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国际路线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路线论文,时期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3)05-0110-07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传播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左联”成立之初，就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与批评”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针[1](P9)，并马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1932年3月，“左联”改组，专门设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将“指导翻译国际革命普罗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论文”确定为一项主要任务[1](P181)。“左联”的高度重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译介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热潮，不仅译介的规模而且译介的质量都远远超过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
“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在政治上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左联”的意识很明确：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就要认同一切都是国际性的。所以，“左联”的眼睛一直盯着世界。萧三是“左联”派驻国际的代表。“左联”听命于国际，服从于国际，努力创造条件随时向国际汇报工作，交流情况。在这一政策导向的规约下，在整个“左联”时期，中国文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选择译介，呈现出了鲜明的、追随苏联文艺界文论动向的整体性特征。
早在1931年的秋天，斯大林发表了《论布尔塞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这是给《无产者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大林批评了苏联文艺界理论建设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象，强调了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发出了把理论工作推向列宁阶段的号召。以这篇文章为导引，苏联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肃清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倾向，把文学理论发展到列宁阶段的斗争。在这场清算活动之中，普列汉诺夫、弗里契、德波林、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论思想受到了批判。1931—1933年，苏联权威刊物《文学遗产》陆续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和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敏·考茨基的信。1932年，苏联第一部论述列宁文论思想的专著《列宁与文学》得以出版。193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资料汇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也首次在苏联出版。1932年，联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等一切文学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同时，终止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提法，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与批评的基本方法。经过以上一些环节，苏联文艺界开始建立了权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取代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占据苏联文艺界正统地位的普列汉诺夫。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奠基人的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
苏联文艺界的动态迅速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注意。中国文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献译介选择的导向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文艺界开始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文献的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论文献译介份额开始明显增加。
在我国较早又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文献和文艺思想的是瞿秋白。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文学遗产》第1期、第2期的材料，首次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和致保·恩斯特的两封信译成中文，另外还有致玛·哈克奈斯这封书信的注释性文章——《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同时，他还根据希列尔等苏联学者的考证解释材料，结合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象，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两篇文章。尽管瞿秋白译介的这些文论著作，除《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曾于1933年4月在《现代》第2卷第6期上发表过外，其余都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直到1936年才得以面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篇综述性的文章还是将“不应当‘塞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除开详细细节的真实性，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等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主要观点传布给了中国文艺界[2](P6-15)。
瞿秋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问题的几封著名书信及其他一些重要文艺论著也在这一时期陆续译介到中国。1933年6月，陆侃如在《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他据法文版本翻译的《恩格斯未发表的两封信》(致哈克奈斯、致特里尔)。1933年9月，鲁迅在《现代》第3卷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翻译》一文，其中从日文节译了恩格斯给敏·考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即恩格斯谈社会主义倾向小说对于现实关系真实描写的那段著名的话。1934年，胡风根据日译本全文翻译了这封信，发表在该年12月出版的《译文》第1卷第4期上。1935年1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2期刊有恩格斯逝世纪念特辑，发表了易萌翻译的、恩格斯的《易卜生论——给保尔厄斯特的信》与易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1936年5月，质文社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该译作是郭沫若参照日本的一篇摘录，从《神圣家族》德文本中直接翻译过来的。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原文翻译的马克思的文艺论著。1936年8月，《现实文学》第2期发表了何凝译的、恩格斯的《巴尔札克论》。1937年1月，质文社出版了陈北鸥翻译的《作家论》一书，书中收录的《易卜生论》即是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的信。同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赵季芳翻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书中的《论文学》一篇是译自英文版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信的后半部分；另一篇《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是根据英文版材料编译而成的文章，引译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至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的5封著名书信在我国都有了公开发表的译文，有的书信甚至还曾一译再译。有关文艺的其他文献，虽然还未全部译成中文，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也已通过一些翻译的研究性的文章比如杨潮翻译的、署名E.TrosChenko的文章《马克思论文学》(1934年9月《文学新地》创刊号)，孟式钧翻译的、席列尔的文章《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1934年8月《当代文学》第1卷第2期)等，而得以传播到中国。
