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存在论与真理：瓦蒂莫现代解释学批判的三重维度
聂世昌，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从20世纪中后期延续至今的解释学 “宽泛化（generalization）”趋势始终是意大利哲学家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讨论重点。在瓦蒂莫看来，解释学的这一“宽泛化”趋势使其自身丧失了独特性和批判性。面对这种境况，瓦蒂莫实际上是从虚无主义、存在论以及真理三个角度对现代解释学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在虚无主义层面，解释学应该继续坚持其反基础和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在存在论层面，解释学应该将历史和传统视为追忆存在的途径，从而在避免成为相对主义哲学的同时也避免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最终，只有以虚无主义和存在论为起点，解释学才能言说一种栖居式的而非“符合”的真理。
关键词： 吉安尼·瓦蒂莫；解释学；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真理与方法》的出版，解释学的影响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真理与方法》的）影响范围已经不限于神学院。它助长了由抗议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冲击力。解释者们已经注意到该书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以及托马斯·库恩的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之间的相近之处，而且该书已经与解释社会学中的现象学、交往理论和民族志等路径产生了融合”[1]（P195）。然而，面对解释学的“繁荣景象”，身处解释学阵营之中的瓦蒂莫却并未表现出乐观的态度。相反，在他看来，解释学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危机:过于“宽泛化”的倾向不仅使解释学成为了“超市文化”的附庸，即将自己摆上理论的货架供人挑选，而且也“将那些解释学中一些最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内容还原至它本应批判和克服的哲学传统中去了”[2]（P85）。追溯解释学的起源，并为它提供一个严格且精确的定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现代解释学一开始就是在打破解释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而，正如路易·帕莱松（Luigi Pareyson）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转化的权利既包含了重构给定事实之历史形式——著作或者哲学——的自由”，也需要“尽可能严格地参照其内在的合法性”[3]（P2）。因此，虽然瓦蒂莫并不反对解释学打破既有边界，但是为了避免解释学对“已经存在的东西”①进行辩护，瓦蒂莫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将解释学视为对“虚无主义命运（destiny）”的回应，并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范围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与虚无主义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解释学才能再度实践其作为哲学的使命，即言说真理。换言之，解释学自身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立足于虚无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而这也正是解释学保有独特性和批判性的关键。
一、解释学与虚无主义
19世纪末，虽然虚无主义还未在欧洲大陆彻底蔓延开来，但尼采仍以一种“先知”式的口吻说道:“我所叙述的是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的，而且不会再改变的事情:虚无主义的到来”[4]。换言之，“虚无主义的到来”或者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并不属于偶然事件，而是西方文明不可逆转的命运。对于尼采而言，虚无主义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它根植于作为西方文明之基础的基督教—道德中:基督教—道德是为了对抗理论的和实践的虚无主义而被制造出来的，当人们不再需要它且认识到它的虚妄时，上帝对人们而言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极端的”假设。因此，如果虚无主义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不再有一个中心，一个基础，一个基本意义……（那么）这种状况是我们努力建立和证明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后果”[5]。在这种意义上，瓦蒂默认为，通过重建新的中心、基础和基本意义来克服虚无主义的做法明显只是在重蹈以往历史的覆辙，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认识并接受作为命运的虚无主义，也就是意识到我们的生存境况正在走向现实与寓言、真实与虚假的边界不断消融的局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寓言最终会代替现实、虚假最终会代替真实，而是说它会开启一种以“没有真实，只有解释，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释”为规则的解释游戏。因为在虚无主义的逻辑中，寓言与现实、虚假与真实的对立无非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所说:“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最高价值、超感性的世界、上帝、人等等）: 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但是不！ 连同那真正的世界，我们也把那虚假的世界废除了!”[6]。由此，虚无主义的命运便向解释提出了要求:解释不仅要摆脱实证主义对“真实的偏执”，而且要从根本上杜绝对本源基础的探寻，甚至是将解释视为一种主观行为的看法，在尼采眼中，都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作为解释来源的主体概念。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作为解释之理论的解释学又是如何回应虚无主义的呢？尽管，在这一点上，瓦蒂莫并未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综合他的一些相关文章和著作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解释学对虚无主义历史的回应概括为解释学的反基础和反形而上学倾向。
