经济伦理差异，就可以发现一种分流。
(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特征与变迁
当你要切东西或者钻洞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楔子。它有时是圆圆的、尖尖的，像图钉一样；有时是长长的、薄薄的，像刀一样。
明清之际出现了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不过，少数反正统的经济伦理观念仅仅是漫长历史中的少数闪光点而已。中国经济思想仍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观念依然被道德批判而不被从学理上理解。黄宗羲按照自然原则，提出“有生之初，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56]，甚至认为君王的自私自利妨碍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但是他依然认为自私自利不能兴公利除公害，需要君王以及出仕的人，而不是非人格化的机制。顾炎武说“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57]，却没有说清楚机制。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私利即公益”的现代经济学内核。
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早于启蒙时代，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威廉·配第反对宗教迫害和争斗，提倡宗教宽容，认为宗教应服从政治生活和世俗权利的要求[39]。不过启蒙运动才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提出取代上帝的理性人——人有能力认识并运用社会规律去设计、建立天堂般完美的社会制度[40]。这种理性人的想法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具有深刻影响。早期启蒙思想反映了西欧封建社会瓦解和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甚至直接成为早期经济思想。因为启蒙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将商业自利的合理性，肯定了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将中国人本主义的伦理作为反对神权的武器，构建了基于人性的自己的道德哲学代表的经济伦理。自然法则被启蒙思想家作为替代神的存在，而中国的经济伦理则被认为就是一种自然神论。伏尔泰就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41]斯密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的思想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者自然法则(natural law)思想家弗兰西斯·哈奇森等人的影响。中国人对人性的关怀事实上是对宗教神权的否定，强调人的世俗的伦理。所以说，“哲学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42]那么自然法则在经济伦理上，就是逐渐用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的宗教”代替启示的宗教[43]。中国经济伦理在西方经济伦理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中外经济思想交流中的非对称性
为什么欧洲在18世纪有一个经济伦理的转向呢？这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宗教改革导致“自利”(Self-interest)不再等于“邪恶”(Vicious)，正好给经济学提供了保护和支持。“看不见的手”首先在哲学伦理学中突破，然后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看不见的手”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秩序[62]。甚至有学者认为，斯密讲“看不见的手”的本意是指“神”或“造物主”的作用[63]。第二种解释是经济思想范式。东西方经济伦理分野的过程也离不开西方经济思想范式的变迁，尤其是强调历史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熊彼特认为历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这三个分析要素构成了“科学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起源时期，无论重商主义还是重农学派，以及威廉·配第等代表人物，都越来越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并以统计数据来论证其观点。这种研究范式有利于打破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而从实际经济发展变迁的各个具体问题中去理解经济规律。这种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摆脱了宗教意识形态困境。宗教改革远早于斯密革命，为何现代经济学会在18世纪有如此大的转变呢？经济伦理变革并非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充分条件。基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伦理就是对经济生产方式的直接反映，经济生产方式变迁对人类经济伦理的冲击，最终也会反映到经济思想上。经济思想需要适应特定经济方式相应的经济伦理。经济发展、经济伦理与经济思想三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现代经济学起源需要理顺经济史上现实经济对于经济伦理的冲击。近世东西方经济大分流是经济伦理大分流的解释之一。
1.3 评价指标 ①痛风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出院时利用自制痛风相关知识调查问卷，对患者通风知识了解程度进行判定，包括痛风危险因素、病因、并发症、治疗方案及依从性等多方面，每方面分为了解(1分)、部分了解(0.5分)及不了解(0分),满分10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对相关知识越了解。②疼痛及疼痛缓解情况：利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方法(VAS)，对患者治疗前及出院时疼痛情况进行评估，并记录患者疼痛缓解时间。③生活质量：依据生活质量综合问卷(GQOLI-74)进行评价，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状态等方面，共20各问题74个项目，每个项目1～5分，分数增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提高。
