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一代研究者的观察与思考——在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上论文,新一代论文,研究者论文,讲话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唐弢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同时举行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是能够体现唐先生的一个基本精神的：他始终对青年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爱护；这可能有鲁迅传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显示了现代文学的某种特质的。我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唐弢先生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扶植的，尽管我认识唐先生时，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青年”。而尤其使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与唐先生仅有的一次通信中，曾有过的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的讨论。问题是由我给同代的学友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议论引起的；我在作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的论断以后，又作了这样的发挥：“(我们)每迈一步，都强烈地感受到与时代、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观念、思维定势、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以至语言习惯，对我们的束缚。于是，我们只能一面挣扎，一面前进。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形象，经常处于‘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与惶惑之中。我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就如鲁迅所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将不是由我们，而是另一代(很可能是好几代人)手中实现——他们处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理应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合理、更健全的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注：钱理群：《同代人的观察和理解——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世纪末的沉思》，113～11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唐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即给我写信，批评我在文章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在他看来，各代人都有自己可干的事，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大有可为的。读了唐先生的信，我自是十分感动；记不得有没有写回信，但先生的鼓励与期待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了。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昨晚我又重读了当年的文章与唐先生的来信，颇有几分感慨。首先注意的是一个事实：文章中所期待的“另一代”学人今天已经出现了，而且恰恰是我们这次评奖的对象，获奖者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多少有些进化论的痕迹；今天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开放、自然的心态来讨论各代人的关系：前一代人当然不是不可逾越，后一代人也不是注定超过前人；各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因此获得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而产生了讨论的兴趣：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出现的新一代学人，是怎样“找到自己”：形成自己的特点，获得自己的价值的?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一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指这次评奖的对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从成长的背景来看，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大学，在80年代末经历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以至危机以后，在90年代逐渐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与思想、学术的支点，而终于陆续发出了自己的日趋有力的声音的一代学人。
这一代中的一位学者薛毅这样谈到了自己在寻路过程中的“思考、困惑和矛盾”：“我在探寻我以前所信奉的一切的真理性，我在怀疑和拷问它们。但我并不愿意弃绝它们，而希望能够留下一些东西来。换言之，我既愿意做价值的批判者，又愿意做价值的守护人。这双重角色很沉重，有时不免相冲突，不免要去调和二者的紧张关系，不免无法真正调和，不免要重新思考那已经写下的文字。最严重的时刻能使我‘失语’，进入一种‘无词的言语’式的困境”，但也就是在对这样的困境的直面与挣脱中找到了自己“以后研究的新起点”。(注：薛毅：《无词的言语·后记》，256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我不知道薛毅的自白在他的同代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从中读出的几点意思却是我感兴趣的：作为90年代的学人，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前代学人，也就是老师辈的学者，以及80年代的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即继承、坚守什么，怎样继承与坚守；批判与扬弃什么，怎样批判与扬弃。而更为复杂的是，批判与坚守，有时是“不免相冲突”，而且“不免要去调和”却又发现“不免无法真正调和”。这样，对前人与前代学术的批判与质疑，最后都转化为对自我的批判与质疑，并不能不经常陷入“失语”的状态，即使勉力表达，却不能避免艰涩与缠绕：表达的困境背后是思考的困境，学术的困境与生存的困境。这样，就在90年代空前艰难与空前复杂而丰富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环境中，孕育出了这样的渗透了怀疑主义精神的学者——当然不能以此来概括这一代中的所有的人，但在我所接触的许多严肃思考与追求的年轻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大概还是真实的。记得当年汪晖在评论我的《心灵的探寻》时，曾经说过：“尽管他一再地谈及‘20世纪’，但从本质上说，他距离萨特、加缪、卡夫卡还相当遥远，倒是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有更多的关系。”