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拟社区论文,文化传播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虚拟社区正成长为人们互动与沟通的新型空间。尤其是伴随着WEB2.0时代社会化网络应用的升级，由SNS等社会化媒体引领的以关系为核心的传播互动风潮令网络空间中涌现出大量的社群聚合现象。其中，因共同的兴趣聚合而成的趣缘社群尤为引人注目，如豆瓣网汇聚了一批文学、影视、音乐及其他小众兴趣的爱好者，科学松鼠会为来自各地的科学爱好者提供个性化的互动空间，下厨房、蚂蜂窝、字幕组等各类细分的兴趣圈子也成为年轻一代所追捧的文化时尚。来自不同地域的社会个体以相同的兴趣为依托进行多层次的传播互动和关系建构，演绎出异彩纷呈的趣缘文化，由此呈现的“全新的文化杂态共生状态”[1]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趣缘群体为什么会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兴起？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呈现出什么样的传播机制及互动结构？本文拟从传播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 一、研究对象与相关文献 趣缘群体，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类社会群体。所谓社会群体，即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顾名思义，趣缘群体，也就是经由趣缘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群体，这种趣缘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比如传统社会中的黄梅戏迷群、朋克族，网络虚拟社区中的粉丝群、小清新族群、极客、维客等等。 作为一种社群聚合现象，趣缘群体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但显然，相对于血缘、地缘群体而言，趣缘群体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此并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细究之，“趣缘”研究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社会学家对城市社区的研究。自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
nnies)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与“社会”(Gesellschaf)的二分概念开始，关于区域和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结构的问题便成为社区研究的重点，而共同的地域被视为是社区形成的核心前提。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Claude S.Fischer)提出“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一说，他在《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城市中，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超出邻里范围和地域局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通过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个“小圈子”[2]，而在其著作《社会网络与场所：城市环境中的社会关系》(1977年)中，费舍尔又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网络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居住在非邻近地域的居民，通过特定关系(如共同兴趣或爱好、共同价值观等)组成一个群体，从而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3]。总之，“社区解放论”主张将社区从地域和场所中解放出来，通过广泛而自由的人际关系构建“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ded Community)[4]，而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兴趣社区(Community of Interest)都被视为脱域社区的一种重要类型。 除了城市社区研究之外，由伯明翰学派主导的亚文化研究也包涵了趣缘文化的概念。根据学者盖尔德(Ken Gelder)的界定，亚文化群是指以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共同的身份、行为以及所处的地域而在某些方面呈现出非常规或边缘状态的人群。[5]可见，共有的兴趣是构成亚文化群的内在因素之一，诸如摩登青年、光头仔等亚文化族群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趣缘群体。在理论建构方面，伯明翰学派着重对亚文化风格进行解读，认为亚文化群体通过“采纳和适应物质客体，并把其重新组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集体性”[6]。伯明翰学派对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应用，以及关于风格和认同的阐述都为趣缘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讨论现实社会中的兴趣社团，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7]中指出，以兴趣为纽带形成的俱乐部及其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兴起及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纽带的弱化，以趣缘关系为纽带的趣缘群体开始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大量出现。国外学术界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群体的研究大致遵循两种路径：一是研究现实中的趣缘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发展趋向，考察网络技术及网络文化影响下的趣缘群体的行为实践。