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共青团改革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青团论文,改革创新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共青团面临着如何保持政治性、增强先进性、体现群众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锐意进取、扎实苦干，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1]在此背景下，改革创新是加强群团工作的重要方法，转型发展是改进群团工作的目标取向，核心是将共青团打造成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新型政治组织。近年来广州共青团开展的“智慧团建”实践活动，对群团组织进行了组织再造，从而扩大了工作覆盖面，增强了组织凝聚力，进而巩固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一、时代脉络：网络社会倒逼共青团改革 (一)社会需求：青年网络化 网络社会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近年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快速渗透中国社会。《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8.8%[2]。随着国家层面“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出台与大数据战略的推行，互联网与医疗、教育、交通、家庭生活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新常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新业态相继涌现。 社会网络化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中以青年尤为明显。《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中有78.4%为10-39岁人群，而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大，高达31.4%，且有向低龄化群体渗透的趋势[3]。可以说，青年群体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表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行为模式网络化等特征。 青年群体善于借助网络获取信息、表达意愿、参与公共事务，对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组织构建青年群众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譬如，近年来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高涨，各种青年政治参与活动开展频繁。这既得益于社会公共表达空间的扩展和青年要求参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意愿不断增强，也得益于互联网为青年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技术手段。“青年通过新型传播平台进行符号设计和行动动员，很容易吸引能熟练运用网络技术的其他年轻人的追随，从而引发传播与附从，乃至标识他们区别于其他代群的社会形象，进而激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和积极性。”[4] (二)机构困境：组织行政化 共青团的组织运作越来越难以适应青年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共青团为代表的群团组织生长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日常运作主要依赖单位体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建立的严格的单位体制，深入管控社会，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大家庭”，党政部门是“家长”，普通群众如同“子女”，“家长”通过“单位”分配福利，而子女也唯有通过单位获取资源。其中，共青团是单位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专司青年事务，工作开展以单位为核心。由于单位体制是资源分配的唯一渠道，青年群体只能通过依附于单位体制的团组织来获得资源。同时，共青团也只能通过单位体制内的运作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譬如，团组织的经费保障和团干部在科层体制内向上流动以获得晋升提拔的机会。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角色使它与党政系统之间事实上形同“父子”，共青团、单位和青年之间形成依赖侍从关系，共青团的组织运作依赖行政指令、行政动员与行政资源[5]。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资源分配机制超越了单位体制，共青团依托体制资源优势凝聚和动员青年的能力不断降低，共青团覆盖单位体制内青年的能力也日趋弱化。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共青团组织呈现出“官僚化”、“空壳化”、“娱乐化”的倾向，团干部进取意识淡化、团组织工作能力弱化、凝聚和引导青年的工作内容虚化等现象日趋突出，大量青年游离于单位体制和行政动员之外。 同时，新型青年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对共青团的“阵地”造成极大冲击。譬如，在加强广东社会建设的契机下，政府为社会组织“开闸放水”，通过降低登记注册门槛、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予以培育扶持。截至2011年底，广东省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30 684家，从业人员达四十二万多人。