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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9)04-0076-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西欧，只有在西欧”才会出现普遍史意义上的现代性。马克思·韦伯在《比较宗教社会学全集》“作者导言”中的这段权威论述在今天恐怕要经受来自伦理和历史事实的双重挑战。
人类学者费边曾指出：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创造了“野蛮人”与“时间等级”(Fabian,1983)[1]。在时间等级中，西欧人站在“现代”这一箭头的顶端，野蛮人在文明的长河里还站在过去。隐含在时间等级下的是物质、经济上的落后，更是精神、文化上的劣势。在这个“时间队列”中落后的人们（社会、国家和文明）曾在这种“队列”的建构过程中被利用，在造就这个“时间队列”的血腥的军事、政治、经济征服史中，他们是牺牲者。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让这些牺牲者又背上了精神、文化上的劣等意识。
现代性随“全球化”在地球上的扩散，但结果是出现了多种形态的现代性(Featherstone,Lash,Robertson,1997; Taylor,1999; Kaya,2003)[2]。现代性只有一种？有多种？还是从来就没有过？(Wittrock，2000；全圣佑，2005)[3]随着这些疑问的产生，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受到了质疑。最近，很多曾被遗忘的历史片段被重新挖掘出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正经历一场被釜底抽薪式的考验(Chaudhuri,1990; Blaut,1993; Fernandez-Armesto,1996; Goody,1996; Frank,1998; Pomeranz,2000; Hobson,2004)[4]。
挑战韦伯范式的理论中最受关注的有两种：“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和“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多元现代性”理论关注非西欧地区的现代性，强调现代性的文明多元性。“可选择的现代性”关注西欧少数人种以及移民社会中出现的多种现代性，强调文化多元性。笔者在把两种理论统称为“多元现代性论”。
“多元现代性论”认识到了“存在多种现代性”这一事实，但其理论有两个缺陷：首先，缺乏明确的现代性观。如果只强调差异，必然遭到这样的质疑：是否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现代性？(Dirik,2003; Schmidt,2006; Lee,2006)[5]其次，“多元现代性论”仍认为现代性开端是韦伯所说的西欧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论”没有摆脱古典现代性论的框架，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来替代古典现代性论。为突破“多元现代性论”的缺陷，本文提出了“现代性的历史多层构成论”，简称“多层现代性论”。
二、现代性问题上的拜欧主义(fetishism of European Modernity)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的几条帆船从葡萄牙出发，驶向非洲、印度和美洲。与这些帆船遭遇的文明或者消失或者失去了原貌。但北非、亚洲的伊斯兰、印度教——佛教以及儒家文明圈的命运不同。欧洲文明也渗透到这些地区（更确切地说，这些地区与欧洲文明的交流在“欧洲大航海”之前就开始了），但是这些地区原有的文明保存了下来。在欧洲文明扩张的过程中，有的文明生存下来，有的文明消失了，这该如何解释？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文明的多样性意味着什么？如果非欧洲现代文明之所以称得上现代不是因为她们吸收了欧洲现代文明，如果非欧洲现代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的相似程度不是决定非欧洲文明现代化的尺度，那么，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来应对？我们会这样思考：作为当今现代文明一部分的非欧洲文明在遭遇欧洲现代文明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能力和诸多要素。
这种思考早就存在，各种“内在发展论”都根植于此。但是“内在发展论”没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非西欧社会的内在发展终究还是要走上西欧的道路。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如此，“多元近代性”论也不例外。
我们用货币来打个比方。一旦黄金作为流通手段占据了货币的地位，那么其他商品的价值就只能表现为与黄金的相对价值，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商品的拜物主义。我们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受到了“拜欧主义”的影响，只有与欧洲的现代文明作比较，才能够认识到非欧洲文明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问题上的拜欧主义”使我们看不到非欧洲文明固有的现代性特征。我们应该抛弃“欧洲现代文明是理解现代性的唯一尺度”的想法。