我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是无法摆脱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启蒙主义立场)的；这或许正是在萨特、加缪、卡夫卡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试图质疑、摆脱，而又希望有所继承、坚守的东西——他们对萨特、加缪、卡夫卡也有所质疑。这就有了这次获奖者之一的罗岗对他的导师王晓明的这番话：“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和你们一样坚守它们。我们想要有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可这很难……”而且又有了王晓明对他的学生的困惑的解读：“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从域外传来的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非常犀利，足以帮助他们‘解构’昔日和当下的许多思想错觉，但同时，他们在80年代建立起来并据以整理——有时甚至是压制——自己的生活感觉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启蒙’、‘知识分子’，等等，也随之受到了质疑。他们并不放弃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难像十年前那样无条件地信奉它们。他们努力想重建比‘启蒙’更可靠的思想立足点，但当用福科式的眼光细细搜寻以后，他们却不无沮丧地发现，除了一个抽象的‘批判’的立场，除了从这个立场出发，借用合适的理论来搭建一些临时性的论述基点，就无法再有更确定、也更稳固的思想立场了。”由此而开始的将是一个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信念、价值重建的追寻过程。(注：王晓明：《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256～257页，罗岗：《面具之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所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在90年代，也经历了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质疑，以及质疑后的坚守，形成了一个“在质疑中坚守，在坚守中质疑”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立场。但从主导方面来说，恐怕仍然是沿着80年代的惯性一路走下来，只是没有了当初的自信与一往直前，而是多所怀疑与犹豫；而且因为自知已无大变动的精力与时间，面对矛盾，也就将其悬置起来，无力也就不想去解决与克服了。年轻一代则不同，他们前面的日子还很长，许多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困惑与痛苦，是比我们更为深重与深刻的。这一点，是我们考察这一代学人所必须注意并给予理解和同情的。
(二)
以上的讨论，或许有些空泛；还是回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范围内，作更为具体的考察吧。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年轻的学者在寻找自己的新的学术支点时，是从质疑既定的研究观念与模式开始的。那么，他们究竟质疑了什么?
我们还是从上海的另一位学者张新颖的自述说起吧。他在其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后记”里，这样谈到自己在研究中，“对既成的思路和方式的不安和疑惑”，以及从中挣脱而出的过程：“本来我的设想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当成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整体，就像一个生命一样，来描述它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这样的描述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提供一个相对独立和自足的系统。如果这样来描述和研究，一定会获得很多研究者的首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这样来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我们不但这样思考，也希望别人这样思考，更严重的是，我们希望事物也像我们思考的那样发生、发展，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可是当我真正深入到研究中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设想只能是一个设想而已，事物根本就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发生、发展。在研究中我得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看法：它不断发生，甚少发展，不成系统。在一二十年代就出现的现代意识不一定就在后来的时间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说不定多年以后还要重新来过；后来者的水准和高度不一定就超过先行者；它散乱地出现，不可能有一个自足的系统”。(注：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后记》，292～28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不难看出，张新颖这样的新一代的研究者所质疑与竭力要摆脱的，正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我们研究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历史决定论、历史进化论的，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如张新颖们所觉悟到的那样，按照这样的文学史观所描述出来的井然有序的合目的性的文学史图景，必然是对历史的简化和抽象化，“复杂化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史的原初景观就轻而易举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注：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1期。)这实质上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曲解。与这样的历史观同时受到质疑的，是对研究者自我角色的传统定位：长期以来，研究者都充满了自信，以为有权对历史事件、人物作出权威性的，甚至是“终审判决”性的评价，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审判者”的角色；而且我们还坚信自己能够发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阐释者”的角色。现在却产生了怀疑：尽管仍不能完全避免评价，但至少对评价权威性发生了动摇，更毋庸说“判决”了。有的学者因此而提出了研究者的“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定位，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史叙述策略的选择：强调突出历史事实的叙述，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原初景观”，不回避其中的矛盾冲突与悖论，突现历史细节，以“直面文学史的复杂的经验世界，直面原初的生存境遇”，(注：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1期。)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广泛和开阔的想象与评价的空间，等等。当然，对这样的角色定位与叙述策略，也同样存在着质疑，一切都还处在探讨的过程中；但研究者自我角色的认定的变化，仍是引人注目的。
