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所见两汉之交河西窦融集团的粮荒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荒论文,河西论文,两汉论文,所见论文,之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5－0174－05
两汉之际中原战乱频仍，各地豪强纷纷乘机兴兵而起，或建王称制或据守一隅。这时的河西地区恰值窦融联合河西五郡长吏控御时期。《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窦融集团治理下的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如此卓著功绩常为后世所称誉。在以往有关汉代河西的研究成果中也多关注到粮食问题，①据汉简资料可知，在窦融集团统御河西的前期，这里曾经历过十分严重的粮荒问题。窦氏集团针对粮荒的困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最终顺利渡过难关，这才有了史书所载呈现的繁荣景象。而粮荒问题的解决，也使窦融集团能够决然与隗嚣割据势力决裂，得以全力支持东汉政权，在光武帝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兵燹频仍，粮荒凸显
自古以来，粮食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粮食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保障。尤其在古代社会，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丰则天下安，仓廪盈则国运昌。自武帝以降，河西边塞就是中央王朝边疆经营的重点区域。列四郡、据两关、起烽燧、兴屯田，在汉政府的悉心经营下，河西走廊恰似一道天然屏障肩负起隔断羌胡、屏护中原安定的重任。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数量庞大的戍边吏卒的军粮供应，始终是汉朝政府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西北边郡地区的军粮来源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一为内地转运，二为屯田积谷，三为当地农民所纳赋税，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1](P102)就文献记载来看，前两种方式无疑是边塞军粮来源的主要渠道。如史书所描述的内地转运粮草时的盛况：“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给大农”[2](P1173)，王莽时还曾“蓦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2](P4121)而汉代西北的屯田，“不同于一般农业生产，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而组织的一种经济活动，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军事经济。”[3](P1)一语道破汉代西北屯田的性质，也反映出屯田对边郡军粮供给的重要性。总之，无论是内地转运，还是边郡就地屯田，河西边塞的军粮供给始终有强大的中央王朝为后盾，则戍边吏卒自然无后顾之忧。
时移世异，两汉之际的河西局势与西汉相比，已是截然不同。在新莽朝，王莽改匈奴单于为降服单于，授单于印，去玺日章。引发匈奴叛逆，于是匈奴入塞寇盗不绝。面对匈奴寇边日甚的形势，王莽前后三次大规模调集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屯驻北方边塞欲回击匈奴。“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2](P3826)王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导致战乱不绝，西域诸国也因其积失恩信，分散瓦解。此外，王莽的田制改革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调，农业生产受到重挫，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史书真实地反映了王莽改革时期的社会现实。到两汉之交，天下战乱不止，灾害频发，粮荒问题已经初现端倪。正如史籍所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2](P1185)；“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4](P484)；“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2](P1145)；“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4](P32)。“人相食”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粮食短缺，粮价也随之暴涨。全国如此，作为战争前哨的河西边塞地区当不例外，或更甚于此。
