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旗帜——欧阳修的文坛领袖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旗帜论文,领袖论文,人格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坛领袖人格。文章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树、经世致用的文学活动、汲引后进的道德勇气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从典籍诗文中多方位引证，充分肯定了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理论与旗帜”的作用。
关键词 欧阳修 文坛领袖人格 道德勇气 旗帜
北宋自开国以来近百年间，亦即从太祖到欧阳修去世的神宗熙宁间，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在这一时期，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他纠正了柳开、石介等人重道轻文、重理轻辞的错误观点，从历史的联系、现实的需要和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等方面进行探索，把诗文革新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用自己写出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文去扩大影响；还注意汲引后进，壮大诗文革新阵营。在这些理论探索和文学活动中，欧阳修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坛领袖人格，现分三点进行论述。
（一）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树
欧阳修是一位杰出的文论家，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散见于其书记序铭中。他著有《六一诗话》一卷，创立了一种漫淡式的论诗体例。其开拓之功，不可泯灭。他还撰有《归田录》二卷，书中多记北宋前期人物事迹，亦涉及诗文，有些章节具有文论价值。
欧阳修进步的文学主张是其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包括文胜道至、事信言文、诗穷而后工等内容。使诗文创作从“载道”、“贯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欧阳修文学思想的精华之处。
1、文胜道至 苏轼在《欧阳修墓志铭》中曾引欧阳修的话说：“吾之为文必与道俱。”这说明欧阳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是有考虑、有原则的。欧阳修以古文家的身份，从文的角度提出问题，主张重道以充文：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答吴充秀才书》）
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就必须注意道德的修养，“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宋初柳开、石介更变本加厉，主张文道合一。欧公论文，宗法韩氏，大旨略同，而对文与道的关系，则较韩愈说得透彻。欧阳修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要想文章真正达到“工”的境地，所谓“纵横高下皆如意者”，就不得不和道联系起来。道是内容，是本，如金玉；文是形式，是末，如金玉发出的光辉。反之，如果仅仅从文的本身着眼，则“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指出，扬雄、王通等人从文字语言去模拟经传，是“道未足而强言”，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在《有马示徐无党》一诗中以人与马的关系比喻道与文的关系，向学生畅述了自己的见解：
吾有千里马，毛骨何萧森。疾驰如奔风，白日无留阴；徐驱当大道，步骤中五音。马虽有四足，迟速在吾心，六辔应吾手，调和如瑟琴；东西与南北，高下山与林，惟意所欲适，九州可周寻。至哉人与马，两乐不相侵。伯乐识其外，徒知价千金；王良得其性，此术固已深。良马须善驭，吾言可为箴。
欧阳修认识到学道是为了充实文的内涵，其终极目的还在于文，则重道亦即重文。文与道有相对的独立性，就象人与马一样彼此之间配合默契，没有妨碍。这和柳开、石介的文道合一论，以及后来朱熹、张栻等道学家轻文重道、甚至认为文能害道、把文与道对立起来的主张，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另一方面来看，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不等于说“有德者必有言”。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就看到了文的独特性：“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在《送徐无党南归序》里，他是把“三不朽”分开来讲的，而以颜渊为例，说“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说明德行之士不一定能表现于文章。可见道为文之本，而道却代替不了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只不过是强调文人不应该溺文而轻道，强调救正当时读书人“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的弊病。柳开、石介等人正因为不理解这一点，所以鼓吹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而忽略了文的一面。
更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之所谓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批判学道而溺于文的文士，认为他们之所以学道而不能至，就在于“弃百事而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可见所谓道，虽系儒家传统的提法，而作者所看重道的具体内容，却是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百事”。因此，欧公论文道关系，接近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欧阳修认为，文学是不可脱离现实的，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而道亦在其中。苏轼在《居士集序》中曾赞颂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其实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拘板，如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序》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通其辞”不过是为了“学古道”和“思古人”，何等迂腐！欧阳修论学道而归之于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则比较切实。这在当时确实是进步的文学观点。
