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述评
李闻笛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国内学界一直将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作为导致其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在苏联改革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成为研究特权演变、国家体制解构、国家治理失效、政治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失败等问题的内在逻辑极为典型的样本，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国别经验和历史教训。通过对近十五年来国内外对于苏联特权集团（阶层）的研究情况和文本进行分析，梳理了对于官僚特权集团形成与演变的三种研究进路：以历史主体和个人主体两种视角为代表的历史逻辑下的研究进路；包含结构主义视角、政治能动者视角、制度主义视角、非制度性视角的政治逻辑的研究进路；以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结构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隐形经济维度为代表的经济逻辑视阈内的研究进路。从研究内容、表达形式、研究视角、论据材料、研究方法等角度系统分析和反思了已有研究文本的价值，探析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研究维度和创新点，从而发现造成苏共改革失败的重大内生因素和国家转型中至关重要的制度逻辑，以为我国国家治理提供经验支持，不断丰富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转型的内涵。
关键词： 官僚特权；历史主体；信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激励机制；隐形经济
一、导言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对其亡党亡国的原因的探究和辨析一直存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在2000年之后逐渐成为政治学、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专业所普遍关注的热点，其中官僚特权集团作为内部的解构因素一直受到学界较高关注。2008年之后出现了理论框架和研究逻辑的重大变迁。究其原因，一是2001年恰值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度极大提高，并且出现了对于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反思热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受到苏联巨大影响的国度来说，也是政治社会层面研究的应有之义。总的来说，国内学界一直将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作为导致其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在苏联改革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成为研究特权演变、国家体制解构、国家治理失效、监督制度虚位等问题的内在逻辑极为典型的样本，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国别经验和历史教训。
二、近15年来苏联特权集团（阶层）研究概览
（一）文献检索基本情况
笔者以万方数据库作为主要的文献检索平台，以“苏联特权阶层”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可得文献142篇，以“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为关键词得到的检索结果为66篇。以“苏联官僚集团”搜索可得文献59篇，值得关注的是以“苏联特权集团”作为关键词，可得学术类文献42篇，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最近的十年之后，在2008年及之后的文献就高达34篇。以“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可得文献33篇。
图1 “苏联特权集团”研究论文数量图[1]
图1 “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论文数量图[2]
一般来说，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发表和更新的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问题的研究热度和总体态势。通过其中的差别更能细查其中研究视角的演变逻辑。2008年以后，国内学界在研究苏联问题上出现了由以“官僚特权阶层”为中心词汇转化为“官僚特权集团”的变迁，开始引入利益集团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放在国内政治学界的整体视域内，恰恰是国内主流学界开始关注和聚焦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分支——利益集团理论的时期，新的经济学性质的理论框架的介入，打开了对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乃至“苏联解体”等重大命题探索和开创性研究的新局面。
此外，笔者还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补充研究领域——地下经济进行了审视，将“影子经济”作为关键词，在知网全网搜得文献11篇，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重要补充，这样的研究体量明显还没有形成蔚然态势。
（二）相关研究文本的梳理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近15年来，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关于苏联特权集团研究经历了从单纯的“历史分析”，转向“政治分析”乃至引入“经济分析”为核心关键词的演进。一方面反映了对于苏联特权集团的研究已经从一开始单纯进行历时性的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研究进路和经济学理论并重的研究框架下审视特定历史阶段的视角和工具，另一方面反映了原有研究框架的失效和解释上的力度不足。
在强度分析的基础上，考虑涡轮盘多轴应力状态和平均应力，采用修正的Manson-McKnight法来进行多轴应力应变处理，并使用Goodman曲线进行平均应力修正。
此外，这一时期关于官僚特权集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硕博士论文主要都是聚焦于对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集团（阶层）的历时性的探析。
作者以部分网络书城、万方数据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等作为主要的文献检索平台，以 “苏联官僚集团”、“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等关键词进行书名检索，发现该类专名下并没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可见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系统之作。其中以俄罗斯为背景研究的有董晓阳 《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3]；其中相关的以苏联的官僚队伍的思想和理论素养作为切入口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 《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4]。其余的书籍主要是将“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作为研究的子集内容嵌入在书籍的相关章节里，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6]；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7]；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8]；关海庭，吴群芳《渐进式的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关海庭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等。
此外包括苏共最高领导人在内的苏共中央高级领导的个人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视角的溯源和研判。这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著、潘兴明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5）[11]；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10）[12]；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久加诺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如是说》（人民出版社，2015）[14]和《向前进》（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5）。[15]
通过对这些文本材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一，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部分史实，但是并未建构出合理的解释框架来解释其中 “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理想信仰丧失—苏联解体”之间的逻辑链。但是他们的对于苏共在30年代便经历的残酷的 “大清洗”等政治运动造成的大量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官僚干部的丧生和受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包括苏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学习造成的后果进行明确界定，从而说明党国精英阶层作为官僚集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放弃本来的精神思想和信仰会导致的严重危害。其二，相关研究并没有发现苏联建政时间较长的客观作用，大量经历过残酷战火考验的老人们都基本逝去，失去了这么一群率先垂范，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巨大影响力的官僚队伍，将权力折现的因子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言相对较大。
三、官僚特权集团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进路
（一）历史逻辑的研究进路