历史决定论、进化论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的破除，也引发了对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曾有极大影响的借助现代性理念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的质疑。吴晓东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里，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体系中一直隐含着‘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模式，这种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之上，从而在价值判断上体现为新与旧的鲜明的分野。现代性的理念为历史的理性注入了价值论的依据，因此，那些无法纳入革新、进步、未来范畴的事物，都可能因其保守、落后、垂死而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被历史的记忆所淡忘”，“线性的价值准则从而导致了单一的审美判断和取向。我们很难看到那种新与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也很难看到超越于传统——现代之外的更具兼容性的审美视角”，由此提出的是“重建更为复杂的文学史叙事，以及重建更为复杂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历史脉络”的任务和目标。(注：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1期。)这自然是有启发性的。
思考更深入一步，就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未加论证即作为前提使用的命题、概念和价值标准”提出了质疑和反思。罗岗正是在他的系列研究中不断地提出追问：何为“文学”?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文学”?如他自己所说，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些“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恰恰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被当做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加以接受的”，于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语境，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简化了由多种力量共同铸就的‘文学’的复杂涵义”。这样，“文学”(“现代文学”)就成了词典、史书与课堂上的“一种知识，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却失去了和历史的鲜活的联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分类、规划和评判的标准，却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思起点”：“社会历史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将‘文学’建立起来的”，“‘文学’又是如何透过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产出来的”，也就是“文学”是如何“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现代文学”的观念与体制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注：罗岗：《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起点》，《现代中国》第2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罗岗在他的获奖论文《“分期”的意识形态》里，又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为个案，把追问指向关于现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即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研究，竭力揭示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时间’和‘分期’的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他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与目标：将“已经被‘自然化’的新文学历史再次‘历史化’”，以求“从变迁的历史中，从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中来重新理解新文学”。(注：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卷2期，2001年3月。)这些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建构的研究(有学者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研究，包括作为文学制度的社会背景的“知识分化与新式教育，大众媒介与都市文化”的研究，“文学社团与组织制度”、“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文学媒介与传播制度”、“文学审查与评奖”、“文学的接受与反应”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注：参看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对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其出发点与研究动力也许并不尽同于罗岗，但其对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推进，却是显然的事实。