新莽败亡，审时度势的窦融奉命于更始政权就职于河西。当时，北有卢芳、东有隗嚣等割据势力，匈奴、反羌势力南北夹围河西走廊，虎视眈眈，伺机侵扰掳掠。自此，作为防御匈奴和经营西域之前沿阵地的河西地区，难有宁日。出土汉简表明，尽管两汉之交的河西地区未曾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冲突，但匈奴对河西边塞的攻略劫杀则时有发生，生产资料是他们寇抄的主要目标，兹举一例，如：
(1)建武四年九月戊子，从史闳敢言之，行道以月十日到橐他侯官。遇橐他守尉冯承，言今月二日胡虏入酒泉□□ 《额》②2000ES9SF3·4A
入肩水塞，略得焦凰牛十余头，羌女子一人，将西渡河虏四骑止都仓西放马六十余骑止金关西，月九日
蚤食时…… 2000ES9SF3·4B
从例(1)记述可知，进入肩水塞的匈奴不仅仅掳掠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十多头牛，而且连同归附的羌人女子一并劫走。诸如此类匈奴人攻塞劫掠的汉简记录还有很多，说明这是一种常见现象，显而易见，这对河西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的破坏作用自不待言。因此，上承新莽之末进入河西的窦融，一则在军事防御上需要与河西豪强同心戮力，以保安宁。二则，军粮的来源渠道变得十分单一，粮食的供给也只得完全依靠自身解决，自力更生是改变粮荒困扰的唯一途径。
《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两汉之交的河西地区“斗绝在羌胡中”[4](P797)，深陷匈奴和反羌的南北围击。因此，粮食匮乏的窘境既对窦融集团抵御羌胡侵扰，维护河西边郡的安宁与稳定是一种挑战，也对窦氏集团不愿屈从隗嚣割据势力，观察天下态势伺机而做出政治抉择有紧密的联系。其时的粮荒问题更加凸显出窦融集团在河西的统御局势岌岌可危。
二、廪食减额，粮价畸高
窦融时期河西的粮荒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戍守吏卒每月廪食数额的减少；其二是，粮食紧缺，粮价畸高。以下分而述之。
河西边塞戍守吏卒每月发放的廪食标准，“一般每月皆为三石三斗三升少，月小扣发一日，则为三石二斗二升少”[5](P23)。可是到了两汉之交窦融时期，吏卒每人每月的口粮数额变成了三石，如简文明确记载：
(2)吞远守候长陈友，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6③
(3)
□□，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7
(4)城北守候长王褒，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8
依据记录内容和格式来看，例(2)～(4)属同一份简册，其中，尽管例(3)前半部文字残缺，但对比可知也应是某一个守候长的八月份廪食名录。如何更进一步确定这三枚简的年代呢？简文中都有“八月旦乙卯”的时间记录，“以此为条件去检索，在居延汉简的时间阈限内，只天汉三年、建平二年、建武三年这三年的八月是乙卯朔。再查EPF22·436的出土情况，同组简中其他多是王莽以后简，由此断定该简为建武三年简。”[6](P355)而与例(2)中“陈友”有关的简文还有一条：屯远候长陈友(EPF22·396)。这说明，后来陈友由试守屯远候长转为正式的候长了。例(4)中的“王褒”，据李振红先生考证，此人起于王莽时期，从一个一般的戍卒，后逐步升任燧长、候长[6](P326)。与此相关的也有另外一条简：城北候长王褒，三月食三石，三月丙戌自取(EPF22·90)。这则说明，王褒后来也转守为真了，但在月廪食数额上并未有所改观，依然是三石。从侧面反映出两汉之际的粮荒问题持续了较长时间。
从其他一些简文中亦可透漏出粮食匮乏、吏卒经常遭受饥饿问题的困扰：
(5)与俱居●況诚食乏，今毋所食，愿代五斗。EPF22·660
(6)第卅二燧长况叩头，死罪死罪，对曰：诚食乏，毋所食。 EPF22·339
(7)□给得见日月，谭原饥饿，以二石食赐，不敢复 EPF22·400
(8)建武四年□□壬子朔壬申，守张掖旷、丞崇谓城仓：居延甲渠、卅井、殄北言吏当食者，先得三月食调给。有书为调如牒，书到，付受与校计同月出入，毋令缪，如律令。 EPF22·462A