一般来说，近15年来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进路就是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三个维度。其中历史逻辑的研究进路是最为广泛、最为学者所热衷的研究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通过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进行事件描述以及质性分析，从而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源起、发展、特性乃至其影响作出研判。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是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铺陈，缺少对于事件过程中的行动者和具体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深描。历史逻辑的研究进路主要包括两种视角：其一是以历史主体的视角，其二是个人写实的视角。
2.经济结构的视角：经济体制的逻辑分析与溯源。在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少部分学者，诸如刘占虎[28]25等发现了经济结构的视角。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当中特权集团作为一种利益集团生成的制度逻辑，并以此为研究路径对苏联特权集团的生成和演变进行更为写实和具体的刻画。邢广程在他的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当中也渗透了经济结构的观察，他将苏联的经济模式定义为“政治化了的经济”[26]19，认为苏联经济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尺度，而以“计划”为尺度，这种尺度是人为的，经济是以政治目标为动向的，这种中央控制站为主的经济制度是没有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一旦行政命令体系失去推动力，苏联经济就会相应地失去动力，整个经济体系就会陷入停滞。
麦德维杰夫在这种视域内提及了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更宽泛的社会背景下的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型塑的一些决定性因素。总的来说，他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变迁过程的梳理，整合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特权利益集团开启的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路径，对其中党国精英扭曲的利益选择的途径进行了描绘，将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社会地位和特权代际传承的追求进行时间为进度的分解和阐释，从而尝试辨析其中苏联党国精英的利益诉求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动态失衡以及最终造成苏联悲剧的潜在因素。[13]259其他包括戴隆斌[16]、赵婷、王聪聪[17]、关海庭[10]2、吴群芳[9]2、赵鹤梅[18]、陈丽萍[19]、郭春生[20]都提供了相关领域的解析。比如说，胡扬和曹雪松[22]就苏联特权所经历的干部待遇特殊化、特殊待遇扩大化、干部特权异化、官僚特权基层固化等渐进过程，分析其中的演变逻辑和反对特权的困境。久加诺夫在《向前进》中则从反思20世纪苏联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从包括革命、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整套体系将苏联和苏共的发展变迁过程编织到他架构的分析体系当中。其对于官僚集团作为独立思想体系和行动能力的行动主体的研习分布在不同的章节当中，而不是将官僚集团和苏共灭亡的历史事件作为二元主体的互动本身开辟单独的章节进行分析。[15]335
2.个人写实的视角。在历史逻辑的当中观察到的是以个人对过往历史事件的写实刻画的文本，亦即以原苏共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中央高级领导的个人回忆录为主。这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的作者或学者有，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久加诺夫（后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主席）。这些作者往往通过对以往历史事件和亲身经历的回忆，通过对于当时政治和历史场景的回溯和再现，将当时的“宫闱”性质的、普通学者无法接触的政治事件以第一视角的发展历程铺陈在读者面前，分析那个时间段内某个具体个人的活动或者某个集体的发展，从而能进行评判政治行为的内在逻辑以及政治事件的发生缘由。
但是这种以侧重历史史实的铺陈和梳理为主的历史逻辑为进路的研究也存在相当的不足，尤其是个人写实的视角，无法建构起不受主观因素影响的史料选择、分析框架。首先便是在于个人耦合性的际遇和经历会诱致这种研究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其次，这批次学者多为当时历史演进的参与者、经历者乃至决策者，属于利益相关方，存在文过饰非、美化自己、夸大己方领导力量和政策正确性的可能。作为相关方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11]355、作为次级相关方且和苏共中央保持了适当政治距离的麦德维杰夫以及作为完全独立旁观者的康纳·奥克莱利对于苏联解体过程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之后的描述和分析上的非一致性正是表明了这一点[22]。而这往往会导致学者们根据自己有限的观察、经历提供出一种可能会掩盖真正变量的解释体系。再次，这批学者本身以行政见长，且往往是负责某一方面的高级官僚，往往对部分工作领域有所侧重，但并不对自己的外部环境的变迁有足够的审视和对整个国家框架内的所有政治环境具备良好的认知。总体上说，在历史主体的视域下，专注以时间节点作为重要节点从而推动研究沿着历史的纵深进行探索和讨论的方法，容易出现削足适履、放大自身所在领域作用，忽视差异性、动态性和其他领域的信息来源，而无法充分发现政治和历史运行的全部内生逻辑；在个人写实的视域下，在这样一种作为“局内人”的个人经历和观察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认知，很难说完整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发展图景的全貌，也无法充分展现对于政治活动参与单元 （作者本身需要对自身进行外部性分析）和政治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二元互动。
（二）政治逻辑的研究进路
1．结构主义的视角：回归结构本身。政治逻辑的第一种路径是结构主义性质的研究进路，以结构性的视角倡导回归官僚特权集团在整个苏联和苏共的政治体系和生态当中的功能、作用乃至更宏观的图景 （比如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进程）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这种带有结构—功能分析范式内的逻辑推演之下，苏联的最终崩溃可能是苏共的官僚特权集团质性分析的一种逻辑应然。
4.隐性经济的视角：官僚特权集团共同选择的非正式经济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典型代表是麦德维杰夫，他曾经对苏共的官僚特权集团作出精彩的分析，在他架构的理论框架当中，苏联是将倾之大厦，而苏共便是苏联的承重结构，他认为苏联的垮台是“承重结构的脆断性”，进而进一步探究苏共的脆断性原因就是苏共的官僚特权化，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作风异化和恶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正是这种脆断性最终导致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以及亡国之灾[13]278。而其他国内的学者比如项佐涛也认为“领导干部群体内部异化产生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23]其他中国的学者，比如李慎明、黄苇町、王长江[8]113、赵婷和王聪聪[24]等都是研析了官僚特权集团在国家体制内对苏共改革的阻碍和加速苏联解体的作用。关海庭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历史因素分析时曾将中共党内并未形成享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从而为改革的启动减少了来自党内的阻力作为主要的四个因素之一[25]；其在《渐进式的超越》一书中同样分析了稳固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巨大阻力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9]214；虽对这个维度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提纲挈领的研究维度，但是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深描。邢广程的研究[26]则是以苏联模式为其静态的、横向的内在构成作为其结构，以苏联模式的功能为外在的、纵向的、动态的行为，总体上构建了其关于苏联模式功能与强控制的苏联模式的结构和功能体系，并且定义这种苏联模式最重要的表征就是脆性、缺乏弹性，苏联模式结构由三个子系统构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而苏共内部出现监督、出现腐败特权和思想退化等原因作为对苏联的脆性社会结构出现偏离适应态的条件解释，从而论证了当苏联模式结构中的子系统之间的强控制和平衡态不能被维持，则会出现模式功效的递减规律，这种变形的、缺乏效率的模式会使得改革进入死胡同，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的崩溃。
（3）对于PC端上位机，实时切换用户的数据显示以及超出设定值的数据，提示窗口功能测试表，通过对系统的多次测量，提高整体的稳定性。上位机显示、窗口提示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学者或是建构了一种承重结构的理论框架，或是架构了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和苏共改革转型之间的二元互动结构，但是都没有对其如何在苏共内部产生和演进的原因进行仔细而系统的剖析，其研究内容是笔者在他们的总体上来看属于宏观历史演进中的碎片化推理中摘选而出，这一研究路径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因而，作为苏联如此庞大的国家管理的主导力量，将两千余万的党员干部完全从属于一个整体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本身可能有其失范之处，故这种研究进路同时存在比较宏观而缺少细微透视和解析的倾向。这种研究路径所架设的理论框架往往较为宏伟，但是对其中的主体以及主体内部的要素就疏于细查。