事实是在“现代”之前，欧洲与其他地区共同编织了通往“现代”的经纬线。以全球为视角，我们发现现代性的原形要素在几个文明圈里（中东、希腊、印度、中国等）早就出现了。
三、现代性的历史多层结构
现代性的结构形成于长期的历史中，由几个层面重叠构成，笔者将其称为“现代性的历史多层构成论”。这里所讲的“构成”是在不断形成过程中的流动的“构成(formation)”。
现代性的多个历史层面是经过三个阶段累积形成：“原形期”、“殖民期”和“全球化期”。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是现代性这三个阶段叠加累积的结果。
奠定现代性根基的是现代性的原形要素，这些要素的核心是“超越性”和“世界性”，具体表现为：公元前几个文明圈里都出现了伦理宗教、伦理哲学，出现了拥有这些宗教和哲学的古代帝国。历史上，“原形现代性”在各个文明圈里长时间以各种形态存在着，这一历史过程的最终阶段就是史学家们称之为“早期现代”的时期。我们把“早期现代”看作“历史现代”的开始①。在雅典、罗马、中近东、中国、印度、欧洲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性的原形要素。“历史现代”最初出现在中国的宋、元时期。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都表现出丰富的“早期现代”特征②。“早期现代”的基础形成于宋代③，元吸收了这些成就，构筑了在当时有相当水准的战争、行政、贸易世界体系(Weatherford,2004)[6]。在“早期现代”出现的过程中，非欧洲地区对欧洲的影响大于欧洲对非欧洲地区的影响④。
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殖民—被殖民现代性”并非始于欧洲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15世纪末和16世纪，而应始于一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在美洲开采到了大量白银后开始用白银换取中国商品，在亚洲贸易网中逐渐占据优势(Frank,1998)[4]。欧洲从此进入了“殖民—被殖民现代性”，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很多讨论认为非西欧文明在被西欧殖民后才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⑤。事实是“历史现代”开始于非西欧地区。西欧这个后起之秀搭上了已经形成的贸易网，并且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最终超越了非西欧地区。
今天，“全球现代性”也粉墨登场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历史结束，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速度加快了。全球化其实是现代性内在特性的全面表现。
综上所述，现代性在历史上有三个层面。三个层面重叠、累积，越到后面的阶段其发展速度越快。这三个层面相互之间有紧密联系：“殖民—被殖民现代文明”形成于此前的“原形现代性”文明的框架中。“全球现代性”的基础又是由“原形现代性”和“殖民—被殖民现代性”复合构成的。图1是对以上论述的简单概括。
图1 历史上现代性的多层结构
上图中第一层面是“原形现代性”，第二层面是“殖民—被殖民现代性”，第三层面是“全球现代性”。箭头表示时间的流动。随着文明的发展，人口、文化、物质财富以及交流都在增多。在几种现代性中全球现代性正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两个层面就消失了，其他两个层面只不过是比重相对下降了。之所以用水平的实线表示“原形现代性”，是因为“原形现代性”虽然存在但不再继续扩大。两个虚线层面的起始端是开放的，表示这两个层面的出现与“原形现代性”的发展有关。用虚线把三个层面隔开，表示三个层面之间不断地互相渗透和影响。当今世界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有以上的多层构造。她们表现出多样性的原因是三个层面的起源和展开方式不同、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方式不同。
四、“多层现代性论”的现代性概念
1.古典现代性概念的局限性
韦伯对现代性概念的概括如下：可计算的有组织的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合理的资本主义。支撑这座大厦的制度中枢是合理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官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合理化和分化。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就是全社会的合理化：合理的资本主义；合理的法—行政体系（法治国家）；合理的社会分化。韦伯认为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地方是“西欧，只有在西欧”。
