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对香港经济的推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对香港经济的推动力
首先要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已不容忽视。以往人们在香港对大陆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探讨得比较多。的确，香港在大陆改革开放十几年里，作为内地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对于中国与世界市场的接轨，贡献良多，不容置疑。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1991年以前，香港经济的兴衰与美国和欧洲休戚相关，作为宏观经济反映的美国股市感冒，香港恒生指数就要打喷嚏；而在1991年以后，香港经济则更多地与中国内地宏观经济紧密相连。欧美经济在80年代长期衰退，但香港经济并未受影响，仍保持经济增长的强势。引起人们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注意的是开始宏观调控的“朱十六条”。在快速增长时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泡沫一经破灭，人们才发现原来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状况联系的密切已不容忽视。随着香港企业到内地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和香港本地的“空壳化”，香港企业的经营业绩越来越受到大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加上内地香港上市公司的不断增加，香港经济的繁荣对内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香港经济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80年代以前，香港有四大经济支柱——制造业、对外贸易、金融业、旅游业。8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23.8%降到1993年的13%；服务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从1981年的67.2%升至1993年的76%。由于香港制造业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含量低。港英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科技发展的投入不足，而香港制造业又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使香港制造业缺乏技术升级的必要条件，低廉的成本和灵活的自由贸易体制成了香港制造业的主要竞争手段。然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总体经济的发展，房租、工资成本的上涨、劳工短缺问题的加剧，香港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慢慢消失，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
正在这时，内地开始了日益深入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极大地推动了香港以转口贸易为龙头的服务业的发展。从1982年至1992年，香港的转口贸易总值增加了15倍，转口货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53%增加到1992年的75%。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对内地的转口贸易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金融、保险、运输、旅游、地产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和对服务业的投资欲望。服务业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求职者转向金融、贸易等工作环境优越、薪金高的行业，造成制造业劳动力缺缺、工资上涨压力增强，缺乏技术后盾的制造业面临成本上涨、效益下降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后果是：一方面，一部分资本转向服务业，另一方面，许多生产线纷纷转移到劳动力低廉、土地租金便宜的珠江三角洲及东南亚地区，其中大部分转移到了大陆。可以说，近年来香港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的发展挤占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而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2.中国内地的经济活力促进香港在内地的投资多元化。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企业小心翼翼地转移了一些在香港失去成本优势的工厂到珠江三角洲地区，采用的合作方式也大多是低层次的三来一补。由于内地的低廉劳动力和租金的成本优势与香港的贸易渠道、资金、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优势互补，迅速提高了这些香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敢于饮“头啖汤”的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获利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到中国内地投资，内地经济在获得了经济发展阶段急需的资金注入后，开始了经济的起飞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外资获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企业也由初期的迁移工厂转变为在大陆的各种各样行业全方位的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酒店餐饮业、旅游业、电讯服务业、金融中介业、航运业、百货零售业等等都有香港投资者的身影。投资形式也从初期的三来一补向合作经营、合资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多国股权形式合作经营、租赁等较高级的投资形式转变。投资者除了中小型企业外，一些大财团也纷纷以中国投资项目为基础组建子公司或配售股票，向内地投资。香港众多的中小投资者通过购买中国概念股参与内地投资。
3.大量的国内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H股，使得香港股市不断扩容，对于香港股市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升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94～1997年7月3年间，H股（即国企在港上市的股票）在香港上市集资额超过400亿港币，以内地项目为基础招募的红筹股，资金量也很大。目前在港红筹股和H股的市值近4000亿港币，资金用于内地投资项目的比例很大。中国概念股的发行超额认购比率不断刷新记录，不仅广泛吸收了香港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同时也吸引了许多海外资金的参与，对于香港股市的国际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按市值计算，香港股市已经排到世界前5名。中国概念股的发展，也有利于转变香港股市结构，减轻股市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
