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途径论文,文本论文,批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67-006
近年对叙事伦理相关的理论研究日渐引人注目。从中西文学理论变革的经脉来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转型对意识形态政治化刻意逃避，文学回归“文学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商业文化兴起，文学市场化走向及价值失范，引发了文学批评重新关注文学在当今文化氛围中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以及文学在当代“和谐社会”的文化构建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等问题；(二)叙事伦理与新经典叙事学、文化批评，及传统文学伦理批评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叙事文类研究方面显示出了文本分析和阐释思想的有效性，同时又形成对形式主义、技术主义及结构主义文本化倾向的纠偏；(三)当代文学批评试图在诗与史的纠葛中寻求打通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研究的途径，期冀艺术审美与价值分析完美结合。笔者在“读秀学术搜索”中输入“叙事伦理”关键词，中文文献检索出1990-1999年文章4篇，2000-2009年期刊文章224篇，专著4部。自20世纪80年代叙事伦理概念在汉语批评界出现以来，历经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一概念已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外部伦理介入与内部伦理的发掘两种批评的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知识内涵。
一、叙事/价值：搭建起文本批评的基本平台
叙事与伦理原本依据不同的学理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相异的话语方式。当“语言论转向”成为趋势，意味着学术研究提问方式发生变化：从研究“认识如何可能”，转为关注“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这为叙事走向伦理提供了知识合法性的基础，叙事伦理的概念生成。从其关注的领域来看，相对于当下流行的名目繁杂的概念、方法，叙事伦理贴近中国当代文坛创作与批评的现实，搭建起了文本叙事与价值研究的基本平台。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判断而提出的：
第一，叙事与伦理、价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深度的内在纠缠。首先，理安·艾斯勒在她的《圣杯与剑》一书中，以“圣杯”与“剑”为隐喻，描述了西方历史由最初的“男女伙伴”关系如何转向了五千年血腥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所走过的弯路，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趋向超乎寻常的技术和社会复杂性的潜在冲动，同样地，也存在着一种趋向更高的目的的人类冲动，趋向真理、美和正义。”[1]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的丰富为标志的，但人类历史每迎来一次进步，都会或急促或渐进地改变原本稳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信念，人类的心灵就会因此承受一份痛苦与失落。文学正是以叙事的方式重新叙述一遍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和失落，给人类的心灵以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相对于历史理性而承担着一份人文关怀的责任。其次，如解构主义所强调的“叙事的无所不在”。乔纳森·卡勒提出：“文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认为记叙在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个理论认为，不论是把我们的生活看做是通向某个地方的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还是对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我们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2]叙事既完整地记录了人类所走过的路程、所沿袭的生活方式，也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人类及个体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并在这一过程中整合、梳理着人类生活的价值秩序。再者，在文学语境中，围绕着“叙事即是模仿”和“叙事即是虚构”历来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带来对叙事概念理解的诸多歧义。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沿用“叙事的无所不在”，消解了叙事“模仿”与“虚构”的对立，强调叙事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作者、隐含作者、文本、读者在“叙事”这一点上统一于“文本”，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讲故事”的特征[3]。既然叙事贯穿文学活动的全过程，那么文学批评活动也应贯穿其整个过程，参与到文本建构当中去。这样就打破了文本批评的封闭性，为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切入文本分析的视点，勾连起文学的形式分析与文学价值判断的桥梁。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伦理-政治为立论基础的文化、文学批评共同构成西方文学研究中“伦理转向”，伦理-叙事融汇形成新的文化批评体系。西方叙事伦理研究主要分三种类型：(1)人文修辞伦理学。认为叙事可以帮助塑造读者的情感、自我和生活观，发展其道德意识。