2．政治能动者的视角。学界在政治逻辑的范畴内，还有一种是将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视为政治权力竞技场的参与单元，亦即作为不同的政治能动者的研究路径。这种是将官僚特权集团内部进行分析和研究，关注不同的利益诉求群体并且寻找其中的差异，虽然其推理逻辑可能和结构主义的差距并不十分巨大，但是作为苏联开始进行转型建构的决定性力量，其运行机制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体的单向逻辑。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将政治能动者的内部研究分解为政治前提或动机以及行为特征两个子变量。因而，在政治能动者的视域内，首先就需要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内部是不是统一等政治前提或动机进行审视，而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内部本身不是统一的，简单地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能动者是失范的，存在不同类别的官僚，其一是做墨守成规的工作和对预算决策没有重大影响和决断权力的官僚，这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官僚集团种类，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权力的竞技场而直接发挥作用。其二是，负责社会经济政治的管理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执行层面的、可以和政治家们产生对话、并对预算决策具有一定影响的官僚，这是中级官僚，往往是处在通往权力场的入口之上。其三是由政治精英们组成的，他们往往是决策者和掌握权力的人，对预算拥有巨大影响作用的官僚，他们同时是权力竞技场之上的主要参与主体。久加诺夫在分析官僚队伍的时候，也是将人事权力和预算权力作为界定这一政治能动集团的主要指征。[15]157大卫·科兹和费雷德·威尔[27]在《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一书中提到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叛变了社会主义，在苏共高层，党—国精英成为了亲资本主义的阵营，并对改革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从而对官僚集团的内部以利益诉求的差别进行了分解，认定“来自上层的革命是诸多分力中最具有事实分量的互相交错的力量[28]，强调了不同维度上的官僚集团在面临苏共改革之时的差异性路径选择。
其次，对政治能动者的行为特征进行辨析。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中深刻分析了苏联和整个东欧地区的采取苏联模式的国家，他将苏东国家实际掌权的官僚特权集团称为“新阶级”，并将官僚特权集团视为一个特权阶级，这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官僚特权集团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从而实现对国有财产的占有和分配，这样影响了苏联政治与经济格局，并加速了苏共和苏联的垮台[29]。有的学者则对官僚特权集团的内在指征进行进一步判析，如同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所批判的西方学者的论断：“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是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来说，苏共都是多余的，但是无所作为的苏共却在领导着所有这些部门的工作。”[16]260王茹对利益集团的种类、层次进行了多元主义的划分，并且分析了其中对于权力和利益攫取的异同和对政治制度的不同性质的冲击[30]。这些都深刻揭示了苏共的官僚特权集团内部不同的利益诉求，已经享有特权和取得利益的高层官僚队伍和基层的政治能动者对身份、社会地位、权利等方面的追求存在一种体系化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在苏共作为政治能动者的内部分野的视域之中，考察不同层级的官僚集团之间对于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追求，审视他们在苏联的国家转型过程中角色和作用，可能会更加清晰地辨析作为政治能动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苏联和苏共制度变迁的具体功能和作用。
3.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交易成本与激励机制。以张延人、顾江[53]为代表的少部分学者提供了经济逻辑下新的解释方案和研究框架。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在中央统管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对官员进行激励，这就需要统治者进行制度变迁，以特权为手段，以效率为代价，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从而使得官僚集团在短期内呈现相对稳定性。总的来说，将腐败在体制中作为特权的替代物呈现，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租金。但是他们只是对这种解释路径进行了学理上的阐释，而未能结合具体的案例实现进一步的阐发。高明明的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54]，结合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对特权等级制度中的经济动力与交易费用进行分析，前文所述推行统制经济就要解决的对官员的激励问题，高明明不仅分析了这种动力结构背后的运行逻辑，还架构了以交易费用的影响为蓝本的研究进路，将官僚特权集团的成型归因于一种作为激励手段的选择。其基本逻辑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管理和监督体制的交易费用极其庞大，苏共中央采取（或者是默认）在基本供给之外将生产剩余进行再分配作为诱导性的激励手段，是胡萝卜的同时也是大棒，促使中央计划和政策落实到具体的生产过程当中去。而从官僚队伍方来说和中央进行合作可以取得额外收益。这样对官僚集团来说，特权作为一种社会分配被提供，而对中央来说，特权作为制度因素对官员进行规制，保证其忠诚度。
3.制度主义的视角。在政治逻辑的范畴中，现有文献的第三种研究路径是制度主义。其主要理论基础在于：制度作为在权力和金钱至上的政治约束，以官僚特权集团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在该项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产生继而获得变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使得制度变迁在不同阶段上发生变化的演变逻辑。具体来说，就是苏联国家开始进行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制度变迁会诱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参与单元（包括官僚特权集团）之间的议价均衡结果反过来又促成了利益结构和经济转轨，这种制度变迁的境况中，利益集团要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势必就要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形态、活动方式、政治参与等行为发生改变，从而对国家的改革的次序和设计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和作用。
陶林[31]，张兆刚[32]，赵鹤梅[18]150都是从官僚特权集团与制度变迁之间相关性的角度做了深度的研究。麦克福尔[33]则提供了制度主义研究视域下对于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制度变迁的失败的分析，从而辨析出改革的秩序和安排的体制问题，这种制度的调整实际上不是连续的、集中的，其受内部的政治单元（官僚集团）的影响，造成了苏联国家转型和苏共制度改革的离散，制度的动态渐进出现了不规则增量，也就是出现了总体的不确定性和出于内生利益诉求的异质性制度设计。总体而言，纯粹的制度主义的视角可以解释为何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下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化的内在驱动力，体认出制度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但是这样的理论框架（如果不考虑分利集团的解析范式的话）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官僚集团成为政治体制当中的捕食者，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对偏袒性政策进行掠夺、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和私营企业作为潜在的猎物（这种捕食者—猎物演化模型来源于张永璟的研究[34]），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正是在那个时空节点苏共的转型改革发生了体制性的崩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苏共高级领导人（比如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领导团队）以个人的行为逻辑对制度进行重大设计和改革的时候、苏共其他的政治参与者（包括大量的地方政治能动者和基层官僚）在整体运作机制下的大量官僚集团为什么产生了合谋的集体行动等问题，这可能就需要引入非制度因素的研究路径，而学界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
4.非制度性的视角：理论和信仰的作用。以蔡文鹏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苏共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官僚集团的信仰危机视作是苏联解体、苏共消亡的最主要原因。[35]他将信仰危机分作作为统治者的官僚集团和苏联普通群众等层面进行研析，从而整合出在苏共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系转型的时候，由于信仰危机的弱化而造成在社会经济政治功能等方面的全面衰退，从而最终导致苏联命运不可逆转的败灭。张静的《反思与批判——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学派》[36]主要提及了俄罗斯学者对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并将现有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别分为两个重要学派：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她分析了包括布兹加林等人在内的原苏共中央高层人员的思想和研究，将他们对于苏联灭亡当中官僚队伍信仰丧失作为多种结合因素之一抽离出来，用以解释腐败加重、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等体制衰败问题。在以非制度性因素作为研究视域的方面，还有刘舸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37]，这本书的独创之处在于它以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核心研究对象，以此为内在联系，通过史实和相关文件文献，对于苏共几任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进行判析，从而揭示了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由于政治精英构成的特权集团丧失了这种非正式非制度性的约束，才会导致苏联在由帝国集权腐败向市场腐败转型的错误路径越走越远。