列宁的文论文献在这一时期译介到中国来主要是他论述列夫·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尽管列宁的这些文章早在革命文学论争前后及“左联”前期多数已经译出，但是这一时期的译介相对来说更为集中，译介的频率也更高，译介的质量也相对更高。1933年5月，陈淑君在《文学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译著《托尔斯泰论》，在总题名下包括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译文：《俄罗斯革命镜子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与现代劳动运动》《托尔斯泰与其时代》，其中最后一篇还是目前所知列宁这篇文章的最早中译本。一次集中译出并发表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这4篇文献，这在当时还尚属首次。1934年2月，思潮出版社出版的克己与何畏合译的《托尔斯泰论》也包括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为俄国革命底镜子的莱夫·托尔斯泰》《L.N.托尔斯泰》《L.N.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L.N.托尔斯泰与现代的劳动运动》。1936年5月，诸夏怀霜社出版的瞿秋白翻译的《海上述林》里面的“列宁论托尔斯泰”部分，包括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与《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苏联《列宁选集》的编选者V.V.亚陀拉茨基等关于这两篇文章所做的注解，其中还包括《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一些重要章节。瞿秋白的译文系从俄文原文译出，译法精当，语言流畅，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1937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的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一书，其中所收的“托尔斯泰论”部分，也是列宁论述托尔斯泰文章的辑译，包括《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之死》(《列·尼·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与近代的劳动运动》等3篇文章。另外，作为单篇译介发表的还有：胡秋原翻译的《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发表在1933年1月《意识形态季刊》第1期上；何思敬翻译的《L.N.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发表在1933年12月《文艺》月刊第1卷第3期上；周学普翻译的《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发表在1935年4月《刁斗》第2卷第1期上；瞿秋白译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还曾以商廷发的笔名单篇发表在1934年9月的《文学新地》创刊号上；赵季芳译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也曾单篇发表在1936年10月的《嘤呜杂志》第1卷第2期上。在这样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内，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这几篇文章集中地、频繁地一译再译，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列宁文论文献译介的经典化。列宁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观点上”入手分析，对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肯定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罪恶”的批判，以及应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文学的方法，由此也成了当时以至以后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看待文化遗产、进行文学批评的典范而影响深远。
高尔基的文论文献开始成为译介的重点，出现了“抢译高尔基”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我国文艺界翻译或编译的高尔基的文论文献，成本的就多达十数本。笔者能够找到、确认的就有以下10本：
《高尔基论文选集》，廖仲贤编译，上海龙虎书店出版，1935年11月；
《文学论》，林林译，质文社出版，1936年6月；
《我的文学修养》，逸夫译，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6年7月；
《高尔基选集·论文卷》，周天民、张彦夫编选，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1936年9月；
《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以群译，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6年11月；
《青年文学各论》，石夫译，世界文艺研究社出版，1937年3月；
《高尔基论苏联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社译，上海新生出版社出版，1937年4月；
《怎样写作——高尔基文艺书信集》，以群、荃麟合译，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4月；
《高尔基文艺书简集》，楼逸夫译，开明书店出版，1937年6月；
《高尔基文学论集》，扬伍编译，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7年6月。
除成本的个人集子外，高尔基的文艺论文、有关文艺的通信还大量地被有关书籍所收录，或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众多的文艺期刊上。比如瞿秋白译著的《海上述林》上卷(诸夏怀霜社1936年5月出版)，邢桐华译、纪德等著的《文化拥护》(质文社1936年6月出版)，绮雨等译、高尔基等著的《给青年作家》(生活书店1937年2月出版)，伍蠡甫与曹允怀合译、高尔基等著的《苏联文学诸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5月出版)等都收有高尔基有关文艺的论文或书信。应该说，高尔基的文艺论著，特别是他晚年许多重要的文艺论文，比如《论苏联文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上的真实》等，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被译介到了中国。“这个时期内，高尔基文艺论著出书之多，传播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外国的文艺理论家可以和他相比。”[3](P92)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界出现的“高尔基热”无疑与高尔基在苏联文艺界地位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十月革命”后，高尔基长期居住在国外，其无产阶级作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苏联国内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等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广泛认同。1928年，高尔基回到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苏联文艺界、学术界开始转变了对高尔基的评价，并逐步对其加以神化，不仅承认了他无产阶级作家的地位，而且还将其树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领袖、导师。1932年，苏联文艺界推举高尔基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并为其文学活动40周年举行了“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盛大的庆祝典礼”。1934年9月，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高尔基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界所出现的高尔基译介热现象，与苏联国内文艺界的这种状况不无关联。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界另一译介引进的重点。1929—1931年，苏联“拉普”提倡与推行的创作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继起的口号、理论，主要是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超越性、否定性的理论而被提出的。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者是斯大林和格隆斯基，提出的时间是1932年4月。在这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文艺界曾对这一提法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至1934年8月这一提法被正式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成为法定的苏联文学与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左翼文艺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理论的介绍、输入始于1933年。这一年的2月，《艺术新闻》第2期刊发了一篇从日本杂志上选译来的《苏俄文学的新口号》的短文，最先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苏联文艺界的新口号。在这之后，直到1936年，先后译介到中国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文献有：