诺斯鲍姆的责任说、维恩·布斯的“书即友”、亚当·桑查瑞·纽顿《叙事伦理》及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等观点和著作，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修辞伦理模式注重研究文本自身的形式与伦理意味的关联问题。(2)解构主义伦理与他者伦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强调他者、自我和世界的陌生，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对传统“语法”与“修辞”关系的质疑，直指西方形而上学根基的虚幻性，强调文学意义的不可“还原性”，意义总是被“延异”或者说意义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希利斯·米勒的“修辞性阅读”，认为批评本身即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承担伦理建构的责任。(3)政治伦理批评，将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将传统人文伦理置换为新的价值观。如，女性主义伦理、后殖民伦理等，运用解构阅读方式，发掘元话语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揭示文学艺术如何遮蔽历史而彰显另类的历史，尤其是创伤性的历史，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4]。这些叙事伦理学研究在沟通话语的叙述与意义两个层面显示出文本批评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文学批评的思维形式问题。康德将人类的认识活动分为感性、知性到理性三个阶段。理性认识运用有机辨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揭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而达至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文学批评作为人类认识生活及自身的一种方式，在介入批评对象之前即已形成不同的流派与方法范式。换句话说，正因为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依据各自学理建构的“观念”互有差异，而显示出批评与方法的差异性。比如，社会学批评方法，它在社会生活历史层面获取价值灵感，从感性介入文本直接过渡到理性的阐释，而忽略了语言符号这一文学构成的基本元素，使得批评激情有余而不能抵达文学的本真。叙事学文本研究，比如，形式主义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等方法，每一案例都能作到精致，但仅将文学拘囿于语言符号内解读，批评也只能停留在知性的水平。叙事伦理以“伦理”为情感价值维度，横向引入叙事学和历史主义方法，纵向强调批评贯穿文学批评的全过程，这就使得文本批评立足知性进而形成分析与归纳、具体与抽象结合的辨证性的思维态势，夯实并开阔了批评的学理基础和学术视野。
二、伦理/叙事：伦理原则经叙事批评而建构
就文学创作与批评而言，创作主体具有选择和组构人物和事件，传达一定意义的自由。创作主体面对现实中的道德障碍可以通过文学想象除障，从而对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给出明证；而现实存在的欠缺的道德现象，但却被习俗认定是“合理”的延续下来的，可以通过文学的叙述行为重新布施，突出其敏感性，传导新的观念，实现伦理批判的目的。这是叙事伦理批评得以展开的前提，如前述，外部伦理介入即是指批评者预设伦理观念，介入文本而实现如希利斯·米勒所提出的批评本身即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承担伦理建构的责任，相应的批评方法如复叙事、互文性及复调叙述等。试举例如下：
第一，“复叙事”方法。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主要篇什中，娴熟地采用“复叙事”手法解读文本并将它发展为叙事伦理主要的批评范式。何谓复叙事？复叙事与西方文论中的“重复”(Repetiton)的概念相类，又接受了解构主义理论、接受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学理上从属于新经典叙事学理论范畴。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用“重复”一词讨论小说创作的重复现象问题时说，任何小说中都存在着彼此交汇共存的两种相互矛盾的重复现象，称之为“异质假性形式”，它还经常地出现在其他的文本中。德鲁兹在《意义逻辑》中把“重复”划分成了“柏拉图式”和“尼采式”两种意思迥异的类型。他认为，“柏拉图式”重复所产生的复制品虽然不同于模仿的原型，但总能找到一个坚实的、恒定的、不受重复影响的原型模子；“尼采式”重复则是异质于原型的。米勒在研究中发现“尼采式”重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能够产生“第三者”因子。比如，一只袜子可以被看作空袋子，同时又可以被看作一件礼物，当它被翻卷起来之后尤其如此——此时的“空”与“满”、“容器”与“容纳物”、“里面”与“外面”等概念不仅界线模糊，而且可以互相置换。空袋子和袋子里的礼物本来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可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由袜子这一形象——即第三者——而得到弥补。同理，在“尼采式”模式中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呼应产生的意义也带有第三者的特点[5]。《沉重的肉身》所运用的复叙事核心的意义，即通过对文本的复叙事，使得“异质性”的新的文本产生，而真正的“第三者”——“异质假性形式”成立。我们以“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文本批评来看，基本思路是[6]36-45：(一)以具体的艺术文本为个案，解构原文本定向或曰定性的思维取向，比如《牛虻》是关于革命与革命者献身、牺牲爱情与亲情的故事主题模式。(二)重新讲述原故事内容——是关于人的伦理的故事，亚瑟的偏执、残忍与脆弱，琼玛爱的负疚、无奈与极端，玛梯尼的痴爱与宽容，蒙泰尼的爱、忏悔等。每个人带着各自的性情，与外在的革命事件相遇，革命事件和个人情感负重纠结，个人的命运被抛入无法解脱的深渊之中。(三)“叙事的无所不在”。作家在叙事；隐含的作者在叙事，他控制着文本的叙事者讲故事；人物在对自己讲故事也对读者讲故事；读者在阅读理解中给自己讲故事。所有的叙事在作者的干预下完成的一个关于伦理价值思想的建构。对文本的复叙事，凸出了文本的开放性、未定性，也在形式上为互文性批评提供了更多的切入点。