2、事信言文 欧阳修人格中贯穿着可贵的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精神反映到文论，就集中表现于“事信言文”这一观点。
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对《左传》上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作了重要的发展：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欧阳修首先强调内容，但又不忽视形式。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欧阳修把史笔和文心结合起来，进一步申述了事信言文的观点。他认为，关于人物的评论，立言要有分寸，论断必须准确，决不因为满足死者家属的请求而轻以言议假人，即使在某一个细节上也丝毫不苟。在处理碑志类文章的题材方面，则要记大节，尚简略而不贵繁缛。“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这样，一方面做到“不虚美，不溢恶”，是非褒贬，都有意义可寻，成为忠实的记录，符合“事信”的要求。另一方面，文笔有法有则，符合“言文”的要求。
强调内容信实，是欧阳修始终坚持的写作标准，各类文章皆然。例如，他于皇佑末年作《范仲淹神道碑铭》，范仲淹和吕夷简是政敌，欧阳修自己和富弼等也一向反对吕夷简，但他在碑文中却客观地叙述了范吕结怨及和解的经过。此事曾引起富弼及范仲淹子范纯仁的不满。徐无党转达了富弼的意见，欧阳修答复说：“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欧阳修自己写文章要求“事信”，评论诗文也不仅具有诗文家的求美精神，而且具有史学家的求实态度。他的《六一诗话》主张诗人应该对于所要再现的情境具有真切感受，这样才能曲尽其妙。《诗话》中称道孟郊《谢人惠炭诗》“暖得曲身成直身”，认为“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从贾岛《朝饥诗》“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联想到作者“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诗话》还肯定王建《宫词》，认为此诗所写史传所不载的唐代宫禁中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于其中“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这类诗句，“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以“事信”的标准看，还是可取的。
欧阳修能文能诗，深知创作甘苦，所以他的“事信言文”论不同于道学家的空疏之谈，在强调“事信”的同时，又重视“言文”，亦即重视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他还提倡发扬不同的写作风格：“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这在《六一诗话》中通过对梅尧臣、苏舜钦诗歌的评论可以看出：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梅、苏两家的风格截然不同，欧阳修十分欣赏他们的特色。《六一诗话》中很多地方都是探讨诗歌的风格、技法，如书中引梅尧臣语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意新语工”，形象鲜明而又含意隽永，这是欧阳修所称美的诗的极致，这当然也属于“言文”的范围。甚至对待杨亿和四六“时文”，欧阳修也不以简单否定为满足；相反，在批判肃清了西昆形式主义文风影响之后，他很注意对西昆体某些有益的艺术经验的批判吸收。他在《试笔》中曾将“苏氏四六”作为文体革新的一项可喜成果加以肯定：“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这也和他主张“事信言文”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散文领域，欧阳修在主张发扬不同风格的同时，特别提倡“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平易自然的风格。（《答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不但反对浮靡的“时文”，提倡古文，而且反对古文写作中的险怪之风。《涵芬楼文谈》记载宋祁与欧阳修同修《唐书》，宋严于用字，时常以冷僻的字词改易文章，弄得险怪不可读，于是欧阳修戏书“宵寐匪桢札闼洪庥”以嘲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
都可说明欧阳修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的主张。欧阳修在散文创作中，继承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而且还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琅琅上口，韵味悠然。朱熹在《朱子语类大全》中指出：“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在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的字换那寻常的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将欧苏文与韩柳文比较，也认为“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金代作家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也说：“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娓娓不倦。盖非务奇古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以上诸家评价均是的论。总之，欧阳修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健康发展，使宋代散文不仅克服了骈文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毛病，而且也克服了古文本身追求奇险艰涩的毛病。从此以后，单句散行的古文便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了文学语言的正宗，直至“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深刻地说明了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论及其实践是影响至巨的。
