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韵尾论文,汉语论文,声调论文,上古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声调起源的条件。声调形成时是声母或韵母的伴随特征。此时也可说声韵的音位特征是声调的伴随特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音节的声母或韵母的那些特征可能失去，声调变作独立的超音段音位。如入声最初是促声韵的伴随特征，入声尾失落之后，入声就不再是伴随特征。平声由于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两个调，浊声母清化之后阴平和阳平就独立为两个不同的声调。汉语南方方言中仍保存着入声的古[*]-p、[*]-t、[*]-k尾，入声的来历没有争议，而其他3个声调的来历仍有争论，因为产生这些声调的条件从现代汉语的方言中较难发现。汉语声母的清浊较晚才影响到声调的分化。上古汉语声母和元音演变的研究并未发现与声调的发生有关。汉语声调的发生应与韵尾有关。上古汉语韵尾面貌的研究和声调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为上古汉语构拟清浊两套塞音尾，另外高本汉还构拟了[*]-r尾。汉藏语的众多方言中尚未发现有这样两套塞音尾。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来，原始汉藏语和上古汉语可能有[*]-k尾和[*]-g尾。这个[*]-g尾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中还有-
尾。（注：依据的是藏文转写材料。另外分布在印度的藏语支语言陶楚语(Thauchu)除了-h尾还有-尾，“水”读作
。可惜材料太少，不能作进一步的比较。参见G.A.Grierson,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Vol.I,Part Ⅱ。）
汉藏语的诸方言中只有藏缅语的一些方言还有较多形式的韵尾，这些不同形式的韵尾对构拟上古汉语的韵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汉语和藏缅语方言的同源关系是系统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应以结构主义的历史观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上古汉语的[*]-g
李方桂先生并未肯定这一套浊塞音尾中的[*]-g尾是否是真的浊音。（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页。）这里的材料比较要说明的是原始汉藏语有[*]-g尾，并保存在上古汉语中。但上古汉语没有[*]-d和[*]-b尾。上古汉语[*]-g尾在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或对应于
，有的对应于[*]-k（古藏语中为-g），缅文记录的古缅语同源词或读作第3调。如：
段注《说文》：“鲁，从白鱼声。”“鱼”和“白”可能是“鲁”的声符。“鲁”从“白”始于周晚期金文，甲骨文和周早期金文并不从“白”，战国陶文又从“卤”。（注：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215页。）“鲁”从“鱼”，又从“白”，再从“卤”可能都是用来表示读音。“鲁”作为东夷故地的地名可能读作[*]p-rag，与当地“鱼”的读法相近。（注：如侗台语“鱼”的声母是pl-。毛南语“鱼”
。侗台语的声调来历请参见拙作《黎语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年第5期。）与“白”[*]prak的古音相近。“卤”战国时当读作
当时的读法同。
(注:
)
(注:上古音为笔者所拟,所对应的藏文例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幽部字仍如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所构拟的有[*]-
尾，试将幽部字“九”“鸠”“蚤”和支部字“棋”的读法与缅语比较：
高本汉为上古汉语构拟浊塞音的依据主要是《诗经》阴入通押和谐声等材料。（注：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第107页。）不过去声和入声的密切关系说明有必要对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的一些构拟另作考虑。蒲立本所提出的