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从“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视角对网络参与式文化中的媒介迷群展开研究。他指出，网络参与式文化中的媒介迷是典型的“交互式受众”(Interactive Audience)[8]。交互式受众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趣缘圈子，而是根据自身的兴趣从一个社区转移到另一个社区，通过共同的知识生产和互惠交换形成“集体智慧”，其力量远远大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詹金斯认为，随着互联网与主流文化及商业文化的交融，这些业余的知识生产族群将拥有更高的“能见度”，并为大众文化开启源源不断的创新；也有学者注意到趣缘群体在网络互动中的社会交换现象，如安德·贝克(Andrea Baker)通过对虚拟社区中的摇滚乐迷的参与式观察，指出社群成员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物质交换，这些交互的物质不仅构成了社群文化，也反映了社群成员的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给予和接受的过程强化了由网络新媒体技术联结起来的个体之间的粘合度及凝聚力[9]。其二是针对网络虚拟社区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倾向于将虚拟社区等同于趣缘社区。早在199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首次提出“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词，将虚拟社区看作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的“社会性群集”(Social Aggregations)，是“足够多的人以充分的情感进行长时间的公共讨论而形成的一种人际关系网络”[10]。此后，许多学者开始思考网络技术如何使“社区”成为可能，勒斯洛夫(Rene T.A.Lysloff)指出，虚拟社区形成的核心是共同的兴趣、理念、目标以及相互的信任，它们构成了身份的集体意识，而正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公共空间、持续性沟通与信息共享为这种集体意识的确立提供了可能[11]。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现实社会中的趣缘群体的研究成果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展开的研究，如章雯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出发探讨了黄梅戏迷群产生的原因，她指出，基于趣缘的人际交往能够为人们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由此促进群体认同并催生一种新兴的关系共同体[12]；二是从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层面探究趣缘群体的形成过程。如苗凤祥[13]、范芳旭[14]等将趣缘群体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重点探讨趣缘群体如何进行群体互动、构建群体规范，以及如何形成群体归属感和群体认同。国内学者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群体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伴随着虚拟社区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其一，不少学者考察了趣缘群体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虚拟社群在网络社区中出现。在大部分虚拟社区研究中，趣缘群体都被视为虚拟社群的典型类型，如黄佩在其著作《网络社区：我们在一起》[15]中重点论述了以品位和兴趣为纽带形成的“迷”文化。其二，更多学者则是对代表性的网络趣缘社群展开个案研究，这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对网络同人女群体、Cosplay族群以及对豆瓣网等趣缘社区的研究。这类个案研究大多将趣缘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综合运用亚文化、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等多种理论视角展开分析。其三，也有学者从网络趣缘群体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如谢玉进在《网络趣缘群体与青少年发展》[16]、《论网络趣缘关系》[17]等文章中指出，网络趣缘关系有利于提升关系主体的主体性，丰富个体的社会关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这一现象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从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网络趣缘的文献资料比较匮乏，与网络趣缘文化的发展势头相比，相关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都亟待补充；从研究的切入点来看，现有的研究大多单纯地关注普通的网络虚拟社区或现实生活中的趣缘群体，为数不多的对网络趣缘现象的研究主要沿用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视角，未能全面深入地探讨网络虚拟社区中趣缘文化的传播机制及趣缘群体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的规律和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究。 二、重建共同体：网络虚拟社区中趣缘群体的兴起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主要是经由特定的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相较于家庭、邻里及职业群体而言，趣缘群体显得较为小众化、边缘化，其往往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自发组织而成，多以小规模的松散化的俱乐部形式存在。