3、穷而后工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涉及到作家的生活道路与创作的关系问题。韩愈由于不太注意古文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因此他的“明道”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正是唐人留给宋代有志于复兴古文事业者解决的课题。欧阳修从梅尧臣坎坷的遭遇中找到了“突破口”。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尧臣（圣俞）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欧阳修的好友。梅一生仕途坎坷，死后，欧阳修将他的诗编为《梅圣俞诗集》，并亲撰序言。序中提出诗歌“殆穷者而后工”的命题，认为诗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才能写出“人情之难言”的作品来。也就是说，诗人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才能把难以描摹的意绪形之于诗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历代统治者都痛恨作家哲人的先觉与求真，所以不断施以压制、迫害、诽谤，而作家对贫、病、刑、辱和精神折磨有了深切的体验，遂成为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反之，幸福、顺利、快乐等等在创作中的表现，往往相形逊色。欧阳修的这个论点相当深刻，概括了封建社会很多优秀作家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并否定了诗人“少达而多穷”的宿命论观点，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也”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比前贤的论述深刻得多，明确得多。
“穷而后工”论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坛极富指导意义。欧公论点一出，后世议论蜂起，赞成“穷而后工”论的有王安石、晁补之、张耒、贺铸等人。力辨其非的有杨万里、侯方域、袁枚、钱大昕、黄景仁，翁方纲等，足见“穷而后工”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影响极大的。
（二）经世致用的文学活动
欧阳修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入仕初期，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结合。入仕前，他主要致力于“时文”。从任西京推官起，他才开始真正的古文和诗歌创作。《宋史》本传云：
（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当时他曾写《七交》七首，分咏“河南府张推官（尧夫）”、“尹书记（师鲁）”、“杨户曹（子聪）”、“梅主薄（圣俞）”、张判官（太素）”、“王秀才（几道）”六人，他们都是欧阳修在洛阳时的诗文朋友。最末一首《自叙》云：……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饮德醉醇酎，袭馨佩春兰。平进罢军檄，文酒聊相欢。”真实地记录了这种知己之间的文酒之会。这中间，欧阳修向尹师鲁学古文，向梅尧臣学诗歌，遂一起以古文诗歌倡率学者。于是，随着政治改革声浪的日趋高涨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文人的兴起，一场大规模的诗文革新运动发展起来了。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盟主。欧阳修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利用行政力量，壮大诗文革新运动的声势 关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欧阳修曾经深入思索过，他在《苏氏文集序》中说：“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他对比地回忆了上面的提倡对于文事的作用：“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因为当时有司重“时文”，所以自己也就作些“浮薄”文字以投其好。而到了“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欧阳修指的是仁宗天圣七年下诏戒除文弊，并规定礼部贡举不取浮华雕饰的文字。两相对比，这样的亲身经历当然加深了他对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的认识。
何况，早于欧阳修入仕，也是他所尊敬的朋友范仲淹早就企图通过政治的力量来革救文弊。范仲淹在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的主张，就包括对文风的改革。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上执政书》，指责时俗之文“词多纤秽”、“言不及道”，以为时弊之一，并主张以策论取士。在这样强有力的推动下，诗文革新运动渐成气候，仁宗遂于天圣、景佑年间连下诏书，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庆历年间，范仲淹执政，欧阳修任谏官，他们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兼及文风改革。可见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正是由上而下，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要求而展开的。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对追求险怪的“太学体”进行了一次歼灭性的打击，将那些作文艰涩而又无治国的真才实学的人一概黜去，取录了一批经世之才。《宋史》本传记载：