韦伯的现代性论是结果论的。他事先设定的结论就是：为什么只有西欧走上了现代之路（同上：27-28）？这样一来，西欧的“前现代”成了欧洲能够进入现代社会的证据，非西欧的“前现代”成了这些地区不能够进入现代社会的证据。韦伯的“现代性”定义甚至不能涵盖西欧的所有现代性现象。例如，自卡林内斯库以来许多学者所提出来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无法解释(Calinescu,1987[1977]; Toulmin,1992; Gaonka,2001)[7]。韦伯的定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人们所讨论的“后现代”仍然继承了“现代”的某种精神气质(ethos)。韦伯现代性定义中存在的更根本性的问题是把“现代性”的路径限定在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内。但是“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非资本主义、非自由主义的现象。东欧“现实社会主义”是“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次试验，这种试验在将来还很有可能再次出现。围绕着“社会分工”这一概念也存在很多误解。首先，认为社会分工只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得以发展的认识是错误的，亚当·斯密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分工早已达到了欧洲的水平。其次，韦伯的分化概念认为社会分工会无限延续，分化后的个体之间相互独立。但现实中没有出现无限分化，反而出现了“反分化（功能统合）”现象。认为经济、规范、政治和伦理的完全分离是“现代”的核心标志的观点错误的。即便在现代，它们也是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我们可以选择和什么样的规范、伦理结合而已。
2.“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新的“现代性”概念应该克服古典“现代性”概念的上述局限。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现代性”有多种精神，不能仅仅局限于“合理化”；其次，新概念需要涵盖非西欧地区“现代”发展所走过的多种历史道路。
“现代性”的新定义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内容：现代性是圣俗统摄地位(encompass)的颠倒，也就是从“圣”统摄“俗”的世界进入到“俗”统摄“圣”的世界（参见图2）。
Ⅰ：传统的圣俗结构（“圣”控制“俗”）…>Ⅱ：现代的圣俗结构（俗控制圣）
图2 新的现代性概念：圣俗统摄地位的颠倒
“圣”与“俗”可通过韦伯和洛夫乔伊等人所说的“来世”和“今世”来进行区分(Weber,1946; Lovejoy,1936)[8]。“来世说”追求超越今世的价值和制度，而“今世说”则追求当下世界的价值和制度。东西方文明都对“圣”和“俗”进行了区分。科学化、合理化、产业化、城市化、个人化和民主化，这些带有“现代性”特征的现象都是圣俗统摄地位颠倒的结果。圣俗统摄地位颠倒之后，自然与社会制度本身都不再是神圣的，而是可以被人改造和构成的对象。在“圣”与“俗”的地位颠倒之后，人们不再认为人的创造力源于神，开始从哲学角度出发追问自己创造力的来源。韦伯所讲的“合理化”以及“社会分化”都是圣俗统摄地位颠倒的结果，但只是结果中的一部分。
“圣俗统摄地位颠倒”正是宗教社会学中所讲的世俗化纲领中的核心内容：“合理化”。“圣俗统摄地位颠倒”这个概念承认“圣”仍然继续存在。“圣”与“俗”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发生改变的是统摄关系。“圣”以神、达摩、真、道和理等多种名称存在，它们的存在都同样使世俗世界的秩序变得相对化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教皇统治、儒家的圣人政治、佛教的转轮王(sangha-cakravatin)政治、印度教的梵辅天(Brahma-purohita)政治以及伊斯兰的伊玛目—乌里玛(imam-ulama)政治都是“圣”统摄“俗”。
图2和图1放在一起，就概括了“多层近代性”。图1展示了历史进行中的多层面性，图2则展示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动力学。同时审视图1和图2，就会明白为什么“历史现代”之前的“原形现代”也应该被包含在“多层现代”之中。“圣俗统摄地位颠倒”的前提是存在着“圣俗统摄”的关系。有圣统摄俗的世界秩序，才会有将之颠倒的现代秩序诞生（开始于“早期现代”时期）。
“圣”统摄“俗”的世界秩序的起源和韦伯所说的古代“世界伦理宗教”的出现相吻合。世界伦理宗教诞生的同时，“今世”的秩序第一次受到了质疑。雅斯贝尔斯在发现古代以色列的预言家、印度与中国的哲学家和圣人、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希腊的伦理哲学都出现在相似时期后，把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期”(Jaspers,1953)[9]。这时候成长起来的佛教、儒教、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明都带有“原形现代性”的特征。
统摄关系Ⅰ的秩序伴随着巨大的紧张。韦伯犀利的目光捕捉到了这种紧张的根源：世俗秩序被具有超越性质的秩序相对化了。这种紧张格局破裂的结果就是统摄关系Ⅱ所代表的秩序的出现。韦伯也曾意识到“圣俗统摄地位的颠倒”是跨进现代的决定性标志。他的《新教伦理》对欧洲出现的“圣俗统摄地位颠倒”进行了出色的案例分析。但是，在非西欧现代性的讨论中，他的论述丢失了一贯性。
3.统摄地位颠倒现象