首先，对于瓦蒂莫而言，解释学的反基础倾向主要体现在所谓的“解释学循环”中。比如，施莱尔马赫在《1819 解释学纲要》中就认为，理解是语法解释（参照语言及其历史文化意蕴来理解和解释文本）和心理解释（参照作者对语言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相互交融。尽管，施莱尔马赫规定了完成解释任务的条件或者标准，但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没有语言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我们自己的母语也没有”[7]，同理，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个人能够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是我们自己。因此，无论是语法解释还是心理解释必然是不充分且不可能充分的。因而解释就是二者不断相互参照，但永远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可以称之为“基础”结论的过程。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一般解释和特殊解释的循环。此外，瓦蒂莫注意到施莱尔马赫的另外一个观点，即“对话语的理解首先要和作者一样好，然后要比作者理解的更好（entender el discurso primero igual de bien,y luego mejor de cuanto lo entendía el autor mismo）”[2]（P88），也表达了与解释循环一样的意思，即理解是解释的生成过程，并不存在任何坚实的基础（文本、作者或者解释者）可以为解释过程画上句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瓦蒂莫肯定了解释学的反基础倾向，即“解释学的本质使命就在于让基础的概念陷入到危机之中”[2]（P88）。
其次，就解释学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而言，我们可以以发表于1883年的《精神科学导论》为例对此做出说明。在这本著作中，狄尔泰将形而上学的衰落看作是不同类型的科学从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发地意识到形而上学的有限性。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一种形而上学如何声称其把握了这个世界的“第一动因”或者说“原理”，它都只是针对于某一个历史时刻的一个横切面所做出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抽象判断”，因而无法应对这个处于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世界总体。换句话说，形而上学所揭示的那些不变的东西仅仅是一个个“相对性的世界观”而已。在此前提下，狄尔泰抛弃了由抽象的形而上学原理所构成的知识网，转而将与人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形式（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整合入了所谓的“精神科学”。尽管在为这一门科学建立认识论基础的过程中，狄尔泰同时确认了自我意识的实在性和心理生活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可计算性，从而使得“唯心主义”与 “历史主义”的冲突在他的解释学中达到了无比尖锐的程度[8]（P283），但不可否认的是，狄尔泰所展现的反形而上学态度是很坚定的。
其一，由于“缺乏”一个确定的、稳固的基础，解释学真理经常会被斥责为 “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但正如伽达默尔所强调的那样，任何存在“我”的地方，必然也伴随着预先给定的效果历史。换言之，我们所拥有的“视域”，即我们从某个立足点所能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摆脱自己的成见和立场去“客观”地理解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解释学的真理，恰恰凸显了这种有限性和历史性，它拒绝成为一种永恒的稳定的符合结构。也就是说，解释学的真理从来不奢求通过首要原理实现整体性的占有，而是逗留或者栖居于某一个特定的和个别的领域和范式中，与之保持一定的联系。但与此同时，解释学的真理又不局限于这一个别的“领域”和“范式”，它总是在与历史不断地对话中，或者说在不断地传递存在的信息中超越（这里的超越仍然只是一种非辩证式的）已有的解释。
然而，这样彻底的历史性又将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尼采的判断，即“没有真实，只有解释，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释”，那么虚无主义到头来也只是一种解释而已。解释学对虚无主义的回应似乎就只是对虚无主义这一解释的再解释。于是，我们会看到，瓦蒂莫所倡导的解释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到了相对主义哲学或者尼采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哲学的立场之上，即“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一种生成……不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不再相信自己，看到一切都四散成为流动的粒子，并且迷失在生成的这一激流之中:就像真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生那样，最终几乎不再举一下手指”[9]。最终，无论尼采用于克服“历史病”的“非历史”以及“超历史”力量是否切实可行，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虚无主义并不不止于以解释之名拉平一切。换言之，如果虚无主义仅仅意味着对基础性价值的摧毁并开启了解释的无政府主义狂欢的话，那么这种虚无主义仍然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因此，在瓦蒂莫看来，我们仍然需要更进一步通过将解释学“限制”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从而推进解释学的虚无主义化，亦即罗贝托·马西奥·斯塔林（Roberto Márcio Starling）所谓的“解释学的虚无主义激进化（radicalización nihilista de la hermenéutica）”[10]。