从研究内容上看，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还比较集中于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生成原因、演进过程乃至最终对于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之间的作用。但是现有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廓清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从表述形式来看，目前学界尚未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形成统一的、规范的学术表达，在行文表述上发生了几次话语转化和交叠使用。
白虎喷黑风，风中有毒，以此侵扰老砍头；螃蟹挥舞大钳子，专攻老砍头下盘，别看它笨拙，打起来一点不慢；喜鹊在天上飞，眼一眨，眼缝中就射出细针，迅捷阴毒，防不胜防；红裙少女离老砍头较远，谁有危险了，它就扑上去解救。
总的来说，经历了长期的执政，苏共官僚队伍发生异化，尤其是长期的“勃列日涅夫稳定”之后，官员丧失革命激情和斗志，忘记了初心，导致了信仰混乱乃至丧失。而信仰和思想观念作为非制度性的软性约束一旦弱化后，便会出现整个国家治理系统内的紊乱，统治阶级和官僚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事务的管理效力会相应弱化，继而失去理想和信仰约束的官僚本身对于薪酬、权力、社会地位和额外所得的需求都远大于其个人的长期利益和理想，因而腐败和设租等代表性行为增多，官僚队伍就会接受将腐败和特权作为分配收入，以及中央政府和自己换取合谋和忠诚所采用的激励这样一种机制，并且心安理得地去享用这些正常社会分配之外的参加与中央合谋行为的额外收益，这就涉及官僚特权集团在苏联产生的经济制度逻辑为进路的分析了。
（三）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
1.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从“阶层”到“集团”的理论跃迁。通过对于论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学界虽然对相关命题的研究是以苏共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在行文表述上，却存在“苏联官僚集团”、“苏联特权集团”、“苏联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官僚特殊利益集团”、“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等学术话语的交叠使用。总的看来，自2008年开始，国内学界开始出现“官僚特权集团”一词来替代“官僚特权阶层”的倾向，这种理论的跃迁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利益集团的概念的引入。这种理论的基本解释就是大量的分利集团、分利联盟存在，这些分利集团的排他性、分利化倾向以及集团政治的非民主性等是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41]。
对于研究主体的名称的变迁转化，主要体现出了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研究的不同进路。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提到，官僚是国家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官僚机构就其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是国家的唯灵论[42]。国内学界首先使用的“阶层”一词的渊薮可能源自托洛茨基对于苏共党内官僚集团的界定：苏共党内的干部官僚化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尽管官僚集团通过垄断国家政权可以任意管理和分配国有化财产，但是，苏联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性质并没有改变;尽管官僚集团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源泉的国有财产，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同时，官僚集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也不能把官位传给下一代。这与传统的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总之，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苏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集团[43]。笔者推断，这一论断主要将官僚阶层这一语义用法正式确立了在大部分的传统的、以政治学理论的视角为主的研究中。因而，学界更多地将这一特殊性质的官僚集团称为 “阶层”或者“阶级”。
因而，笔者完全可以认为，官僚特权集团是一种官僚性质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所谓 “特殊的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特殊的利益集团”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利益集团，是通过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以损害大众和国家利益而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一般来说用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来表达倚仗特权牟取利益的社会群体。而官僚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就是官僚特权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其成员普遍具有公职这一特殊身份，而同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具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集团和执政官个人利益，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所属集团的特点，而这些团体或个人利益的获得是以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笔者称之为“官僚性特殊利益集团”，亦即“官僚特权集团”。戴隆斌根据苏共特权集团的情况将之总结为：“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之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44]”
赵婷认为：“官僚特权集团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一个‘新阶级’，这里的公式是权力—财产—新阶级”[17]91，简单来说指的是通过权力垄断，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对公共产品施行非公平分配，自己又享受特殊待遇的一群人。关海庭也曾这样论述道：“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代表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同样会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变成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并且这个过程有其自身的惯性。 一旦通过权力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就会拼命保护这些利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特权阶层。”它虽然被我们检索到的大部分学者冠之以“阶层”的称谓，但是自从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等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理论被引入我国之后，逐渐形成了以胡键（2004[45]），王殿文、李芳凡（2014）[46]，陶林（2010[47]，2011[48]，2013[49]，2014[50]），王茹[51]，孟晓东（2012[52]）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于“集团”一词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历史主体的视角。具体来说，在历史逻辑的研究进路当中首先观察到的是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回溯分析的一种主体式研究范式。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往往不是将需要研究的对象作为研究主体，而是在于打通不同历史和政治命题之间的领域限制，以时空节点为内在发展轴，从整个历史政治事件的视野去分析研究主体的连续性和必然性。一般来说，这种研究的进路不会专门构建起一个研究段落，而是通过对于各个地区、各个事件、各个阶段的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分析，在其中暗含了官僚集团如何生成和发展以及该集团作为政治能动者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等核心问题的解读和答案。
因而，通过对这类论文的统合和整理，可以廓清其基本逻辑是在集中统一的、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管理经济基本完全依赖国家行政,苏联的这种行政命令机制的强力推动往往会失去其动力资源，一是促使官僚集团没有内驱动力 （加上信仰缺失、理念混乱）进行生产活动管理和公共产品的有效分配，因而，公共权力机构当中的成员（也就是官僚）往往可以将手中的公共权力化为私用，或将这种公共权力本身视为既得的利益，抑或将这种公共权力带来的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其他特殊利益视为自己应得的好处；二是客观经济存量较好，社会生产活动比较活跃，权力寻租空间较大，作为官僚队伍的成员所能获得的个人边际收益较多；三是这种由上而下的中央统一安排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官僚队伍作为生产者（国家）的二级代理人迅速扩大，这为滋生前者提供了土壤。
相较于罗列经济层面的统计数据，这部分学者尝试以解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经济动力为核心的结构分析，已经在方法论意义和研究进路上取得了开辟性的成果。他们对苏联出现官僚特权集团及其影响进行溯源和检视，做了初步的经济逻辑上的推演，并且推断出官僚特权集团的出现，以及其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其来源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安排。其虽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却往往是经济发展和生产体系扩大的制度逻辑中演进的自然结果。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入组后,按照一般护理模式开展护理工作,协助患者完成信息登记和录入;带领患者熟悉院部环境,为其生活和就诊提供方便;详细了解患者病情,为患者讲解疾病基础知识,加深其对疾病的认识;强调宫颈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安抚患者低沉情绪,缓解其负性心理,以免其精神负担过重而引发一系列身心不良反应。