4.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使香港转口贸易获得飞速发展，由于转口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交通、仓储业、进出口业、保险业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香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增长。1987年转口贸易总额为1827.80亿元，1993年增长为8232.24亿元。1987年运输、仓储及交通业生产总值为303.09亿元，占香港生产总值的8.7%；1992年生产总值增加到675.99亿元，占香港生产总值的9.6%。到1993年，有33.4万人在交通、仓储和通讯服务业工作；接近60万人在出口贸易中工作。有人担心随着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途径日益增多，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直接贸易会增多，导致香港转口贸易数量萎缩。然而事实上，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根本原因在于她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自身优势，她作为世界上最典型的自由港，位于东亚中部，是东南亚通往东北亚的枢纽，更是通向南中国的前沿口岸；拥有维多利亚港优良港口、设施先进的码头以及数量众多的集装箱等设备；人才荟萃，其英语水平和管理水平居亚洲各地区之上；信息灵通，通讯发达。这些自身优势使得世界各国通过香港与中国开展贸易的综合成本比直接与内地贸易的成本还要低，香港的转口贸易才得以发展起来。正如商人的存在反而会减小流通环节的成本因而商业会越来越发达一样，香港的转口贸易也将随着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而继续发展壮大。
5.背靠内地是香港经济得天独厚的一大优势，亚洲其他三“小龙”都无法与之比拟。香港依靠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大陆为经济腹地，能够轻易地寻找到新经济增长点，安享内地经济腾飞带来的辐射效应。现在，一个以粤港为核心的华南经济区已经初步形成，由于它的互补性、非制度性和开放性，今后仍是中国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又能以大陆的经济增长为后盾，增加抗震能力。这次金融危机中，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之所以能令国际炒家无功而返，内地经济增长对香港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给予投资者的信心支持是一大原因。
二、中国内地对香港股市和房地产的影响
在本次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香港受打击最大的是股市和房地产业。面对香港投资者渴望中央政府注资救市之心，内地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1.首先应该看到香港股市在1997年上半年由3月的12000点涨至7月份的16000点以上的历史新高，具有极大的泡沫成份。令香港股市交易量大增且股价大幅攀升的动力，并不是上市公司的收益大小、获利能力高低，而是整个市场完全是在炒消息面、情报面。实际上，到了8月初香港股市已经发展到类似与1929年美国全面大股灾的前夕，股市已经疯狂到连马路上扫街的清洁工都可以如投资专家般地说出一番，这只股票为何看好，那只股票为何看淡的大道理的地步。支持股市进一步上涨的多头力量已经衰竭，没有了后续资金。因此，吃饱香港股民血汗钱的中、外股市“大鳄”们抽走资金离场已是迟早的事。换言之，香港股市自身已孕育了暴跌的极大风险。其后的暴跌不过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同时还应该看到上市公司的市值减少并不会导致实际资产的减少，汇丰银行仍在继续正常的运转，长江实业的楼盘仍在香港，并没有被卷到国外去。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危机前也已经上涨到与普通居民的购买力脱节的地步，“有人没房住，有房没人住”的情形很普遍，房产成为一种筹码而被炒作，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住房需求，楼价扶摇直上，孕含着极大的泡沫成份。房地产的炒作过程为香港产生了众多的百万、千万富翁，香港普遍民众并没有分享他们的获利，反而为谋得一席之地而多花了不少血汗钱。挤去楼价中的泡沫成份，减小租金成本，对于促进香港的社会福利，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有好处。
2.香港的股市回落和楼市下跌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香港作为世界上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的最后堡垒，政府的长期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得香港发展成为高度适应性、强烈竞争性、企业自主性以及成本相对低的经济。香港历史上经历了1967年、1973年、1981年、1987年等程度不等的股灾，但是经济经过短期的挫折后，仍然能够飞速发展，获得今日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每次股灾都能使经济发展中积累的问题暴露出来，淘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企业，使得新兴的产业能够崭露头角，能以较低的成本开始创业。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十分痛苦，但股灾实际上起着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资本集中在强者手中，促进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和优势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正是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培养了香港企业家的高度适应性、敏锐的市场感觉和风险防范意识。政府的过多干预反而会扭曲市场信号传递机制，误导企业决策，积小患成大患。因此，香港的大财团在本次危机中虽然市值下跌，但被迫清盘的不多，不象受到政府过多干预或者说保护的韩国和日本企业，因为平时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盲目扩张，危机一来，被政府保护掩盖的弱点被揭开，倒闭了许多。
三、中国内地不要过分优惠香港
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回归不必报有太大的使命感，要把政治上的责任和经济上的责任区分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承担托市的责任，香港股市在回归后出现股灾也不意味着香港经济在中国人手里就会停止发展。香港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指导下顺利回归的，回归后还要至少“五十年不变”，保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香港经济之所以没有在危机中崩溃，就在于香港人民对“一国两制”和香港经济增长的信心。
