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招商引资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募集股份活动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晚清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阐述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原因；叙述了招商活动三个阶段的一般概况；揭示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并评价这一活动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作用。
【关键词】 晚清政府 招商引资 募集股份 洋务派
晚清政府在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军工生产，并筹集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所迫切需要的资金，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进行招商引资活动，以股份制的方式招徕社会资金。本文拟对招商募股活动及通过募股创办起来的近代企业作些探讨，为当前的招商引资及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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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陷入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人民群众此伏彼起反抗斗争的重重危机之中。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加强军事力量，改进武器装备，才能抗击洋人、压制内乱、维持统治。于是他们一面大量购买洋枪洋炮，一面又积极引进外国机器设备，雇佣洋匠生产军火，很快办起大大小小数十家军工企业。但清政府的军事工业不但没有与之相应配套的燃料工业、采掘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基础，而且极其短缺维持和扩充的资金。当时清政府因社会经济萎缩导致财政收入日减，而用于对外赔款、军费、奢侈生活等各项开支又日趋浩繁，虽然“百方罗掘， 仍不足用”〔1〕。为此，洋务派打出兴办民用工业的旗号，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然而创办民用工业，买机器、购原料、盖厂房、请员工，无一不需要钱，而清政府缺的就是钱。清政府在“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2〕。要解决钱的问题， 唯一的途径就是设法招徕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大量货币财富。
鸦片战争后，随着洋货不断涌入，中国的自然经济虽顽强抵抗，但还是开始了解体过程。就在农民小生产者日益贫困破产的同时，为数不少的货币财富渐渐集中于地主官僚、买办、买办化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要么用于高车驷马、鲜衣美食的挥霍，要么用于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有的也用于投资。所谓投资主要是买办、买办化商人对在华的外商企业的投资。例如：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在60年代投资于旗昌和琼记洋行航行于长江的各条轮船的资金达21.5万两，从而被琼记洋行老板视作“要向他磕头的人”〔3〕。有统计资料表明，在整个19 世纪，所有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这些买办、巨商最早接触股份制这一先进的经营方式，最先享受了它的果实，但他们尝到的毕竟只是外国资本家吃剩的残羹余沥，完全不能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求。而外商在华投资创设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也强烈地刺激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创立新式企业的兴趣。
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国商品市场经过30年洋货的冲击进一步扩大，城乡部分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社会上存在着积极寻找出路且数量不小的资金。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势不可禁，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倡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他倡议“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公司计划需银20万两，分为2000股，每股百两。〔4〕在集资设股、内部管理、 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大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做法，致使总理衙门审阅时产生有洋商参与策划的疑虑，因而多方刁难，使这一倡议未被获准，但说明买办、商人已有了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意向。
买办、商人意欲投资的动向被那些正为资金问题烦恼的洋务派官僚们看得清清楚楚。一方苦于投资无路，一方苦于资金严重短缺，双方各有所难，互有所需，条件又允许他们互相利用，于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商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官终于走到一起，并一拍即合。洋务派筹资设厂，是为了先求富而后求强，即办企业追求利润只是手段，维持和发展军事工业才是最终目的。求富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这决定了洋务派要千方百计地控制企业，官商结合的方式也必须突出官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官与商合作创办企业的经营方式上，洋务派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两种可以利用和控制商人资本的方式。官督商办是由清政府委派官员招商引资、募集商股、组织企业，并在企业中担任要职，把持一切。官商合办是官商各出一部分资金合办企业，共同经营和管理。其中前者为主要经营方式，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