的假设有较强的解释力。藏文记录的古藏语也确实有这样的复辅音韵尾。只有去入两读的字和一些只有去声而有入声谐声字的字不应构拟为有浊的塞音尾。如鱼部的“怕”“借”“懼”等去声字上古的读法中韵尾是[*]-ks而不是[*]-gs。“怕”，普伯、普驾两切，可分别拟为[*]phrak和[*]phraks。“借”，资昔、子夜切，分别为[*]klak和[*]klaks。“懼”，其遇切，“
”去约切，分别为[*]g-raks和[*]kh-rak。（注：“害怕”如藏文
。）上古[*]-k和[*]-g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从相同词根派生或孳生出来的不同词中。
（注：《说文》：“傅，相也”，“俌，辅也”。“傅”的[*]pags应是“俌”[*]pag的派生。[*]-gs的[*]-g受[*]-s清化，与[*]-ks音近。）
汉语中[*]-g与[*]-k的谐声直到周晚期仍有新的材料出现。[*]-g在上古汉语中至少保存到春秋时代。
有意见认为“父”这样的称呼不会是闭音节的。“父”是鱼部字，可拟为[*]bag。商金文“父”字为手持石斧之形（父癸鼎）。这个词上古不是“父亲”的专称。《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藏缅语中如景颇语“父亲”
，（注：景颇语的51调是31调的变调，31调是古浊声母促音节的声调（景颇语声调来历的讨论待另文发表）。古藏语“父亲”作pa。参见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第124页。）老梅梯语(Old Meithei)-pal。南亚语系的孟语“父亲”a puk。可见“父亲”这样的称谓也可以是闭音节。
二 汉语上古音的[*]-r
李方桂先生把歌部字的上古音拟为[*]-r尾，高本汉最初所拟的歌部字有的有[*]-r尾，有的没有。李方桂先生不同意高本汉把歌部字分为两类，一类有[*]-r尾，一类没有辅音尾的做法。李先生认为“分为两类不太容易”，“[*]-r到了后来，也许很早就失去了”，“这类字可能有[*]-d～[*]-r的两读”。（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35页。）蒲立本说自己赞成西门(simon)的意见，拟为[*]-
尾。（注：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127页。）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先生最终都拟为[*]-l尾。（注：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从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看来，原始汉语应有[*]-r尾。至于上古的方言中是否变作[*]-l尾可另作考虑。
藏缅语的一些方言，仍有-r尾，藏缅语中-r尾的广泛分布说明原始藏缅语有[*]-r尾。（注：原始藏缅语中[*]-r还可能是一些形容词的后缀，如：
汉语歌微脂部字上古有[*]-r尾，可与藏缅语比较：
汉语“挤”塞擦音可与藏语塞擦音声母词“榨”对应，并非同源关系，应是借贷关系造成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词的扩散。潘悟云先生所提到的微部字与藏文的对应，“帷”／“帐棚”gur，“馈”／“寄”、“赠”skur，“贵”／“敬重”bkur，“愦”／“错误”khrul等也是充分的证据。（注：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火”是微部字，上古音应亦有[*]-r。原始藏缅语这个词也有[*]-r尾，但在现代的绝大多数方言中已无踪迹，包括反映古藏语读法的藏文中，分布在印度的个别方言中还有-r尾。如那加语南沙尼亚方言(Namsangia)Van，莫山方言(Mosang)varr。
“锴”的读法可说明脂部字有[*]-r尾。《说文》：“九江谓铁曰锴，从金锴声。”“锴”上古音可拟为[*]khrir。铁的冶炼始于春秋，大量采用是在战国时代。“铁”这个词的广泛传播与这种金属制成各种兵器和工具有关。藏缅语的方言中，如库基—钦语支的诸语多读作thir。喜玛拉雅语支的底马尔语(Dhmal)chir，
（注：Weera Ostapirat,Proto-Kra,Linguistic of Tibetan-Burman Area,Volume 23.1,2000.）其-l＜原始侗台语的[*]-l（或[*]-r）。在其他方言中它们的同源词演变为-n。（注：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与藏缅语的对应关系，如“嘴”库基－钦语支的班库语(Pankhu)为mel，哈郎库尔语(Hrangkhol)
（脸）。南亚语系的巴朗语(Palang)“铁”hir，德昂语南虎方言hir。《说文》：“夷，古文铁，从夷。”“夷”也是脂部字，上古音[*]qhlir。汉代九江地区管“铁”叫“锴”应是保存了古音。“铁”古齐语又称为“椹”，大约因其色黑如桑葚而得名。
