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状况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对老舍先生(以下尊称省略)的知晓竟然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这对一个1940年出生的人来说，可以算是相当晚的。 人生似乎总是会有一些事先完全意想不到的契机。记得1981年，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和其子舒乙先生受到计划出版老舍小说集的日本学习研究社的邀请，到日本来访问。当时，我受大学恩师中山时子先生的关照，有机会与其他几位一起结识了他们二位，而且在那期间，千载难逢地在同一个房间听取了他们两位与出版社方的谈话。而在其后的1982年3月，恰逢日本组织了一个计划去中国访问两周左右的“老舍著作爱好者访华团”，虽然那时可以说我对老舍还是一无所知，但非常希望同行，亲眼去看看北京的情况。而且事实上，这次活动也的确使我在北京得到了极为充实的体验，以至于至今，在老舍故居受到以胡絜青女士为首，包括舒济、舒乙、舒雨、舒立这三女一子及其配偶们，以及老舍的孙辈和老舍知己们热烈欢迎的场景也令我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踏入老舍研究这一对我来说是崭新之轨道的出发点。我还得以参观了在山东省济南市与老舍有关的场所，在老舍学术研讨会上，荣幸地与国内研究者同席而坐，结识了团内的各位成员等等。总之，其收获之大，简直就像即将到达我的身心容纳不下的程度。 “老舍著作爱好者访华团”活动及与中方研究者的交流成为了日本“老舍研究会”于1984年成立的契机。此后，从第一届“老舍研究会”开始，直至2013年为止，30年来每年召开一届会议，从无间断，也一直与中国“老舍研究会”保持交流。 “老舍研究会”的年会基本在每年的夏季召开，往往由4名左右会员发表论文。至于由下设的事务局发表的会报，刊登的是上一年年会以来到当时为止搜集的有关老舍的新资料、研究论文的信息，以及传达会员们的情况等，也刊登投稿。这样，各位会员便能及时得知新信息，互相了解彼此的研究状况。尽管30年间，事务局的负责人有过五次更迭，但会报坚持在发行。做到这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30年来发行的27期会报全部展开重新阅读一下，对其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到震惊。 我与老舍的关联至今已达30余年。当然就我个人的老舍研究来说，无论对其作品的阅读数量还是思考程度都还是相当不够的。然而仅就我对老舍如此长久地不离不舍，坚持不懈地围绕老舍活动这点来看，也有对自己依然不能达到更高水平而产生的心焦。 在各届年会或研讨会上，我有过两三次发言。1994年我就抗战时期老舍的长诗《剑北篇》在年会上发了言，但我对当时自己发言的内容还很缺乏确信。经过10年以上的准备，又做了修改，终于在第26期会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再读〈剑北篇〉》一文。另外，在1998年的年会上，我就青岛年代的老舍与朋友们所叙而写下的连载散文《避暑录话》发了言。备稿过程中，还在有的地方使用了已经过世的第一任代表委员柴垣芳太郎先生搜集到的复印资料。两年后，我还就老舍在青岛写下的短篇小说《丁》的英译本与原作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对于英语并不擅长的我来说，此文总有些不像自己所为的非认同感。而在参加老舍国际研讨会时，也有几次关于日本的“老舍研究会”和会报的发言。以上经历，完全是因为加入了“老舍研究会”。尽管为了发言和写论文也尝到过苦恼，但如果不写，就会失去更多了解老舍的快乐。正因为日本“老舍研究会”的设立和持续活动，我越发感到30年来我所受到的恩惠实在是太多了。通过该会，通过中日研究者的发言和研究成果，我不断受到启发。在中国召开老舍国际研讨会时，尽管我还未及备好论文，但也得到出席和倾听研究者们发言的机会，对此我很感谢。1989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我读到王行之先生的《我论老舍》时的冲击至今清晰难忘。当然，很多中国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还没有拜读，但计划埋头努力，以达到对老舍先生的更深理解。 恰逢这次为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在俄国举办国际研讨会之际，我想就使我受到恩惠的日本老舍研究谈三点内容： 其一，老舍之作品从何时被译成日文，现在已被翻译了的老舍创作的实际情况； 其二，我欲向大家介绍已持续了30年的日本“老舍研究会”及已被评价为“老舍研究会”支撑的《老舍研究会会报》； 其三，具体介绍近年“老舍研究会”年会中部分有特点的研究。 我力求通过以上三点，浅析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 一、在日本已出版的老舍创作(小说、戏剧)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