二、解释学与存在论
在一篇名为《尼采，海德格尔的解释者》文章中，瓦蒂莫指出尊重海德格尔思想遗产的最好方式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要弄清他最内在的意图就必须承担“背叛”他的风险。就本文所讨论的内容而言，瓦蒂莫背叛海德格尔的地方就在于他将海德格尔视为虚无主义的思想家。因此，与那些对海德格尔的一般性解读，甚至海德格尔自己的意图相比，瓦蒂莫更看重的是海德格尔与尼采虚无主义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或者相似性。狄尔泰在《哲学的本质》（L’essenza della filosofia）中说道:“当一个时代的系统性思考终结的时候，当生命的既有价值不再适用于已经遭到改变的人类境况时，当系统哲学精心描述的关于世界的概念知识不再能够解释新近出现的经验事实时，（通过主观的且不太正式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的）思想家们就会站出来，并宣告哲学的生命来到了新的一天”[11]，尼采正是这样一类的思想家。对于瓦蒂莫而言，狄尔泰的描述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海德格尔。虽然在形而上学终结的时代，二者远离传统哲学体系的方式有所差异，不过就最终的结果而言，海德格尔与尼采显然是站在同一立场之上的。至少，在虚无主义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远比自己想象得要更接近尼采。瓦蒂莫以海德格尔前后两个关键术语，即“此在的必死性”和“追忆（An-denken）”为例，对此做出了说明。
显然，解释学无法回避真理的问题，至少就作为哲学的解释学而言，它必然要涉及一系列与真理相关的议题。对于瓦蒂莫而言，言说真理甚至可以算作是哲学的“使命”。但是，鉴于海德格尔对传统真理观念的解构，解释学要想捍卫自身对真理概念使用的权利，那么唯一的方法似乎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去重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解释学真理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澄清海德格尔解构传统真理观的目的。在瓦蒂莫看来，人们对海德格尔的误解主要体现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以为海德格尔想要更充分地描述存在以及提出更完备的真理概念。尽管，我们不能推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真实意图，但考虑到他对“符合论”真理强烈的批判态度，以及 “更为充分地描述存在”“提出更完备的真理概念” 本身就属于这样一种真理观，我们就不能认为上述的误解是合理的。换言之，即便《存在与时间》确认了形而上学对存在本身遗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形而上学，以“存在”为基础重构真理，至少不是沃尔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以“听觉文化”替代“视觉文化”意义上的“重构”。
在瓦蒂莫看来，海德格尔对“追忆”的讨论尽管集中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但我们依旧可以将其早期所谓的“历史的探讨”视为其后期“追忆”思想的前奏。正如历史的探讨意味着在同伟大思想对话中证明解释学的解构（对传统的居有和转换）本性，并“将迄今为止一个被遗忘了的对象（此在）置于当代哲学家的面前”[14]，海德格尔后期通过“追忆”所想要实现的是聆听被遗忘的“存在”通过历史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换言之，如果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生存论主要是在对哲学史的返回中追问此在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后期的“追忆”思想则主要是在对哲学史的返回中追问存在。但是，由于存在的被遗忘并不是思想偶然的一次耽搁，而是因为存在自我遮蔽的本质，所以我们不能把追忆看作是对存在的通达。正如他在《什么叫思想》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还没有真正去思考并不是我们不思考或者不会思考，而是那有待思考的东西早已从终有一死的人那里转身而去了。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虚无主义是对存在彻底的遗忘的话，那么这并不体现为虚无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彻底对立，因为即便通过追忆，我们也不能通过追忆表象“存在”，或者使其作为在场者显现自身，存在只是“缺席的、消失的或远去的东西”[13]（P121）。
在此基础上，与符合论真理观彻底的封闭性相对，瓦蒂莫认为我们应将解释学的真理理解为栖居于图书馆之中:“符合的真理观将真理的知识理解为通过充分的表征而对‘客体’的占有，栖居的真理体现为图书管理员的能力（la competenza del bibliotecario），他不以单一的透彻理解行为掌握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书籍的所有内容，也不能把握内容所依赖的基本原则”[16]（P104）。在“la competenza”作为一种“聚集”而非海德格尔所谓的“促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瓦蒂莫的解释学真理与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所讨论的真理在一定限度内联系起来。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指出，“真理设置入艺术作品”意味着作品自身不仅开启和建立了一个世界，而且还同时制造了大地:“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为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是休戚相关”[18]。与我们所理解的“相关”不同，海德格尔所谓的“休戚相关”总是呈现为一种动荡的对立关系:每一个世界都建基于大地之上，它拒绝任何锁闭；而大地却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自身并扣留在它自身之中”[18]。质言之，作品中的真理体现为开启和隐匿的共属一体。与之相近，对瓦蒂莫而言，如果解释学的真理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是对共识和批判的聚集和对立:一方面，解释学真理需要建立在某一特定传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解释学真理需要超越传统的限制并保持开放性。以图书管理员为例，他总是逗留于书籍之中但又不迷失于其中:“人们不能将通过首要原则所掌握的知识与图书管理员的能力相比，后者知道该看向哪里，是因为他知道书目是如何被分类的，也熟悉‘主题目录’”[16]（P104）。因此，这样一种居有而非占有，便体现了解释学真理共识与批判（也就是开放）的一体性。借此，瓦蒂莫回应了他人对解释学真理的两种误解。