，喜玛拉雅语支的马加里语(Magari)phalam，秦巴—拉胡里语(Chamba Lahuli)nilam，那加语的耽鲁方言(Tamlu)ni-jam等。
从“铁”的说法传播看战国时代脂部字的[*]-r尾仍存在。
三 汉语上古音的[*]-s
自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提出汉语去声与汉越语锐声和重声的对应以来，越来越多的音韵学学者接受汉语的去声来自上古汉语的[*]-s尾的假定。蒲立本(Pulleyblank)用佛经对音材料来说明。《诗经》押韵的字后世不同调说明《诗经》时代押韵所依据的韵与后世所依据的不同，如同今韵不同于隋唐旧诗。丁邦新先生否定了上声、去声分别来自[*]-
和[*]-s的假设，另有所设。（注：丁邦新：《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明之检讨》，《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但梁代《孔雀王咒经》中用“阿贝摩罗”、“阿贝莎摩罗”译apasmāra，“毗里害波底”、“毗梨害娑波底”译Brhaspati说明其中的s可译可不译，未用“莎”“娑”字译时正好是用[*]-s来表示。[*]-s在上古汉语和藏缅语中同样都有形态上的功能，汉语和藏缅语韵尾[*]-s对应关系的词根并不多，许多[*]-s尾词的对应是后来的借贷造成的。
藏缅语中仍保留着汉藏语古方言从五进制向十进制演变的历史。藏缅语的方言中“七”由前缀和“二”构成。如：缅文“二”hnas／“七”khuhnas，博嘎尔珞巴语
。
汉语“七”古音[*]tshit＜[*]khlit。藏缅语中“二”如藏文、缅文等所记的古方言有-s尾，“七”多与汉语相同为[*]-t尾。这两个词本有相同的词根，如那加语登沙方言。在缅语支和藏语支中“二”的词根演变为-s，汉语“二”若古音为[*]nis，一定是从邻近的古藏缅方言借来的。汉语原本有“二”，如“双”
。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或从谐声看，早期汉语词根以[*]-s为韵尾的可能不多。由于上古时代[*]-s的形态功能使不少词有了[*]-s尾。如同今天汉语北京话中的儿化韵。北京话儿化韵的-r尾，是后缀“儿”等变来的。
古藏语康方言和古缅语的-s尾成为促声调音节的韵尾。藏语拉萨话中古-s尾变作-，-p尚能保存。（注：胡坦：《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古缅语的-s尾在现代缅语中也变作-。拉萨话-p尾和-m尾并存。由于-m、-n、-
尾的存在而-p、-t、-k尾在南方的一些汉语方言中得以保存。[*]-s尾则不能。这是语音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汉语中一旦[*]-s后缀不再活动，[*]-s就会成为韵尾的凝固形式。与[*]-s有关的声调系统稳定后，[*]-s可能很快就消失，如同藏语和缅语。
[*]-s尾的活动如下情况可知。中古去声字在《诗经》时代与入声字通押的据丁邦新先生统计：与收-k尾押韵的共27次，收-t尾的共22次。西汉时之职、鱼屋、鱼铎、祭月保持去入的通押，东汉时已少见。魏晋时只是收-t尾的与去声字押韵。（注：参见冯蒸《切韵祭泰夬废四韵带辅音韵尾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从《诗经》时代到西汉时期的去入通押说明后世为去声的古入声韵可能有蒲立本所构拟的[*]-ps、[*]-ts、[*]-ks、
这一系列韵尾。汉唐以来依尾韵押韵的原则无论在民间文学还是在士大夫的作品中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用来表明《诗经》时代的押韵不是如此。从西汉到东汉当时的方言中去入通押突然减少，说明[*]-s构成的那种复辅音尾已简化，只剩下[*]-ts（或由其演变出的一种形式），直到中古成为祭泰夬废韵。在汉藏语的方言中，韵尾系统的突然简化，往往与声调的产生有关。从侗台、苗瑶语的早晚借词中也可觉察到汉语古入声字韵尾的变化。如地支字“未”上古
是固有词。
高本汉、李方桂先生把“未”的上古音拟为[*]d尾，“借”为[*]-
尾（高本汉的拟音中“借”有[*]-k、[*]-两种读法）。根据去入通押，去声的来历和其他语言的借词读音看来这两个字的上古音分别拟为[*]-t、[*]-k尾才合适。
魏晋时代[*]-k尾的字已不与去声押韵，只有脂、皆韵和中古只读人去声的祭、泰韵字与入声字押韵，（注：丁邦新：《上古阴声字具辅音尾说补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7页。）可能是[*]-ks等已变作[*]-s，[*]-ts和[*]-rs合并作[*]-ts。
魏晋时代去入通押的情况还延续至南北朝才结束。
汉语去声的出现可能在汉代。数百年后，到了《切韵》时代，不同方言声调有不同的读法（陸法言：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四 汉语与古音的[*]-