但是其对于这种动力资源的运行逻辑缺乏足够的透视，未能对其中的运行逻辑的基本动力——激励进行足够的重视和分析。
“找媒人上门求亲？他老公提了一把菜刀跑到秀姐的娘家，问嫁不嫁？秀姐说不嫁。真的不嫁。只见寒光一闪，他男人的小手指蹦出老远，血像自来水一样窜出来。吓得秀姐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秀就真的嫁给了这个男人。”
在改革进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授权进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存在较大争议。监察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体制改革超越了当时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采取授权试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革合宪性问题，为缓解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变通模式。但有学者认为，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没有全国人大授权，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的常委会，无权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15]。而“授权试点”是改革过程中的一项宪法工程，应当具有法律依据。这表明，《立法法》第13条能否为“授权试点”提供规范依据，如何使其具有更坚固的法律基础，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分析框架总结整合了激励的两个维度的作用，承认了尼斯坎南模型当中将在任期内实现最多的收益，其效益函数包括薪酬、权力、社会地位和额外所得界定为官员的基础目标的论断。[55]但是作为单一研究视角的激励机制进路也存在着研究的局限性，除开释力范围有限等研究路径的普遍性问题之外，其也不能针对不公平的再分配体制及治理困境提拱解决方案；此外，其在解释苏共改革初期同时出现的官僚集团阻碍改革进程的负向作用，以及官僚集团积极促进乃至异化改革进程的吊诡的、逻辑对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悖论也显得无能为力。
吊脚楼依山傍水，吸收青山绿水之精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营造出“天人合一”的奇特场景，也反映出土家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吊脚楼的堂屋在中间，左右两边分别用于做饭和居住，当地人称之为“饶间”，呈均衡对称特点。饶间以中柱为界分为两半，前面作火炕，后面作卧室。单体互搭成连排，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远观吊脚楼飞檐翘角，走栏周匝，腾空而起，轻盈纤巧，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
在苏联特权集团产生的经济制度逻辑当中，隐性经济便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研究视角。隐性经济，顾名思义，逃避税收、劳动力市场监管等“市场摩擦”因素而在官方的GDP统计口径之外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隐性经济[56]，其近义词就是影子经济。在苏联的主要表现形式就非正式非制度化的经济。国内外部分学者注意到隐性经济作为苏联特权集团产生的温床的基础作用。
现代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了信息化战争，而全息投影极高的仿真性、极强的空间感的特点，可以被用于飞机、船舶、陆地设备的伪装，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这弥补了传统伪装过于死板的缺陷，在现代军事领域的应用拥有显著地效果。
其一是地下经济，是法律禁止的那些经济活动，在苏联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有组织的经济犯罪活动，特·科里亚吉娜在1990年便分析到，在每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包括国营企业、各种组织机构当中都存在相当的经济犯罪活动，包括偷窃材料、挪用基金、贪墨供应等，这些犯罪集团发展特别迅速，其无处不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高层的官僚队伍中有保护者[57]。
其二是互惠经济，所谓互惠经济，或者说惠顾经济，便是官僚集团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和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互惠互利的机制[58]，规避体制控制的行为或者提供国家体制不能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劳务等。卡尔·波兰尼将经济形态分成三个种类，分别是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59]。总的说来，这三种资源的配置模式当中，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互惠经济模式属于非正式制度，其特征包括正式统计没有计算的商品和劳务生产等法律允许的各类经济活动。[57]40
由于权力寻租行为为代表的腐败行为的本质是一种对于社会生产（不公平的）再分配的行为，其本身是非生产性质的，所以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有正向判析，如亨廷顿认为腐败而有活力的社会优于一个廉洁却僵化的社会一样，认为一定程度的贿赂可以作为润滑剂提高社会分配的效率；莱德尼娃声称在中央计划经济之下，寻租行为能够堵塞国家分配体系存在的漏洞、弥补商品短缺效应[57]2。于是也不难理解冯佩成对影子经济机制和规范提供了正面的评价，他认为这种经济框架之外的经济形势，虽然造成了官僚队伍的腐败，但是其本质上是对苏联僵硬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所形成的短缺经济现象作出的反应，弥补了苏联官方经济工作中的缺陷[60]。迪·霍尔特布吕格虽然主要强调的是隐性经济的弊端，但是他也承认这种灰色市场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商品供应较差、服务行业不足的缺点，非公开的服务活动和辅助性的商品活动搞活了市场、改善了群众的供给。[61]
总体来说，隐性经济的视角提供给了我们对于苏联官僚集团成形、演变内部进行观察所需要的透视和解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其主要作用还是负面的[62]-[67]。
官僚集团在隐性经济逐渐机制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巩固，尤其是隐性经济从部分人的选择，到经济困难时期扩散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选择，可以视为是集体行动者的一种共同选择，获得了相应的组织形式。这样一种从混乱的、个别的相互作用转变成为结构化的、自我修复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回应机制，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市场和国家重合、国家职能变成套现工具的经济景象。在这种图景中，官僚特权集团通过对权力的垄断对非正式的经济活动提供庇护。同时作为政商关系间的中间人得到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和好处，该集团的腐败开始变成半公开的形式，大规模的、结构化的国家腐败在隐性经济机制当中蔓延开来，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成型提供了“原始积累”和物质基础。
“学生二食堂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离不开武汉帆程恒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用心、科学、高效的管理。”该校餐饮处相关负责人说，该校学生二食堂由武汉帆程恒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接运营，为广大学子提供餐饮服务。在服务过程中，该公司始终坚持专业性与服务性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保障质量、品质提升。
四、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一）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的反思
此外，通过整理科恩、大卫·科兹、麦德维杰夫、黄苇町、雷日科夫、李慎明的研究当中涉及苏联官僚集团所持有的理想信念的变迁情况：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都被处以极刑……1935-1939 年，近 100 万党员被害身亡”（科恩）[38]，“在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像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大卫·科兹、费雷德·威尔）”[39]。以及到后期，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60年代人”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这部分人成长于和平年代，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熏陶或影响，其实已经有了新的信仰，比如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信仰在苏联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变化（蔡文鹏）。[35]114除此之外许多干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日益淡漠甚至丧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苏共党内盛行 （李慎明）[5]311，70年代苏共高层的领导人活动中基本上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理论学习风气低迷（蔡文鹏）[35]113，“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在他们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的。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的动机”（黄苇町）。[6]131“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麦德维杰夫）[13]259”。“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雷日科夫）[12]9。1991年民调也证实了官僚特权阶层的思想的变化，“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2.3%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只有 9.6%”（李慎明）[40]。