政治上，从主观方面来看，官督商办最能满足封建政府代理人控制新式企业的要求。1840年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为了使商品侵略畅通无阻，列强对在中国境内筑铁路、航行内河等“求之甚切，持之甚坚”，“哓哓再四，不办不休”。〔5〕50年代初， 贸易中心由广州北移上海，外商轮船公司纷纷以长江作为角逐场，攫取惊人厚利。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已是势所难禁，假如再听任中国富商大贾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不但“官无从为之区处”，而且“久恐争利滋弊”〔6〕，统治者感到一种潜在的巨大威胁， 故而急于寻找最佳办法来消弥这种威胁。
在中国，国家直接插手经济活动有悠久历史。明清两代，国营工商业虽然式微，但“承商”制度却有所发展。诸如江南织造的“领机给贴”、景德镇瓷器的“官塔民烧”等承商制度，实际上是把民间经济活动置于政府的控制下为政府的需要服务。清统治者从这里获得灵感，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作为区处之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疆大吏监督下，既可保证企业按其意志运转、又不使之越轨的官督商办应运而生。洋务派控制新式企业名义上是怕企业“漫无铃制”，〔7〕骨子里却是不想放弃利用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己用，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可见，洋务派官僚在经营思想和控制方法上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从客观上看，近代企业若无官扶持成不了气候。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势力相当强大。就官府而言，大部分官僚相当保守，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充满抵触情绪。如听说开煤矿，就援引明朝阉宦专权时代开矿的弊端，“夺民庐，掘人坟墓”，败坏风水等〔8〕，作为抵制新式矿业的理由；听说筑铁路， 就以会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9〕作为理由反对，等等。轮船、电报、 矿山等企业的产销、经营还要跨州县、跨省区，若没有官府出面经办、维持或弹压，仅靠商人自身根本无法打通各个关节。另一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产生了一切唯官府是赖的心理，认为只有官府出面倡导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可行的。就办企业而言，投资者也冀希通过官权和官力的庇护摆脱封建阻力，给投资带来格外优厚的利润。大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在把资本投入轮船招商局后，设想以50万两资本，依靠“官为扶持”，用4条轮船每年只要航行3个月，至少可得20%以上的红利，为此，认为“此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10〕
经济上，自然经济在中国依然占绝对优势，即使有所松动、解体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及少数大都市。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条件虽已具雏形，却并不完善；狭窄的市场充斥洋货，资本的原始积累极端不足，社会经济远未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前期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仅靠微弱的私人资本与洋商抗衡来建立近代化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官府扶助，提供市场，挪借部分资金，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企业才能较为顺利地产生、生存和发展下去。
总之，官借商资、商靠官助势在必行。诚如郑观应所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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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募集商股活动始于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创设。整个活动由开始到结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具体情况如下：第一阶段：从1872年轮船招商局设立并招商引资、募集股份开始，到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向社会公开招股获得较大成功为止。
招商引资、募集股份制度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尚属创举，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当模糊。清政府又一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官与商久不交涉，隔阂较深，所以由清政府出面招商引资、募集商股并不十分容易。为改变这种状况，李鸿章认为：“宜物色为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达到“官为之倡”，“商民可无顾虑”。〔12〕即要利用商人资本，就须有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物牵线搭桥。