[*]-r尾另外还可变作[*]-n，[*]-i或[*]-t。“饿”和“蛾”在温州话白读作
。“笴”《广韵》古旱切，[*]-n＜[*]-r。“比”《广韵》卑履、必至、毗必三切。毗必切，[*]-t＜[*]-r。“玭”部田切，-n＜[*]-r。
（注：阿博尔语(Abor)、米里语
的交替。）
阳声韵
。从阳声字内部看，平上去之间多平上、平去相谐。如[*]-m尾韵字中以“咸”为声符的一般读平上声，以“占”为声符的字读平去声。[*]-n尾韵的，以“单”为声符的一般读平去声，以“完”为声符的多平声，少数上声，个别去声。[*]-尾韵中，以“登”为声符的字读平去声，蒸拯证韵中少有上声的拯韵字。可见平声是阳声字的基础，去声和上声是在平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去声的出现是[*]-s后缀添加的结果，上声则是添加[*]-尾的进一步发展。
“涌”余陇切，指自出。“捅”他孔切，使出，用上声。“卬”五刚切，高也。“仰”纏两切，举也，上声。“纏”直连切，绕也；持碾切，纏绕物也，上声。平声的词变作去声是表示使动的形态手段，这里的几个例子只用上声不用去声。
平声的名词和形容词读作上声变作动词，自动动词变使动动词，从中古读法的角度看是声调的变化，追溯到上古无疑是缀加[*]-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手段的出现可追溯到上古的早期和中期。如“巫”和“舞”见于甲骨文，后来分别为
（明鱼）。商甲骨文“舞”为“人两手执物而舞之形”。（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630页。）“巫婆”缅文sun[3]ma[1]，“巫师”藏语拉萨话mo[13](pa[55])，彝语喜德话pi[33]mo[34]等。“波”／“簸”，“间”／“限”，“圈”／“捲”，“背”／“负”用不同的字表示上古时同词根的词读法不同。若这样的同根词上古只有是否缀加[*]-尾的不同，就可认为这种形态手段的出现是在字形有所分别之前。上古汉语的同根词还说明[*]-用来表示动作的对象或结果，如“编”／“辫”，“披”／“被”，“居”／“所”，“之”／“止”等。苗瑶语中“编”和“辫子”是用同一形式来表示，很可能原来是一词有两个意义。（注：苗瑶语“编”“辫子”皆为[*]brin。）上古汉语的读法除了有声母清浊不同的意义外还有加不加[*]-的不同。甲骨文“之”为“趾”履地之形，“止”为“趾”初文。（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678、125页。）“止”“之”上古都是之部的章母字，早期恐怕就有是否缀加[*]-的不同。“居”“所”上古音分别为[*]kla（见鱼）和[*]sla（山鱼）。词根为[*]la，即“余”（甲骨文为独柱屋形）。上古汉语中的[*]-后缀可能早已存在，到了晚期如同[*]-s后缀，它的使用较以前普通。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没有-尾。古缅语有-尾韵，这样的音节后来读作第1调。古缅语-尾失落之后，-p、-t、-k和-s尾在现代仰光话中又变作-尾。中古以后的汉语方言中入声尾在消失前也往往先读作-。侗台语B调（李方桂的C调，张均如的B调）和苗瑶语B调暂推断来自古[*]-尾。（注：苗瑶语声调起源研究待另文发表。）-尾可能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古代语言的区域性特征。我们根据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古代民族的分布和史前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夏商之时，汉藏语的主要支系分布在这一区域。藏缅语的另外一些支系分布在黄河和长江的上游地区。（注：参见拙作《汉藏语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分布》。）同一区域内亲属语的密切接触使得这些方言有相近的特点。如汉语、苗瑶语、侗台语和缅语都有4个原始调，都包括-尾起源的舒声调和-p、-t、-k尾起源的促声调。它们的声调是各自独立发生的。
苗瑶语和侗台语中古或上古末期的汉借词依汉语的平上去入分别读作它们的ABCD4个调。分布在海南岛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的临高语是侗台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方言。原始壮傣语的B、C两调在临高语中已经合并，合并的时代当在声调因声母清浊而分化之前。今临高语舒声调4个促声调3个。临高语中汉语上去声老借词读作第3第4调（B、C调合并后由于声母清浊再分化为两个调）。（注：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页。）如汉语上声字“椅”和“老”分别读作