香港作为市场经济地区，股市和楼市的涨落都是自然现象。政府的过多干预反而会减小社会的抗震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对香港最好的支持就是不干预，顺其自然。1996年12月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针对当时暴涨的内地股市指出，股市有涨就有跌，政府不可能托市，也托不起市。对于香港股市和楼市的涨跌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内地改革经济体制使之逐步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只会越来越小，又怎么能够逆势而动，对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香港横加干预呢。如果中央政府真的对香港经济过多的干预，可能不但不能起到救市的作用，反而会因为动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造成更大的经济动荡，这是中央政府和任何香港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朱总理在发言中强调的是，万一特区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帮助，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时，中央才会采取行动。而且，按笔者分析，这种行动也决不是简单地注资救市或行政干预，而应该是符合市场运作机制的调控手段。随着内地经济市场化成份的增加，中央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也越来越成熟，行政干预的手法越来越少，通过经济机制的间接调控越来越多。与1996年12月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相比，1997年5月份采取的增加股票供给以压抑股市炒作泡沫，就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1993年的“朱十六条”相比，目前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减息、降低存款准备率、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也同样反映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市场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作出的维护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承诺也同样是建立在符合经济规律的调控手段基础之上。
四、针对金融危机过后香港市道疲软、在出口方面国际竞争力下降、海外资金撤离等不利局面，可以供中央政府开出的药方，或者说香港经济在将来几年内将要面临的国内机遇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地与香港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已逐渐一体化，已经接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内地经济在经济“软着陆”，出现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低通涨”之后，199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0.8%，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月环比为负值的情况，通货膨胀率已经不是中央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企业效益滑坡，高失业率已经严重到影响安定团结局面。朱总理提出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中，第一个就是要确保今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在前2年三次减息基础上，1998年又同时调低存款准备率和再次减息；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1998年将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1998年全社会信用总量预计增加16800亿元左右。以上事实足以令我们相信，内地的宏观紧缩政策已告一段落，今后几年内内地经济又将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对于经济增长中中国因素比重越来越大的香港来说，这无疑是保证今后几年经济增长的最大的支持。
内地将在今后几年内将投资7500亿美元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1997年中国GNP的83%；还要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可以预料，单靠中国内地的资金是不可能支撑这样大的投资规模的，势必要大量引进外资，朱总理在发言中就表示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人们可能会觉得，在金融危机过后香港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局面，内地还要从香港抽血，岂不是雪上加霜。事实上，正如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道理一样。香港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会资金匮乏，成为资金高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年受内地宏观紧缩影响，资金的回报率不如经济复苏的美国，热钱撤出香港，而转移去分享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丰厚利润。要使得国际游资回流，靠中国注资托市营造虚假繁荣景象是下策，搞不好还会套在里面。上策是提供赢利机会，令逐利资金主动流入，开放以往对外引进外资表现较为慎重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是上策。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回报率稳定等特点，向来为大资金所喜，在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薄弱因而需求旺盛的中国内地来说，更是容易产生丰厚而稳定的回报，以前中国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在这方面开放的程度相对较低，大批海外资金对之可望而不可及。一旦中国政府将这些项目投放到国际市场，巨额游资就会蜂拥而至，看看中国电信的发行冻结的资金数量就可领略到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魅力。而中国最有可能投放这些项目的就是香港金融市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中国也只有香港金融市场真正与国际接轨，上海还需要补许多课。通过香港市场集资，不管是采取股票形式还是贷款、债券形式，都会给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为香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产值。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必然附带的会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香港的转口贸易业和港口运输业、保险业等一大批相关行业将受惠于此。商业的发达又会带动商业用房的增加，房地产市道的复苏也就有望。大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虽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促进香港经济发展，但香港却能够直接受惠，可以说是一着妙棋令满盘皆活。
其实，人们只要掌握一个基本的思考方法，就不难发现企业的生意机会和地区的利润增长点。在市场经济中要考虑的是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怎样结合；对目前的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怎样在自身优势与替政府分忧、解决人民的实际生活困难之间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毕竟中央政府站在通观全局的高度，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看得比较透，对发展的方向把握较准。只要仔细研究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就会发现香港在企业改制的“抓大放小”过程、金融体制改革中、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等方面都大有文章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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