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类本质到人类生产力——兼谈马克思存在论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缘起论文,生产力论文,本质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7)03-0116-04
一、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始基
在国内外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人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较多使用过的人的类本质这一概念，在理解上产生了较多歧义，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明显带有德国古典哲学残余的表现[1] (pp.17-19)，有些学者则将这一概念视为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时的价值悬设，如此等等。总体来说，凡是将这一概念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尚未成熟的表征的观点，都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一个抽象的、思辨的概念，使用这种概念，说明马克思当时尚未实现从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而马克思后来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概念[2] (pp.137-138)。因此，这一概念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根本变革，即与他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并无本质的联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它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和马克思的存在论基础，妨碍着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解读和对其自由解放旨归的深刻领悟。
西方近代哲学脱离生活世界，在抽象的、思辨的领域中追寻存在的本质，黑格尔的哲学是其集大成者。马克思哲学的诞生，使哲学的基点从抽象的思想世界回归到在人类劳动中不断生成的生活世界，哲学范式从意识哲学转向实践哲学。这样，就使对存在的理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界，即不再抽象地追问存在的超时空的、既存的本质，而是通过劳动来说明可以被人的感性所确证的存在的不断生成，把人类的劳动作为现实世界在终极意义上能够被理解的根据。因此，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对于人类来说的先在性，但又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 (p.116)也就是说，现实存在着的自然，是在与人的联系中对人显现的自然。在这里，蕴含了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的境域对存在问题的深刻思考。
首先，自然在与人的联系中对人显现，这实际上已把人和自然区别开来。人与自然的根本区别也就是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的本质，这种本质呈现于人类与动物界的比较中。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因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3] (p.57)所以，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仅是一种本能。人则不同，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劳动，一方面，人的“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是自己的意识的对象：“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4] (p.178)人的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3] (p.57)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是自由的活动。动物的生命活动既然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活动，那它就是一种给定性，体现了自然必然性；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就是对给定性的超越，是通过改造自然而将理想转变为现实。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 (p.58)正是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较的角度上，人类的劳动才具有了自由的规定性。因此，劳动作为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的本质，它从根本上把人类与动物界区别开来，是人类存在的方式。
其次，自然在与人的联系中向人显现，这种联系又是通过人的类本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对象化劳动而实现的。在劳动过程中，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自然向人生成。这种不断生成中的自然，一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过的自然，二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劳动过程中社会也不断生成，因为劳动总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建构起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5] (p.76)由此可见，正是在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说明了人们所理解的自然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把历史性原则贯穿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中。
在上述意义上的劳动，是人类的一种对象化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标志，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它处于一种前反思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对象化的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永恒的物质变换活动，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现实的个人才得以存在，才会将这种变换活动的行为模式转化为观念模式，并形成对这种变换活动与自身关系的认识，从而产生整个认识的图景，绽现出意义世界。因此，这种对象化的劳动中所包含的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存在本身，任何存在者都只有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马克思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回答了存在论中关于“存在者何为存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5] (p.77)由此可见，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是马克思的存在论的始基。
同时，“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3] (p.57)，人的类本质作为这种生产生活的劳动本身，才是真正的生活世界。正是在这种劳动发展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思辨的东西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 (p.82)“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 (p.73)由此，马克思才实现了哲学变革中的生存论转向，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综上所述，人的类本质，既不是先于人出现的本质，又不是存在主义的那种在人的存在之后产生的本质，它就是人类的存在本身。通过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人类的存在才能够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也即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我生成；而能够被人所理解的、现实存在着的自然，也就由此生成；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说明。由此可见，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不仅并非意识哲学范围的抽象的、先验的概念，而且恰好是马克思的存在论的初始性范畴，这一范畴超越了以往任何哲学范畴的奇妙之处正在于，它使存在本身成为现实的生成(在人类劳动中的生成)。由此，马克思的存在论就显现为一种生存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5] (p.61)
二、人类生产力是人的类本质的完备形态
作为马克思的存在论基石的人的类本质范畴，把历史性原则贯穿于人对世界的认识中，而它本身无疑也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范畴。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性，具体呈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首先，人的类本质呈现为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标志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及实际能力，这种程度及能力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活动才得以显现。在劳动活动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使自己的劳动对象化为产品，通过劳动产品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显示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能力。而劳动产品的质和量，取决于劳动者的能力和以生产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资料的性质和水平。众所周知，生产工具是以往劳动的物化形式或以往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人类劳动活动的能力。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较，人类的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特征，既指劳动活动本身，又指劳动活动的能力，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相互确证的方面。由此不难看出，生产力就是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3] (p.88)。毋庸置疑，这里所说的工业，是近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同时，马克思也把工业视为劳动这种人类的本质力量在近代的典型表现：“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3] (p.88)。