按照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标准，1872年7 月李鸿章招致经办海运10余年的浙江候补知府、淞沪巨商朱其昂全权负责筹设轮船招商局。11月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李鸿章拨借制钱20万串（合银13.5万两），作为“设局商本”，以为倡导，希望藉此招徕那些依附洋商的在沪各省殷商。朱氏虽与买办势力有联系，但在大买办商人中声望不高，号召力有限，各地商人对招商“多方忌阻”，“难遽合同”。〔13〕因此开局之初，响应者寥若晨星，尽管朱其昂多方努力，招商引资仍不见起色。
招商局资本有限，朱氏又不熟悉新式航运业务，仅半年就亏损4 万余两，人言籍籍，李鸿章不得不进行改组。财力雄厚、熟谙航业的粤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被招揽入局，委以总办、会办重任，负责招集商股业务。唐、徐皆为买办出身，与华商有着广泛联系，特别是唐廷枢，是外资企业中“华股的领袖和代言人”，极具号召力。唐、徐入局后，立即提出一个“预算节略”，向社会广泛宣称招商局有相当把握与外国轮运业相抗衡。为开展业务，招商局还在国内外选择19个较重要的商业港口，如天津、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揽载货物。经过这番改革，招商工作有了较大进展，1874年招商局集资47.6万两，唐廷枢“尽将自己所有及邀集亲友极力附股”。〔14〕1877年招商局股本增至75.1万两。同期徐润一人投资约12万两，到1881年增至24万两，由他募集到他的亲友的投资不少于50万两。所以到1881年，第一期100 万两股本已招足。
轮船招商局内实行的是官权把持一切的封建管理体制，对稍后新式企业的招商工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1877年，李鸿章指定唐廷枢除负责招商局外，还主持开平煤铁矿的开办工作。但当时上海商人中有不少对唐等原主持招商局的大买办经理开平的成效，持十分保留的态度，反应在行动上就是投资的踟蹰不决。1878年开平计划招集资本80万两，实际上只集得20余万两，许多资金还是唐廷枢、徐润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港粤殷商”〔15〕的投资。
与开平煤矿同期筹建的另一家近代大型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其招商募股工作更是困难重重。1876年李鸿章派魏纶招商，但毫无成效。两年后，四川候补道彭汝宗接过这个烂摊子，仍然打不开局面，又改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兼理局务，主持1年，仍是一筹莫展。
到80年代，由于官督商办企业所作的一些努力，多少改变了社会视听。如轮船招商局从成立后第二年就按章程规定发付利息，初创时购买一股，到1880年股息计达70两。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私人资本的活跃。恰在此时，织布局进行了改组，翰林院编修戴恒受命出面主持。他请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入局，又延揽与各方商人有广泛联系的经元善入局。于是，改组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由戴恒、龚寿图、郑观应及宁波富商蔡鸿仪、 苏北大盐商李培松等主要创办人订立集股章程， 规定招股4000（每股100两），半数由主要创办人认购，半数向社会公开招募。 经元善在通商口岸、内地城镇及华侨集中的地方委托钱庄商号，分设36个代收股份的地方，并在报纸上公布投资人的姓名。这一措施在社会上引起好奇和广泛关注，招商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自章程公布后不到 1个月，招商数额便达到30万两，旋即又增加到50万两，远远超过原定计划。
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招商活动进展不太顺利，所有企业的招商都遇到程度不等的挫折和困难。其中重要原因是风气未开，大多数人对政府招商还将信将疑，是以投资犹豫不决。清政府在商资不足、企业不能及时开工的情况下，只得挪借大笔资金，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加以扶持。招商方式表面上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但社会资金的到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积极，实际上股份多是“因及友，辗转邀集而来”，范围比较狭窄。从资本构成看，有部分是中小资本家、海外华侨、官僚的投资，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买办、买办商人的投资，企业的大权也掌握在与北洋官僚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大买办手中。
第二阶段：从1881年到1883年7月，招商募股进展比较顺利， 企业股票市价保持在面值之上。
进入80年代，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残酷掠夺使中国旧有经济结构遭到更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人们更多的认识和接受。先前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其筹建、经营都进入正常运行轨道，这种无声的宣传增强了官督商办的吸引力。从80年代初开始，上海各大中外文报纸开辟专栏，专门刊登企业股票的行情。这些因素大大有利于招商工作，募股较前段更为容易和顺利。正如《申报》所说：“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
趁着股市势头正旺，一些老企业纷纷增资以扩大经营规模。轮船招商局1876年只值40余两的股票市价，到1882年涨至200两以上， 最高达253两，招商局趁此再次增资100万两，1年内收足。开平煤矿1881 年开始产煤，李鸿章奏准将每吨收税由原6钱7分2厘减为1钱，“以恤华商而放洋煤”〔16〕，开平煤竞争力增强，名声大噪。1881年11月8 日《捷报》称：“矿局在上海已集股100万两”，用于采煤、运煤等项设备。随着开平煤产量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其股票在市场上身价倍增。
招商局、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蒸蒸日上，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投资欲。1882年官督商办的中国电报局成立，计划招资8万两， 尽管前途未卜，招商工作还是异常顺利，甚至出现已登记的投资人不能保证都能领到股票的怪事，以致面值百两的股票在市场上很快升到150两。1883年4月，电报局又筹款40万两，用于架设由沪到粤沿海各口陆线。
