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密型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动力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密型动力是当今部分学人对斯密经济增长学说的理论概括。他们认为，在生产方式①未发生“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亦即工业化的转化之前，分工和专业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因为只有分工和由此导致的专业化，才能提高生产率。而分工又是由于贸易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的。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愈来愈多地使用斯密型动力概念来分析中国传统时代经济特别是明清时期经济，认为它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根源或关键原因，并以此进行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②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斯密(Adam Smith)本人是如何分析分工等等问题的？究竟什么是斯密型动力？二，斯密型动力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到底如何？直到20世纪中叶，斯密式分工和专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吗？
一、什么是斯密型动力？斯密本人是如何提出分工、市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
（一）斯密分工学说的理论背景
斯密的分工、交换、市场、生产力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关注问题、分析对象，以及内在的思维逻辑。
斯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最大化问题。斯密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书名已可说明此点。
但斯密所说的财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而是“交换价值”，即通过市场交换能够增值的财富，因为只有这种财富才有快速和大量增加的可能，也才可能实现普通人的财富最大化。
斯密认为，财富源于生产，生产力的增长才是财富增长的根本，而不是贵金属的多少或对外贸易的顺差之类。
正因为斯密的财富是交换价值，所以斯密注意的并非是一切形式的生产，而是能够增加交换价值的生产即“纯粹”的或可称之为“资本主义性质”③的商品生产。像为自己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或是产品的各个部分从原料到成品都是自己进行的生产，或是自给与商品相结合的生产，或是为换取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和生产，都不是斯密所关注和要解答的问题，尽管斯密在论生产时曾对此略有涉及。
斯密进一步认为，分工是增加商品生产的主要手段。然而这里的分工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家庭内部家务分工，也主要不是企业内部的分工，而是能够使生产方式发生关键性的变化，即促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产生和发展的分工。这种分工，固然可促进生产本身和提高技术，但更为主要的是分工可以促进市场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促使市场主导的商品生产增长。
那么，分工又是由谁决定的呢？斯密认为是交换。斯密认为“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斯密谈到交换，曾列举原始的交换，普通的物物交换。但斯密要讨论的不是这类交换，而是决定分工、对分工的扩大有决定性影响的交换，这是通过市场，并且是以货币为媒介，以国际贸易为其重要内容的交换即资本主义贸易性质的交换。
通过以上可以认识到，斯密理论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致富，其核心思想是：牟利性的交换（斯密称之为做买卖），从交换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交换价值）是致富的根本要义。交换价值的最大化又取决于商品生产的最大化；而这不仅是有牟利的愿望就可实现，它更取决于一种能够通过交换使人获取价值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这就是可以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的自由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运行是这类经济的“自然法则”，实现这种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则是西欧从15世纪经由世界市场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
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讨论的对象、提出的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未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④斯密的分工理论建立在颇为严密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的分析框架中。但是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被后人搞得混乱不堪。一系列依存严格时间地点和时代特征的结论被认为是所有人类的本性所导致的、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二）斯密分工理论的历史前提、限制、适用条件⑤
斯密的分工理论不仅仅基于理论分析，而且是建立在他提出的西欧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证基础上。斯密论证西欧国家的分工发展，与两个历史阶段有直接关联。
第一阶段：罗马帝国崩溃至地理大发现前的漫长时期。
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产业的发展应是按“农业—城市制造业—国际贸易导向产业”的顺序依次推进，但在西欧实际发生的却恰恰相反。由于农村受政治不良等等因素影响，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农业难以发展。推动中世纪西欧摆脱落后的力量，极大程度上是开展海外贸易所致。国外贸易导致城市发展起外贸型工业，这首先带动了农村发展，农村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的由国内市场主导的产业发展，从而启动全部经济发生重要变化。斯密举例说，“利斯、赫利法特、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的制造业，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这种制造业是农业发展的结果。其推广与改进，在欧洲现代史上，一般迟于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农业的推广与改进，又是国外贸易和直接由此产生的制造业的最后和最大的结果。”⑥
这一阶段，以国际贸易带动的城乡分工和产业分工，为15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谓基础，即是以海外经营和扩张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确立和初期成效。