经济伦理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考察，因为中国古代存在“道德功利主义”特点，即“在形式上把道德抬到无以复加的至上地位、当作目的，在实践中却把道德由目的异化为达致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以个人功利作为驱动人们实践道德的动力,并以此作为道德的维持手段”[60]。但是，这种观念对于经济学分析却具有更大的冲击。只有突破传统义利观的局限性，为现代经济形式尤其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61]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四、经济伦理变迁的解释
明清时期，中西方经济伦理也存在交流。一方面，中国经济伦理影响了西方。西方对中国经济思想范式采取了积极接纳的态度，普遍存在着“中国热”，把中国作为欧洲变革的参照系。大量传教士到中国收集有关资料，而且著名学者积极向中国学习。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从中国古代学说中寻找相同或相似的先行思想资料，而且“对于那些在中西双方的各自学说中均能找到其先行资料的思想内涵，就重农学派自身而言，似乎更倚重于来自中国的资料”[58]。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的循环思想和《经济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曾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过勿庸置疑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学习西方思想上则呈现出封闭保守的倾向。“闭关锁国”不仅仅是在经济贸易上，而且是对外来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排斥。即使明清耶稣会代表的传教士也影响着中国，但他们倾向于走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并借助先秦儒学的一些话语来证明天主教经济伦理的合理性[59]，没有在“经济人”假设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种范式变革。16—18世纪中西方经济思想交流这种不对称现象，就已经预示着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的不同发展路径。
(一)从曼德维尔到亚当·斯密
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都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最核心的“私利即公益”理念，相隔不过半个世纪，但是曼德维尔被当时思想界普遍批评,斯密却得到了社会认可。原因就在于曼德维尔没有说清楚“私利即公益”的具体机制，只是指出是自发生成。休谟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却理解为简单的交换。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予以了描述式回答，这个机制就是市场。 “私利即公益”的实现方式不是抢劫、偷盗等暴力方式，也不是按照等级和权力取得资源，更不是霍布斯等诉求的政府管制，而是基于私有财产权的市场机制。正如斯密所阐述的，如果资源按照市场分配，那么自私当然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如果资源按照权力分配，那么自私则阻碍社会的进步。市场进步的结果让社会理解并接受了“经济人”。
让社会接受“私利即公益”是市场深化的结果。就经济史而言，这离不开欧洲的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代表的欧洲市场深化[64]。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人实际消费能力提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花样繁多的诱导消费的销售手段，咖啡馆、剧院等各式消费场所和商业化休闲产业激增[65]。“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就是对刚兴起的市场经济的呐喊。近两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深化研究，所以斯密被尊为现代经济学鼻祖。
经济史变迁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还反映在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比如人口问题上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富人死亡时存活子女是穷人的1.8倍，生育率跟财富水平高度正相关：越有钱的夫妻，子女数量越多。到18世纪末，基本情况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子女越多，只是每家的子女数量都有所下降，并且各财富阶层间的孩子数量差距明显缩小。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直到1880年，子女数量跟财富水平关系基本不明显。从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间，越穷的英国人，子女数量越多[66]。这完全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前“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规律，出现了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革命。结合经济思想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大多数富人生的孩子比穷人少，人口增加才会导致社会伦理问题，进而促成经济学的变迁——马尔萨斯人口论。类似的，明清时期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后，食物供给增长也促使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而蕴生了洪亮吉新人口思想。洪亮吉不仅与马尔萨斯一样悲观看待人口增长，还相似地提出“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67]。这说明社会经济史变迁与经济伦理变迁具有一致性。
(二)高水平均衡陷阱下的明清经济伦理
中国经济伦理至少应追溯到先秦，但是明清时期才是东西方经济伦理出现差异的时代。重农轻商和平均主义代表的经济伦理在明清得到强化。原因也许就在于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压力下高水平均衡陷阱[68]或马尔萨斯陷阱。宋代之后中国人均GDP整体呈现下降趋势。18世纪相对伦敦更穷的牛津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是北京的2.5至3倍[69]，1820年代荷兰人均GDP是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86倍[70]。这种大分流在19世纪不断扩大。人口增长要求更多的资源满足人们的生存，这就构成了一种基于生存的零和博弈。因为对于食物分配的争夺，在生存压力下更加突出。平均主义和反对竞争的合作契约，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交换固然可以带来福利，但是任何非食物的财富都在生存压力下变得十分渺小。这不仅导致经济思想上，按照“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丝麻”的逻辑趋向重农轻商，而且更强调集体主义的生存权。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经济伦理盛行，自私受到批评；伦理成了物质紧缺的实体经济下维护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支撑。
