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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雄伟的天安门开始寻访1919年发生的伟大运动的足迹，很多历史遗迹随着岁月变迁，已经消逝或改变，但是天安门作为政治中心的崇高地位不可能改变。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壮观和广阔的广场，1919年的天安门广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宽阔雄伟，原清朝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均在这一带，天安门至正阳门的南北路上，还东西矗立着两排厚厚的红墙，天安门的左右各有三座门挡住东西路口。当时这里交通方便、场地适中，所以群众聚会，多在此进行。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5月3日，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现北医三院）召开学生大会。这天是星期六，这个周末，整个北京群情激奋。这一天，陈独秀为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写下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这天的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1点，学生们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许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夜。
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四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在北京活动，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等都在北京活动频繁，许多青年正是在五四后经历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称赞《资本论》
五四运动真实的主题是什么？对理解中国今天的现实它的意义何在？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五四运动史》作者彭明先生。
彭明介绍，五四早期，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流行着互助论、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新思潮，有人称之为“中国式……主义”，现在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式的空想主义，但是不久这股思潮即告破产。马克思的学说早在世纪初已经出现在一些期刊上，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1912年的一次演说中，曾经称赞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所以毛泽东说：“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国民党在先。”
但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此之后，李大钊所做的大量工作影响了大量青年学子。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新青年》影响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青年，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潮流下，马克思主义也作为西方学说的一种，比较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并迅速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非常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基础上，集合了运动的大量先进分子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予以高度重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采取了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孙中山的意图就在于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们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三次巨变：补课与起点
彭明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一些著名人物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许多革命运动，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而没有第二次历史巨变，又何来第三次巨变？
国外一些学者也有相近看法，如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指出，由于这个运动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引进或认同许多新的因素，它可以作为理解近40年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线索。“事实上，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结果。”
一名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后在台湾政界任职的官员在回忆和评价五四的文章中说：“大陆赤祸蔓延，政府播迁台湾，五四运动为其种因，应负绝大责任。”这是从反面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的青年曾经在两人照片后题写这样的诗句：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黑夜 吾辈仰承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 在狱中呆了83天后获释。为了避免陈独秀再次被捕，李大钊陪同陈独秀在1920年2月旧历年关时遁出北京，陈独秀到达上海。
其后，在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 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在1921年才公开。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成立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三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时，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册子了。”
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基本形成。10月，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从“南陈北李”的称誉可以看到青年人对新的政党和领袖的期待。
●毛泽东两次来京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经两次来北京，第一次来北京即被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对于那时的思想评价是：这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革论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畸形混合物，我对“十九世纪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有某种模糊的激情，同时我还是一个确定的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者。而这种“思想的畸形混合物”代表了五四运动中积极活跃的青年们的思想主流。
但是，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情况大大不同了。
走过北海公园前门，北长街北口，路东，一个红漆大门（当年的门牌是99号，现在门牌是22号），里面是寺院式建筑，这就是福佑寺，现在里面正在重修。这里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居住、读书和办公的地方。他后来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大量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比他年轻5 岁的周恩来也在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29日， 周恩来在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捕，在狱中，他每天系统地向狱友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通过五四所带来的强劲的思想潮流和现实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都做好了准备，同时也铺垫了以后的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彭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场运动，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红色领袖“前程未可量”
回想五四当年，陈独秀40岁，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张闻天19岁，邓小平才16岁。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在五四后迅速成长起来。彭明认为，在这个世纪交接的时候，年轻人应该从历史中吸取力量、奋发有为。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一首诗所云：
青春多美丽 时序若飞驰
前程未可量 奋发而为之
这也是五四被定为青年节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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