回程在苏州，时已秋转冬，天气沁凉。晚上穿单衣找到个卖烤串的羊肉汤店，边抱怨天气凉得快边要了个葱段覆盖萝卜和羊肉的砂锅，一锅下去，觉得全身滚烫，寒意全都化作白气，冒到一佛升天。立刻觉得：“嗯，夜宵的感觉回来了。”
从研究视角上看，学界逐渐走出史学的范畴，开始引入相应的政治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乃至有部分论文尝试以包括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研究进路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进行研究。从学界的整体研究看，实现了从单一视角转向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透视。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一篇论文或专著能够结合多种理论框架的优势，建构起多元立体的分析结构。
从论据材料上看，目前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资料相对比较陈旧，部分论文数据比较陈旧，缺少数据文献的发现和深挖能力，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的文献基本全部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文本的解读、包括对部分领导人的回忆录进行梳理和整合，质性的研究方法占据了主流，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比较浅显。此外，在国别的比较研究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可供比较的分析对象体系和基本概念体系，从而真正实现学术成果的经验性和实用性。
最后从研究的体量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存量有限，通过万方数据库检索到142篇论文，通过整合和梳理，大致只有70余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再加上各种回忆录、相关的著作，大致在一百份学术成果以内。这种研究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的虚位相失衡的状态，正是说明了加快讨论相关议题、调整研究重点的迫切性，也就是需要催生对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的增量工作。笔者将根据前文已述的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评议的基础之上做出进一步展望。
（二）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研究的展望
1.扩充研究内容，厘清逻辑关系。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的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还比较集中于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原因以及演进过程，对其进行了过程事件的模式分析，虽然部分研究者都提及了或者说坚持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观点，他们的分析虽然较为具体，详细介绍和归纳了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自列宁时期便埋下脉络、该群体在斯大林时期迅速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式形成并达到巅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异化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或者廓清了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隐蔽性、扩张性等特性，但是对其弊端是如何作用于国家管理进程尤其是对苏联和苏共的改革试验造成负面的外部性效用并没有进行深描和逻辑上的梳理。总的来说，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未因此而被架构起来，现有著作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廓清出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强这方面的内容介绍和逻辑分析，乃至进行对于苏共尚存人世的苏共官僚集团的成员进行访谈调查，力求挖掘第一手的数据或者文献的实证支撑，试图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对于改革转型的异化作用形成完整的令人信服的逻辑闭环，是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
2.规范学术表达，统一理论概念。从表述形式来看，目前学界尚未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形成统一的、规范的学术表达。尽管都是以苏共党内的追求和取得特殊利益的集团作为研究单位，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基本相同，但是在行文表述上，经历了“苏联官僚集团”、“苏联特权集团”、“苏联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官僚特殊利益集团”、“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等的学术话语的变迁转化和交叠使用。从这些学术专名变迁背后的逻辑来看，一方面可以发现是理论演进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是部分学者对于学术概念的追求，造成了“官僚特权集团”的同义语在政治事件当中被滥用。这些不规范、不统一的表述弊端在于，其一，对于建立起完整的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理论体系产生不必要的阻力；其二，放置于更大的研究视域当中，对于建构苏共党史、苏联史、乃至大国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学术体系产生巨大阻力；其三，不方便对于官僚集团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因而关于“官僚特权集团”的内涵实现规范化和统一化的表述，首先要广大学者实现学术自律，对于基本的理论要有坚持和统一的思想，其次是需要可信、可靠的学术成果，使得相关学者们形成学术自觉。树立清晰的基本概念，这是进行学术规范研究的第一入口，是实现理论研究路径的整合和协调的第一步，只有在统一的学术理念基础之上，才能发现更多的学术理论生发点和取得更多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3.抓住政治逻辑，提供整体思路。目前来看，学界大多数文章和专著主要聚焦于对于苏共历史的历时性分析，甚至出现了部分分析内容重复等研究困境，不过一些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部分学者开始引入相应的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乃至有少数论文尝试以包括利益集团或者公共选择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研究进路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进行研究，虽然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进程来看，这是我们学界在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维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从学界对于苏联特权集团这一重大命题的整体研究看，实现了从单一视角转向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透视，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一篇论文或专著能够结合多种理论框架的优势，建构起多元立体的分析结构。如果分析困囿于单个理论框架，就不能提供一种整体性、客观性的视角。
笔者虽然提倡通过整体和全局的研究进路，但是研究视角当中的主要矛盾还是要厘清。其中的基础问题还是要抓住历史逻辑。对于史料的解读和数据文献的挖掘，提供了我们研究的基础。而分析的核心问题则是以政治的逻辑为研究进路，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资料进行政治分析是我们做研究的最重要任务。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框架内，以行为—制度的互动分析、过程—事件的分析、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作为研究方法，搞清楚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因素和演变逻辑。分析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更是对于利益集团的细查，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这一历史事实为学界提供了利益集团的负向外部性效应的绝佳案例，也是我们对于发现国家转型中的主导因素、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机制，以及发现诸如“为什么有的国家改革成功了而有的国家重构和转型失败了”等重大政治学命题提供了经验实证的机会。因而，运用不同研究理论，架构起系统的交流渠道，实现对于相关研究的立体透视，建构起以政治学分析为核心的、多维度多学科的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才能使得我们发现国家转型中的决定性因素、发展路径变迁的逻辑，揭示现象和历史进程背后的隐秘机制和内在规律。
Analysis of ecological wisdom of Quanzhou traditional houses
4.建构分析框架，创新理论应用。总的来说，目前现有对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分析中的理论架构还比较传统，往往聚焦于史学的视角，提供的理论依据还不够充沛。今后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还可以进行深一步的挖掘和理论上的创新。