也有的年轻学者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几乎是不易之论的观点，提出质疑。刘永泰在他的获奖论文《人性的贫困与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就对沈从文研究中“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而轻视乃至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这样的倾向，其实不仅存在于学术界，在90年代的创作中也是相当“时髦”的。作者从“人有丰富的规定性，人性结构是人的多种属性的统一”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出发，对沈从文作品中所建造的“人性神庙”及其意义作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很多人都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这样的观点直到8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流行的；而沈从文却看到了“发达的社会性非但没有促进人性结构的优化，反而使人的自然属性的正常伸展受到严重压抑，整个人性结构处于扭曲变形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作者同时提醒人们注意：绝不能因此而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未受文明污染的爱情”视为“健全的人性”，因为“那是人性的诸多要素没有充分展开前的原始的完满，原始的丰富”，而如马克思所说，“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注：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作者的具体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如我在给罗岗的“获奖评语”中所说，“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它打破了囿于既有‘结论’，在使其精细化或重新组装上‘大做文章’的学术研究的平庸状态”，“这样一种‘重新研究一切’的胆识，‘发现并提出问题’的眼光与能力，显示了年轻一代学者可贵的学术锐气，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我在前述评语中，紧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而作者又没有陷入空泛议论或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现象进行精细的个案分析……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把自己的‘置疑’放在‘理解’的基础上；这样，作者提出的问题就能够真正成为‘学术问题’，而不是媚俗的炒作。这是更为难能可贵并应予以提倡的。”这里所提出的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非学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重新研究一切”，其内含的是在扎扎实实的知识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怀疑精神，是对中国文学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严肃思考、研究与反省的科学态度；在具体操作中，它又是以大量的原始史料的重新发掘与审视为基础的。我注意到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回述自己的研究历程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在图书馆里孤苦读书，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的情景，这对于我，正是十分熟悉的：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与要求我们的，唐先生、王瑶先生……都是一再强调要多读旧期刊，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历史情境中去。这可以说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好的经验与传统：学术视野的新开拓必然带来史料的新发掘、新审视，而学术的新突破又必然是以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托的。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研究一切”是应该以重读作品，重新接触、发掘第一手史料作为起端的。这样，学术的创新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
在“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觉的同时，还有一个“自立标准”的自觉。张光芒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里，提出应该“真正把中国现代启蒙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或个体来看待”，他指出：“任何外来思潮在本质上都必然是‘他者’”；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曾经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外来思潮如何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建构之中，这确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但却不能因此“从‘他者’的思想体系出发，以‘他者’的原理、范畴为评判标准，而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实性对应关系中，寻找其内在的思想理路与实质内涵”。(注：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2期。)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曾经受到所谓“撞击——回应”模式的深刻影响，而这一模式是有着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印记的，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是9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新一代研究者，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曾受到西方理论与西方汉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一种研究的优势——我在与这些年轻学者的交往中，就深深感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修养是远胜于自己的；但这同时也可能存在着一个“陷阱”，即很容易驾轻就熟地将自己的研究强纳入某个现成的西方话语体系中，成为证明某种西方时髦理论正确性的例证，从而失去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某些“新潮研究”的致命弱点。现在“自立标准”问题的提出，表明新一代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新的自觉，这对于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双重独立自主性，自是意义重大的。年轻一代这样的自觉意识，与前述“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觉，在我看来，都会对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三)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观念与研究思路的变化。下面，再具体地讨论这次获奖文章所显示的研究的若干新的特点。
