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化论史观与产业哲学若干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哲学论文,产业论文,技术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对产业哲学问题的研究。但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哲学的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等问题，而对产业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从科技哲学视野来看，产业哲学研究领域应包括技术与产业的关系。而从技术史角度考察产业形成、发展诸问题，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进路。从技术史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不认为产业的要素仅仅是技术，或把产业革命、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恰恰相反，正是通过技术发展特征，特别是技术发展的曲折性，可以说明产业并非技术的直接延伸或简单组合，从技术到产业是一种飞跃，产业的要素并非只是技术。但是，技术是产业的最重要因素，离开技术就没有产业。“从技术的观点看，产业革命就在于发明和使用那些能够加速生产和经常增加产量的方法：例如编织工业中的机械方法，冶金工业中的化学方法。”[1](P386)因此，从技术史角度分析产业哲学问题，能够具体说明或展开有关产业活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技术史的考察，首先涉及技术发展的总体特征，包括技术发展是连续、累积的还是飞跃的、断裂的？对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发展是“进化”的，它不是少数几个英雄式的发明家促成的一系列不连贯的飞跃所导致的，而是在“原有技术”之上的进一步发展，每一种技术都是一个连续系列中的片断；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发展类似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是局部的累积与原理性变革交替进行的。技术史观必然影响对产业活动的看法。本文仅以技术进化论为例说明。其他不同的技术史观，在有关产业活动方面也有不同的对应观点。
一、技术进化论的发展
据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马克思十分推崇这位科学家，呼吁写一部以进化论为参照的技术史著作。他认为这部新的技术史应该阐明工业革命从个别发明家的劳动中得益极少。马克思强调，发明是一种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个人的英雄主义杰作。①
20世纪上半叶，三位美国学者——奥格本、吉尔菲兰、阿波特在他们的技术发展理论中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技术史的英雄史观或无连续性的变革论史观提出了批判，提出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和累积性。[2](P186)吉尔菲兰对船的发展——从最早的漂浮的圆木到近代的内燃蒸汽机驱动的船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船的发展是成百上千种小发明的累积，而所有发明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经济史学家厄舍尔提出了一种发明的累积综合分析法——修正延续说[3](P25)，并提醒人们对创新的出现应该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认为重大的发明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对一系列小发明的累积整合而形成的。
20世纪下半叶，技术史学者乔治·巴萨拉以生物进化论为基本出发点，构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技术发展的进化模式。他认为，技术制品即“人造物”，也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丰富多样，不计其数，而且也存在着继承、变异、选择等类似于生物的进化现象。而人造物——不管是多么具有革命性的发明，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蒸汽机就是如此。巴萨拉指出，蒸汽机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先例的、突然冒出来的“人造物”，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事实上，在瓦特思考蒸汽机的改进时，英国已经有了可用于生产的纽可门蒸汽机，而且全世界一半的地区已经在使用这种机器了。巴萨拉甚至还把蒸汽机的“机械要素”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一些东西”以及“13世纪中国的东西”，“还有一些在基督诞生前1至2个世纪就出现了”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真空泵、活塞泵、蒸汽置换设备、机构连动装置。[4](P43)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人会认为，“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并且带来“全新的”、非继承性的技术呢？巴萨拉认为，这是因为起关键作用的先驱性的同类事物缺失或不为人知，人们都惯于遗忘许多小的细节或技术改进，“有时甚至故意贬抑关键性的先有的同类事物的功劳”[5](P64)。
著名科学学家约翰·齐曼领导的课题组的集体著作《技术创新进化论》也是用生物进化来隐喻技术发展机制的。他们认为，正如变异和选择的相继阶段的动态作用使得新奇的生物得以相当自然地涌现一样，新奇的人工制品在社会环境中也能够得以自然地涌现。技术的变化如同“基因”那样发生变化，而社会环境或者如同拉马克进化模式那样驱动技术变化，或者如同达尔文进化模式那样对技术基因的变化起着选择作用。他们的“进化隐喻通过聚焦于选择的作用而非有意识的设计，强调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促进技术变化中的重要性”[6](Piii)。