从例(5)(6)(7)所反映的内容可知，粮食紧缺，吏卒食物极其有限，饥肠辘辘的状态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势。例(8)“建武四年□□壬子朔”，查阅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知是“建武四年二月”。由于粮食不足，先将三月份廪食预支二月份。由此可知，在建武四年的时候河西的军粮供给仍然是入不敷出，粮荒局势依旧严峻。
粮食匮乏，供求关系失衡，则粮食价格不断飙升。建武初期河西市场上的粮价畸高，而这恰恰又是粮荒的另一种表现。在“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中有对粮价的记载，此处按需摘选移录于此：
(9)恩籴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买)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并 EPF22·13
恩居觻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 EPF22·16
该册书所载内容实际是建武二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其中大麦、谷的价格真实反映了当时居延地区市场的粮价。当时，大麦一石3000钱。谷有两种价格，在甲渠地区是每石3000钱，在觻得县则是每石4000钱。同属张掖郡境内，但两地粮价却有较大差距。
这样的粮价和以往相比，差距悬殊。排比西汉中后期同类粮食价格，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中间的巨大变化：
(10)出钱百一十糴大麦一石，石百一十。《合校》④214·4
例(10)中大麦每石价值110钱。与例(9)大麦一石3000钱对比，则知在建武二年年底的大麦价格是西汉时期的30余倍。例(9)中也记录了“谷”的价格，从汉简记载知晓，汉代谷常是粮食类的总称，比如：
(11)用谷廿七石六斗，其十六石粟，十一石六斗麦。 《合校》177·16
(12)出谷四百六十四石，其廿九石粟，二百九十石糜，百卅五石麦，三月以食戍卒二百卅人，人廿 《合校》甲附·8
因此，谷的价格当指粟、麦、糜等粮食的价格。粟价在汉简中的记录较多，陈直先生通过对大量汉简粮食价格资料的比勘指出：“西汉中晚期，河西一带粟价，每石皆在百钱上下。”[5](P149)新莽时期麦的价格为：
(13)候史宋君长，入麦二石九斗，直泉二百卅，偿奉长。 《敦》⑤362
(14)□□□□□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买)目宿(苜蓿)养之，目宿(苜蓿)大贵，束三泉。……市谷大贵□□□□□□□□□□□□□，麦百三十余，西未甫时贱，□□□□□□□□ 《敦》239A
例(13)货币单位为“泉”，是新莽时期麦的价格，每石麦为79.3泉(钱)；例(14)较例(13)简，价格涨幅较大，是在市场上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后的价格，麦价是每石130钱。可见，市场平稳的状况下，麦价应该也是每石百余钱左右。又，《合校》26·9A：“糜三石，直三百六十”，则每石价值120钱。综上，可以看出粟、麦、糜的价格大致相近。粟、麦、糜的价格基本上就等同于谷价。不难发现，建武二年年底的谷价是西汉时期的30～40倍，这和河西地区曾经“谷斛八钱”[2](P2984)的粮价形成鲜明对照。河西边郡粮食的紧缺程度可窥一斑，粮荒的危机蔓延于整个河西地区。
三、标本兼治，消弭粮荒
河西边塞地区的粮食支出，除却吏卒人员之外，按照惯例，随军家属、私属、私从者、奴婢等口粮也要政府配给。同时，边塞戍守系统官方饲养的马、牛、羊、猪、狗、骆驼等畜禽，同样需要按时配给一定比例的粮食饲料。粮食配给对象的范围广，数额巨大，因此，能否及时有效地治理粮荒问题，事关河西全境的安宁，是横亘在以窦融为首的河西豪强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鉴于此，窦氏集团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应变举措。
(一)核定吏员编制，减少粮食支出
窦氏集团针对粮食拥有总量不足的现状，首先采取核定吏员编制，降低廪食标准，减少粮食总量的支出。核定戍守吏卒编制，按照秩别高低领取廪食，并登记载册，如实上报：
(15)大将军幕府守府书日：具言吏当食奉者秩别人名数，谨移尉以士吏候长食用谷致如牒，唯 EPF22·426
吏员秩别，奉月用谷石斗如牒 EPF22·427
秩别及除，谷石斗如牒敢敢言之 EPF22·428