我们最熟悉的“统摄地位颠倒”的例子就是欧洲的宗教改革(Kim,2007)[10]。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把世俗秩序本身神圣化，新教对其提出了反驳。与此同时，欧洲经历了物质上的早期现代化。19世纪初期和中期，西欧经历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圣俗统摄地位彻底改变。
在西欧发生圣俗统摄地位改变的那段历史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就是非西欧文明对西欧产生了影响。16世纪的欧洲与“非西欧”曾经有过频繁交流。欧洲受到非西欧文明的刺激，“早期现代”得到发展。很多研究都证明：后来英国工业革命中很多关键技术的发明都来自非西欧地区，特别是中国(Needham,1971,1990; Hodgson,1974; Kuhn,1988; Temple,1999; Pomeranz,2000; Hobson,2004)[11]。“早期现代性最初并不出现在西欧，而是出现在中国宋元年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专家证实了。但是这些研究没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因为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欧唯一普遍性”观点的影响太大。今天，新论据的不断出现迫使我们建立新理论。
中国在宋元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唐古代帝国秩序崩溃，游牧民进入中原建立王朝又走向衰败。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中国成了各种文化的世界舞台。汉唐帝国的世俗贵族体制也土崩瓦解。宋代的士大夫不再是官僚体系中的官职名称，成了地方社会的指导层。曾经是“圣”的化身的皇室和朝廷不再独占绝对神圣的地位。除了朝廷之外，“在野”势力也参与“公共”领域，“公”具有了更高的普遍性和正当性。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论场”在儒家文化中的具体表现。更准确地说，现代“公共观念”首先出现在非西欧地区。世俗贵族体制的崩溃引起贵族庄园体制的解体，使农民在身份上更加自由和平等，宋代农业、商业、交通—海运、货币—信用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内出现的飞速发展都与这种变化分不开。程朱理学中的理气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汉唐时期并没有对“理”和“气”进行明确区分。世界被天（儒教）、真（佛教）、道（道教）的神圣包围着。程朱理学认为世界是由“气”构成的，“理”从“气”中分离出来，成了人们必须在“气”的海洋中努力求索的对象。自然与社会秩序本身不再神圣，包含在其中的“所当然”的“理”成了需要被发现和构成的对象。程朱学认为探求“理”的不是代表着现实世界权威的皇统，而是追求伦理的学者们的道统（Kim，2000；金相俊，2001a,2001b,2003b）[12]。是否存在代表上述精神的社会力量非常重要。这正是虽然“圣俗统摄地位颠倒”的现象在宋代早有萌芽，却到了明清才得以实现的原因。“圣俗统摄地位的颠倒”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并且发生在社会全方位的复杂过程。“历史现代”出现在世界的几个地区，但是在各种内因和外因交叉作用的影响下，它们的发展历程中会出现逆转和曲折。
“历史现代”是在几个文明的发展和交织中，在“复合多元”的历史潮流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复合多元”具有两重意义。首先，文明圈通过交流共同编织成的现代性是“全球交织多元”的现代性。其次，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各个文明圈内部不同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交织多元”现象。这两种“复合交织多元”像DNA的螺旋那样交织延伸开来，组成一个整体。图1同时展示了全球背景下现代性的多层性以及某文化内部现代性的多层性。现代性的概念应该对这样一个复合交织的整体脉络进行说明，而不应该仅仅包含交织多元中某条线的走向。现代性是人类文明合作的结晶，不是特定文明圈或者特定地区的特产，不是某个文明独自占有的财富，现代性的未来也将是如此。“多层现代性”论不认为特定地区会出现某种普遍性。说宋元年间出现了早期现代性，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文明交流的交叉点。理论上来讲，只要存在“原形现代性”要素，只要是文明的交汇地，就都有可能萌发“早期现代性”。
在思考社会科学领域里很多概念的普遍性问题时，我们应该从“多层现代性”的视角出发进行重新思考。公民国家、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公共性(publicness,ffentlichkeit)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描述西欧几个社会的现代发展道路以及特征。把这些概念用于非西欧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评价这些社会的历史与“西欧模型”有多相似。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很难逃避“单纯代入式”的研究态度。“多层现代性论”推翻了这一格局，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诸多基本概念都应该被重新解释。