第二，互文性批评方法。互文性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新概念，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涉和互动性，这种互涉互动是文学构成的主要因素，那么文学批评就可以从文学存在的多重文际关系之中发掘和解读意义。我们这里提出的互文性批评，是指批评者依据一定的伦理预设，链接同一主题的历时文本，及作品自身所蕴藉的观念和人物意识自觉、读者的文学阅读的识见，在一个历时性和空间性的领域，比较其主题话语的延异，构成对一个伦理价值认同的批评文本。比如，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所要讨论的是一个传统的灵与肉关系的话题——身体的伦理。基本分析思路[6]70-79：(一)历时性主题的勾连和比较。古希腊“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面对卡吉娅和阿蕾特身体轻逸和沉重。选择前者就与邪恶淫荡相连；选择后者成就了自身的美德、美好。同样可以带来身体的快乐、幸福，结果却如此霄壤之别。现代启蒙之后，“十字路口上的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身体的轻逸又选择了特蕾莎身体的沉重。刘小枫给出结论，苏格拉底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身体感觉的差异性是事实的存在)，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精神/肉体，灵魂/欲望，人/身体，爱情/情欲，形成高贵与低贱，赞美与诅咒的等级判断。现代性尊重人的自然欲望、自然权利，认为无论怎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可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人托马斯就没有了伦理困境？(二)现代人仍然面临身体伦理的难题——轻与重，孰是孰非？特蕾莎因托马斯不断地背叛而开始探究身体存在的秘密。特蕾莎承认了卡吉娅-萨宾娜身体的自然权利，身体及情欲竟然有自体自根性、并可以不依赖灵魂获得欢乐。这一发现的背后却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把性爱变成那些荒谬动作的伟大时代。”(三)特蕾莎身体的沉重与托马斯对个体命运的理解。托马斯把个体命运理解为“沉重、必然、价值”(同一性、规范性、整体性)，他即是要萨宾娜式的偶然、轻逸对抗命运的沉重和必然。而特蕾莎的出现让托马斯产生了负疚感。为什么？阿蕾特-特蕾莎身体同样是沉重的，但伦理价值刚好相反，阿蕾特是神灵的伴侣，她的灵魂没有肉体的依托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而特蕾莎也与神灵有隐秘的联系，但她的灵魂与肉体属于此世，连同她的不幸在世间漂荡。特蕾莎的个体命运提示：肉体和灵魂各有对方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这两种能力的分离正是后现代社会的风景。当身体不再沉重，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处，所以，托马斯与特蕾莎相逢恢复了灵魂的感觉。刘小枫的结论是，表面上，赫拉克勒斯与托马斯做了同样的选择，其实不然，特蕾莎身体的沉重重新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个人性的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伦理其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在世态度。
互文性、复调叙述、整体细读等文本批评方法以一种多维的、可逆的空间范式代替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批评范式，文际关系网络和文学批评用语的更加丰富，为实现多元化阅读打开了视野。
三、叙事/伦理：由形式分析而发掘伦理的意义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叙事学研究曾经热闹一时，之后后经典叙事学也随即被译介进入国门，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根本的差异，在理论方面还没有转化、整合与建设起我们自己的叙事性文本批评理论体系。叙事伦理批评在观念上努力开启了审美与价值研究的思路，与外部伦理介入方法不同，从文本内的叙事形式分析而发掘伦理的意义，在打通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方法研究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试举例如下：
第一，“时间的伦理”被纳入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范畴，打通了叙事分析走向伦理建构的一条批评通道。一方面，时间是具有伦理性质的。对于个体而言，人是由日月星辰，潮起潮落，去感知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时间因此在个体的生命中显现出年轮；对于人类而言，时间始终携带着人类的精神历史前行，人类永远是站在现时的维面，回望过去，想象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都内涵着重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时间的线形流动与故事的时间性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叙事对故事的叙述只能是空间性的、共时态的，而叙事本身又必然要遵循语言的线形的表达秩序，所以对时间的“扭曲”是现代小说写作的基本要素。关于时间的文本批评的展开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伦理的面相。西方传统叙事学认为，故事是由开头、中间、结尾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线索，在封闭的文本展开叙事形式索解就可以获得文本的意义，因而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只具有叙事结构性意义。