例(15)是一份关于吏员秩别、月俸用谷数量的上报文书。大将军，是窦融的代称。《后汉书·窦融列传》载当时窦融以“领河西五郡大将事”统领河西。幕府书，就是大将军府所颁发的文书。牒，是一种和人事有关的往来文书。该册书是按照大将军幕府书的要求，分别把应该发放廪食者的秩别以及人数详细载记入牒，并逐级汇报至大将军府。核定吏员编制，依其秩别等次高低分别按月发放领取，及时将结果汇报上级，使得廪食发放有据可依，强化了对粮食配给的管理。
在核定吏员编制的基础上，降低戍守吏卒的月廪食标准，尽量减少粮食的支出总量。这在前文已有论及，兹再选录一组简文以说明：
(16)不侵燧长石匡，正月食三石，正月辛巳自取 EPF22·85
第三燧长薛奇，二月食三石，二月辛亥自取 EPF22·88
城北候长王褒，三月食三石，三月丙戌自取 EPF22·90
令史夏侯谭，四月食三石，四月辛亥自取 EPF22·93
第卅燧长冯长，十二月食三石，十二月戊午自取 EPF22·114
例(16)是一组戍吏领取月廪食的簿记，城北候长王褒、令史夏侯谭等人的任职期限都是在建武初期，则可断定同组出现的戍吏也当属于两汉之交的戍边吏员。此处仅仅只选取了其中五枚，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正月以至十二月，无论是燧长，还是候长、令史，他们的月廪食标准都是一致的，皆为三石整。从前文论述可知，这较西汉时期每人减少了约三斗左右。通过此举，达到了节流的目的，有效地控制了粮食总量的开销。
(二)粮食支出核查程序严密完善
窦融集团对已经支出的廪食有严格的案核制度，严厉打击虚假瞒报冒领粮食的现象。边塞戍守系统的廪食发放都有一套严谨的程序。一般而言，基础性的工作是由侯官、部或者仓编制廪名籍，将廪食者的身份、燧别、姓名等信息列举其上。发放时，首先由各部向侯官或仓上报申请廪食的名籍，待候官的通知下达后[7](P63)，侯长或燧长带领士卒到侯官领取，称为“诣官廪”。粮食发放结束后，还要对廪食者进行核对，查实后记录在案，即形成“案”文书[8](P400)。窦融时期对支出粮食的核查更加严紧，如：
(17)谷四斗，属复得严谷四斗，校计案□严不能多持谷簿谷 EPF22·429
(18)臧一升谷，不可复得□ EPF22·612
(19)□□□□□也甲渠□多□□□□□□□□□□五十□□□□六石八斗半，今少石一斗，余粟一石六斗一升，大麦四石桼升 EPF22·697
例(17)是对多得谷者进行校计核对后记录在案的一份材料；例(18)“不可复得”表明是对私自隐藏粮食者的判决结果；例(19)显然是对发放粮食账目的清查结果。
此间，还出现了一项特殊规定，即“还食令”，具体如下：
(20)贫寒燧长夏□等罢休，当还入十五日食石五斗，各如牒，檄到□付EPF22·294
□□□官会月廿五日，毋以它为解，须当言府，遣□□□如律令 EPF22·295
第十燧长田宏，贫寒罢休，当还九月十五日食 EPF22·296
第十一燧长张岑，贫寒罢休，当还九月十五日食 EPF22·297
乘第十二卅井燧长，贫寒罢休，当还九月十五日食 EPF22·298
乘第廿卅井燧长张翕，贫寒罢休，当还九月十五日食 EPF22·301A
第廿桼燧长薛隆，贫寒罢休，当还九月十五日食 EPF22·302
□恭，贫寒罢休，当还九月 EPF22·303
例(20)是一组“还食”的规定。戍边吏卒一般是前一个月或月初领取本月的廪食，这里的燧长们因为“贫寒罢休”，不再担任戍守任务，但由于戍守期限未足月，或许最多只有半个月时间，因而需要归还下半月的廪食，即“还入十五日食石五斗”。其中的“毋以它为解”和“如律令”等语词，表明这是窦融大将军府出台的一项法律令文，必须遵守。即使曾经坚守岗位、殊死抵御匈奴侵夺的燧长们，罢休时也必须按照实际服役日期领取口粮，退还多余粮食。冷酷而严厉的“还食令”反映出这一阶段粮食支出核查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三)禁杀马牛、禁伐树木，保护农业发展
马与牛在古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在军事战争、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驿递通讯中承担极其重要的角色。解决粮荒的困扰，恢复生产，发展农业是根本。西汉时期，牛耕的推广是西北地区屯田兴盛的一大原因，牛作为农业之本，农人之资而备受政府重视。马匹除了作为抵御匈奴侵夺的战争之基外，也是农业生产的工具。禁止屠杀马牛，对于促进农业发展意义非凡。窦融集团就曾经出台过这方面的律令：
(21)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所诏书曰：毋得屠杀牛马。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屠杀马牛者，敢□□ EPF22·47A
该册书是对居延都尉府所移诏书内容“毋得屠杀牛马”令的回复，属于上报文书。诏书中要求对屠杀牛马的现象“有无四时言”。“四时言”在汉简中较常见，这里的四时或是随时之意，而非指春夏秋冬四季，意指只要有此种情况发生，就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在这份册书中，是经过案验，甲渠侯官所辖吏卒没有肆意屠杀牛马者。减少屠杀牛马，无疑有助于农业的迅速恢复。