二、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联：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例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发展是进化的，那么就应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由某个发明家的重大发明例如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引发并且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完成的。瓦特蒸汽机的出现，与其说是产业革命的引发者，不如说是产业革命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技术并不是突然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实际上，中世纪后期欧洲就开始了脱离“古代技术”的量变过程，而近代产业革命不过是处在这一量变过程的终点罢了。恩格斯指出了中世纪在技术和生产上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它包括“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并认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7](P229)。
中世纪有着诸多技术成就。水磨有可能产生于基督时代[8](P57)，并在7世纪左右得以扩展。风车可能产生于11世纪。[9](P59)第一座精密的机械钟诞生于13世纪。[10](P151)玻璃、肥皂等“化工产品”也是中世纪的技术成就。在有了玻璃之后，出现了窗用玻璃和玻璃窗、油灯罩、远视眼用的眼镜。技术作为这个文明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范围不断扩大。通过渐进积累，磨或钟的内部构件逐渐完善。这不仅成为后来机器体系的萌芽，而且为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分工而过渡到工场手工业，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提供了技术基础。钟表计时、玻璃的技术发明与手工技艺也为后来近代科学实验提供了技术手段。中世纪的技术人员(通常是教士)掌握了大量的建筑、开矿、制造经验，并形成了新的传统。中世纪水力的应用引起了许多改进，尤其是为炼铁炉使用的风箱提供了动力，从而可以熔铁、铸铁。航海业也得到了发展，舰船造得更大，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连续航行。在失去了成千奴隶的巨大力量以后，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改用小块的建筑材料来建造当时高大的纪念性建筑物。
对中世纪的技术成就的重新认识，使得一些人产生贬低近代科学革命甚至工业革命的意义的倾向。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匈牙利历史学家拉兹洛·马凯对此补充说：“工业革命也同样不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是在中世纪技术革命影响下自发出现的。”[11](P32)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甚至认为，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于中世纪的技术革命。[12]芒福德则否认蒸汽机对工业革命的主导作用，认为在16世纪之前所发明的水磨、风磨、印刷机、玻璃、钟表等技术，已经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巨大进步做好了准备。[13](P245)尽管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但从一个方面说明中世纪的技术成就不容忽视。
如果技术是进化的，那么，它为什么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进化速度，而且只是在欧洲才发生了技术革命以至产业革命？这正是技术进化论能够解释的，也是其学理的必然延伸。生物进化是生物自身变异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的发展则是技术自身变化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互动的结果。有益于技术进步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能够促进技术的进步与变革。
那么，在近代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方技术进步如此缓慢呢？齐曼等在《技术创新进化论》中以日本家畜及轮子使用量的下降为例来说明为什么日本和亚洲缺乏技术的巨大进步。在日本等国，面对人口密度大、土地相对少的状况，真正缺乏的不是人力，而是土地。因此，“决定其种植方法和实践的是获得最大、最好的收成，而不是我们所常常强调的最少人力和麻烦”[14](P99)。这使日本发生的是与工业革命不同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系列生态的、社会结构的以及人口的压力，共同使得日本经济转向一种典型的‘格尔茨’(Geertz)退化的形式……如果欧洲人碰到问题，他会试着应用更加精巧的机器来加以克服；如果日本人遇到难题，他会试着运用更多思想、社会组织和人力。一个导致日本的‘勤劳革命’，一个导致欧洲的‘工业革命’。”[15](P100)
而中世纪的欧洲“可能是第一个将其经济建立在非人力劳动、而不是奴隶和苦工基础上的社会”[16](P87)。它之所以从中世纪就开始“技术革命”，有制度原因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以“水磨”应用为例：“10世纪的水磨的扩展并非由于重大的技术发明……这涉及种种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农业中的变化，引进和种植新品种小麦，需要研杵小麦用的石磨；——开采森林，因而需要锯木机械化；冶金术进步和铁的需求，因而需要水力锻炉；——西部修道会的作用，它把真正的机械化政策带到它在全欧洲创办的几百个修道院内；封建制度的发展：因大别墅中成群的奴隶消失而缺乏劳动力……”[17](P170)《技术创新进化论》一书引用了芒福德的话：“多亏了风和水的这种卑微的服务，在没有奴隶制可资依赖的情况下，博大的知识界(intelligentsia)才得以形成，伟大的艺术作品、学术成就、科学、工程学才得以产生。”[18](P88)