。（注：参见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从其他侗台语的对应词看，这些词应是汉借词。借自上声有
等都是汉借词。汉语“乃”甲骨文为乳房形，（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500页。）上古音
的读法应是上古末期的汉语借词。
这里顺便讨论一下上古汉语是否有[*]-q尾。
我们不能排除原始汉藏语有小舌音。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中都有小舌音的方言。但只是发现个别的藏缅语方言有-q尾。羌语麻窝话韵尾种类繁多，大多数是后起的。后随音节弱化，其声母成为前一音节的韵尾。（注：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写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原始藏缅语或原始藏羌语的[*]-k在羌语中一般已消失：
这种现象大约可解释为古羌方言中有[*]-k和[*]-q的分别，而绝大多数的藏缅语方言中没有这种分别。就目前的材料看来，只能说古藏缅语的羌方言中有这种分别。
羌语“眼泪”
后缀。（注：Laurent Sagant,The Roots of Old Chinese,P.133,P134,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文中出现的上古元音的构拟是采用诸家不同意见修改的个人意见，表示如下：
上古早期宵部和侯部都是
。质、真两部的分立参考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意见。（注：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15-219页。）中古三等字的介音[*]-j-大多来自上古的[*]-l-和[*]-r-，部分可能是类推读法引起的。假定上古早、中期没有[*]-j-，到了上古末期才有[*]-j-，故此不为上古音构拟元音长短的对立。亲属语的比较研究也不支持上古汉语元音有长短的对立。
五 汉语声调发生的时代
苗瑶语、侗台语的方言都有过4个原始调的时期，但这些语言中是否经历过2个声调的时期，尚不清楚。藏缅语的一些方言的确可以推测有过2个声调的时期。如藏语在7世纪前后是没有调对立的语言，现代拉萨话有6个声调，4舒2促。胡坦先生的研究说明有3个因素使这种方言有不同的声调：声母清浊的对立，前缀音的脱落，辅音韵尾的简化。前缀音的作用与声母清浊的作用属于同一类。“拉萨话声母清浊转化为声调高低的对立已经完成，而由辅音韵尾的影响引起声调再分化则尚处于过渡阶段。”（注：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在这种方言中声母的清浊是声调发生的最初因素，韵尾的不同是声调分化的条件。现代藏语安多方言已有清高浊低两个习惯，应与康方言拉萨话产生声调的最初情况相近。
从现代白语方言的比较看来，古白语是6个调，3舒3促，产生声调最初的分化应是韵母的舒促。（注：拙作《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景颇语声调的产生与白语有相类似之处，也是韵母的舒促产生最初的声调（另文说明）。
从上古汉语韵尾的演变和后来的方言情况看汉语声调的发生应是上古末期。
[*]-s尾从对音材料看一直延续到魏晋。（注：参见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从去入通押的用韵看西汉时[*]-s尾还是活动的，东汉时已凝固。[*]-s或由[*]-s衍生的韵尾形式有一种伴随的声调之后，经过了一个时代，[*]-s或[*]-s衍生的韵尾必定要脱落，去声成为一种独立的声调。去声成为不带其韵尾特征的时代当为隋唐时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p、-t、-k有-m、-n、-的支持在汉藏语的许多方言中能保持很久，而-s尾一旦成为声调的伴随特征，-s尾易失落。就算-s尾能演变为另一种韵尾，-h一类的韵尾，在汉语的方言中也很难持久。因此我们推测去声的产生可能是西汉之后。舒促两类韵尾是产生上古汉语声调的基础。
[*]-尾是缅语第1调出现的条件，这一点已为古缅文记录的妙齐提碑文所证明。[*]-又是黎语的B调，侗水，壮傣语的C调的起源。（注：拙作《黎语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年第5期。）在侗台语的临高语中3个调中的一个调对应于侗水、壮傣语的B、C调。如果上古末期汉语中没有两种可附着于阳声和阴声韵的韵尾，则不可能有中古时期这两类韵的上声和去声的读法。我们接受关于去声来自
有使词意义虚化的功能，后来逐渐失去了它的形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