窦融还颁布过禁止滥伐树木令，以保护土壤，涵养水源，力促农业发展。如：
(22)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EPF22·48A
汉王朝在西北屯田时期，为了适应牛耕、铁器农具等生产技术的改进，曾经一度毁林毁草，变林牧区为农业区，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但过度扩充土地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局部地区水土流失严重，肥沃的农田渐趋萎缩或沙化严重。“吏民毋得伐树木令”对于保持水土，保护农耕意义重大。窦融在居延地区的屯戍效果是显著的[9](P67)，究其因，与这些保护农业发展的举措不无联系。
(四)查处隐匿人口。增加农业劳动力
增加粮食供给总量，节流之余更得开源。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是增加粮食产量的必要保障。查处被隐匿人口，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是窦融集团促进河西农业发展的又一条得力举措。如：
(23)●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以来，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 EPF22·696、42、322、43例(23)中的秦胡、卢水士民都是生活在河西的归附少数民族，隶属张掖属国都尉统一管理。简文表明，当时有许多的秦胡、卢水士民是构成河西边塞军事防御中一支重要力量。而这些民族兵士因生活贫困，逼迫流亡在河西各郡县，常被戍守官吏或当地豪族匿藏，变成为个人或家族放牧牲畜、从事田作的苦力。大将军窦融及时实施“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令，严查隐匿人口，增加了农业劳力。
妥善安置随军家属进行屯田活动，西汉时期已有成功经验。东汉初期的河西也沿用了这种制度，统一安排吏卒的家属成员，配发廪食，使其定居边郡[10](P16)。汉简中的“新占民”或许就与此有关：
(24)府记曰：遣新占男子刘迁代燧长 EPF22·648
新占男子丘常□ EPF22·656
以上两简中的“新占”民，即新在当地著籍的平民。这里的“新占民”很可能就包括那些接受官府廪食的戍卒家属。[1](P103)这种给吏卒家属分配土地的举措，使其安心于边郡劳作与戍守，具有一举两得之效，一方面扩充了边郡屯田人数，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持边境稳定。
(五)打击盗铸、平抑粮价，颁布“以谷为俸”的薪俸制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私铸、掘冢现象十分猖狂。此类行为都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11](P1425～1426)，“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2](P1155)，窦融集团要使河西高位运行的粮价及时回落到正常水平，则扭转农人弃本逐末、不事五谷、专营掘墓铸钱之非法行径迫在眉睫。
(25)●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 EPF22·37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奸黠吏民作使宾客私铸作钱，薄小，不如法度及盗发冢公卖衣物于都市，虽知莫谴苛，百姓患苦之。
EPF22·38A/掾谭、令史嘉EPF22·38B
书到，自今以来独令县官铸作钱，令应法度。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辄行，法。诸贩卖发冢衣物于都市，辄收没入县官。四时言犯者名状●谨案：部吏毋犯者敢言之。 EPF22·39
从简文可知，当时河西奸黠吏民不事农业，纠集宾客私铸钱币极为普遍。多余的货币流入市场，致使货币发行量超过实际需求量。加之掘冢贩卖衣物于市肆，扰乱市场秩序，诱发粮食等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窦融集团严厉打击私铸与盗掘墓葬贩卖衣物的行径，严禁吏民携带“不行钱”，并且“独令县官铸作钱”，收归铸币权，由大将军府统一发行货币，整治市场环境，恢复市场正常的经济秩序，可谓切中时弊。