比如说，笔者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完全可以被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这一理论模型的设计之初主要是指向企业的管理经营问题，但是在苏联的国家管理过程之中，可以发现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脉络，这种公共权力和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市场视域和企业视阈内的相比有较强的相似性。具体来看，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活动的解释之中。公共资源在行政管理过程的分配之中，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信息等不对称指征，这些不对称性使得公共机构当中的代理人问题、棘轮效应、代理人寻租行为等问题多发。因而我们可以从这一研究路径去解释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张延人和顾江也已经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所做的对于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的研究做了初步尝试，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官僚集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必然会以特权为手段、以效率为代价，从而产生腐败的理论逻辑[54]12，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案例或者实证的分析。因而，笔者提出在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集团对特权等利益进行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取得，是为了实行国家的有效管理，以降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取得科层制结构中的官僚集团的合谋和忠诚，而采取的选择性、赎买性的激励机制。
具体来说，在苏联的国家管理当中，笔者认为，苏联或者说苏共的管理体系其实质上是多层次、多元主体参与的委托代理结构，其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结构，是苏联的全体人民群众作为公共资源的初级委托人，而苏共作为统治集团是代理人；第二层次的委托—代理结构是各级政府之间作为由上而下的委托—代理模式，苏共中央则作为委托人，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僚、基层官僚）则作为其具体从事社会和经济管理活动的代理人。由于苏共党政领导的人事激励和预算干预都是出于一种垂直的、中央集权的权力框架当中。苏联人民和苏共的目标函数以及信息不对称、苏共中央和地方官僚集团的目标函数以及信息不对称，都导致了在这种纵向的分权竞争体系当中，官僚集团会在最大化效用的驱使下进行短期投机、道德风险等代理人危机的行为。此外，在苏共中央实际把控的隐性的人事激励机制当中，这种激励方案本身的考核是苏共中央根据先前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价标准的构建，但是绩效情况虽然是下一级（地方和基层）的官僚集团的努力矢量，但是作为信息本身它又是为下一级的官僚集团所掌控，因而也会出现信息操纵等委托—代理模型失灵的状况。笔者认为面对苏共官僚特权集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多任务、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当中，委托—代理理论可以作为一种较为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被构建。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出现、演变乃至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正是说明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失效方案，而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可以成为我们建设腐败防治长效机制有效建构的研究方向和重要内容。
5.丰富材料数据，定性定量并举。总的来说，学界关于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数据和资料总体较为陈旧，现有学术研究不仅缺少对相关一手数据和文献的发现和搜集能力，对于数据和文献的挖掘和揭示背后一致的逻辑还相当不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及其影响这一命题属于历史上业已发生的事件，其一手数据和文献获取确实比较困难，加之时过境迁，也就更谈不上场景准入。作为一个文献收集法占据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领域，如何发现相关档案、文献和数据就成为研究的重要前提。
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是聚焦于质性研究方法，且研究方法不很清晰，比如在分析方面，有的文献虽然使用的是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但是大多数是事件的简单铺陈，缺少对于事件过程中的行动者和具体情境之间的互动的深描。也没有发现事件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更不要说建构起政治能动者——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和苏联解体之间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
播种花生时，一定要选晴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花生可以提前开花，有效避免干旱期，帮助提升花生产量，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遵照“尽早播种”的基本原则，这样可以增加有效积温，促进花生提早开花，也可以帮助提升花生产量。假设在某一时间段内下雨量大且集中，就会严重冲刷土壤，非常不利于花生的生长和总产量的提升。
跳出定性的困囿，在进行质性研究的同时，并举定量的分析方法。笔者认为可以从数据和文献的方面开始进一步挖掘，跳出目前的对于官僚集团的一些基本数字和文献的考量和纠结，而立足于数据的深描和分析。比如说在作中共和苏共官僚集团的比较时，对于广大学者而言，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开放的档案资料有限，学界在可资利用的材料中难以全面深入改革的内部挖掘更加详细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客观存在、可以观察到的官僚队伍变动情况的相关数字来建构当时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官僚集团的诸多指征。此外在已经建构的分析框架当中，需要发现官僚特权集团分析变量，比如通过1985年后苏共启动国家社会转型后的外汇输出的数值的变化，从而判析官僚特权集团成型，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数据流的基础之上判析是否对于私有资产的追逐构成了官僚集团鼓动和异化改革的动机，并可以将之与追求私有产权和苏联相关自由化改革举措的时间节点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相关性乃至因果关系的逻辑演变。
6.推动比较研究，提供国别经验。笔者认为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进行研究，不仅是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政治发展理论方面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对此进行展开讨论还可以提供在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内作出验证，用经验的实证去验证和修正理论，使之言之有物。在社会科学内部，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命题，有利于增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间在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交流。此外，从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上，苏共改革的迷失、偏离乃至最终的失败，也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提供警示意义，防止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和执政党本身的“脆断性结构”的演变。[13]260
还有这样的现象，家长描述生长痛在孩子增加身体活动、锻炼以后会更加明显。因此有观点认为这跟疲劳和大量运动后代谢产物在肌肉系统中的堆积有关，推论生长痛与过度活动密切相关。但针对儿童的这项研究尚无结论，更没有生长痛与过度运动相关的确切证据。也就是说，生长痛与运动有没有关系呢？没准儿。
这里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路径就包括对比在中共和苏共两党改革中的官僚特权集团因素，因为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虽然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官僚特权集团在苏联的存在和失格，以及其对于苏共和苏联亡党亡国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太多学者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官僚特权集团的阙如带来的正面影响作为研究的进路，也很少有学者将中共和苏共两党在各自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和策略进行历时性的政治分析，亦没有能够成功解释中共改革态势形成当中官僚特权集团缺失的原因。甚至，大多数学者主要聚焦于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而甚少关注中国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情况，甚至对中国改革当中官僚特权集团的缺位与否不能作出充分和准确的界定。因而在探析为何中共和苏共两党在各自改革后产生了命运上巨大的分野：一边是苏共和苏联的亡党亡国，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断改善。这样，如果从官僚特权集团这一研究维度试图对它在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中分别发挥的作用作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分析，以及论证两党在推行改革转型的初期，改革态势的形成与否的差别便是因为中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以苏共为研究进路可以发现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的形成和失格的状况。
综上，通过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备相当的研究价值。同时，发现造成苏共改革失败的重大内生因素和国家转型中至关重要的制度逻辑，使我们保证在复杂多元的社情国情中保有清醒的头脑，以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我们供给经验支持，从而不断丰富我们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内涵，坚持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和基本内核，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苏联特权集团相关文献数据[OL].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2019-11-14）［2019-11-1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search/searchList.do searchType=all&showType=&pageSize=20&searchWord=苏联特权集团&isTriggerTag=.