由此，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指引反思解释学，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解释学并不能声称自己把握了事物的基础或者本源，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此在之整体性的）基础和 （作为“让……开启”的）本源始终处于缺失的或者隐匿的状态；其次，解释学仍然依赖于历史和传统，仍然需要追问“本源性”的问题，但是这一追问并不是将那自行隐匿者从隐匿的状态中撕扯出来，相反，它只是通过传统聆听存在无声的“道予”，传递存在的信息。由是观之，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在坚持反基础、反形而上学立场的同时，（由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不彻底抛弃传统或历史，并以之作为追忆存在的途径）又能避免成为一种相对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瓦蒂莫推进了解释学的虚无主义化，并使其走向了尼采所谓的“完全的虚无主义”。根据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描述，我们知道，最先成为完全的虚无主义者的人恰恰是最适度的人。换言之，完全的虚无主义既不体现为极端的毁掉一切的恐怖主义行径，也不以完全坠入生成的洪流为目的，而是意味着积极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同一”。因此，解释学的虚无主义激进化实际上就是对肯定和否定、真实与虚假等对立的非辩证式地超越，它不以扬弃对立的双方为代价走向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明真理，而是将诸对立带入到了使其可能的那种敞开领域，并重申了海德格尔存在论解释学对传统真理观念批判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海德格尔对真理的明证性以及“真理的符合观念”的彻底批判，使得解释学“无法承认我们所共有的真理经验，无论是公开地支持一个论断的有效性，还是对既有秩序（神话传统、市场幻想[idolum fori]、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所展开的批判，或者说，纠正错误的观念，经由表象抵达真理”[16]（P75），那么解释学还需要言说真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解释学又将如何言说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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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释学与真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只要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没有被吸收到生存观念中来，引导着某种生存论阐释的先行视见就缺欠源始性”[12]。而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源始的对此在之生存的解释，那么就需要预先将此在的实际性以及整体性展示出来。然而，由于此在是已经“开始”但还未“终结/死亡”的存在者，因此，想要将此在的整体性收入眼帘，就“只有通过先行的死亡，并且对死亡做出决断”[13]（P117）来实现。只不过，由于死亡并没有给此在留下可实现的东西，所以在以“死亡”概念为基础构成的此在之整体性中就同时包含了“无根性（groundlessness）”。对于瓦蒂莫而言，这种基础的无根性概念不仅消除了将海德格尔解释学视为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误解，而且也体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第一个虚无主义层面。因为，在瓦蒂莫看来，尼采所说的“人从中心滚落到X”同样也表明“人类主体明确地意识到基础的缺失是其生存境况的构成性部分”[13]（P119）。不过，仅凭借这一点，瓦蒂莫还不足以充分证明海德格尔与尼采虚无主义思想之间的亲缘性。考虑到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明确地将形而上学的历史视为虚无主义的历史并认为虚无主义也彻底遗忘了存在，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就和虚无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瓦蒂莫又从海德格尔后期的“追忆”思想入手，对其思想之中的第二个虚无主义层面做出了考察。
白鹫的速度比滑翔翼快着许多，冲在最前方的白鹫已然到达了战场。它发出一声狠厉的嘶鸣，身子向下俯冲，伸出钢钩一般的利爪，勾住了一条土狼的脊骨。它双翅一振，带着土狼冲天而起，飞到半空时，又松开利爪将土狼丢下。土狼惊恐地嚎叫着，重重摔在岩石上，叫声戛然而止，它的身子也变成了软趴趴的一坨烂肉。
在瓦蒂莫看来，《存在与时间》对存在的探讨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似乎是，我们只能将存在理解为“本有（evento）”而非“基础（grund）”，即“存在即是本有（l’essere è evento）”。显然，瓦蒂莫在此意欲表明的是，“转向”之后的海德格尔，以一种可以称之为“扭转（Verwindung）”的方式返回到了形而上学之中。即根据瓦蒂莫的分析，扭转同时意味着从疾病之中渐渐痊愈和转动。与“克服（Uberwindung）”所不同的是，扭转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去和历史抛在脑后，而是接受它，并借此告别它。这一点从《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对本有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本有就是: 原始—基础。这个原始—基础唯在离—基（Ab-grund）深渊中作为自行遮蔽者开启自身”[17]。因此，经由离—基（Ab-grund）而开启自身的本有显然就区别于形而上学所致力于寻找的“基础（grund）”。在这种意义上，“说存在是本有，就是以接受和扭转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说出形而上学的终极命题（‘存在是’……是形而上学式的命题句式，但‘本有’又属于非形而上学的超越性领域）”[16]（P77）。因此，对于瓦蒂莫而言，重建解释学真理就意味着，在继承传统思想资源保证可理解性的前提下继续言说真理，但要同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或有限性，最后不放弃对传统思想批判的权利。