4.从社会构成体的视角观察“多层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后”
现代性比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涵盖更广。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制是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走向成熟的。然而历史现代还包括了非资本主义阶段的早期现代。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等同视之，认为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历史资本主义”等同于“历史现代”。他的理论有两个问题：首先，“世界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等式不成立；其次，他对历史的解释没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
本文进行到这里，沃勒斯坦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是为了更明确地论述，我们来借用一下柄谷行人（柄谷，2007）[13]的“社会构成体”理论：历史上，社会构成体是三种“交换方式（以国家为中心的掠夺=再分配的交换方式，以共同体为中心的互惠=义务的交换方式，以市场为中心的商品交换方式）”的结合。柄谷行人指出，“亚洲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社会构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掠夺＝再分配”交换方式压倒了其他两种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的特点是“商品交换方式”完全压倒其他两种交换方式。不过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构成仍然是“三种交换方式”的结合。在税收占GDP的50%的北欧福利国家，再分配这种交换方式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某个社会，如果因为这个社会内部出现了“世界经济”，如果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世界体制”中，我们就马上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这种判断是非常勉强的。从进入“历史现代”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进入成熟的现代社会，处在世界经济之中的所有社会都没有出现商品交换压倒其他两种交换形式的现象，这些社会还处于非资本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因此，现代性的出现和展开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地缩小为资本主义要素的萌芽和发展。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不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是“圣俗统摄地位”的转变。
五、结论：处于动态中的“多层现代性”
有评论家指出“多层现代性论”与布罗代尔的历史观相似。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上存在三种时间（长时间、局势、事件）和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经济[市场]、资本主义）。“多层现代性论”的三个层次在外观上与之近似，但是两者之间有很多差异。笔者将围绕这些差异对“多层现代性论”的理论特征进行概括和整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布罗代尔的历史观是结构主义的，也是决定论的。下层建筑（长时间、物质生活）决定上层建筑（事件、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存在是暂时性的。但是，正如本文图1所示，在现代性的几个层面中，上层是上扬并且敞开的，下部层面在现代性整体构成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多层现代性论”还有一点和布罗代尔正相反，那就是“上层”决定“下层”。圣与俗的分离与紧张关系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人们通过第一种统摄关系进入了高级文明，通过第二种统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现代。不管是在统摄关系的最初形成过程中，还是统摄地位转变的过程中，倡导者们都主张思考过去。孔子回顾尧舜、朱熹回顾孔孟、旧约的预言者们回顾亚伯拉罕，路德和加尔文又回顾旧约的预言者们。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都是保守的。他们所观察的是不存在于现在的现在，也就是未来。他们之所以观察不存在于现在的现在，是因为他们生活着的那个“现在”充满了各种不协调和暴力，他们的愿景不会诞生于现存时空的因果中。如果没有“时间外的时间”这一层面，那么人类文明就不会有决定性的大突破。