第二阶段：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
在斯密看来，促使欧洲经济发生从“古代到现代”重大变化的基本原因，是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与开拓。他认为：“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最重要的两件事。”之所以最大最重要，是因为“这二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而富国，不如说是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由农村产业而富国，不如说由都市产业而富国。但这二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都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而且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这样就给他们的产业开拓了两个新世界，每一个都比旧世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起来。”⑦
如果我们细察历史，就不难看到，“西方世界的兴起”、它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之关系是多么密切，与斯密的历史总结是多么吻合。
同时，我们也充分注意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实证基础源于西欧国家，且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国家为主。这既给斯密型动力提供了实证案例，也给斯密型动力的“可靠性”和“普适性”设定了严格的界限。至少斯密本人并未论证其它各国都会遵循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关于分工、交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他特别提到中国、印度与欧洲的重要差别。
（三）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理解
从《国富论》的字里行间可以体验到斯密为探索一个全新时代迅速前进的原理所怀有的高度使命感和强烈激情。斯密本着要为已充分露出曙光正喷薄向上的这一全新生产方式指引方向、为有希望加入这一历史新潮流的国家和民众的致富未来树立“信仰坐标”，尽可能地利用了一切历史和现时的材料，进行理论创新，包括其逻辑推理。
斯密分工论的核心，是一个通过与外部交换，获取财富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思路。即：在自身资源有限、难以满足自身生存和自身发展的状况下，通过与外部交换，形成具有优势的又有需求的产业或产品，通过交换获取最大财富。或可称之为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财富，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⑧
《国富论》反复提到的这一思想，可以被认为是斯密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之所以强调分工，正因为分工在充分发展（完全确立）后，将使得全社会都变为由市场生产和交换导向的“商业社会” （即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
斯密的分工理论既是斯密本人对欧洲“文明而富裕”国家和国民获取财富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即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经济较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或主要模式。这条道路的形成有着悠远历史，早有学者将西欧的这条发展道路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⑨而斯密则重点考查了这条道路自罗马帝国崩溃后直到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历程。尽管在斯密时代这一经验并不成熟或充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有关）。
正因为这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所以，市场需求的大小是其命脉。所以，西欧诸国家的文明史：从战争到殖民、从陆地到海洋到世界性战争、从经营国际商业到争夺海上霸权，从商品贸易到成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再到跨国公司，一脉相承，清晰地勾画出这条道路的演变轨迹。
正因为这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所以，国际贸易、分工、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基本途径；而分工、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也通过商品生产和追逐利润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不同历史时期，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在人类社会早期，交换和分工完全受自然条件影响，与发展水平无关。在前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中，有限分工与有限交换与经济的长期低水平一致。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即商品生产和通过交换获得最大利润的经济取向和相应环境下，分工交换和完全市场经济才导致经济快速变化和发展。斯密所论述的分工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得到较充分体现。
（四）斯密分工理论的发展
斯密提出分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学说迄今已200余年，经历代学者努力，得到了重大补充和发展。如：国际贸易理论的李嘉图比较利益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1928年，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定理提出：市场范围的大小同样要依赖分工水平，等等。近期重要的发展，不少人推崇杨小凯等。认为杨对分工理论的贡献是：为斯密理论建立一个全新而严密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以及与此相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及相应分析方法，对于改进或丰富众多当代理论经济学，如贸易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学等，都有意义。⑩
在现代经济学的众多学者看来，斯密分工论的核心思想，即：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贯穿整体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之不足、迄今为止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因而，认为斯密型动力仅仅适于分析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甚至是以农业为主，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都不起明显作用的经济形态）的看法，至少大可商榷。