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的更新换代，现实社会中零散而小众的趣缘群体如今正在网络虚拟社区中蓬勃生长，崇尚清新、文艺的审美趣味的“小清新”，以制作恶搞短片为乐的恶搞族，追逐“苹果”时尚的“果粉”等纷纷入驻虚拟社区，组建集体的精神堡垒，开启一场场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之旅。那么，趣缘群体何以会在互联网中大规模地聚合？与现实社会常见的家庭、邻里及职业共同体相比，网络趣缘群体呈现出哪些新特征？ (一)新媒介技术与“小世界网络”的形成 媒介先知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指出，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18]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从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WEB1.0时代，到包括P2P(点对点传输)、RSS(简易聚合)等技术形态及博客、SNS、微博客等新兴应用在内的WEB2.0时代，再到近几年，移动互联技术的浪潮又开始在全球迅速铺开，新媒介的革新再度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信息传播模式。其中，以WEB2.0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应用的推陈出新，不断促使传播由“点到面”的广播模式向“多点到多点”的互播模式转变，互播模式的群体交互性使互联网天然地具备了社区的特质，而以SNS为代表的社交型应用的兴盛又使基于“关系”的传播得以凸显。随着人们逐渐将沟通和互动的场域从现实社会搬至网络空间，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得以确立并发展。 网络虚拟社区并不特指某种具体的网络应用，网络论坛、博客、SNS、微博等都可以构成虚拟社区。从技术层面来看，网络虚拟社区是建立在WEB2.0技术及应用平台基础之上的可供人们沟通与互动的公共空间。然而，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所言，“技术这一最实在的物质产品，从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19]基于WEB2.0技术的网络虚拟社区并非冰冷的物化建制，它通过对时空距离的重构，创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互动模式。 从传播的文化研究视野出发，技术的不同偏向将导致形成不同的文化建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lnnis)将媒介划分为“偏倚空间”的媒介技术与“偏倚时间”的媒介技术。“偏倚空间”的媒介可以跨越空间束缚使信息得到延伸传播，“偏倚时间”的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超越时间的流变得到持久的保存和延续。因此，偏倚空间的媒介创造了各组成部分相互分割的“大”社会，偏倚时间的媒介创造的是紧密联结的“小”共同体。英尼斯指出，从报纸、广播到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就是人们从偏倚时间的文化逐渐转向偏倚空间的文化的历史。漫长的大众传播时代塑造了广泛的彼此分离的受众，直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介技术不再延续对空间的无限偏倚，并且改写了固有的时空结构和文化规则。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一样，网络媒介也能实现信息在空间上的无限传递。通过电脑这一终端设备，由互联网发送的信息可以瞬间传递至世界各地，形成无数的由点到面的线性信息流。然而，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的传受分离，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生产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处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互联网而突破了现实空间的束缚，他们以身体不在场的形式、以虚拟的符号角色遨游于网络世界中，在信息的接收、反馈、生产与再生产中与其他无数的虚拟角色共同结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巨大的信息场中，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以兴趣爱好、价值理念、目标利益等因素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个虚拟社区。在此，成员之间通常是以网络应用为媒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是通过相同的符号表达及行为方式来共享文化经验。经由网络技术本身的信息储存功能、与口语传播类似的网络人际交流以及仪式化的行为，虚拟社区中的传播也能实现超越时间的信息保存和文化延续。可以说，空间与时间的矛盾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和，基于网络虚拟社区的传播既可以达成跨越空间的远距离的交往，同时也能实现超越时间的近距离的互动与聚合。 进而视之，正是网络虚拟社区对时空结构的重构为趣缘群体的大规模聚合提供了可能性。从空间层面来看，空间范围越大，人们找到拥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同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意味着，一定规模的趣缘群体的形成必须跨越广袤的地理空间；而从时间层面来看，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交往需要完整、充裕的空闲时间，趣缘群体的形成更需要建立在常态化的社会交往的基础之上。过去，在现实社会中，固定的地理空间和线性的时间规制束缚了人类向外延伸的触角，而如今，网络新媒介技术却正好打破了时空的束缚。网络技术将分离的个体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汇聚至共同的文化部落中，并将人们的碎片化的空闲时间连接并整合起来，推动了跨地域的社会聚合与文化实践，由此创建、维系并发展出以兴趣为轴心的关系网络。瓦斯(Watts)和史楚盖茨(Strogatz)在关于网络结构与知识扩散的开拓性研究中曾提出“小世界网络”的概念：一方面它保持着网络本地互动较强、网络聚合系统较高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同时兼具了随机网络交往范围较广，平均路径长度较短的特点。