广州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广州的社会组织达6 976家，其中多数为青年群体建立的社会组织，涉及青少年教育、身心健康、社会实践与社会参与等多个领域，青少年成为社会组织的主体力量①。在此背景下，面对体制外日益原子化的青年和青年自组织，许多团干部缺乏开展服务、引导的动力，即便部分团干部具有一定积极性，但也往往跟不上青年观念更新的脚步、摸不准青年组织发展的动向、看不清青年问题变化的趋势。由此，开展青年工作就很难“把准脉”、“下对药”，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吸引、价值凝聚和精神影响也常常局限于应景式的搞联谊和做活动。 (三)改革重点：重构组织体系 阵地危机迫切要求共青团转型发展。一方面，单位体制的弱化使共青团对单位内青年的动员和吸引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单位外的青年长期没有被覆盖或者主要由共青团没有影响力的其他社会组织覆盖[6]。这样一来，共青团的“老阵地”在萎缩，“新阵地”又没有开辟，这势必影响共青团政治属性的履行和实现。因此，共青团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青年阵地必然需要到“社会”领域去拓展。如何回应当前青年群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如何紧密联系社会组织，并在青年教育、青年福利、青年就业和青年社会保障等青年民生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将成为共青团工作的重点。构建共青团与社会组织的“团社关系”、与青年的“团青关系”，将成为共青团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要求。 “机关化”和“社会化”曾被视为共青团革故鼎新的两条可选道路。前者主张共青团转型为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专司青年事务管理；后者主张共青团转为一般性非政府组织，到社会中自谋出路。前一条道路意味着共青团要走“等人才、靠预算、要阵地”的路子，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加剧了共青团的行政化倾向。成立机构意味着机构纳入序列、工作纳入体系、经费纳入预算，这将使其更加依赖行政指令、行政资源和行政动员，更加对上不对下。二是增加了政府的行政负担。成立新的行政部门意味着要“养人”，要有预算、开支、编制、级别等作为保障。三是违背了“还权于社会”的基本改革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政府应将管不到和管不好的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成立新的行政部门意味着把社会组织可以“接得住、管得好”的青年事务重新拉回政府管理范畴，这并不符合“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改革原则。后一条道路意味着共青团要“另立山头、自谋出路”。其问题是脱离中国政治实际，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关系[7]，即持续整合和统领社会的政党不可能自断“左膀右臂”，长期服膺于现行体制并从中获益的共青团也不具备“自谋出路”的勇气。 简言之，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灵魂，是做好青年工作的根本保障；群众性是共青团的根基，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力量源泉。上述两条道路各有偏倚，难以统筹兼顾，无法充分实现共青团的本质属性，即作为政党嵌入群众组织的政治—社会二重性。 实际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共青团已经难以独善其身，势必需要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领域，在互联网空间中建构自身的群众基础。基于此，构建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和工作模式必将成为共青团转型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兴起，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其重点落脚于物联网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致力于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分析和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对包括民生、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如电子政务、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在此背景下，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型政治组织，成为共青团转型发展的可行举措。其中，智能型政治组织的建设必须回应群众需求。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共青团应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机制，要以青年需求为本，注重青年用户的体验，进而提升服务引领青年的能力，切实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二、“智慧团建”：共青团改革的广州路径 “智慧团建”是广州共青团在互联网时代的主动转型。它区别于共青团以往的单位化、行政化运行模式，核心是运用互联网的创新要素，推进团务管理(如团员管理、团组织管理等)、服务凝聚(如青年就业创业、教育培训、婚恋家庭服务等)、资源整合(如政府和社会资源吸收、上下级团组织阵地共享等)的“智慧化”，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青年工作体系。 (一)积极试点，与时俱进 一是立足“志愿时”网络系统，拓展青年工作智能化领域。