首先，有好几篇论文都把目光转向现代文学的起点，进行溯本求源的“发生学”研究，而且处理的是两个最关键的、难度也最大的问题：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形成。这十分引人注目：它是最能显示新一代学者的眼光、魄力与研究实力的。王风的获奖论文《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以刘师培为个案，把对新文学的探源伸向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一个有着明显学术渊源的带有纯文学倾向的传统文论体系，如何在晚清的背景下与西方学说发生某种契合，在某些具体学术论争的刺激和推动下，出现了现代转化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通过作者精细的辨析和梳理得以呈现，并借此“展现晚清文化某种气质”，也使“读者对先驱者当日探究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进程的艰难起步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注：解志熙：《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获奖评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3期。)这也显示了中国学术界跳出了前述“撞击——回应”的简单模式，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时，所获得的是一个更加广阔、也更加丰富的研究天地。旷新年的获奖论文《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针对“将纯文学的观念未经反思地和非历史地使用，并且因此将其他不同的文学观念轻易地排斥和否定”的倾向，指出“文学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不断变化的概念”，并从这一基本视点出发，特别关注“文学”这一概念如何在中国现代被不同的知识不断诠释，并强调“文学并不能仅仅从文学的内部获得理解”，因此，着重分析了“文学与启蒙”的关系，以及“现代的文学独立的复杂动力”，认为“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推论，同时又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抗与批判，是现代性复杂的、辩证的展开”。将王风与旷新年的论文对照起来看，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年轻一代学者的不同学术风格与追求，这是很有意思的：或以精细见长，或以视野的阔大为追求；或着意历史演变过程与情境的辨析梳理与描述，或着力于历史事实考释基础上的理论概括与深度探讨；或将“问题意识”有意隐蔽于历史叙述之后，或自觉地与当下现实进行对话。这两种风格，各有其长，也各有其“陷阱”：前者应忌“小”，后者要防“空”，因此，是应该互补的；但具体到个人，某种风格的形成，是由各自的学养、气质……决定的，不能也不必轻易变动，只要对可能的危险有所警戒，并作适当的微调就行了。
张桃洲的获奖论文《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对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换中的最大难点：新诗语言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正如解志熙先生在《获奖评语》中所说，这是一个因为“实践上的曲折多岐和理论上的众说纷纭”而成为“极需讨论而又难以言说的问题”，作者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难题，而是着力于将“问题的症结”揭示与呈现出来，据此而提出了关涉新诗“语言资源”、“语言质地”与“语言风格”的“白话与欧化”、“古典与现代”、“口语与书面语”三大关系问题。问题的廓清与提出，就提供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的一个起点：这既显示了作者提出与发现问题的能力，又表现了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的一种清醒：这两个方面都是难能可贵的。记得当年我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时，即已意识到现代文学语言(也包括新诗语言)问题的重要性，黄、陈二君还因此产生了研究的冲动(我则一开始就望而却步)，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终于未能着手进行。现在，终于在更年轻一代这里开始了对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难题的攻关，这是可以从中看到学术的进展的。而且我们注意到，有志者还大有人在：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在这次评奖中，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高玉的《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也受到了重视。以后又读到了郜元宝的有关研究论文，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表明，现代文学语言的生成与发展的研究，将是一个具有生长点的研究领域，并且有理由期待，经过艰苦的努力，会有更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
这一次获奖论文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学的起点、原点，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作家“基本词语概念的梳理”：这同样也是一种“溯源”的研究。郜元宝的《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对鲁迅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心”的概念，进行了细密的考释，并努力揭示其多层面的丰富内涵，使学术界过去所忽略的鲁迅与传统心学的关系得以呈现。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与批判》，对鲁迅早期著作中的“自我观念”与“科学观念”进行剖析时，拈出了“神思”这一核心概念；强调鲁迅思想的起点与指归，始终是“人性”与“精神”的发展；因此，他所关注的是“科学自身的产生、发展与‘人’的思维特性的关系”，在鲁迅看来，“‘科学’的真正根源应该在‘人’所具有的‘神思’”即“主体能动力、想像力”，而且“语言、艺术(神话)、宗教”也同样是“人类‘神思’的产物”。张先飞的《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20年代前期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在考察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时，别具眼光地抓住了其在1922年发表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所提出的“求生意志”与“求胜意志”这两个“基本范畴”，并进行了周详的解析，指出周作人正是通过这两个范畴的提出，消解了他早期“人学”观中的自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的内在矛盾，在放弃了社会改造的诉求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向完全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精神能力的发展，从而完成了新的“人学”观的理论建设。经过这样的梳理，就使得周作人的“人学”观的内在发展理路及其核心内涵得到了一种新的有一定说服力的呈现。在我看来，几位年轻学者对现代作家的基本词语概念的溯源性的研究，是以新的研究理念作为支撑的，即是强调研究对象的独立自主性，自觉地以其自身的独特话语来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将其纳入到某一既定的他者的话语体系中。而前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研究对象新的发现，看来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孙犁与赵树理的两篇论文，在这次评奖中受到了特别关注。