J·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则提出“开头”和“结尾”对文学批评具有积极的建构性意义。“开头”涉及一个悖论，因为“既然是开头，就必然有当时在场和事先存在的事件，由其构成故事生存的源泉或者支配力，为故事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事先存在的基础自身需要先前的基础作为依托，这样就会没完没了地回退。”[7]54这个悖论是时间性问题，因为“任何叙事文本，作为一种物质载体，都具有空间性的边缘，无法无限延伸，因为它定然会阻断本无限延伸的故事时间，使之暂时停留于文本物质层面上。”所以“故事的开头既身处文本之内，又身处其外。”[7]132同理“结尾”将故事戛然止住，表面上在给故事打结，实际上是在提问，预示另一个故事的开端。米勒认为，叙事从哪里开始与结束是具有深意的，从无限的时间中截取有限的时段，这有限的时段却能够彰显人生的真实经验和原本世界的意义，“开头”和“结尾”既是文本内时间延续又联接着文本叙事之外的时间，所以要将它置于文本外的语境来讨论。比如对《边城》的时间问题的分析，可采取这样的思路：(一)《边城》乌托邦伦理架构是通过对时间的“扭曲”来实现的。小说的情节启动是在第三节以后，日期是五月初一。叙事时间并未遵循故事(或自然)时间秩序，而是采用补叙和追叙完成故事的基本情节框架。这一时间的安排有意隔断了故事与外在时间的链接，一切的人、物、事皆发生在文本时间之内，无论是船总，还是船工；无论居家君子，还是红尘妓女，都和睦相处；还有翠翠俨然如一只小兽一般地健康、淳朴，“边城”里的所有人保持着自然地天性。作者借此让生活回到过去的时间，回到那个遥远的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野氛围中去[8]。(二)“开头”与“结尾”分析。小说“开头”一段，有意突出的是时间的空间性存在：“湘西边境”和简单的人伦关系交代，——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一切似乎回到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过去，沿着这个开头，故事徐徐展开。故事的“结尾”：天保在爱情失败后乘船离去而后葬身河底；傩送因哥哥的死满怀愧疚出走他乡；爷爷为此心力交瘁，散手人寰；翠翠黄昏渡口无奈的泪水，只是为了那一个无名期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边城》叙事对时间的处理自始至终都在努力营造一个与当时社会相背离的乌托邦世界。而结尾在给故事打结的同时，又颠覆了这个意愿，使得文本敞开了另一种想象。美之难在，生命不可解的伤神，哀恸弥漫着小说的叙事空间。在20世纪的30年代，沈从文的描绘梦牵魂绕的湘西，其间已隐现社会的风波，处处留下伤愁的印痕。文本分析在此处，就走向对沈从文作品的人文关怀、乌托邦伦理意象的总体归纳。
第二，视点分析、价值生成及判断相结合，为文本内外转换打开了又一条批评的通道。现代叙事文本伦理价值的预设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叙事干预。叙事干预往往又需借助叙事的视点(point of view)制约叙事文本情节走向及伦理意义的表达。具体地说，托多罗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种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9]叙事学对文本的视点研究就是要找出影响着叙述发展的“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或“某种方式”，即找出谁在看？从什么位置看？视点的“看”与“说”是讨论的核心问题。而且，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伦理意识是影响视点的主要因素。比如，洪之诚的题为《“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从叙事视点分析发掘文本的伦理建构的意义。《鼠疫》属于那种对历史创伤性“证言”的文本，文学的承担精神和“介入”意识特别地突出。但是，它并非激昂地宣泄，也非悲愤的控诉，而是以一种“第三人称化的第一人称”叙述视点，隐含写作的目的，提示作者的伦理姿态和“幸存者”意识。第一人称“我”的视点的“看”与“说”，意在表明“他本人的反应和痛苦同样是自己同胞的反应和痛苦”，“他感到他是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而第三人称叙述又对这种“以众人名义”的“我”的意识作出限制，不能让它膨胀成虚妄的夸张。叙述者一再强调“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这是以一种客观性的语调显示他的“知道”，同时也以对“无知”的警觉显示“我不知道”。洪之诚说，《鼠疫》始终贯穿着为爱而反抗荒谬、非正义，寻找出路的激情和勇气，但加缪其实“首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写作上的不懈怠，精益求精，都表明他是想进入他所说的由纪德作为守门人的那座文学的‘花园’”。苏珊·桑塔格评价加谬时说，在表现道德之美上，20世纪的其他作家也许比加缪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能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如此，道德美和艺术美还是不能不加区分的混为一谈；因而，“幸存感”也确实不能简单、直接的转化为“审美感。”[10]
此外，如布斯的“不可靠叙事”、詹姆斯·费伦的“伦理取位”、J·希利斯·米勒“修辞性阅读”等叙事学及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文本的伦理批评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要说明的是，西方新经典叙事学译介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的视野，为我们的叙事伦理批评提供可参照与借鉴的理论资源，外来的叙事/伦理可以帮助我们搭建批评的平台，但是特殊文化语境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决定着中国小说伦理的非普泛性。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当代小说叙事的批评实践来建构伦理的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边城论文; 叙事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