“志愿时”是广州共青团在广州亚运会期间开发的志愿者个人、志愿者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在线管理平台和志愿者在线交流平台，后升级为“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管理系统”，提供招募、培训、管理和评价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在广州被列为“智慧团建”全国试点后，团市委在“志愿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青少年服务O2O(线上线下交互)工作体系”，向两个维度拓展延伸青年工作，参与主体由志愿者向全体青年延伸、工作内容从参与社会公益向全面服务青少年延伸。 二是把握团中央全国试点机遇，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一方面，2013年5月，广州市成立“智慧团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相关工作，成功争取广东省委将“智慧团建”纳入改革试点方案和广州市委市政府的经费支持。2014年5月4日，“智慧团建”系统上线试运行，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的肯定。另一方面，团市委积极向团中央争取试点政策支持，推进团务流程优化和业务环节简化，加大基层对团干部的培训力度，培养基层团干部的用网习惯和能力，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层级组织管理体系。 三是适时更新智慧团建技术系统，保障服务管理与时俱进。2014年“智慧团建”系统试运行，通过信息技术推动青年群体进入共青团建立的网络平台，使青年服务工作线上线下初步对接。2015年底，按照团中央书记秦宜智同志关于“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越来越有意思，更加关注用户体验，把服务做得更实，让‘智慧团建’更有黏性”的要求，广州共青团着手提升“智慧团建”活动平台的品牌知名度和青年粘附性，对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 (二)多措并举，联动青年 一是开发青年热点应用终端，接入“智慧团建”网络平台。包括：(1)PC端。支持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青少年服务机构通过端口开展活动发布、组织管理、报名管理、票务管理、在线支付、品牌推广等；支持青少年通过端口找到活动、组织、资源并形成互动。(2)手机APP。开发兼具组织与社交功能的手机APP，设置即时通讯、团务助手等功能，支持青少年通过手机APP实现活动服务、交友互动、组群网聊，以及团组织完成收发文、团员入团、团费收缴、推优入党、学习培训等工作，同时支持精准推送青少年服务信息。(3)新媒体矩阵。以“广州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为“智慧团建”入口，组建各级团组织微信群，借此推广“智慧团建”推送活动项目和推荐优惠服务。(4)线下体验中心。整合原有团属阵地，包括志愿驿站、康园志愿服务站、社区少年宫、青年宫、团校等，建立支持“智慧团建”线下体验的“广州青少年中心”，实现线上互联互通、线下互享互助。 二是创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打造需求智能化响应系统。包括：(1)建立集成网络服务矩阵。形成团务管理、教育培训、创业就业、婚恋家庭、社交活动、新闻推送、社会资源整合七大系统32个模块。(2)构建青少年服务云平台。建立涵盖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创业就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文化体育六大领域的广州青少年服务项目黄页。(3)设置菜单式、优选式服务。整合资源(如法律维权整合25名律师、20名心理咨询师；就业创业整合155名导师、50家风投机构，提供艺术素养培育活动1 077场；志愿服务整合组织13 034家、婚恋机构30家)，形成分类合理、搜索便捷、筛选高效、直达需求的活动菜单，打造成青少年服务“淘宝网”；同时发挥朋辈引导的作用，为青少年提供本土、可靠、优选、互惠的分层分类服务。 三是优化团组织工作形态，构建服务型运营机制和组织架构。包括：(1)试行跨部门管理。采用“一室、一办、五中心”的组织形式，以书记室为领导核心，保留“办公室”及各部室原有业务职能，按照“智慧团建”系统中管理、服务、资源、引领、支持等五大模块整合力量，实行事业部制，新建组织、运营、资源、传播、信息五大中心。(2)建立专委会机制。设置“成才关爱专委会”、“就业创业专委会”，分别负责权益网、创业就业网等六大智能化基础网络模块，形成“专委会—直属单位—公益圈—合作联盟—基金会”一体化运营圈。(3)推行区域化团建。具体做法是建立“共建委员会”，加强属地、乡镇、街道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团属阵地建设。 (三)增能提质，强化主业 一是建立青年大数据库。截至目前，“智慧团建”网络平台个人用户达153万个、组织用户2.5万个，网站总访问量1 182万人次，日均访问量三万多人次。(1)依托“智慧团建”平台，广州共青团导入42万组团员数据，清理了5.07万组超龄、6.03万组无效的团员数据。(2)找到并登记流动团员7.6万名，并对数据进行实时更新。(3)组建网络“兴趣圈”和小组412个，活跃度达96.35%，形成了青少年网络社群。 二是促进服务供需对接。截至2015年8月，广州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组织开展各种青年活动4 794项、青年交友婚恋活动256项、志愿服务14.4万项，上传精品课程466门。(1)将志愿者的闲暇时间与志愿服务项目进行有效整合，累计开展志愿服务2 293万小时。(2)将婚恋网纳入婚纱摄影协会等行业组织，通过资源叠加为青年交友、婚恋提供优惠和个性化服务。(3)与市公安局团委共同打造“青年惠之警乐购项目”，2013年以来共开展团购服务49次，提供货品20大类、35个品牌，销售金额超过两亿元，优惠1 500万元，惠及4.5万人。 三是提升组织工作效率。(1)通过在线团务系统，3 000名青年实现了线上申请入团。(2)依托“智慧团建”平台对团市委110名干部的基层挂点联系工作进行了全流程记录、量化评估和考核。(3)建立网络文明监督常设队伍，包括213名网宣员、1 966名网宣骨干、5万名网络文明志愿者，建立了“市—区—直属单位—街镇团工委”四级“青网盟”微信工作群264个，形成了涵盖4 749人的工作圈，对青年进行在线实时指导。 三、经验启示：构建“共青团2.0”② 广州“智慧团建”的主要特征是依托组织再造构建智能型政治组织(“共青团2.0”)，打造链接多元化、服务定制化、流程电子化的青年服务管理智能系统。