这是因为人们在反省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时，发现在强调曾经被否定、抹煞的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又产生了对革命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忽略与遮蔽。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思路却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一方压制一方的等级叙述。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研究困境，近年来开始有一批年轻的研究者重新观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并力图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与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次获奖的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与范家进的《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在这方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杨联芬的论文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进入她的研究对象：“孙犁是主流作家中很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接受的作家”；也正因为如此，用艺术论与政治功利论来阐释孙犁都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有所揭示又有所遮蔽的，这正是孙犁研究难以深入的症结所在。现在研究者跳出单一的、预设的价值尺度，直面孙犁“这一个”独特的生命的存在，艺术的存在，就有了自己的独特发现：“人道与革命的调和与它们事实上的难以调和，就成为孙犁一生精神焦虑的根源，也使孙犁的精神形式显出一种独特——一种既‘旧’且‘新’、正统与偏执共存、保守与激进兼有的充满矛盾的独特存在”。当然不能说“孙犁之谜”就此解开，但能够给关注孙犁的人们以启发则是确实的。范家进的论文则是从一个独特的、因而不免是“奇怪”的问题进入的：自觉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他的作品在当代中国真的为农民所接受了吗?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更是出乎意外地揭示了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使作家与农民之间在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及生活方式上的隔阂和差距与日俱增，而且作家又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的教化责任之际，作家以个人身份体验和表达乡村生活的社会空间至少已在体制上被加以封闭”；意识形态的监控体制所培育的“批评家”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横亘于作家与他倾心关注的接受对象普通农民之间……这就使得像赵树理这样的真诚地要创造“工农兵文学”的作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尴尬之中。杨联芬与范家进的研究或许还有不够周全与充分之处，但却显示了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处理复杂的研究对象，追寻与揭示作家创作与所处时代政治、文化……体制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潜力。而这些方面的深入开掘，将会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发展，这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综观这次获奖论文时，经常感到许多文章无以归类的困难。这种难以纳入某一“普遍倾向、潮流”的现象，恰恰显示了研究的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在勉为其难地作了前述归纳以后，只能作一些单个的介绍与点评。郑家建是一位有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自觉追求的年轻学者，他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的起点，同时又强调要把“文本主体化、生命化”，因而“力图把对‘语言’、‘创作思维’、‘文体’这样的内部研究与对作家心灵的解读结合起来，走一条‘作品文本→作家心灵’的双向对读的研究路线”。(注：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他的获奖论文《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即是这样的追求的研究实践。以他的导师严家炎先生所说的较好的“审美直觉力与感悟力”作为基础，他用“戏拟”概括《故事新编》语言形式的主要特征——在我看来，这是有相当解释力的；并对“戏拟”在文本中的各种形态，作了细致的分析，又于“戏拟”所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扭曲、躁动中，努力揭示其隐现的晚年鲁迅某种不安、苦涩的情绪及变幻复杂的“内在心象”。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是对风行一时的脱离文本作不着边际的发挥的疏空学风的一个自觉的反拨，也是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与尝试；在我看来，“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功，是最能见其功力的。而王毅的解读，既注重《诗八首》内在结构的分析，细心地捕捉词语的启承，诗思的运行，又于诗人明写暗点之处，时作点拨，揭示了隐于爱情背后的生命宇宙的追问：这样，作者就对研究界众说纷纭的穆旦这首代表作，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者的“发现”。而作者通过细读引发出的对穆旦诗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讨论，对学术界很有影响的“穆旦对于古代经典彻底无知”论的质疑，更加显示了文本细读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作者格非在获奖者中间，以他的作家与学者集于一身的特殊“身份”而引人注目，他之得到同样兼具作家与学者风范的唐弢文学研究奖，本身就是格外有意义的。而格非也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如评论者孙郁所说，他“不仅在文本的细读上多有内蕴，思考的方式亦多奇思”，“理论思考与感性分析运用得较为得体，对目前流行的八股化研究文体，可谓是有趣的反动”。(注：孙郁：格非《<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获奖评语》，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3期。)倪婷婷的获奖论文《“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作家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极难把握、又极有吸引力的领域，作者的研究却显得游刃有余：既“进得去”，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敏锐的感悟力，从新文学阵营中的“名士”放达、隐逸的表象，看到背后更为幽深精微之处；又“跳出来”，以研究的距离感与历史感，作冷静的观照，强调“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以及他们中国名士风的创作，其可取之处与致命弱点几乎融为一体”。《论钱钟书著作中的话语空间》的作者季进也是敢于给自己压重担的，他选择了一个难题：将钱钟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融于一体，作总体格局的研究；他又借助福柯话语权利理论，提炼出“话语空间”的概念来作这样的整合工作：这两个方面都很能显示新一代研究者的特点。在具体的考察中，他于人所注目的钱钟书的学问文章中发现了思想关怀，“既有对人事人情的透彻理解，也有对抽象哲理的形而上考索，还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光芒”；在钱钟书话语空间的独特性的探索中，他又发现了“中国辩证法”、游戏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这都能加深对这位最难处理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奇人”的理解。