[2]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相关文献数据[OL].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2019-11-14 ）［2019-11-1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search/searchList.do searchType=all&showType=&pageSize=20&searchWord=苏联官僚特权集团&isTriggerTag=.
[3]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4]刘舸.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5]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7]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8]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113-116.
[9]关海庭，吴群芳.渐进式的超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潘兴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5：355-384.
[12]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3]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王晓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8-279，259-260.
[14]久加诺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如是说[M].胡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5]Зюганов.Г.Идти Вперед[M]. Москва：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5：157-159，335-336.
[16]戴隆斌.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17]赵婷，王聪聪.官僚特权集团对苏联剧变的影响[J].社会纵横，2012（12）：91.
[18]赵鹤梅.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原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3）：150-152.
[19]陈丽萍.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根源探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5)：59-60.
[20]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内涵界定、行程时间、角色转化[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9)：4-9.
[21]胡扬，曹雪松.苏联特权现象演化逻辑与反对特权困境[J].廉政文化研究，2013（6）：50-55.
[22]康纳·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M].沈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3]项佐涛.苏东“异端”社会主义者的反官僚化思想[J].青年论坛，2012（3）：71.
[24]赵婷，王聪聪.官僚特权集团对苏联剧变的影响[J].社会纵横，2012(12)：91.
[25]关海庭，田巍.当代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历史因素分析——以改革前三十年的历史为视角[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8)：5.
[26]邢广程.强控制、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和危机——对苏联模式的一般思考[J].东欧中亚研究，2001(3)：16-23.
[27]大卫·科兹，费雷德·威尔.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7-121.
[28]刘占虎.利益诉求：检视苏联体制走向终结的政治哲学视域[J].实事求是，2012(3)：25.
[29]Milovan 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M].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Inc.，1957.
[30]王茹.官僚性特殊利益集团浅析[J].中国经济报告，2015(3)：41-44.
[31]陶林.十年来国内关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研究述评[J].兰州学刊，2009(4).
[32]张兆刚.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政治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3).
[33]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4]张永璟.中国向一个威权市场经济的演化——一个带有智能设计的捕食者—猎物演化模型[J].南大商学评论，2013（2）.
[35]蔡文鹏.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4.
[36]张静.反思与批判——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学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2).
[37]刘舸.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38]Cohen， Stephen F.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Politics and Histvory since 1917[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55.
[39]大卫·科兹，费雷德·威尔.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0.
[40]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8.
[41]王殿文，李芳凡.从特权阶层看苏联败亡：从利益集团论的角度解释[J].长沙大学学报，2014(28)-4.
[4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70.
[43]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M].柴金如，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182.
[44]戴隆斌.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45]胡键.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J].俄罗斯研究，2004(3)：34-40.
[46]王殿文，李芳凡.从特权阶层看苏联败亡：从利益集团论的角度解释[J].长沙大学学报，2014，(4).
[47]陶林.论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J].求实，2010(7).
[48]陶林.论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社会原因[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6)：132-135.
[49]陶林.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历史演变及其深远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13(8).
[50]陶林.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对政治转型的双重影响[J].皖西学院学报，2014(1).
[51]王茹.官僚性特殊利益集团浅析[J].中国经济报告，2015(3)：41-44.
[52]孟晓东.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与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关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53]张延人，顾江.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J].经济研究，2001(10)：12.
[54]高明明.苏联官僚特权制度的产生和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4)：30-32.
[55]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8.
[56]刘军梅，玛雅科娃.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变化历程、影响因素与趋势判断[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1)：39-40.
[57]特·科里亚吉娜.苏联的影子经济（分析、估价、预测）[J].程然，译.经济问题，1990(3)：40-41.
[58]阿莉娜·莱德尼娃.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M]，王学东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4：1.
[59]邓伟志，秦琴.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2)：8-12。
[60]冯佩成.俄罗斯的影子经济与腐败[J].俄罗斯研究，2004(1)：13-14.
[61]迪·霍尔特布吕格.苏联影子经济形成的原因、范围和表现[J].东欧经济，1991(1).
[62]王林昌，宣海林.俄罗斯地下经济：现状、成因及借鉴[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63]肖文，李黎.地下经济：原因、影响及规模估计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3).
[64]时映梅.俄罗斯影子经济结构属性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4).
[65]陈支农.俄罗斯的“影子经济”[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1).
[66]宋景义，范敬春：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J].河北学刊，2002(4).，
[67]曹英华.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影子经济”比较[J].西伯利亚研究，2007(2).
A Review of researches about Soviet Union’s bureaucratic privileged group
LI Wen-di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always regards the Soviet Union’s bureaucratic privileged group 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collapse.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as well as its special role in the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Soviet Union,have become a typical sample of internal logic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privileges,the deconstruction of state system,the failure of state governance,the failure of transition of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etc.It provides important country experiences and historical lesson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ing the situation and texts of the Soviet Union’s privileged groups(classes)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15 years,this paper comb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to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privileged groups,which are：1.the research approach under the historical logic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nd the individual subject;2.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political logic including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ism,political agents,institutionalism,and non-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3.the research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ogic represent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public choice theory,economic structure analysis,New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and invisible economic dimens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reflects on the value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content,expression form,research perspective,argument materials,research methods,etc.,explor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innovation points that can be further explored,so as to find out the major endogenous factors that cause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of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and the vital system logic in 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so as to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our country,and to constant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bureaucratic privilege;historical subject;structuralism;belief;public choice theory;transaction cost;incentive mechanism;invisible economy;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9.04.011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4-0063-12
收稿日期： 2019-08-31
作者简介： 李闻笛（1989-），男，江苏扬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中国政治，俄罗斯政治。
[责任编辑、校对： 叶慧娟]
标签：官僚特权论文; 历史主体论文; 信仰论文; 公共选择理论论文; 交易成本论文; 激励机制论文; 隐形经济论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