这是在行政化、社会化转型道路之外另辟蹊径，它对共青团的组织创新和党委政府的治理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青团2.0”：组织再造与机制创新 第一，以链接多元化推进青年群体再组织化，实现“网络连支部”。在网络社会背景下，青年社会化、个体化等特征日趋明显，但仍然具有组织化的需求。因此，个性化、功能性的组织方式对青年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智慧团建”丰富了“组织化”的方式，既重视常规的实体组织，又重视基于业缘、趣缘形成的网络圈子，青年通过各类电子端口按需加入，既可以加入团组织，也可以加入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实现了“多个活动参与，一个组织维系”的目标。譬如，广州外来人口多，团员流动性大。针对流动团员的特殊性，“智慧团建”将流动团员管理从督促基层团组织通过传统方式“找团员”，转变为引导各类团员通过服务活动“找组织”，即在流动团员所属组织尚未明确时，先通过活动和服务引导其注册登记，将其纳入青年数据库，再根据其状况进一步落实其组织归属。 第二，以需求定制化推进青年服务专业化，促进“服务聚青年”。“智慧团建”将青年服务需求和服务供给放到统一的电子平台中，建立各种点对点的供需对接，满足了青年的个性需求。随着全市团属资源、社会资源向“智慧团建”平台汇聚，逐渐形成了服务品牌效应和用户集聚效应。这样一来，共青团满足青年需求只需“做拿手好菜”，其他可以通过电子平台“叫外卖”。基层团干部的工作任务比较具体，既要当调查员，做好“聊一聊”工作，定期面对面了解青年需求；又要当采购员，做好“找一找”工作，把各种服务与青年需求对接；还要当服务员，做好“帮一帮”工作，协助服务机构将服务送达青年，从而提升青年服务的回应性和有效性[8]。 第三，以流程电子化推进组织管理智能化，实现“团在你身边”。(1)“智慧团建”系统的建立使青年的基础数据自动生成、动态更新，避免了重复劳动，提高了各级团组织统计工作的效率，同时，也使团建基础数据得到高效清理，使团组织认识到自身的漏洞和问题。(2)“智慧团建”通过对入团、培训、管理、活动参与、评先评优、联络、推优入党等环节的线上全流程串联，促进了程序精简和效率提升，实现了团的管理自动化。(3)“智慧团建”使工作直接面向青年，缩短了工作传导路径，突破了团的工作在系统内部打转的怪圈，既降低了资源消耗，又使团的服务做到了精准、高效地推送。 (二)智能型政治组织：助力转型与优化治理 第一，服务网络化有助于打通共青团联系青年的“最后一公里”。随着青年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的日趋多元化，新型领域中青年群体相继涌现，成为共青团工作的盲区和“飞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坚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服务群众的工作生命线”等精神，共青团应进一步扩大组织覆盖面，增强凝聚力。“智慧团建”定位为全面互联、充分整合和协同运作，利用智能化技术手段，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体制优势(如青年认知度、社会信誉度和资源整合力)，构建青少年综合性服务平台，引入成熟的企事业公益和商业运营资源、模式并与其合作，实现线上线下青年服务对接，解决资源链接、供需对接和服务落地等问题，全方位参与并自然形成社会化的青少年服务体系，在服务中实现对青少年的团结凝聚、价值引导和再组织化。 第二，团建智能化有助于推进共青团组织体制机制的自我创新。根据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及团中央关于“积极稳妥地深化共青团改革”的要求，共青团应进一步深化自身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青少年事务发展的需要。“智慧团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青少年工作体系，注重自下而上和互动式的服务管理，推进垂直型工作格局向跨层级扁平化工作格局转变、线下管理向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转变、松散的工作领域和流程向职业化和差异化的专业运营模式转变[9]。譬如，广州团市委机关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建立了包括六个中心的“智慧团建”运营体，实现了运作流程的再造和优化。同时，做大做强基层团组织，形成了基层团组织集群、组织联盟集群及各类文化圈子集群等，使之相互协同和促进，通过了解青年需求、提供实际服务和跟踪用户体验更加全面地覆盖青年，促使团干部“眼睛向下”、“做青年友”，实现了从严从实管团治团。 第三，“共青团2.0”有助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的优化和能力提升。青年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青年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员。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精神，团结带领青年和青年组织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是共青团服务大局最核心的任务。城市共青团打造“共青团2.0”，把工作视角和工作力量投向青年工作，强化了主业意识，参与了社会治理，优化了城市治理体系；同时助力青年政策实施、促进青年需求满足、强化青年政治认同等，间接提升了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施政效能。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笔者对广东省和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领导干部的访谈及其提供的资料。 ②“共青团2.0”即为互联网2.0时代的智能型政治组织。标签：社会组织论文; 共青团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广州活动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改革创新论文; 时政论文; 行政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