但这样一来不能不令人提出疑问：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时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被称为现代经济学老祖宗的斯密分工论，能够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有数千年农业传统的中国古代——包括明清时期的经济分析吗？
二、斯密型动力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到底如何？直到20世纪上半期，分工和专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吗？
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特征(11)。
一是内向型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发展取向。
由于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使中国极早成为一个大陆型的较封闭的农业社会。古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国与国外特别是海外大规模交往的成本极其高昂，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内向型的即基本依靠自身资源和条件解决自己需求的经济发展道路，确立了以农而非工商立国的经济发展传统和发展取向。
内向型的、农业社会的性质使大多数农民完全转入非农产业的机会极少。可耕地是国家经济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耕地和人口之比例关系成为古代中国决定社会经济状况的宏观指标。
二是家庭是农民生存的基本单位。
农民家庭不是一个单纯谋利的经济组织，还有保障家庭每个成员的生存、延续乃至发展的社会功能；家庭血脉的承续、家庭成员的均等生存机会、规避风险和赢利的平衡等等，是维护家庭生命力的必要原则。农民家庭天然有尽力保障每一个成员生存的义务；每一个成员也天然有尽力维护家庭利益的职责。家庭的整体利益是最高利益。家庭是经济利益和家庭整体保障的统一体与资本主义企业显著不同，赢利最大化不是家庭统一体的唯一的价值取向。
三是农民家庭经济的行为准则特征。
(1)古代中国民生的根本问题是吃饭，是生存。求生成为统率农民大众经济行为的第一准则。
(2)农业与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密切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密切结合。(12)
以土地为根基，以农业为根本，力求自给。首先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其次是穿衣问题。之所以力求自给，乃是农民家庭的价值取向所决定，而价值取向又是生存环境下最佳选择的体现。其一，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一般有限。粮食等农作物产量，扣除税收、地租等，能满足口粮已属不易，何论以剩余交换？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多少记载农民能以大量余粮交换，形成专业化的“种粮大户”者？其二，规避风险。小农经济从个体看相当脆弱，难于抗击较大灾害（自然或人为）。而“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仅一般小农，凡在农村生活者莫不如此。农民一般竭力保持口粮自给，是中国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三，小农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13)其四，国内市场和需求水平的局限性，常在远程贸易的手工业产品中形成价格的大起大落，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风险甚大，农民不能轻易放弃粮食生产，哪怕在农家总收入中工副业比例高于农业。
之所以要从事商品工副业，是由于农民家庭不可能自身生产出自己的所有需要，必须通过一定量的与外界交换。也由于农业——粮食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要，“以副补农”，是农民生存之需。当然，从事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又是农民家庭生产资源“优化配置”所必须。
由此可见，无论失去哪一种生产，都会使小农经济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而两种生产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则实为万全之策。正因为如此，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的密切结合，从古代至今延续了千百年之久。西方列强的商品重炮也难以摧毁。
(3)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最丰富也是最廉价的生产要素，农业又是农忙农闲季节交替。剩余劳动力又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存在于每个生产资料不足的家庭之中。对一个家庭来说，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的闲置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以增加家庭经济的总收入、减少开支，无疑是中国农民解决生存压力最经济、最合理的“持家之道”。
(4)不计人工劳动成本的生产。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经济细胞，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与家庭整体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如此，可最大限度减少成本，获取收益。这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不可想象的。
三、中国经济特征下的分工与19世纪危机
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中国古代经济的一些基本特点，显然难以纳入斯密型动力的、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大背景的分工概念：
1.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它不是向分工和专业化方向演进，而是相反，是有顽强生命力的、难以破除的兼业和多种经营（但却形成了精细的家庭生产组织的内部分工）。
2.商品生产与斯密所论有重大不同：不计人工成本。因此这是一种与斯密有重大性质差异的商品经济、商品生产。
3.这同时意味着市场交换和商品经济的扩大难以进行，与斯密强调指出的分工扩展的前提相悖。
但同时又必须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分工。不过从宏观角度看，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中的分工有两个特点：
首先，以获取有利的交换价值引致的社会分工，难以突破传统的兼业和“不分工”；后者的生命力在于其兼业更有利于生产组织和生产者。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前者之所以形成分工，大都由于自然条件（如各类矿藏及冶炼工业，家庭生产不能进行或成本过大），或农民失去土地，不能不从事他业。而原有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大体上也可认为是某种自然条件（显著表现为体质、性别、年龄等）差别或劳动时间上的更优安排，而难以断定是生产水平和交换水平提高，使分工后的专业化生产成本明显低于家庭生产所致（或者反之，由于专业化生产的成本明显低于家庭兼业，导致了分工、生产和交换水平的提高）。