(四)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研究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眼光，把握问题的学养，辨析问题的能力；一切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在形形色色的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的试验中，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都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的希望所在。但我们在作出“一切都在重新思考、探索”这样的判断的另一面，也是在强调现在还不是大收获的季节。从总体上看，依然缺少有分量的扛鼎之作，这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的。即就这次得奖论文而言，在具有前述明显的特色与优长之处的同时，大多数论文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明显的不足。我们为已经展现的可能性而高兴，但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学术的发展与突破，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的，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拔苗助长。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年轻一代，而且也包括老年与中年学者的研究，总体水平并不高，而且又确实存在着危机，这都是必须正视，应保持一种清醒。
应该承认，新一代学者今天面临的学术环境，比之我们当年，或许是更为恶劣的。学术的体制化、商业化，权力和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整个社会空气、学术空气的浮躁，都对我们的学术产生严重威胁。如何顶住这一切，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看到，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研究有可能走向脱离、回避现实，从而削弱其创造性、批判性的品格。而坚守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恰恰是唐弢等老一辈学者
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颁发唐弢青年文学研
究奖，不仅是对已有成绩的一次检阅，更是一个提醒：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
发扬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传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新一代学者所应肩负的历史
正是出于这样的期待，我还想说几句或许是在这样的场合不应该说的话。我们已经说到了新一代学者比之我们这一代，有许多长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每一代人也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新一代学者也不能避免。记得王晓明先生曾经谈道，新一代学者“很难长久忍受自己的努力的无意义”：“倘若你竭心尽力地……阐发哲人之思和历史之魂的意义，现实的社会和人心却尽往相反的方向滑动，日甚一日地陷入乏味、压抑和粗蠢，你会不会废笔长叹，甚至对自己整个工作的意义都发生怀疑呢?……会不会更进一步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发生怀疑呢?”(注：王晓明：《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文收罗岗：《面具背后》，25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我想补充的是，新一代学者还很难忍受自己的工作长时间地不被社会所承认，急于出人头地，恐怕是许多人或隐或显的冲动，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会不会因此而落入新的科举制度、养士制度布下的陷阱，以及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风尚的陷阱，并毫不知觉而逐渐沉湎其中，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批判职责，丧失了创造活力，使自己的精神与学术日趋平庸化，甚至导致精神与学术的堕落呢?而且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长处与特点，也同时预伏着某种陷阱。比如，新一代学者大都有浓厚的理论兴趣，读书甚多，但会不会因此而陷入“唯知识主义”、“唯书本主义”，把学术研究变成知识的炫耀、拼接与智力游戏，用既定理论来裁剪历史，从而根本丧失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与原创性?我和一些年轻朋友因此而想到，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中的“信仰，知识，经验与体验”的关系，恐怕还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新一代学者大都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不断为新的话题、研究课题所吸引；但会不会精力过于分散，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沉潜下去，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能将活跃的思想转化为厚重的学术?……我说这些，同时也是在反省与警戒自己。因此，我期待这次评奖能够成为一个自我批判的契机。我特别愿意和获奖的年轻朋友一起，借此机会，认真检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我们个人的研究，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可能有哪些陷阱：我们的根本问题究竟在哪里?——也许，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突破所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2003年7月16日讲，
2003年11月8日至14日整理，并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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