[20]很显然，网络趣缘社区就是一种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社会个体跨越了国家、民族及地理位置的鸿沟，因共同的兴趣随机地组合成一个个文化部落，而内在的精神纽带又促使他们积极地展开文化沟通和情感互动，由此建构了一个个随机聚合而又紧密相连的“小世界网络”。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与文化重聚 新媒介技术为趣缘社群的聚合提供了行动的空间和场所，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趣缘群体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聚合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简单的空间延伸，影响趣缘主体行动的根本动因还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正促使整个社会出现一种结构性的变迁，其对整体的社会整合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聚居形态和联结方式，继而导致了传统社区的失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传统聚居的土地和家乡，涌入工业化的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由此，传统的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社区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中画地为牢随机聚集而成的“陌生人”社区。这种新的聚居形态虽然也称为“社区”，但其意义却仅限于共同居住的区域，是一种空间上的概念。此外，基于市场经济逻辑下的社会分工的作用，使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大大增强，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因社会契约、经济利益关系等“理性意愿”而相互联结，缺乏亲密、友谊、共同的信仰等情感要素；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技术和经济、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以及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共同推动了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当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明显特征就是流动和变化。人口流动使得“人与场所的关系短暂而陌生”，也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更复杂、脆弱、不稳定的人际关系”；[21]迅即变化的社会环境则不停地给现代人施加压力，在“变化”的催促下，大部分人不得不集结自身的心力来追逐高效率的行动，以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总之，节奏的加快不断压榨着现代人的时间和精力，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的情感逐渐变得粗糙且麻木。原本相互亲近的亲朋好友因接触变少而逐渐疏离，城市中的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抵触感乃至敌对意识却日渐尤甚。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过，对长年累月定居一地的环境的亲切，源自人的慢节奏的生活和观察。[22]而如今，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情感体验，个体的精神生活亦呈现出空前的碎片化，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原子化动向”[23]，原子化的社会生存无疑令现代人倍感孤独。 进而视之，传统社区的解体以及原子化的社会生存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人们在标签、符号泛滥的信息社会中面临着难以摆脱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在此情境下，如何与性情相通、志同道合的人彼此联系，并从共同体中获得温暖、归属和认同便成为一种现实需求。问题在于，新的共同体如何才能得以有效重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使个体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面对困境，我们并非无路可走，现代社会中个人可以反思性地进行一场‘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人们其实是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来实现自我认同。”[24]很显然，兴趣是构成个体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兴趣的形成源于人们内心的情感偏好，是自我个性的一种表征，可以为个体的自我认同提供动力和依托，因此，基于相同兴趣的聚合为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 再从现实文化语境来看，当前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正不断冲击着主导文化千篇一律的陈旧感，也打破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其将社会大众从以往单一固化的文化审美中解放出来，间接地推动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由此，人们的兴趣取向和文化偏好得以无限细分和增长，而以自由、个性、分众为标榜的网络媒介又正好为基于兴趣的聚合及趣缘文化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正是在此语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怀揣着自我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追求，行至网络空间中寻找同好，一面积极主动地参与生产，呈现自我，在他人的反馈中获得自我身份的感知；一面在群体互动中与他人共享相同的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产生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意义体系的认同。