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张。在许多情形下，人们将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张称之为两极分化。基于对两极分化的不同理解，人们在讨论两极分化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在国外的极化研究中，Esteban等（1994）、Foster等（1992）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Duclos等（2004）在对极化的测量及其成因的理解等方面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分析工具。Wang等（2000）、Zhang等（2001）、Ambrosio（2001）等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方式。Bomsdorf等（2007）将分化的度量方式推广到分组数据。在这些度量方式中，Esteban等（1994）、Zhang等（2001）、Ambrosio（2001）、Bomsdorf等（2007）等将极化理解为收入分布逐渐聚合成少数群体；而Foster等（1992）的理解则强调收入分布中间位置人群向两端分化。根据这些思路，洪兴建、李金昌（2007）利用分组数据讨论了若干年份的两极分化特征；张奎、王祖祥（2009）根据上海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发现1995～2007年极化指标在快速上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陆续提出一些度量指标以弥补传统收入差距指标中存在的不足，对收入分布“极化”现象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研究者们希望引入这样一个概念以反映收入分布特征中所出现的群聚现象，即收入分布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群组”，并且组间差距在总体差距中所占比重上升，而组内差距所占比重下降。但在测度的基本思路和方式上仍存有较大的分歧。
Esteban和Ray（1994）认为，极化是将个体归入不同群体的过程，同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具有相似的属性（如相同的收入水平），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属性是有差异的。不同群体之间更容易产生利益分歧和冲突，因此极化过程通常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一分析形成了极化研究中的认同—疏离框架。Esteban－Ray意义的极化程度测度是建立在对整个样本的适当分组的基础上的。但他们对于全部收入样本分组数量的选择是任意的，并且不限定群组的数量。严格地说，这一思路讨论的是收入分布的极化特征而不一定是两极分化。
二、居民收入极化的总体状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88、1995、2002和2007年所做的住户调查（卡思、李思勤，1999；Li等，2008）。本文的收入概念采用国家统计局常用的收入定义，即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尽管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两个定义在所涵括的内容上存在某些缺陷，但这两个收入概念至少在国内是最常见的。
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特征也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直观的方式来描述。在正式给出有关收入分布的极化指标之前，表1和表2分别从分位点的相对收入和收入分布的人口份额给出了收入分布变化的基本特征。从表1中可以看出，相对于中位数收入（50％分位点），低分位点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而高分位点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大幅度上升。从农村来看，最低1％分位点上的相对收入水平在1988～1995年下降最快，从22.65％下降到15.21％，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1995年农村收入分布中，低分位点的相对收入水平也是最低的，1％和5％分位点上的相对收入都明显低于2002年和2007年。分布高端的相对收入也在1995年达到最高，如95％和99％分位点。
相对而言，城镇各分位点相对收入变化的特征完全不同。在所讨论的4个年份中，低分位点相对收入水平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高分位点相对收入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88～1995年，最低1％分位点上相对收入下降了将近9个百分点；而在随后的1995～2002年下降了4.3个百分点，2002～2007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因此低分位点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也主要发生在1988～1995年。从1988～2007年，城镇低端分位点相对收入水平持续下降，共降低了近15个百分点。高分位点的相对收入水平在所讨论的4个年份中持续上升。1988～1995年、1995～2002年，99％分位点上的相对收入水平都分别上升了67个百分点。
城乡合并的结果则似乎是城乡各分位点相对变化特征的综合。低端分位点相对收入的变动则更多地接近于农村的变化特征；高端分位点相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则更接近于城镇的变化特征。这也与城乡差距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城镇居民大多集中于收入分布的高端，而农村居民大多集中于收入分布的低端。
通常将收入水平落在中位数收入的0.75～1.25倍（米兰诺维奇，2007）的人群视为中等收入者。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8～2007年，这一人群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全国来看，中等收入者的人群比重从24.06％下降到18.97％，农村从37.11％下降到30.13％，而中位数0.75倍以下和1.25倍以上人群的上升百分比基本相当，均为3～4个百分点。城镇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1988年的52.43％下降到2007年的33.16％，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其中在1988～1995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而1995～2002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城镇中位数0.75倍以下和1.25倍以上的人群比重则各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左右。在城镇人群中，收入分布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中间收入层人群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高端和底端收入层人群比重明显上升。中等收入者应当占多大比重，目前仍缺乏系统的论述，也缺乏详细的国际比较资料。根据米兰诺维奇（2007）的描述，巴西和智利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分别为20.7％和21.5％，OECD国家中等收入者比重在35％～40％之间。从表2看，中国处于中等收入的人群比重不断下降，并且已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从城乡内部来看，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已低于OECD国家的下限水平。
表1和表2的结果表明，低收入组的相对收入下降，高收入组的相对收入持续上升，中间收入组人群比重在逐渐下降。这一过程与人们对于极化或两极分化的理解相一致。为具体描述极化状态的总体特征及与相关国家的结果进行比较，表3给出了中国分城乡及全国的：DER指数和Wolfson指数，表4给出了部分国家的相关指标。本文的DER指数中参数的取值都限定为0.5。