日本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的展望：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王笛译，1933年7月刊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合刊；
日本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的近况——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叶以群译，1933年8月刊于《国际每日文选》第31号；
苏联华西里珂夫斯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楼适夷译，1933年9月刊于《国际每日文选》第37号；
苏联吉尔波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聂绀弩译，1933年9月刊于《国际每日文选》第51号；
苏联华希里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森堡译，1933年10月刊于《现代》第3卷第6期；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底特质》，式钧译，1933年10月发表于《京报》副刊《沙泉》；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底风格问题》，吴春迟译，1933年12月刊于《文学》第1卷第6期；
卢那察尔斯基的《苏联剧场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与剧场》，黎夫译，1934年1月10日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第61期；
卢那察尔斯基的《苏联的演剧问题——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余文生译，1934年9月刊于《文学新地》创刊号；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论》，张英伟译，1934年刊于《清华署期周刊》第3号；
法捷耶夫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芝葳译，1935年9月刊于《文艺群众》；
高尔基的《论苏联的文学》，编入廖仲贤编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上海龙虎书店出版，1935年11月。
另外，发表在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1期上的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是对吉尔波丁在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报告的转述。以上这些理论文献的译介发表，初步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内容、特征以及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区别等有关理论观念输入了中国。
1936—1937年是我国文艺界译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文献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从1936年5月开始，由“左联”东京支盟盟员编译的《文艺理论丛书》陆续由质文社出版，其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引申的文艺理论问题的译著，包括吉尔波丁著、辛人译的《现实主义论》(1936年6月)，高尔基著、林林译的《文学论》(1936年7月)，罗森达尔著、张香山译的《现实与典型》(1937年1月)，罗森达尔著、孟克译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1937年4月)等4部。除这4部译著外，东京支盟盟员还在1937年4月编辑出版了大型刊物《文艺科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专辑，集中刊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该刊编委会在《提倡文艺理论的重工业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该刊的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诸问题，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文坛”。专辑分上、下两辑。上辑除社论《提倡文艺理论的重工业运动》外，在这一专栏中共刊发了6篇相关文章：许修林的《苏联文学运动方向转换的考察》，施惠林等著、梁惠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概观》，吉尔波丁等著、田方绥译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罗森达尔著、卓戈白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本的诸源泉》，西尔列尔著、李微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前提》，吉尔波丁著、赫戏译的《新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下辑没有正式出版。拟刊登的文章篇目有：奴西诺夫著、田方绥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世界观及创作方法》，奴西诺夫著、白楚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心理表现》，鲁那差尔斯基著、李微译的《戏剧上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日本高冲阳造著、赫戏译的《现实主义与艺术形式的问题》。除以上丛书与专辑外，还有苏联米尔斯基著、段洛夫译的《现实主义》(上海潮锋出版社1937年2月出版)，法捷耶夫著、以群译的《新现实与新文学》(1936年5月刊于《夜莺》第1卷第3期)，吉尔波丁著、余颀译的《论现实主义文学》(1937年7月刊于《春云》第2卷第1期)等，也属于这类译介文献。《文艺科学》的编者在编辑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专辑上辑后，在题为“编完了”的编后记中曾写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中国，与其说还很贫乏，毋宁说干脆地说是缺如。所以，我们大胆地越快越好地企图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诸问题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文坛。”[4]应该说，当《文艺理论丛书》与《文艺科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专辑编辑出版后，《文艺科学》的编者所感叹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所抱有的愿望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等人的文论文献在中国的译介逐渐边缘化。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以及“左联”初期“那是个好读蒲力汗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时代”[5](P190)，弗里契的文论文献也曾备受中国文艺界的青睐。但是，1932年以后，他们的文论文献在中国的翻译虽各有差异，可从整体上来讲已经是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了。普列汉诺夫文论文献的译介表现得最为明显。据查考，“左联”中后期，译介到中国来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论文献，单本的仅有胡秋原编译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神州国光社1932年12月出版)1部。另外，克己与何畏合译的《托尔斯泰论》(思潮出版社1934年2月出版)还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的3篇文章：《从这里到那里》《概念的混乱(L.托尔斯泰的教义)》《加尔·马克思与莱夫·托尔斯泰》。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诸夏怀霜社1936年5月出版)也收入了普列汉诺夫的4篇文章：《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与《唯物史观的文艺论》。除此之外，便是针对普列汉诺夫文论思想的评论性文章，主要是批判性的文章，比如IB的《普列汗诺夫批判》(1932年12月刊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A.Elistratova的《蒲力汗诺夫文艺理论的错误》(1933年2月刊于《现代文化》第1卷第2期)等。1935年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10多年的时间里，除几篇评介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文章译成中文和部分旧译重版、选辑(如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外，中国文艺界就没再见到有普列汉诺夫文艺论著新译的出版。