通过共享和认同，拥有共同信念、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趣缘社群也就此被建构起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他认为即使在最小的国度，其成员永远也不可能认识甚至听说过其他绝大多数成员，但在每个成员的内心都有着关于他们所处共同体的图景。[25]也就是说，“共同体”是通过共同的想象和意义的共享而建构并维系的。然而，就网络趣缘群体而言，安德森眼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然通过虚拟技术被建构起来，并实现了对话，虽然他们的对话仍需要通过网络这一媒介，但是，这种对话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的兴趣和文化偏好将不同个体的意见、思想、情感体验汇聚到了一起，由此建构的趣缘群体既契合了个体的独特文化取向，也以共同体的力量弥补了个体的孤独。总而言之，网络虚拟社区中趣缘群体的兴起，是在社会分化的语境中出现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重聚，它在本质上是新时代“共同体”的重建。 (三)网络趣缘共同体：凝聚力与自由度 有学者指出，网络虚拟社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征，它裹挟着传统主义奔涌而来，同时又散发着强烈的现代气息，网络趣缘社区更是如此。从技术层面而言，网络趣缘社区是传统社区在互联网平台的延伸，而从社会层面来看，网络趣缘社区则是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精神内涵上的补充。自然，传统和现代构成了分析网络趣缘社区之特性的两种路径。 首先，自网络虚拟社区出现以来，因其对类口语化的人际交流与群体互动的凸显，而被视为是对传统精神的复兴。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在《虚拟社区》一书中指出，失落的传统社区将有望通过网络得以重获，互联网可以重现及复兴社区生活。[26]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见证了传统的紧密相连的“小”社区向彼此分离的“大”社会的转变，而网络趣缘社区就如同现代“大”社会中的一个个“小”社区，在此，社区成员因相同的兴趣爱好而彼此联结，他们不仅借助网络应用进行频繁而紧密的人际交流，甚至还发展出为社区成员所共享的“仪式”。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文化共享的过程，它“不是一种告知信息的活动，而是共同信念的表达”[27]，如同传统社会常见的宗教祷告、节日庆典，各个趣缘社群中也不乏仪式化的集体行动，如百度贴吧的灌水、签到行动，豆瓣社区关于电影、书籍等的标记、评论活动等，人们在共同参与的仪式中共享意义，确认秩序，由此建构并维系一个具有强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 不过，尽管网络趣缘社区具有与传统社区类似的亲密互动和文化凝聚力，但却没有传统社区那般严密的秩序和边界。在某种程度上，网络趣缘社区的形成类似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谓的“自发秩序”，即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28]这种自发秩序的形成与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学者彭兰指出：“网络赋予人们一种虚拟角色，这种虚拟角色不会像社会中的真实角色那样受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角色的获得完全是出于个体的意愿。”[29]换言之，互联网的虚拟性与开放性为个体带来了选择和转换角色的自由，人们在虚拟角色的掩护下可以随意地进入或退出某个趣缘社区，而无论是进入还是退出，都不会受到来自环境的束缚或是来自群体的压力。正是伴随着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式微，个人行动的自由度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人们可以忘却并抛开现实社会角色的种种规范和束缚，遵循自身的兴趣和意愿进行主动的自我呈现和网络互动，甚至可以挖掘出一个全新的“我”并建构全新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这一层面而言，网络趣缘社区显然又是极富现代意义的。 事实上，许多社会学家曾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类组织结构做出二元的类型划分。滕尼斯将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划分为“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基于本质意志而形成，“社会”则基于理智意志而形成。从滕尼斯的视角出发，人们选择加入某个趣缘社区，事实上是本质意志和理智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质意志如获得群体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理智意志则主要是对信息、知识及社会资本的渴求，本质意志和理智意志共同影响着网络趣缘社区的文化秩序，使之同时呈现出高聚合性和多元复合性。此外，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从社会团结的机制出发，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分别描述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按涂尔干的观点，机械团结的主要特征是，“集体成员具有类似的特质，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与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而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30]尽管网络趣缘社群具有明显的同质性，然而，这种兴趣认同却是建立在独特个性基础之上的。换言之，若没有个性化兴趣的支撑，就难以形成同类的聚合，趣缘族群的聚合反倒是对自我个性的一种凸显。并且，在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感召之外，我们始终不能忽视的是现实中的身份、角色等社会因素在每一个成员身上刻下的差异化标识。 