从表3中可以看出，无论分城乡还是全国的极化指标通常都表现出上升倾向，城镇极化指标通常低于农村，但城镇极化指标的上升速度要快于农村。例如，1988～2007年农村DER指标一直较高，但没有明显的改变，而城镇则从1988～2007年持续上升，增长了5个百分点。衡量两极分化的Wolfson指数的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1988～2007年城镇Wolfson指数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而农村则只上升了4个百分点。此外，全国的极化指数通常要大大高于城乡内部极化指数，Wolfson指数尤为如此，这表明城乡差距对于收入分布的极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Araar（2008）在讨论：DER指数的分解方法时曾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数据讨论了中国农村收入分布极化特征的变动。在其研究结果中，农村DER指数的变化比基尼系数更为平缓，但两者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一般说来，DER指数与基尼系数的变化具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张奎、王祖祥（2009）针对上海城镇居民的研究中，发现Wolfson指数从1995年的0.1776上升到2007年的0.266，并且这种上升主要发生在2002～2004年。从表3可以看出，1988～1995年城镇Wolfson指数上升了6个百分点，是本研究时段中Wolfson指数上升最快的时期。DER指数的特征比较简单，中国的DER指数高于欧美国家，但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即使只考虑中国城镇地区，DER指数也要高于许多欧美国家。但衡量两极分化的Wolfson指数则不然。在2002年前后，秘鲁、巴西、海地、阿根廷、巴拿马、牙买加、巴拉圭、洪都拉斯、玻利维亚等国的Wolfson指数高于中国，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Wolfson指数仍低于中国（见表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收入极化，特别是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
三、DER指数的认同—疏离框架分解
按照认同—疏离框架，表5给出了历年分城乡和全国极化指数的分解结果，其中把按式（4）的分解方式称为水平分解。如果在式（4）中引入时间变量，则对于不同时期的DER指数变化可以分解为：
在城乡内部分解中，收入分布中的认同性在逐渐下降，其中城镇下降更为明显。农村从1988年的0.7565下降到2007年的0.7188，下降了不到4个百分点。而城镇则从1988年的0.8780下降到2007年的0.7376，下降了14个百分点，其中1988～1995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认同性的下降表明收入分布的变化中没有出现向少数群体的聚合现象。极化程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这一方面反映在DER指数水平分解中，疏离性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体现在DER指数变动分解中，疏离性贡献份额一直为正，并且数值非常高。前面已经提到疏离性与基尼系数实际上是相同的。从表5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基尼系数的上升集中在1988～1995年；而城镇基尼系数则一直不断上升，从1988年的0.2240上升到2007年的0.3459，增加了12个百分点。因此疏离性对不同时期农村DER指数变动的解释虽然很高，但具有较强的波动性；而疏离性对不同时期城镇DER指数变动的解释则比较稳定。从城乡内部DER指数变动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到，农村收入分布中，认同性对DER指数的相对贡献在逐渐下降；而在城镇DER指数分解中，尽管认同性对DER指数变动的相对贡献在3个时期中都为负，但绝对数量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疏离性的贡献份额则相对稳定。
从城乡合并的结果来看，全国DER指数的变化因素与城乡内部的变动有所不同。最为明显的是，在全国收入分布中，认同性没有表现出下降趋势，反而是上升的，认同性指数从1988年的0.6674上升到2007年的0.7270。上升幅度最大的时期为1995～2002年这一期间。这一变动主要是由于城乡差距变化所导致的。在农村收入差距没有上升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在全国收入分布中，农村居民收入相对更为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低端。与城乡内部DER指数变动因素所相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中疏离性也是上升的。
为进一步讨论不同收入组间的DER指数及其分解特征，本研究将收入排序并划分为20个等分组，然后计算每个收入等分组内部的DER指数及认同性、疏离性指数，同时基于各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再计算DER指数等，以反映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分布极化特征。
图1给出了城乡内部及全国样本中，各收入组内的DER指数、认同指数和疏离指数。总体上看，最低收入组与最高收入组中通常都具有非常高的极化程度，DER指数要高于其他收入组；在中等收入组中，收入分布的认同性更高，不同收入组的认同指数随收入组的上升呈倒U形特征；各收入组疏离指数的变化特征与DER指数基本相同。在不同年份、不同样本人群中，这些特征都成立。这也表明，越是收入分布的两端，极化的程度会更高，而这种极化主要是由于收入分布的疏离性更强所导致的。从不同年份各指数的差异性来看，城镇不同收入组之间DER指数、认同指数和疏离指数的差异性相对高一些。在农村和全国样本中，特别是在中端人群中，DER指数与疏离指数几乎没有变化。从不同收入组的指数分布来看，极化通常是由两端人群的收入分布特征所主导的。
图1 不同收入组的DER、认同和疏离指数
农村与城镇收入极化特征差异主要表现在认同指数上。相对而言，农村不同收入组间认同指数变动幅度较小；而城镇各收入组中认同指数则相对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收入分布的中端人群中，认同指数的下降幅度更大一些；且1988～1995年认同指数的下降幅度通常大于其他时期。2002～2007年，城镇不同收入组认同指数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也表明，城镇收入分布的极化现象更为严重。
基于不同收入组的平均收入，表6描述了各收入组间的极化程度并且在认同—疏离框架下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年份各收入组间DER指数是非降的，农村和全国的各收入组间DER指数基本稳定，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在城镇各收入组间，DER指数的上升幅度要高一些，1988～2007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这也表明，城镇不同收入组间极化程度也是上升的。与表5全部人口的分解结果有所不同的是，表6中各收入组间的认同性在各样本人群中都表现为下降倾向，而各收入组间的疏离性则都表现为上升倾向。这说明收入等分组之间的极化程度也在扩大。从各收入组间DER指数的分解来看，认同性对收入DER指数的上升总是具有负的解释效应，这是因为认同性与DER指数总是呈现出相反的变动方向。疏离性的贡献总是为正，并且与表5的结果类似，城镇DER指数变动中，疏离性的解释力度逐渐上升，城镇收入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极化的解释