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则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在守旧势力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在欧阳修早晨上朝的路上，聚噪于马前，公开无理取闹。可见当时的斗争是何等激烈！而欧阳修义无反顾，不为动摇，用行政的力量来改变考试制度，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彻底胜利。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佑以来，以古文为贵，则论策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
这是当时人的切身感受。以策论取士，不仅有利于选拔经世之才，而且直接而有效地改变了文风。宋文长于议论，诗歌也表现出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当与这种考试内容密切有关。
总之，欧阳修自至和元年起，由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到参知政事，但任高级职务达十年，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行政权力，推进文学活动，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也使自己成为了当时的文坛盟主。
2、和梅、苏共同战斗 在欧阳修的诗文朋友中，只有梅尧臣和苏舜钦的文学成就最大，世称“苏、梅”。诚如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云：“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摩盖。”梅尧臣，有《宛陵集》六十卷，存诗二千七百零三首，是北宋很有影响的诗人。刘克庄《后村诗话》甚至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复续，其功不在欧（阳修）、尹（洙）下。”欧阳修与梅尧臣订交于天圣九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他们都是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经常作古文诗词唱和。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有句云：“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不暇谒大尹，相携步香山。”按理僚属赴任应该先谒见长官，而欧、梅却迫不及待地相约游山，这反映了他们一见如故，同气相求。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诗歌很赞赏，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宋史·文苑传》）而梅尧臣则认为“欧阳最知我，初时且尚窒。比之为橄榄，回甘始称逆。”（梅圣俞：《答宣阗司理》）可见二人相知之深。天圣、景佑年间，梅尧臣意气风发地参加了诗文革新运动：“遂思二十居洛阳，公侯接迹论文章”，“其锋虽锐我敢犯，新语能如夏侯湛”（梅圣俞：《依韵答吴安最太祝》）他认为，《诗经》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而产生的，“国风”是要使下情上达，“雅颂”也要有所刺美，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诗学主张。他愤慨宋初西昆体“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浮艳诗风。（梅尧臣：《答韩三子华……见赠述诗》）使诗仅仅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在艺术风格方面，他还提出了“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不意见于言外”的著名见解。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宋初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提倡古文还早于欧阳修。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云：“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舜元）及穆参军伯长（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苏舜钦有《苏学士集》十六卷，其中诗二百二十二首，是他的主要成就。清人宋荦《苏子美文集序》云：“子美独崛新于举世不为之时，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其才识犹有过人者。”对舜钦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欧阳修非常欣赏苏舜钦的诗歌：“子美气尤雄，万窃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苏舜钦的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不多，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却发表了很值得重视的意见。他主张在“诗之作与人生偕”的基础上，按照诗歌所反映的“民志”去改革政治，而不是按照政治需要去正“小人”之“邪思”。总之，因为梅、苏在诗文革新的根本问题上，特别在文学理论倾向上和欧阳修完全相同，所以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便与梅、苏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他在《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中云：
子美忽已死，圣俞舍吾南。嗟吾譬驰车，而失左右骖。劲敌尝压垒，羸兵当戒严。