我这次来山里，是想劝父亲跟我回去。两年前，我因车祸，右胳膊落下残疾，这对以绘画为生的我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幸好，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父亲一直鼓励着我，安慰着我，我才渐渐走出伤痛，生活又恢复平静。
其二，如果栖居意味着逗留于一定领域和范式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解释学对真理的探讨最终只能以“集体意识”或者“真理的共识概念”作为结论呢？事实上，哈贝马斯就是如此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的:“伽达默尔式的解释学突显了语言的主体间性，后者从一开始就将交往的社会化个体团结在了一起。它致力于探求‘那种将语言言说者统一起来的集体凝聚力’的内容与形式问题”[1]（P196）。虽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哈贝马斯这一判断的有效性，因为连伽达默尔自己都认为:“一种集体意识——即伦理传统的连续性——仍然会在我们的科技社会中出现”[13]（P141）。但是，对瓦蒂莫来说，将解释学真理限制在集体意识的层面也并非毫无疑问。首先，它是对集体意识本身所存在问题的忽略（尼采对群体意识的质疑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我们不能保证集体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个体；最后，尽管集体意识中的感性因素乃至于美学或者伦理学 （参考理查德·罗蒂的感性生活理论）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将“感性的综合”与“和谐”视为真理的做法不仅拥抱了真理作为基础的模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后者的永恒性和专断性。因此，在瓦蒂莫看来，“对真理符合论的批判将解释学对真理问题的设想引向了栖居的模式和美学经验（亦即集体经验、感性经验）的模式”[16]（P109），而解释学如果一直沿着后一条道路前进，那么它最终只能实现对“美的伦理生活”的理想化，并成为一种更为“不朽”的基础主义。要想避免这一点，站在瓦蒂莫的立场上，我们只能说，解释学在言说真理时离不开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指引，因为只有借助于虚无主义和存在论，它才能有效地避免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无保留挪用，或者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生物学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图形是生物学概念的另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学段选择适合的生物图进行教学，在帮助学生构建概念、深入理解概念等方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收集经典生物图、自己制作生物图、引导学生构建概念图等也是教学中重要的途径和手段，需要教师不断的积累和学习。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思考存在。就像大地将不可被展开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庇护之中，从而使“物”得以成其自身，被遗忘状态作为存在本质的一种“体现”，恰恰也可以成为我们追忆存在的契机。海德格尔在《根据律》中指出，如果我们想要聆听存在所“道予”的东西，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放弃对表象活动的执念，转而去思索那使得表象活动得以有效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即“我们并不能从当前这个时代——这个被归置的充足根据之原理所贯彻支配的时代 （因而也就是对存在彻底遗忘的时代）——抽身跳出”[15]。在此双重前提之下，我们需要将“根据律”当作我们的“命运”，并以之为起点去仔细聆听存在之“道予”。换言之，我们是可以追忆存在或者本有的，只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依赖于“传统”。因而，传统的重要性就在于:“存在，作为事物能够在其中显现的敞开视域，只能作为过去词语的踪迹而出现，或者作为传递给我们的告知”[13]（P121）。
在粗略地对虚无主义以及解释学相关特征进行回顾之后，我们发现，解释学与虚无主义的确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是相同的诉求。但只凭这些，我们仍然不能认为解释学充分地回应了虚无主义的命运。因为，如果解释学只是声称自己揭露了如下“事实”，即关于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且不会形成一个最终可以决定一切的观点或者结论的话，那么它也就违反了（由虚无主义所开启的）解释游戏的游戏规则，因为“没有真实，只有解释”首先就意味着没有确定的事实可以被解释学所揭露。因此，为了将解释学与虚无主义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瓦蒂莫认为我们应该将解释学本身视为“历史”:首先，与其他许多哲学理论一样，解释学是在特定时期出现的，是对特定历史时代与事件的回应（在此，瓦蒂莫主要指的是现代解释学是对虚无主义历史或者现代性历史的回应）；其次，它并不试图也无法描述一种恒定的现实结构，哪怕是它所回应的虚无主义的现实结构。由此，解释学与虚无主义历史之间将呈现出一种平行的关系，它并不试图把握或者展现虚无主义的现实或者说真相，而只是解释了历史向虚无主义转换的过程。