极化与收入差距通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图2、图3在省份层面上描述了极化指标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在图2、图3中，横轴是根据分城乡计算的各省份内部基尼系数，纵轴为同样根据分城乡计算的各省份内部极化指数，分别为DER指数和Wolfson指数。从这两个图中可以看出，数据点在趋势线附近非常集中，极化指标与基尼系数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表7给出了分城乡的DER指数、Wolfson指数及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对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从估计系数来看，基尼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DER指数上升0.43个百分点左右，Wolfson指数则同样上升1个百分点。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且调整
也非常高，表明基尼系数对极化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从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将导致中位数收入附近人群比重下降，基尼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城镇中位数收入附近人群比重下降将近2个百分点，而农村下降1.3个百分点。这一特征意味着，基尼系数上升与中间收入组比重下降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收入分布的极化与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图2 DER指数与基尼系数关系
图3 Wolfson指数与基尼系数关系
从城乡合并的情形看，表8以那些同一调查年份中同时包括了城镇和农村样本的省份为基础，讨论相关极化指数与城乡内部基尼系数及城乡之间收入比率之间的关系。从表8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对于城乡合并的极化指标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及城乡收入比率的估计系数则非常显著。城镇内部基尼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合并的DER指数将上升0.27个百分点，Wolfson指数将上升0.9个百分点，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将下降0.47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率的扩大对于极化程度所造成的影响，虽然估计系数数值并不大，但统计显著。从F统计量和调整来看，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和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对于城乡合并的极化程度不仅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具有非常高的解释程度。
目前仍较少有文献讨论如何对不同经济体的极化程度做出解释。表9以省为单位，混合使用各年份数据，分别对相关因素与极化程度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及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根据住户调查数据在省份层面生成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DER指数度量极化、Wolfson指数度量两极分化和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解释变量中包括人口结构变化、就业状况、教育程度、经济转型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量对于农村极化都缺乏有效的解释，只有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比较显著降低了极化和两极分化程度，并显著地增加了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
从F统计量和调整来看，城镇样本中具有比较好的估计效果，相关因素对于城镇极化现象的解释程度在70％左右。人口年龄结构中，65岁以上年龄人口比重对极化程度的影响均不十分显著，而劳动年龄（16～65岁）人口比重的增加则显著地降低了极化和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不难理解，劳动年龄人群中就业人群数量的增长将显著的降低极化程度，增强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业人群数量上升1个百分点，DER指数将下降0.2个百分点，Wolfson指数将下降0.48个百分点，而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将上升0.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扩大就业对于降低收入分布极化程度的重要意义。在受教育程度的两个变量中，只有劳动力中高中比例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这一人群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极化程度的上升。个体、私营等市场化部门就业比重反映经济转型的影响，从估计系数和t统计量来看，这一变量也显著地提高了极化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程度，在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中，这一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DER指数和Wolfson指数，在较低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会略高一些。
五、结语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快速的收入差距扩张，人们通常以两极分化来描述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张过程。本文结合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住户调查数据，在Esteban和Ray等人的认同—疏离框架及Wolfson的两极分化研究思路下，讨论了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现象、两极分化问题和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变动的一些影响因素；并根据DER指数的分解特征，讨论了收入分布中的认同性、疏离性对于DER指数及其变动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出现了比较快速的极化和两极分化过程，城镇尤其明显。从收入分布区间来看，中位数收入0.75～1.25倍人群比重有明显的下降，这种下降突出表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分布之中。总体而言，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具有较高的极化速度，极化和两极分化指标都有比较快速的上升；农村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高于城镇，但变化趋势相对比较平稳；从与某些国家的比较来看，目前收入分布的极化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从相关极化指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来看，二者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基尼系数对于极化现象具有非常高的解释程度。城乡合并样本的收入极化指标则主要由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所解释。本文在省份层面上对极化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务工对于农村极化、就业和经济转型对于城镇极化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