简而言之，从社区主体来看，趣缘社群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同质性，而其在社会身份上又是异质的；就社区精神而言，网络趣缘社区因其文化旨趣的同质性而产生强凝聚力，又因身份构成的模糊性和异质性而具备了自由度。网络趣缘社区对凝聚力和自由度的兼容并包也使其呈现出独特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成员组成的随机性及其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决定了趣缘社区中存在着大量的“弱关系”，弱关系链接充当了将个体与不同的社会圈子连接起来的“信息桥梁”；另一方面，趣缘族群内部互动频繁，具有高情感卷入度，展现出明显的“强关系”结构。共同的兴趣偏好和强烈的情感认同不仅可以推进趣缘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能“有效地凝聚异质化的庞大人群，将分散化的个人资源转化成为强大的社会资本”[31]。总之，网络趣缘共同体既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固定性和机械团结的束缚感，构建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链，同时又沿承了传统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弥补了现代社区的异质和疏离。正是在传统主义与现代精神的对立和统一之间，网络趣缘共同体颠覆了社会整合的固有规则，建构出极具张力的社会聚合新模式，因而也具备了信息传播及文化生产的无限可能性。 三、网络虚拟社区趣缘文化传播的“圈子化” 伴随着WEB2.0网络技术的普及，麦克卢汉关于“重归部落化”的预言进一步实现了。网络趣缘社区就如同在互联网空间中扎根生长的文化部落，在此，人们依循个性化的审美和兴趣偏好参与到特定的部落中，进行“多对多”的群体互动，演绎着形形色色的文化传播实践，由此建构出一个又一个兴趣“圈子”。在互联网空间中，“圈子”既可指代类似“圈子”形态的网络应用，如百度贴吧、豆瓣小组、腾讯QQ群，也可指称因共同兴趣而聚集的人群，而除此之外，“圈子”更是我们理解趣缘文化传播机制及趣缘社群互动结构的关键所在。 (一)网络趣缘圈子的形成：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 共同的兴趣构成了趣缘社区的核心与纽带，也决定了社区的边界，因此，趣缘社群就如同一个个兴趣的“圈子”。不同的兴趣构成了不同的“圈子”，如御宅圈、恶搞圈、极客圈等，而同一兴趣类别也可能分化为多个圈子，如小清新族群就有豆瓣小清新小组、百度小清新吧等多个圈子。毋庸置疑，趣缘“圈子”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圈子”形成的过程，既是一定数量的个体从寻找团体到融入团体的累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群体互动及文化实践的持续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趣缘“圈子”形成的路径 首先，从行为学角度来看，趣缘“圈子”的形成体现为社会个体加入圈子并融入圈子的进程。这一进程展现出一种较为普遍的逻辑与路径，即个体基于自身兴趣寻找团体、寻求引导、进行试探性交流，继而参与风格实践和关系建构，并最终成功融入圈子。 个体融入圈子的行动呈阶段性发展，一开始，人们基于内心的兴趣爱好，通过搜索引擎或他人推荐寻找到与自身兴趣相契合的趣缘社区，并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加入某一社群。此时，个体会对这一陌生的环境产生认知需求，继而在社区中进行“潜水”观望或是参与浅层次的互动，从中搜寻足够的信息来消除内心的不确定性，这一阶段个体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引导。通过观察与互动，个体会对趣缘社区的内容及群体氛围有所判断，即能否产生文化认同，能否形成情感共鸣。一旦内容认同和情感共鸣都顺利实现，人们的偶发性行为将转为仪式性行为。其中，仪式既包括“他者”眼中的戏剧化、非常态的表演，如恶搞爱好者制作出极具夸张、反讽和戏谑意味的视频作品并进行病毒式的扩散传播，也包括程式化的日常行动，如百度贴吧的每日签到，维客对维基百科词条的修改、维护行动等。无论是戏剧化的文化实践或是程式化的日常传播，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象征性符号体系进行的展演，其间暗含了文化身份的认同及意义的共享，能够推进趣缘社群的文化实践及关系建构。对个体而言，仪式化行为的践行将增进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群体而言，一个具有文化感召力的趣缘圈子由此逐渐形成。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认同、情感共建出现问题，或是在仪式化行动中遭遇挫折，都有可能导致个体退出圈子，重新寻找新的团体，如此往复。 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网络趣缘圈子本质上是一种亚文化社区。从概念上来看，亚文化是“一种亚系统——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的更小、更为地方化、更具有差异性的结构”[32]，是“由处在从属结构位置的群体中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33]。由是观之，趣缘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中的小众文化，趣缘圈子的形成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一群人有着相似的兴趣偏好或文化品位，能够通过特殊的话语体系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因此，趣缘社群可以被视作一种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亚文化体系。 作为一种亚文化社区，趣缘圈子形成的核心显然是兴趣和情感，兴趣是亚文化建构的基点所在，情感则是社区得以凝结的关键。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行动中，情感逻辑是根本性的，对趣缘社群而言尤其如此。在趣缘社区中，兴趣和情感本就是相互促生的统一体，兴趣源自内心的情感偏好，而兴趣的认同又将促进情感的共鸣，兴趣认同和情感共建的成败决定了个体的偶发性行为能否成功转为仪式性行为。进一步来看，“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个体行动的价值理性，由兴趣所引发的趣缘社群聚合也显示了“人人都具备那些社会性的、充满移情能力的关系，以及真正深刻的、与交易和花费无关的动机”[34]。