现代性的核心中就有这种愿景和突破。之所以把世界伦理宗教的诞生视为“原形现代性”出现的标志，是因为这些教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供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不过，虽然这些愿景是以“时间外的时间”为契机产生的，但是其进行却离不开现实的时空，这就出现了异端对正统的挑战。只有历史环境成熟之后，异端才成为历史中的合法公民。现代性的历史还在持续。现代性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卡尔·马克思）、是被工具和理性所禁锢的历史（马克思·韦伯）、是种族大屠杀的历史（霍克海默、阿多诺）、是纪律和监视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也是对非西欧地区进行掠夺和边缘化的历史（依附论、后殖民主义论）。现代性在出现之初有眺望“不存在于现在的现在”的愿景，但是当它变成了人剥削人、人蔑视人的工具之后，理性就会对其提出批判。本文没有余力讨论下个时代的起始点以及发展方向。但以史为鉴，我们可以预见超越现实秩序的“时间之外的时间”会在新时代的开启中起到重要作用。“多层现代性论”重视现代性历史中自我革新的推动力，并把这种动力看作现代性的核心属性。相反，布罗代尔更注重不变的东西：人口、环境、物质生活条件等因素所带来的局限。
布罗代尔和多层现代性论都是多层思维，都注重底层的作用。但是“多层现代性论”关注底层的潜在能力，认为它带给我们开启未来的愿景，是用于实现突破的资源。相反，在布罗代尔的构图里，庞大的底层对突破起着制约的作用，吞噬了所有的变化。
布罗代尔从“世界时间”出发观察现代史，这一点不同于西欧一边倒的历史观，但是他没能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视角。考虑到两百年的现代史完全是以西欧为中心构筑的，他的局限性完全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这种局限性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明显。是时候完全更换理论框架了，所有有关现代性的语言都应该被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创建新范式的革新已经开始了。
收稿日期：2009-04—16
注释：
①至于“现代”与“历史现代”的区别，可参照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区分(Immanuel Wallerstein,1993)。
②这些特征具体表现为：绝对的统治权威；具有批判权利的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水力抽水机、水力鼓风机、大型纺织机等机械的发明；钢铁冶炼领域的初期工业化；煤炭冶炼等多种技术的革新；城市、交通、货币、金融、商业和贸易领域里基础设施的发展。
③可参照斯波义信和马克·埃尔文对中国宋代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以及早期工业化的论述（斯坡义信1968,1997;Elvin1973）。霍布森(Hobson,2004)和弗兰克(Frank,1998)又以这些论述为基础，站在通史的视角上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研究。
④很多研究证明欧洲现代文明的形成受到了亚洲文明的影响。在李约瑟(Needham,1954-1959)以及拉赫和范克雷(Lach and Van Kley,1965)所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之后，李约瑟(Needham,1971,1990)、拉赫曼(Rahman,1984)、哈桑和希尔(al-Hassan and Hill,1986)、库恩(Kuhn,1988)、坦普尔(Temple,1999)在科学领域进行了研究；乔杜里(Chaudhuri,1990)、弗兰克和吉尔斯(Frank and Gills,1993)，弗兰克(Frank,1998)、彭幕兰(Pomeranz,2000)、霍布逊(Hobson,2004)在经济史以及社会史领域里进行了研究；朱谦之(2003)和克拉克(Clarke,2004)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的研究是在“多元现代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收集了丰富的有关非西欧文明圈早期现代特征的资料。
⑤殖民地现代性的概念最初出现在《位置：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Asia Cultures and Critique)的创刊号(1993)上，后来巴罗(Barlow,1997)将这一理论发展完善了。这些学者们也认为现代性的唯一起源地是西欧。最近韩国学者们对殖民地现代性的问题持两种立场。一种是彻底的现代外来论（李荣熏编，2004；李大根等，2005），一种是福柯式的殖民地现代的规训权力论（金晋均、郑根植，1997；孔济旭、郑根植编，2006）。前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后者从规训权力强化的视角看问题，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认为韩国是通过日本殖民统治走上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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