瓦蒂莫用“栖居（l’abitare）”一词表明了解释学真理的局限性，即它依赖于特定的“领域和范式”。首先，“栖居”并不具有普遍性、结构性和稳定性。在瓦蒂莫看来，历史的经验表明，世界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范式和领域。而且，根据海德格尔对传统真理观的批判，如果栖居是一种稳定的普遍结构或者符合论形式的真理，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原初的敞开使其成为可能。其次，栖居虽然包含了归属的含义，但它并不意味着“消极地忍受”系统强加于解释学的偏见。以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历史现象或者历史流传物等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概念为例，虽然效果历史是人类理解的构成性要素，即当我们要去理解某物时，我们总是已经受到了效果历史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传统所流传给我们的内容，相反，我们总是能够在一种解释循环中，亦即在“偏见”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就理解文学作品而言，每一个时代都会根据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流传下来的文本，而且文本的真实意义也并不完全依赖于原作者，甚至理解是超出文本的。在这种意义上，时间间距就不再是需要克服的、阻碍理解的深渊，相反，它为创造性的理解提供了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创造物’与现时代的一切关系都消失后，当代创造物自己的真正本性才显现出来”[8]（P382）。由此，在瓦蒂莫看来，栖居必然要包含两个层面，即“共识”与“批判的可能”。但要注意的是，“批判”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正确的理解代替之前不正确的理解，而是说，它对理解始终保持开放。
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改革任务，医院财务应充分做好衔接的准备工作，全面清查资产、负债事项。其中包括：清查固定资产，账账一致、账实一致（核查原值、预计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核查无形资产原价、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核查受托代理资产、受托代理负债；核查预计负债；核查未入账的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应计利息；核查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未按原制度进行基建并账的，完成基建并账工作等。
结 语
在2019年5月的一次访谈中②，瓦蒂莫曾经回答了关于解释学、虚无主义、存在论与真理关系的问题。就他所一直关注的“存在”的问题而言，上述几个术语就是同义的。因为，存在的历史就是其不断衰落的历史，是虚无主义到来的历史、是解释学发挥其作用的历史，因而也就是我们走向自由（亦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真理）的历史。而在这种意义上，瓦蒂莫对当代解释学的批判，恰恰是对上述历史变化的揭示和回应，而非对传统不假思索地回归和辩护。
其中，d为输入样本长度，d=3。r1和r2分别为残碱及Ⅰ段黑液波美度延迟因子。根据造纸厂现场调研，确定r1=6，r2=4[8]。经过多次训练，残碱的动态因变量为24，黑液波美度的动态因变量为16。
注：
①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解释理解到它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179.
②这次访谈由本人和瓦蒂莫在他都灵的家中进行，由于是非正式访谈，所以并未有任何书面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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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ilism，Ontology and Truth:Three Aspects within Vattimo’s Critique of Modern Hermeneutics
NIE Shi-chang，ZHU Guo-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Abstract: The generalization of hermeneutics,which start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has consistently been the main concern of Vattimo’s philosophy.According to Vattimo,the generalization trend deprived the uniqueness and criticalness of hermeneutics itself.Under this circumstance,Vattimo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reflect the hermeneutics through nihilism,ontology and truth.Regarding nihilism,hermeneutics ought to adhere to its antifoundational and antimetaphysical stance.As to ontology,hermeneutics should regard tradition and history as a path to recollect Being,so as to avoid becoming relativistic and metaphysical.In the end,it is based on nihilism and ontology that hermeneutics is able to speak truth as “dwelling” instead of “coherence”.
Key words: Gianni Vattimo；hermeneutics；nihilism；Heidegger；ontology；truth
中图分类号： B 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6-0153-08
收稿日期： 2019-07-12
作者简介： 聂世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文学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
标签：吉安尼·瓦蒂莫论文; 解释学论文; 虚无主义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存在论论文; 真理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