卢那察尔斯基与弗里契的情况稍好一些。卢那察尔斯基在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苏联戏剧创作的道路和任务》，在1933—1934年的中国，至少出了5个译介版本。其文学评论文章在1932—1937年也先后有十数篇译介发表。但是，与同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论译介、高尔基的文论译介相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论文献已明显不再是中国左翼文艺界关注的中心了。弗里契的文论文献的译介在1932—1933年还一度保持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及“左联”初期的势头，先后有沈起予翻译的《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4月出版)、楼建南翻译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2月出版)、胡秋原翻译的《艺术社会学》(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出版)等3部译著出版。但是，从1934年开始，就很快退出了中国左翼文艺界的主要关注视野。
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史上，曾出版过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一套是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另一套是郭沫若领衔翻译的《文艺理论丛书》。两套丛书分别代表了两个时期的最高译介成就：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与“左联”时期。两套丛书所译介文献的构成情况的变化，明显地体现了两个时期中国文艺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译介重心的变动、转移状况。以下是质文社出版的《文艺理论丛书》的书目：
卡尔《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郭沫若译，1936年5月；
罗森达尔《现实与典型》，张香山译，1937年1月；
吉尔波丁《现实主义论》，辛人译，1936年6月；
罗森达尔《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孟克译，1937年4月；
高尔基《文学论》，林林译，1936年7月；
恩格斯等《作家论》，陈北鸥译，1937年1月；
倍斯巴洛夫《批评论》，辛人译，1936年6月；
西尔列索《科学的世界文学观》，任白戈译，1940年2月；
高籁·甘粕等《艺术史的问题》，辛苑译，1937年4月；
纪德等《文化拥护》，邢桐华译，1936年6月。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计出版了8本，其中普列汉诺夫的2本、卢那察尔斯基的2本，两人的相加占了全套丛书的1/2。《文艺理论丛书》共计出版10本，其中署名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的各1本，西尔列索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思想的研究文献，纪德等的《文化拥护》收有高尔基的文章《论文化》，罗森达尔的《现实与典型》、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直接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译著，另有倍斯巴洛夫的《批评论》，译者是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理论来加以译介的。而与这些相反，署名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的译介文献完全缺如。仅有高籁·甘粕等的《艺术史的问题》当中收有1篇关于弗里契的文章，但是却是批评性的文章(《弗里契主义批判(艺术史的问题)》)。两相比照，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译介重心的转移一目了然。《〈文艺理论丛书〉刊行缘起》当中有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译介重心的这一变动，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变动的原因。现摘录如下，以资参照：
数年前也有忠实的学者在努力这事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使普列哈诺夫、卢那卡尔斯基、弗里契、梅林格诸人的科学种子，在我们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可是和现实的发展一样，理论的发展是飞快的。现阶段的理论，扬弃了普列哈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的不正确的影响，清算了卢那卡尔斯基、弗里契、玛察、阿卫巴黑诸人的错误，展开了更广泛更丰富的领域，把握了更吻合着现实的发展和反映现实的发展的方法。
但在我国，这还正是在开始的事业。
我们刊出这部丛书，就是这个开始的开始。[6]
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苏联文艺界无疑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的一支最为重要的队伍。其研究成果、理论建树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的最高水平。我国文艺界在“左联”时期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以苏联文艺界的文论动向为导向，选择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关文献，这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首先，这使我国文艺界较为迅速地将苏联文艺界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文献译介、输入到我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文艺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文献译介缺如的状况。其次，这也使我国文艺界能够较为迅速地输入当时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的最新成果，接通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的沟通渠道。但是，它消极的一面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就是自我主体意识的缺失。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目的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应当是以我为主，审慎辨识选译，这才能够充分保证我们译介文献的典范性，才能够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主体意识缺失，这无疑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选译的能力，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所译介文献的适用性与典范性。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苏联文艺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当中所产生的偏差，也毫无意识、毫无防范地被译介到中国文艺界，进而产生不良后果。比如，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普列汉诺夫批判，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缺陷被片面地夸大，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被全盘抹杀。受此影响，我国文艺界也相继发表了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其理论贡献也淹没在了一片讨伐声中。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文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译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追随苏联文艺界文论动向的整体性特征，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才逐渐得以改变。
注释：
①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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