其次，人的类本质在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并在人类生产力那里获得了完备的形态。以往人们主要着眼于生产力的性质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侧重于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忽略了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生成的角度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另一种衡量方法。这种方法把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区域性生产力、民族生产力和在世界性交往条件下的人类生产力，由此再现出人的类本质历史性生成的轨迹。马克思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随着分工和交往的发展，“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5] (p.107)，形成民族生产力。“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5] (p.68)当民族的生产力汇入世界历史后，“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 (p.114)由此形成了以世界性交往为基础的人类生产力。人类生产力充分展示了人类的本质力量，是人的类本质的完备形态。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为这一观点留下了伏笔：“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3] (p.101)。
人们之所以忽略了人的类本质与生产力、特别是与它的完备形态——人类生产力的联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沿着马克思的典型研究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所指引的道路前进。黑格尔曾说：“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空虚的开端只在达到这个终点时，才是一个现实的知识。”[6] (pp.11-14)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确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认为对一类事物的研究，应选择其已充分发展的完备的现实形态作为起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 (p.23)这样，“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 (p.43)这种典型研究方法又称为“从后思索法”，因为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7] (p.92)。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古希腊哲学[8] (p.293)。在叙述方法上，马克思认为对理论的叙述要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在思维中通过一系列中介，综合多种规定性，达到真实反映现实的具体。因此，在对人类的本质进行研究时，马克思实际上是以由大工业为标志的人类生产力为研究的起点，进而抓住了人的类本质这一最简单的规定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采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再现了人的类本质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历史性生成的过程，使之渐次达到思维中的具体，最后在人类生产力这一范畴那里获得了成熟的、典型的形态。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何时常把人的本质力量与工业并提，并认为“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3] (p.89)。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业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前提下，才存在着能够被人所理解的现实的自然。同时，这一前提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基础，自然科学也通过作为人类生产力的标志的大工业，“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在现实中，除了人类生产力或工业以外，“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3] (p.89)这种基础作为存在本身，任何存在者都由此涌现，并由此得到理解或说明。这即是马克思的存在论的新视界。与此同时，马克思哲学的基点就从意识领域转移到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完备形态的人类生产力或大工业；这也就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使意识哲学转变成为实践哲学。
三、人类生产力的自由维度
对人类自由解放的追求，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旨归。但是，只有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类生产力的本质联系，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逻辑或深层的存在论基础上发现其自由的维度，才会真正消除萨特所批评的那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人学空场”[9] (p.71)，并在现实中认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路向。
如前所述，人的类本质指人类劳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它是在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中显示出来的人类生活(劳动)的特征。通过生产力、尤其是人类生产力作为表现形式，人的类本质在生产劳动的结果中得到确证，成为人们每时每刻感性经验的对象。也就是说，把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人类劳动(生活)的过程。在这种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只不过是劳动过程开始时总体劳动者(参见下文中总体工人的表述)的理想的对象化或现实化。因此，人类劳动的这种对象化的感性物质活动，不仅是有意识的，而且就其对给定性的超越来看，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或劳动，又是受人自身的自然或内在自然所驱使的，在现实的个人那里，劳动又是谋生的手段。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与人们对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意识不断明晰和增强的同时，就产生了分工、交换和私有制，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里，个人的劳动就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普遍的、专门化的及精细的分工，又使每一单个劳动者的物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由于未注意到作为人类生产力的实现过程的人类劳动，与组成这种劳动的每一单个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的区别，有的学者才把卢卡奇对大工业的分工体系中劳动者个人的物化状况的揭示[10] (pp.150—152)，视为对生产力本身的批判[11] (p.235)。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指出了人类劳动与个人劳动的基本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机器生产中，“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5] (p.216)这里所说的总体工人，即是人类生产力的代表。而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也就是人类劳动是能将理想化为现实，从而超越给定性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特性，也即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在总体工人所代表的人类生产力那里始终存在着，所以，生产力始终是彰显自由的领域。而作为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由于在发达的分工体系中的物化境遇或极度片面的生存(劳动)状态，使这些个人感到人类生产力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的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5] (p.86)这种“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5] (p.90)因而，这些个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失去了自由。这就是人类劳动与个人劳动在自由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私有制巩固并强化着这种区别。仅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劳动者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但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只是劳动者个人在劳动中获得自由的中介。这种自由的实现，有赖于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把高度发达的人类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充裕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在谋生的劳动时间之外，人们用来自由地创造和全面发展的时间；在自由时间中的劳动，不再受体现着自然必然性的谋生目的所支配，“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1] (p.216)人类生产力为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2] (p.520)。这种体现着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个人生产力，具备了与人类生产力的普遍性质相适应的特点，因而实际上是每一劳动者个人对人类生产力的支配或占有。因为“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4] (p.129)这种占有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个人劳动中得到统一，是人类劳动与个人劳动矛盾的扬弃。马克思说：“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4] (p.129)这种生存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自由的存在状态，一种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本身，或者说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阶段上的自由个性。”[12] (p.104)因此，在自由时间中形成的个人生产力，也就具备了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生产力中的自由规定性，或者说，个人劳动获得了人类劳动的自由属性。由此，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生产力中内蕴的自由维度，也就转化为现实的个人的自由生存，这正是马克思的存在论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