上海金融市场上的股票热，使拥有资金的人们变得躁动不安，渴望投资于近代企业。安徽池州煤矿、云南铜矿、热河承德平泉铜矿等10多家外地中小型企业瞅准机会，在得到南北洋通商大臣同意后，纷纷跻身到上海金融市场发行股票，招集资本。
80年代初期，官督商办企业，无论大小，不论是有成效，还是尚未创办，它们在上海发行的股票不乏求购者。据中外报纸估计，这一时期它们从上海市场大约吸取了300万两资金。投资成为一种时尚， 股票成为人们抢手的对象，以至股票市价与其面值的差额越来越大，1882年达到巅峰并持续较长时间。1882年部分企业股票市价如下：
注：本表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
长乐铜矿1882年尚未开办，平泉、鹤峰铜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办无成效，可是表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股票市价无一不在面值之上，平泉铜矿股票甚至超过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大型且已显效益的股票。对这种现象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人们的投资实际上是投机，是“冀得股之后股票骤涨，即得出脱”〔17〕，谋求短期的效益。人们希望一夜暴富，于是不断买股票而不区分好坏，股票市价被越抬越高，从而造成投资热的假象。其实，在这种热潮背后，是即将爆发的危机。果然，1883年初股票市价虽仍高于面值，但已开始涨落不定。
相对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招商工作比较顺利，还出现一个高潮。招商范围空前扩大，从通都大邑向中等城市纵深发展，影响越来越大。私人资本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积极性，附股极为热烈。这改变了前一时期的资本构成，买办资本不再独领风骚，真正的商股越来越多，以往企业中大官僚和大买办联合把持企业的状况有所松动，一些企业的主持者不再是买办，而是纯粹的商人。然而，企业内部的矛盾、弊端越积越多，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本集于商，利散于官”〔18〕的现象屡见不鲜，商人资本的积极性被挫伤，红红火火的招商募股又渐露隐忧。
第三阶段：1883年8月，受中法战争影响，金融风潮日益严重， 股票市价直线下跌，沉重打击了招商募股活动，到1899年官督商办企业不再新设，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停止。1883年8月， 股票市价开始下跌时，开平、招商局的股票均在此列，其他华商企业股票，尤其是矿局股票，更是跌得一文不值。随着中法战争的不断升级，上海金融风潮以更迅猛的势头席卷全国，股票市价的下跌竟一发不可收拾，使广大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兼以长期以来中小投资者处处受到排挤又无权管理企业产生的积怨，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才被鼓动起来的投资兴趣，他们对“官不勒商”、“官操其权，商受其利”〔19〕的美丽谎言不再轻信，对投资变得再度裹足。如1887年李金镛受命筹办漠河金矿，原拟招资20万两，虽经百般努力，仅集到3万两，直到1890年也只有4.2 万两。 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需招资25万两，虽经“舌敝唇焦”〔20〕，威胁利诱，用尽种种办法诱资，最后仅招到10.85万两， 离预定目标还差大半。
金融风潮过后，企业内“官督”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表现在企业人员的变动上，昔日北洋官僚集团假手大买办来控制企业，如今则是直接派官把持。如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在北洋集团垄断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他居间操纵者竟占其三，后来他又全权控制了汉冶萍公司、通商银行等。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资本构成发生了变化。1881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集资本50万两，其中30万两是私人资本，占有压倒优势。90年代初，官款及官僚资本不断挤入织布局。到1893年10月，官款达26.5万两，商股却不过13万两，仅占全部资本的1/3。在电报局， 官的控制也十分严密。1882年，盛宣怀坚持未还的10万官款“永远存局，不更归还。但于十年之后与商本一律起息，仍不兼取息外盈余以分商利。其余永远存局，加添官股资本”。〔21〕这个规定预示着官股有朝一日能居于压倒的地位，则电报局将成为北洋集团的私产。企业在“官督”加强的同时，商办的色彩必然越来越淡化。
商人资本招而不至，大多数企业从80年代中期起就慢慢停止了招商募股的努力。但企业运转所需的资金远非清政府的财政所能提供，于是它们相继走上了向外国洋行、银行借贷度日的道路，轮船招商局首开此例。1883年金融风潮中，大量商号倒闭，钱庄收缩，一向依靠钱庄信贷来周转资金的招商局境况大窘。偏偏唐廷枢、徐润去职，通过他们联系获得的买办资本陆续以提款、下股形式退出。招商局在新股、老股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于1883年停止了招商募股，企业所需一切资金，唯官款和外国银行是赖。招商局首开先例，其他企业竞相效尤。
借款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如1885年轮船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贷的条件是：汇丰派洋人监理，可随时查看局中帐簿，验看各船产业，如不能履行合同，汇丰有权任意处置招商局财产。被人称为“一只手捞18颗夜明珠”的盛宣怀对借洋债很不以为然：“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22〕金融风潮后，社会资本的招揽越来越困难，举办者对招资也不热心，一遇困难便向外国求贷。借洋债的结果，不但堵塞了私人资本的发展机会，还使外国侵略势力方便地渗透到企业要害部门，严重损害企业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招商引资的特点是：大型官督商办企业以经营方针到业务几乎都在整顿的名义下全部由买办商人过渡到北洋官僚的控制之下，企业的商办性质逐渐削弱以至名存实亡，资本构成也以官僚投资、借贷洋债替代了招商引资。这些标志着晚清政府在国内的招商引资、募集股份活动的完全失败。