其次，分工并非是沿着“线性”的、不断扩大的、向取代兼业的方向发展，而是依照产业和行业的不同，与兼业形成不同的相互关系。在许多行业中二者是相互补充、互利互动的。例如某些地区的纺纱有专业化的趋势，但棉纱的市场却并非专业的织布工场，而仍然是与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织布业，专业化要依赖非专业化。这种相互关系在鸦片战争后大机器纺织工业出现后更趋明显。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现代纱厂的市场主体是农民家庭织布业。(14)
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未曾关注过的中国分工特点，与19世纪中国的危机颇有关联。如前所述，中国与西欧，在经济发展道路呈两种“模式”。19世纪中国的危机，正是两种不同发展路向的冲突体现。
至少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仍有其继续生存的余地和驱动力：只要农业仍是国民经济基础，只要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和季节性失业、城市和工业又无法基本吸收之的国情依然存在，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就有活动的空间，即：充分利用农业季节性空闲与剩余劳动的必要；农业与工副业兼业，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密切结合的必然性；不计工资的农户商品生产。当然，随着“现代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传统的形式和内容都会相应变化。
但西方资本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市场被大量洋货侵夺，农工副业结合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冲击和威胁。传统经济的一整套观念和路数都因失败而面临被怀疑和被抛弃的境地。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的最大矛盾和危机，是如何在向西方学习，以抗击侵略免遭亡国灭种前景的同时，又能保持传统中适宜国情的优势成分；在破除闭关自守、开展国际交往的新局势中，改革自我又不放弃自我，重新找到振兴民族的方向和途径。这完全不是一种美好愿望和设计，而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下唯一的选择。
这个问题在19世纪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时局不允许，实践也不成熟。中国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令人惭愧的是，时至今天，这个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原因之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满意答案，而国人则总是“以西方标准为真理”(15)。
将极其复杂又极其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及变化纳入某种“原理”之中，而非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中归纳出真实的“中国原理”，是危险的。
注释：
①包括生产动力、技术和资本积累、生产组织、生产经济体制等等。
②主要的不同观点可参阅：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夏明方（“斯密型动力、过密化理论与生态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年第2期；“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中国乡村研究》2005年第3辑）。
③“资本主义”概念有多种解释，本文采用的是：在同一场所，雇用一定数量工人进行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④斯密(Adam Smith)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这在理论经济学中毋庸置疑。为节省篇幅，不拟大量引用《国富论》论证，仅引用《国富论》的中文版译者之一王亚南对该书背景的介绍：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
⑤斯密(Adam Smith)在论述交换和分工的演进时，除直接经济原因外，也强调了政治体制和所有权等。这里暂不讨论。
⑥《国富论》（上），第370页。
⑦《国富论》（下），第195-196页。
⑧《国富论》（上），第20页。
⑨参阅《顾准文集》。
⑩杨小凯相关重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杨小凯、黄有光，1993）。学术界有关评述主要有：杰·萨克斯为杨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序言，2004。茅于轼：《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2004。
(11)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似与许多国家并无太大不同，尽管不同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有特殊之处。正因为如此，俄国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中国问题。但同样因为如此，以哪怕是以早期工业社会的规律来解释任何一国农业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12)对此问题的研究1980年代后有大量的突破性进展，可参阅吴承明、方行、魏金玉、李伯重等人的著作。
(13)关于交易费用对中国农户经营方式的影响，龙登高有详尽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4)关于对清代前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分工诸问题的新研究，魏金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有精彩见解：清代农民家庭手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形成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区性分工。这种专业化分工，如棉纺织业，并不脱离农业，这是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业化，是与专业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它与行业内分工的发展、企业内分工欠发展一起，构成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15)这里并非意味着国人一概“崇洋媚外”，而是有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1，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程度上远远领先于中国。2，现代化的标准和价值取向无疑是由已经成功的西方国家制定的。3，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高度、市场经济、分工与生产率等等，在逻辑和推理上是“尽善尽美”的，故尔带有强烈的“社会发展规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