诗中将自己比成一辆战车，而梅、苏便是负载着战车而奔驰的左右骖。当年正是他们同心协力，冲破劲敌的营垒，夺取了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苏、梅都先于欧阳修去世，欧阳修先后为他们编定文集，并写了评价中肯、感情深挚的序文。治平二年(1065)，他在政治上失意之余，曾在一次出行的途中忆起亡友，作七绝《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一寄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3、主持文会 据《宋史》本传记载，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尹洙、梅尧臣等一班文士都在西京留守钱惟演幕，他们“为古文议论当世事”，“为歌诗相倡和”。《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九记载，当时在西京留守幕中，“修等游饮无节”。欧阳修《七交·自叙》诗中记叙这段生活是“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也就是这一段生活，培养了欧阳修文酒之会的爱好，也构成了他的文学活动的一大特色。
按文酒之会，古已有之。春秋时国君应酬宾客，就有饮酒赋诗的惯例。《南史·萧介传》云：“介性高简，少交游，唯与从兄弟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可见后来文酒之会已扩大为士大夫的交游酬酢。欧阳修主持的文酒之会大多是在外任的时候，它们不仅是极富特点的文学活动，而且宾主在其乐融融中进行了极富创见的文学理论探讨。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转知扬州，他在蜀冈中峰的大明寺西南角筑平山堂，以为游宴之所。据《避暑录话》载：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
可以想见欧阳修在平山堂诗酒行乐的盛况。文酒之会中较著者有庆历八年八月，梅尧臣于宣州往陈州赴晏殊幕的途中过扬州，时值中秋，欧阳修约梅尧臣、许元、王淇在平山堂赏月，作文酒之会。王淇先作成一首，欧阳修立即写了《酬王君玉中秋待月值雨》：“池上虽然无皓魄，尊前殊未减清欢。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干。客舟闲卧王夫子，诗阵教谁主将坛？”接着，梅尧臣又写出《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主人待月敞南楼，淮雨西来半变秋。自有婵娟侍宾榻，不须迢递望刀头。池鱼暗听歌声跃，莲的明传酒令优。更爱西垣旧词客，共将诗兴压曹刘。”这样此唱彼和，直到深夜方才散去。
皇佑二年（1050年）欧阳修守颍州，他在主持文酒之会时作了禁体诗的探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云：“六一居士守汝阴日，因雪会客赋诗。”下引欧阳修《雪》。欧公的题下原注是：“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诗云：
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棱棱风莫犯，暮雪緌緌止还作。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垆成径集瓶罂，猎骑寻踪得狐貉。龙蛇扫处断复续，猊虎团成呀且攫。共贪终岁饱麦
，岂恤空林饥鸟雀。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履，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颍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发一噱？
所谓禁体诗，即禁体物诗，是相对于体物诗而言。咏物诗发展到唐代，诗人们力图巧似客观事物的外形，并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在此基础上，杜甫、韩愈进一步作了由体物走向禁体物的探索，亦即摆脱尚巧似的传统，趋新避旧，趋生避熟，不直接体物，而用赋的手法描写物的周围环境，达到“逐层刻露，逐层清晰”的艺术效果。（见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火》）如杜甫《火》、韩愈《咏雪赠张籍》、《喜雪献裴尚书》等均是这样的尝试之作。这样的诗虽然少，但到了北宋，便形成受到人们关注的一种新的表现方法。欧阳修正是用“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的创新精神从事禁体诗创作。在上引《雪》诗中，的确如作者自己在题下原注中所承诺的，没有犯那些平常写雪的诗歌所用的词。由于这些词语在雪诗中已被用滥，故他去陈言而搜新语，不局限于刻画雪的外部特征，而只是写雪时及雪后的环境、气氛以及人物在此时此地的活动和感受。虽然字面上没有出现惯常描写雪的词语，但依然能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凛冽皎洁的雪的世界。在欧阳修的带动下，苏轼也加入了探索的行列。如苏轼《江上值雪，效欧公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题中明白地说是“效欧公体”。二十六年后，苏轼在颍州作太守，追想起已经辞世的欧阳修的故事，便又写了一首《聚星堂雪》。诗前小引云：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
引文充满了对老师的景仰和忆念，而且认为欧阳修作禁体诗尝试是“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可谓语中肯綮。同时，引文也反映了欧阳修在主持文酒之会时探讨诗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影响深远的。
（三）汲引后进的道德勇气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造成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更需要一大批才人学士。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拥有一大批优秀作家。文学史上艳称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占韩愈、柳宗元两家，宋代却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六家。而宋代六家中，后五家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教育指导、推荐提拔。欧阳修象韩愈一样看重师道，对于许多愿列“门墙”的年轻文士，总是热情地进行帮助和指导，使他们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基本力量。宋张耒《上曾子固龙图书》云：“世之号能文章，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宋史》本传亦云：“（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应该说，这些话都不是虚誉，汲引后进正是欧阳修文学活动的一个突出内容，也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坛领袖人格。