工业作为一种生产制度和组织，可能先于通常意义上的“产业革命”所处那个时期(1780-1960年)而出现。近代产业不完全是像蒸汽机这样的机器的使用。诺思通过考察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后得出结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19](P9)近代产业的制度特征和主要社会特征是工厂制度、生产社会化等。而这些，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之前早有端倪并不断得到发展。正如诺思所指出的：“产业革命前大工厂已经存在，蒸汽机在詹姆斯·瓦特蒸汽机之前已经在煤矿使用了几十年。”[20](P182)他还说：“我所理解的产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以取代中世纪的城堡约束。市场规模的扩大也诱发了组织变化，组织从诸如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走向专业化。”[21](P188)
在上述意义上，工业革命与其说是蒸汽机技术革命的结果，不如说是这一革命的加速器，或者是营造了齐曼的技术进化论中所说的“有利的社会环境”。当然，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又反过来大大地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以至于成为后者的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事件不是起因，也不应被看成是起点。
三、技术的产业化：从人类学意义上的能力到社会生产力
技术革命，包括产业革命时期的技术革命可以看成技术的重大进化(以上只讨论第一次产业革命)，技术的产业化可以看成一次微观意义上的“技术进化”。两种进化都需要被环境所选择或适应环境，使得偶然的变异成为稳定的基因。
乔治·巴萨拉发现，有些发明在某一地区出现以后，往往被使用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又被长期搁置，有的搁置的时间甚至长达1 000多年(例如有轮交通工具)。[22](P11)这是因为技术的社会利用的关键不在于仅仅实现其自然功能，能够满足人类学意义上的需要，而在于把技术纳入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之中。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只是在人类学意义上表明人类又形成了某种新的手段或能力，但这种能力还不是社会生产力。从前者到后者，绝非单纯的“推广”和“应用”，而是系统对新要素的接纳和吸收过程，其中包括各自的变化和相互协调。以有轮交通工具为例，它虽然相对人力与畜力的徒步运输而言更为进步，但要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必须有相应的道路条件，而在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土地上和在丘陵山冈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这个要求很难达到。所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男男女女总是沿着崎岖的小径和难行的道路，背着货物艰难地行进。为这些货派人修路则是完全不必要的”[23](P10)。而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之间，近东和北非地区的人们也同样放弃了使用有轮交通工具，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在当时更高效更方便、而且适应当地自然和地理条件的运送货物和人的方式——骆驼运输。由此可见，连有轮运输工具这种简单技术的“产业化”也需要长期等待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
从科学到技术是一次飞跃，从技术到产业也同样是一次飞跃。这种飞跃其实就是它们的力量的社会化过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新的科技要成为生产力，不仅以原来的产业为基础，而且转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产业化过程。产业以技术为基础，但产业并不是技术向社会的简单延伸。从技术到产业需要时间，需要物力，需要社会的、经济的筹划。一项重大发明到商业化生产总有一个时间周期，这一个周期实际上就是产业化的过程，这说明从技术到产业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技术的产业化需要各种社会条件，原有的产业基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再好的技术设想也不能付诸社会应用。蒸汽机的产业化需要以机械制造为基础，而机械制造工艺不发达曾制约着这一技术的商业化。《技术史》是这样描述早期蒸汽机发展史的：“确实有某些因素在阻碍用蒸汽机快速取代早期的原动机。早期的机器制造商为熟练工程师的匮乏所困。他们的蒸汽机正如其设计所清楚表明的那样，是由铁匠、修造轮子的工匠和木匠各色人等凑在一起制造。当把零部件装配起来时，非常容易发生某些零部件不能工作的情况。瓦特发现，在格拉斯哥可以找到的由最好的工人制作的汽缸，其直径误差也达3/8英寸。”“当瓦特的专利权于1800年过期时，蒸汽机仅制造了约500台。”[24](边码163)除了原有的产业基础以外，社会经济因素也制约着技术的社会应用，例如，日光灯的发明因为与白炽灯生产者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被延迟了付诸商业化的时间。可见，真实的技术史充满曲折，而这种曲折实际上就是社会化过程的曲折。
四、产业发展、升级中的技术进化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发展是“进化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技术发展的累积性、连续性，这就需要对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有一种审慎的态度，进而对“跨越式”的产业升级持审慎的态度。因为按照技术进化论所强调的技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高级技术需要以低级技术为基础，“后来技术”都要依赖于“先行技术”，需要先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发生“变异”，进而产生新技术，那么，超越必经阶段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的。与此不无联系，钱德勒提出了商业组织进化论[25](P6-8)，纳尔逊和温特发展了进化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6](P9)。