在此仅以平均主义经济伦理为例说明近世经济思想的变迁。在财产权上，平均主义导致了问题出现。在家庭财产分配上，诸子析产成为必然，这不利于资本集中和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变革中，“耕者有其田”思想盛行，农民对于土地产权平均的诉求，胜过了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诉求。在高水平均衡陷阱下，农业技术进步的收益都被人口增长消耗了。在分配上，平均分配成为主流，“吃大锅饭”，社会救济占了很大比重，于是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在交换上，商业因为不稳定和收入不均，从而被抑制。众多人的贫穷被认为比少数人的富裕更符合经济伦理。甚至于为了生存不仅反对自利，还强化政府维稳，反对竞争，防止风险，走上了扶持自耕农、减租减息等自然经济模式，甚至进一步闭关锁国，降低风险。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71]。这种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基于生存经济伦理的经济思想。
中国反对自利的经济伦理是与“经济人”假设大相径庭的。市场经济需要每个市场主体明确自己的偏好，真实表达自己的偏好，而“经济人”假设就是符合这个趋势的。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伦理是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伦理偏向平均和集体的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否认同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不仅是经济思想大分流的起源，也是经济政策差异的关键。
当然，明清以来在高水平均衡陷阱下，虽然倾向于否定自利，却肯定了生存权。作为基于生存压力下的经济伦理，民生也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支撑点，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理念具有民生伦理的内在相通性。其次，经济伦理会影响经济思想的变迁。民生经济理论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的转型，民生伦理促进了传统重农思想的转型。传统重农思想一般主要强调种植业，但是，清代人口暴涨，对食物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政府不得不寻求“经久优裕之法”，尤其是提倡播种经济性作物。乾隆皇帝提出“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并按照《周礼》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为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72]。所以，经济作物成为政府农政重点，甚至棉业对清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73]。“富民生”奠定了发展经济的伦理动因和价值目标。正是这种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变迁使得中国20世纪多次进行制度选择，包括“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业救国、大推进等。这也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伦理基础。
综上，经济发展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固然显著，不过不可忽视的是经济伦理正是理解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线索。宗教改革背景下西方经济伦理的变迁是理解现代经济学起源的关键线索。当然，经济伦理变迁本身也受到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不是只有基于宗教伦理才能创造现代经济。基于对韦伯命题的反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现代经济学虽然与宗教改革相关，却并非必要条件。经济伦理并不等同于宗教伦理。同时，按照科学哲学理论，现代经济学一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那么就必然会摆脱传统宗教伦理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中国思维”——“主体利得合理论”和“社会利益分配均平论”[74]，依此可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国经济伦理出发。西方经济学主要以“经济人”假设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利己性和利他性。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途径不在于简单地去传统伦理，也不是一味模仿外国，而是应该奠定一个基于国情的伦理基础，尤其应该从传统经济伦理中寻找具有生机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提供了重塑超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伦理道德基础的文化本源”[75]。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应基于传统中国经济伦理，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经济伦理的基础，尤其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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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5-009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62)；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16CXTD07)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DSJCXZ180420)；用友公益基金会资助
作者简介： 熊金武，198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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