景祐四年，友人谢伯初在许昌获得魏铜雀台瓦台，镌成瓦砚，送给欧阳修。欧阳修作《古瓦砚》诗，感慨砖瓦虽贱，但一经制成砚，即可使用，由此生发出自古以来人才难以量材而用的浩叹：“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正因为欧阳修深知得士之难，所以对于有才华、肯学习的年轻人，他都由衷地喜爱。庆历三年，秀才杨辟下第，欧阳修作诗《送杨辟秀才》，开头八句就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既又得杨生，群兽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识惭未博。”说发现杨辟这样杰出的人才，才知道自己所识人物极其有限，爱士之情溢于言表。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对不是自己的学生的才士，欧阳修也一样喜爱。庆历三年，他读了古文家石介的两位学生的文章，十分欣赏，禁不住给石介写诗，抒写自己读二生文章的情景：“夜归独坐南窗下，寒烛青荧如熠，病眸昏涩乍开缄，灿若月星明错落。”（《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谓读二人文章，感到象星月参互纷杂，自己的目光也为之一亮，非常真切地表达出得才之喜悦。无疑，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因此苏轼《练塘勤上人序》满怀崇敬地说：“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城道，不远千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之豪俊。”阅读欧集和有关文献，从他赞赏和汲引各种人才的言语行动来看，则他于其中所表现的道德勇气，可以窥知其梗概。现摘引有关材料于次：
1、对于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子，欧阳修满怀喜悦，殷切期勉。如苏轼在《欧阳文忠公祭文》中追忆初见欧阳修时的情况：“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可以想见，欧阳修的鼓励给了少年苏轼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2、对于曾经犯有过失的学生，欧阳修则诚恳热情地鼓励他振作自强。如吴孝宗“少也不自重”，欧阳修在嘉祐五年(1060)写《送吴生南归》诗，诗中语重心长地说：“我笑谓吴生，尔其听我言：世所谓君子，何异于众人。众人为不善，积微成灭身。君子能自知，改过不逡巡。惟于斯二者，愚智遂以分。……子既悔其往，人谁御其新？丑夫祀上帝，孟子岂不云。临行赠此言，庶可以书绅。”书绅，指在衣带上记下重要的话，以志不忘。欧阳修的这一席话确实是警顽立懦的箴言。
3、对于失意的士子，欧阳修不捐弃，不轻视，而是对他们安慰，为他们呼吁。如庆历二年，曾巩下第，欧阳修深感不平，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对礼部的考试标准和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有魁垒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往往失多而得少。”他诚挚而含蓄地对曾巩说：“夫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巳，使一有获，则岂不多耶？”后来，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考，改革考试办法，曾巩果然中了进士。
4、对于交恶者的推荐，欧阳修不抱偏见，唯才是举。据《避暑录话》记载：“张安道与欧公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助之，而前曰吕许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以朋党罢去。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乃为作书办装，使之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5、对于学生的成就，欧阳修不狭隘，不嫉妒，而是表现出由衷的快慰。如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欧阳修殷切期待着既能够变格为文、又能够继承形式主义文学的某些艺术技巧的作家出现，“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时过三十年，苏氏父子写出了新体四六骈文，欧阳修在《笔说》中感叹：“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以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一大幸事。无疑，这可见欧阳修对于文学发展“后学转精”的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他的高尚品质。
6、对于看准了的“旷世奇才”，欧阳修极力推荐。至和二年，曾巩多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恰好朝廷派遣他出使契丹，不能与王见面。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其欲一见足下。”使回后，欧阳修主动写了《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诚恳地邀王相见。王安石接读此诗后，十分感动。欧阳修经过考察，认定王有治国之才，就在《再论水灾状》中举荐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欧阳修的汲引后进，体现了他的人才思想，也体现了作为文坛盟主，他以扶植文士为己任的可贵人格。苏轼在《祭文》中曾饱含感情地说：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
这段话非常细腻地表达了受欧阳修培植、庇护的士子的感受，也深刻地评价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作用。千载以下读之，仍能感人肺腑，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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