建武初期，窦融为了引导河西社会树立以农为本的思想，还推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制，即确立以粮食为核心的俸禄新制。在建武三年四月，窦融颁布了“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例册”(EPF22·70～79)，该册书规定了居延都尉及其以下秩别吏员的月俸全部以粮食支付，不再沿袭“西汉时主要以钱币为主，新莽以实物为主”[12](P19)的官吏俸禄制度。这种以谷为俸的新制，是“鉴于币制崩毁、物价飞腾，全以谷物付俸，具有进步意义”[13](P100)。以谷为俸的官俸新制，表明当局者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以粮食代替钱币的俸禄制，还可引导社会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分发挥粮价为百价之基的轴心作用，促使粮价回落，摆脱粮荒问题的困扰。
四、余论
两汉之交，兵燹四起，连年战乱，民人往往相聚筑坞以自保。继而农事荒废，岁比不登，饥馑存臻。据河西五郡以自守的窦融集团，被羌胡南北夹围，军事防御形势严峻，军粮来源只能自产自给，渠道单一。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河西地区粮荒问题十分突出，戍边吏卒的廪食供不应求，吏卒常常因贫寒而罢休，不能专心于戍守职责；市场上的粮价也高位徘徊。鉴于此，窦氏集团先后采取了核定吏员编制、缩减吏卒月廪食份额；纠举隐藏、虚假瞒报等私占粮食的非法手段，完善粮食支出核查制度；禁止屠杀马牛、禁伐树木，查处隐匿劳力、安置随军家属，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打击私铸钱币、掘冢贩卖衣物等扰乱市场的非法行径；及其推行“以谷为俸”的新俸禄制度等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适宜确当的多项举措犹如一套组合拳，效力显著，使河西地区平稳地渡过了粮荒问题。
粮荒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河西社会经济的颓势被有效遏制，窦融集团的统治进一步稳固。河西豪强、保塞羌胡皆亲附于窦氏集团，齐心协力共同抵御羌胡侵扰，化解了孤悬一线的河西地区在守御形势上的被动局面。以致如《后汉书·窦融列传》所记河西出现“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内地“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的现象。此种局势的转化也为后来窦融集团毅然和隗嚣割据势力决裂，坚决支持光武帝平定陇右，完成全国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追根溯源，当和粮荒问题的解决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注释：
①此类著述主要有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光华：《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华书局，2008年；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丁邦友：《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②魏坚：《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简称《额》。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中华书局，1994年。本文所引以EPF开头的简文均出自此书，故不再一一注明。“EPF22”即“甲渠侯官遗址破城子第22号房屋”，简文年代集中在两汉之际，这批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河西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新资料。可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文物》1978年第1期；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新获居延汉简所见窦融》，载《社会科学》，1979年创刊号；何双全：《窦融在河西》，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
④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简称《合校》。
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本文简称《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