当然，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产业发展跨越“梯度规律”又是可能的，因为技术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引进等方式来实现这种发展，这种跨越并没有否定技术整体发展上的连续性。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对这种意义上的跨越发展保持谨慎。因为，技术如果是进化的，那么不仅存在连续性问题，还存在“变异”与本土环境的协调问题。对一个大的国家来说，原来的产业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不仅并非一片空白，而且内容丰富而复杂，这就存在技术变化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的大问题。如果引进的技术超出了原有体系与之协调的能力，这种“跨越”可能是失败的。正如肖峰所指出的，技术引进还要借鉴进化的规律。[27]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适应环境，环境选择生物，生物变异中能适应环境者才能被保留下来，这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技术。不仅社会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技术成为现实的技术，而且，技术也是有地域性的，技术的引进也需要与本土化环境相互协调。正如盲目引进的物种有可能不能存活于已有环境，或者对原有生态造成破坏，盲目引进技术也同样面临这两种可能性。
引进技术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技术单向地适应本土环境。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产业环境也应该有利于新技术的融入。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产业环境能促进技术的进化，能够催生近代技术革命，而技术的引进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是产业实现反“梯度规律”的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
五、“拉马克式”或“达尔文式”产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和政策是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理论和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的起源也与技术史观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进化的，那么这种进化是“拉马克式”还是“达尔文式”的呢？拉马克认为生物具有变异的特性，主张生物是进化的，环境变化是物种变化的原因，环境起了变化，生物也随着发生变化，有的器官由于使用而发达，不用则退化，这样，变化了的性状(获得性)能够遗传下去。他提出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理论。而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最主要的是自然选择学说，其内容主要是“变异”、“过度繁殖”、“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理论，认为先有变异的存在，然后才有自然选择，自然环境决定这种变异是否存留。
如果技术进化是“拉马克式”的，那么环境是变化的原因，技术创新则属需求拉力型，是一种适应性创新：先有社会需要或经济需求的变化，然后这种需求的变化“拉动”技术创新。如果技术进化是“达尔文式”的，那么技术创新则是技术推动型，先是有技术变化或新的技术出现，然后社会需要对这种变化起着类似于自然选择的作用。
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往往是“达尔文式”的而非“拉马克式”的：“火”的利用显然不是起源于熟食、冶炼、取暖的需要——相反，这些需要反倒是在火的有效利用出现后跟随而来的；指南针肯定不是为了辨别方向而发明的；火药不是为了战争需要而发明的。其实，我们不必一一列举重要的发明事项来说明这一点。道理很简单：古代技术的出现往往来自天赐的机遇，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不大可能是人们为着特定目标有意为之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的出现。新的人工制品被接受往往需要等待，发明与需求之间并不完全契合。“汽车的发明并不是由于全球范围严重的马匹短缺。……运输卡车比汽车的接受速度就更慢了。……卡车制造商们在战后大量的院外游说活动合在一起使卡车终于代替了马拉货车……同汽车一样，对卡车的需求并不是它被发明之前，而是在此之后。换句话说，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车辆的发明创造了对汽车运输的需求。”[28](P7)前面提到的有轮交通或运输工具，在某些地区从其发明到广泛应用竟然存在1 000年的时间差，也说明发明与需求并不总是契合的，或者说，发明并不总是由“有效需求”拉动的。
到了近现代，随着技术知识的发展和科学的兴起，人们对技术可能性的把握和预测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去为特定的需求而进行技术活动。但如果人们能为特定的目标去进行技术活动，则极有可能是因为技术可能性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可能是因为科学进展)，因而这种技术活动仍可能是由科技推力引起的。
生物进化理论中拉马克和达尔文两种观点谁对谁错，迄今尚难判决，或许还需要更高层面上综合才能使两者实现统一。而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说”与“技术推动说”也同样存在争议。后来人们转而探寻能够综合地、全面地描画各种相关因素(科技的、经济的)作用的创新模型。于是，各种“非线性”创新模型出现了，这些模型要么是“回路的”、要么是“相互交叉作用”的、要么是“连锁—回路”的、要么是“耦合”的，甚至是“网络化”的。在笔者看来，这些创新模型回避了起源问题，或者混淆了创新条件问题与创新起源问题。创新的起源要么是来自技术变化方面，要么是来自于需求方面。或许两种创新模式都有一定客观现实基础，不同创新模式只是发生的几率不同而已。因此，产业政策或技术创新政策，既要着眼于提高技术的生存能力，提高其适应社会需求的水平，也要着眼于提高产业或经济系统对技术的有效需求水平，以此缩短有效需求与技术变异相契合的时间。
注释：
①参见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该书在“文献资料”部分(238页)提到马克思的原话出自《资本论》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