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新进展论文,古典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4)01-0013-05
改革开放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的成就。尽管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仍旧是文革时期研究思路的延续，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受到外部社会因素(“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另外现当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致使德国古典哲学家在某些时候受到人们的冷落，但是，总的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的取得，不仅要归功于学者们的认真的研究，而且首先同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的一系列变革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国的巨大推进，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同这种变革连在一起的社会实践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决定的，同时受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强力刺激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当代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现当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研究的繁荣等，所有这些，都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推进交织在一起。
20多年以来，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尽管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但是，由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和实践运用等方面作了大量新的工作，因此势必导致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和评价发生相应的重大改变。我们发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话语正逐渐淡化，而代之以更客观的学理分析和学术评价。研究者的思路更加开阔，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如卢卡奇对早期黑格尔思想的研究)也能够被中国学者积极地采纳。与此相应，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不仅试图比以往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而且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要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推广到研究它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和发展德国古典哲学时的异同等诸多方面。对康德三大批判著作之外的其他著作(康德的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实用人类学等)的关注，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原先相对被忽视的费希特、谢林哲学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康德和黑格尔的现当代意义探讨……。所有这些，共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气象。
20多年来，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术讨论会，或学术性的纪念会，编辑出版了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德国哲学论文集》或《德国哲学论丛》(张世英主编)，以及《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康德黑格尔研究》(姜丕之、儒信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6卷，王树人、李凤鸣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等论文集，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
在这里，我们扼要地叙述新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总体研究，康德研究，黑格尔研究，费希特、谢林和费尔巴哈研究几个方面的新成果。
一、德国古典哲学总体研究的新成果
在这方面，除了沈真和侯鸿勋合译的《德国古典哲学新论》(古雷加[又译古留加]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涂纪亮翻译的《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巴克拉捷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徐若木翻译的《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奥依则尔曼原著，人民出版社，1982)等著作外，中国学者也撰写了一批学术专著和不少论文。已出版的专著有：冒从虎的《德国古典哲学》(重庆出版社，1984)，杨文极、石倬英的《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罗从志的《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王天成的《创造思维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创造思维理论的精华》(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等。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新意：一是注重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主导线索对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进程的把握，这以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为代表，另外有尚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等论文(注：尚杰的论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逻辑发展：一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二是自我意识的学说，三是理念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二是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置于德国当时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注意到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同德国当时的启蒙运动、文学中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等等的密切联系，沈真和侯鸿勋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新论》集中体现了这个意图，另外，贺麟等人也注意到黑格尔哲学同歌德、席勒等人思想的密切联系。罗从志的《德国古典哲学新论》则从主体性问题入手，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重新进行了梳理(注：梁志学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自然哲学中的目的性与因果性》(《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一文虽然没有提供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理解，但涉及到了所有古典哲学家在自然目的性和因果性问题上的观点，而且在国内首次尝试用控制论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哲学。)。
二、康德研究的新进展
首先，翻译了一批康德哲学的原著和国外研究康德的著作。翻译的康德原著主要有：苗力田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邓晓芒译的《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6)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书店，1988)，何兆武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韩水法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李秋零编译的《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韦卓民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和《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初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沈叔平译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等。另外，改革出版社编译了《康德文集》(1997)。翻译的国外研究康德的著作主要有：贾泽林等人译的《康德传》(古留加原著，商务印书馆，1981)，孙鼎国译的《康德》(瓦·费·阿斯穆斯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尚章孙、罗章龙译的《康德生平》(福尔伦德[弗伦德尔]原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重版)，《康德的实践哲学》(安培能成原著，于凤梧、王宏文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涂纪亮译的《康德和康德主义》(波波夫原著，人民出版社，1986)等。此外周贵莲、丁冬红编译了《国外康德哲学新论》(求实出版社，1990)。在康德哲学原著的翻译方面，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杨祖陶和邓晓芒教授一起重译了康德的三部批判哲学。目前，《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第1版)，其他两部译作也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次，国内学者出版了大量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著作。主要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李质明的《康德<导论>评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杨祖陶、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和《砍下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陈嘉明的《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张俊芳、冯文华的《康德美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郑涌的《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张志伟的《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韩水法的《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范进的《康德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谢舜的《神学的人学化——康德的宗教哲学及其现代影响》(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2000)等。从这份书目可以看出，20多年对康德的研究虽然重点仍然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者说是认识论，但学者们对康德的美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方法论等方面已展开专门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学者开始尝试从现象学或解释学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康德，或者从文化哲学、道德哲学、方法论的角度重新理解和把握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还有一些著作(如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试图重新清理康德三大批判的相互关系。此外，一些学者还撰写出版了有一定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有关康德的传记作品，如韩水法的《康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0多年来还发表了大量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康德的认识论尤其是范畴演绎和先验逻辑、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和唯物主义、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论、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康德的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康德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康德的启蒙思想以及同德国启蒙运动的关系、康德哲学的理论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于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思想，曾给予高度重视。如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等文章曾引起广泛的反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越来越关注康德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或试图更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三、黑格尔研究的新进展