1899年以后，官督商办企业不再新设，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从80年代中期以后又都逐渐停止了招商。这样，清政府招商引资的帷幕迟迟才拉开，不等好戏出台，又匆匆拉上帷幕，留给世人诸多的遗憾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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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在世界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和本国形势的驱使下，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股份制，把它嫁接在封建政权的肌体上，结果生出了“官督商办”这一怪胎。由于官的介入，官督商办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浓厚的封建性。官、商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前者力图使企业成为他们通向自强的桥梁，拼命地榨取企业利润为维护统治服务；后者则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需要不断地扩大积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在官与商的对立斗争中，官总是占上风，企业就只能不停地围着封建主义的磨盘团团转，而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官督商办又具有买办性。洋务派举办近代企业，一缺资金，二无技术，因此他们借洋债，雇洋员。他们以出让主权换取外债，在技术上完全依赖洋人，甚至让洋人把持企业大权，这些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随企业独立自主地位的不断丧失，买办性就日益增强。官督商办还具有垄断性。其垄断性一半来自封建政权，很多企业初创时都得到官府的专利权，明令不准另设同类企业与之竞争；另一半来自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妥协，象“齐价合同”就是中外企业统一价格的联合垄断。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是官督商办企业与生俱来的特点，它们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成为晚清政府招商引资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晚清政府的招商活动经过一个微弱的高潮后就失败了，但是它对于几千年抱残守缺的中国来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晚清政府的招商募股活动在客观上顺应了近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要求，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洋务派通过招商引资而建立的近代工业，不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带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的侵夺，对保护民族工商业及其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创办近代工矿企业过程中，洋务派还引进了许多新的技术设备，传播了近代的科学文化和企业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当然，招商募股活动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并导致了它的失败，笔者将另写专文探讨。
注释：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第18页。
〔3〕Hao YenPing: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1970年版，第121页。
〔4〕《总署收曾国藩函·附沪商拟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海防档》，第872—875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第32—34页。
〔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29页。
〔7〕〔9〕〔16〕〔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册，第61页、第331页，第7册第141页，第6 册第347页。
〔8〕《申报》，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
〔10〕《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47—148页。
〔11〕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开矿》，卷四第19页。
〔12〕《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海防档》第905页。
〔1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4〕《申报》，1873年7月29日。
〔15〕《新报》，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1878年3月14日）。
〔17〕《字林沪报》，1883年11月1日。
〔18〕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册第203页。
〔20〕《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28页。
〔21〕《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二第8页。
〔22〕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盛宣怀致张之洞函》，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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