同康德研究一样，黑格尔研究在新时期的进展，首先体现在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国外黑格尔研究著作的翻译方面。翻译的黑格尔原著主要有：贺麟、王玖兴译的《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下卷，1979年第1版)，梁志学等人译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苗力田编译的《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薛华译的《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薛华译的《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1)，朱光潜的《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修订；第2卷和第3卷1982年第1版)，贺麟主译的《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宋祖良、程志民译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商务印书馆，1994)，魏庆征译的《宗教哲学》(上、中、下三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长河译的《宗教哲学讲座：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等。翻译过来的国外黑格尔研究著作主要有：刘半九、伯幼译的《黑格尔传》(古留加原著，商务印书馆，1978)，侯鸿勋、李金山译的《黑格尔哲学》(米·费·奥甫相尼科夫原著，三联书店，1979)，张世英译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菲舍尔原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廖惠和、宋祖良译的《黑格尔哲学》(司退斯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张翼星译的《黑格尔——一种新解说》(沃·考夫曼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译的《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朱亮、张继武等编译的《国外学者论黑格尔》(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王树人等人译的《黑格尔哲学新研究》(施泰因克劳斯编，商务印书馆，1990)，王树人译的《黑格尔与哲学史——古代、近代的本体论与辩证法》(克劳斯·杜辛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梁志学研究员重新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即哲学全书的第一部分，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
其次，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也体现在国内学者撰写、出版的大量论著方面。新时期出版的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主要有：薛华的《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自由意识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和《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侯鸿勋的《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张世英的《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和由他主编的《黑格尔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姜丕之的《黑格尔<大逻辑>选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张澄清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人民出版社，1985)和《历史的哲学反思——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贺麟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和《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重版)，梁志学的《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杨寿堪的《黑格尔哲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张桂权的《黑格尔的整体观》(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陈望衡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思想初探》(学林出版社，1986)，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吕世侯的《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宋祖良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朱亮的《闪光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闪光——黑格尔<小逻辑>新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舒远招的《理性与激情——黑格尔历史理性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赵林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张慎的《黑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王元化的《读黑格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陶秀璈的《黑格尔认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等共计30多部。此外，20多年来国内哲学界还发表了大量研究黑格尔的论文。
新时期的黑格尔研究涉及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黑格尔的思想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和同时代人对他的影响、黑格尔的体系结构、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美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辩证法、对黑格尔政治态度的评价等诸多方面。其中对邓晓芒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贺麟和宋祖良等人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注：可参阅贺麟《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一文。该文介绍了黑格尔早期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黑格尔早年的启蒙思想，二是黑格尔的历史观，三是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其实，汝信早在1978年《哲学研究》第8期即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一文，研究了黑格尔早期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异化和劳动的思想，并力图揭示黑格尔早期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作用。关于贺麟在译介黑格尔早期思想方面的学术贡献，还可参阅丁冬红撰写的《“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纪要》(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张世英在其《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和其他论文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各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关系的探讨(注：如张世英在《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从“逻辑上”说，理念是在先的东西，在此意义下，逻辑学是讲事物的“灵魂”的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只不过是“应用逻辑学”；从时间上说，自然是最先的东西，它先于人的精神，先于逻辑理念；从自然预先以精神为自己发展的目标来说，精神先于自然，精神是理念和自然的统一与“真理”，是最现实、最具体的东西，因此精神哲学是最高的哲学。)，叶秀山等人对黑格尔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是特别富有新意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受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问题大讨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普遍对黑格尔的人学思想尤其是自由观、实践观点、主体性思想表示出研究兴趣。最近几年来，学者们对黑格尔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注：有关黑格尔研究在新时期的进展，可参阅潘巍、楚惊鸿的《国内黑格尔研究述评：研究模式及其历史转换》一文。该文提出：黑格尔研究在9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模式上的转换，其标志是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另外，随着黑格尔研究的深化，学者们对黑格尔的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也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少数学者(如张一兵)还特别关注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四、费希特、谢林和费尔巴哈研究的新进展
新时期关于费希特、谢林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费希特哲学研究的成果：在原著翻译方面，有梁志学等人译的《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和《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王玖兴译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86)，梁志学主持翻译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3)，梁志学、李理译的《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在专著方面，有洪汉鼎的《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程志民的《绝对主体的建构——费希特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梁志学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和《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此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由梁志学主持的费希特研究课题组还对费希特的知识学、道德哲学展开了专题研究。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研究费希特的专著和论文也有一些。如李秋零、田薇译的《费希特》(威廉·格·雅柯布斯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傅海健译的《费希特研究报告》(H.霍尔茨原 著
，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等。
谢林研究一直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20多年来，这种情况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由于学者们延续过去的传统理解和做法，把谢林哲学仅仅当作由康德和费希特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过渡环节，因此，也就往往只是在论述黑格尔哲学时附带地谈到谢林。不过，新时期也出现了少量专门研究谢林的译著和论著，如贾泽林等人翻译了古留加的《谢林传》(商务印书馆，19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林的《艺术哲学》(1983)，邓安庆撰写了《谢林》一书(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等。邓安庆还注意到谢林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评介了国外有关谢林自然哲学研究的情况。
费尔巴哈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涂纪亮译的《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3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8、1979、1984年出版)，荣震华等人翻译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下两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修订重版，邢贲思撰写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研究费尔巴哈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同马克思哲学之关系的论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变化，人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费尔巴哈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就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关联，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表现出的形而上学不彻底性，都受到学者们的重新审视和研究。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更深入的研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乃至整个新世界观作出更准确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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