这一价值性诉求渗入趣缘群体的行动中，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亚文化风格实践。比如，小清新们喜欢穿棉布裙、帆布鞋并使用LOMO相机，恶搞族群热衷于以拼贴和戏仿的方式展开“表意实践”，御宅族圈子中则流行着“LOLI”、“控”等自成一体的语言符号。通过风格实践，趣缘族群实现了个性的彰显和文化资本的建构，并架构起同类的符号标识和精神堡垒。此外，“情感”既源于价值理性，同时又通向工具理性。美国学者林南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指出，人们能够从趣缘群体中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社会关系网，并从中获得“工具性资源和表达性资源”[35]，而镶嵌在趣缘关系网络中的所有能被动用的社会资源便构成了趣缘成员的社会资本。在趣缘社区中，隐性的社会资源向显现的社会资本的转换，正是依赖于亚文化族群的情感共建，以及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群体信任和社会交换。总之，兴趣与情感共同推进了趣缘社区的风格实践与关系建构，由此而形成的趣缘“圈子”亦突破了赛博空间的围墙，日渐渗透至人们的现实生活。 (二)基于圈子内部的信息扩散和传播互动 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进行信息生产、互动传播与社会交往的社会界面及行动空间。人们以兴趣为基点，在互联网空间中穿梭来往，恣意编织起一个个或松散或紧密、或小型或大众的“圈子”，趣缘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圈子化”的传播机制。那么，网络趣缘圈子内部的传播机制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解析： 首先，宏观层面主要考察趣缘圈子内部的信息扩散路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虚拟社区的结构形态来考察。 纵观当下各类网络虚拟社区，可以发现，各类不同形态的社区事实上都是由几个共同的功能版块构成的，包括广场、个人信息场、个人主页和群组。广场是没有特定边界的公共信息场域，如豆瓣同城版块；个人信息场是由信息定制和推送形成的用户个人信息库，如我们进入SNS网站时的“首页”界面；个人主页是用户的“形象展示”页面；群组如豆瓣小组、微群等，其在大的社区中为用户提供了细分的小圈子。 各类网络虚拟社区的形态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偏向，这直接导致了其信息扩散路径的差异。细究之，网络趣缘社区中的信息扩散呈现为两种常见模式： 一是以话题为核心，以群组为主要形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呈现出相对封闭的圈子化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网络趣缘“圈子”内部的信息传播模式一 从应用类型来看，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论坛和贴吧，“群组”是该类型社区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广场”“个人主页”和“个人信息场”则相对居于附属位置。这类虚拟社区都是围绕特定的主题建立起来的，以百度贴吧为例，每一个贴吧都有特定的主题，贴吧用户会选取与主题相关的子话题，发起“话题帖”，各个用户围绕“话题帖”进行交流互动，信息经由群组式传播在其中流通循环，由此形成以话题为中心的有一定边界的“圈子”。 二是以人为核心、以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路径的信息传播模式，呈现为相对开放的社会化网络路径。如图3所示：
图3 网络趣缘“圈子”内部的信息传播模式二 这一传播模式主要体现在SNS、微博等虚拟社区中。从社区形态来看，该类型社区是将“个人信息场”和“个人页面”置于首要位置，并将这二者进行了无缝对接，前者指向信息的接收，后者是信息输送、展示及反馈的合集，“人”则是二者对接的桥梁。以豆瓣社区为例，豆瓣用户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可自由地在书影音公共平台、豆瓣小组及同城界面展开传播互动，而所有这些实践最终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汇聚于用户的“个人信息场”及“个人主页”，在此过程中，趣缘成员经由传播互动结成的“社会关系圈”便充当了其个人的信息流动路径。进而言之，在以用户个体为中心的虚拟社区中，趣缘个体是构建信息传播路径的核心节点，“每一个节点同时扮演着信息的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双重角色，节点的社会关系成为了信息流动的渠道”[36]，由此构建了交错化的开放式信息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流行的网络虚拟社区大多同时涵盖开放式公共空间与圈子化群组，因而，网络趣缘社区中的信息传播往往呈现出圈子化与交错化并存的路径。 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趣缘圈子内人际间的传播互动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格局。 通过对各类趣缘社区的观察，可以发现，网络趣缘社区中的互动议题大致涉及五种类型：主题讨论型、经验分享型、求助答疑型、信息整合型、娱乐灌水型。显然，不同类型的趣缘议题会形成不同的传播互动机制。基于议题的不同类型，网络趣缘圈子中的传播互动结构大体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偏向： 其一，趣缘圈子内的传播互动是以碎片化聚合机制为主，呈现出扁平化的传播互动结构。这在求助答疑型与娱乐灌水型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碎片化聚合机制是指趣缘文化的传播是通过不同成员的多元化参与和碎片式表达的整合达成的，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二是表达形式的碎片化与表达内容的个性化。一般来说，求助性话题涉及的大多是个人性的疑惑，娱乐灌水型则是娱乐性、社交型话题，这两类议题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任何成员都可根据自身偏好来传达资讯、表达意见，在此过程中，所有碎片化的信息不断交汇并聚合，而群体的自由交互又将促进趣缘圈子的凝结。可以说，信息的碎片化聚合反映了网络趣缘圈子内部结构的扁平化，这一方面印证了基于WEB2.0技术的“协作式生产”模式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可行性，比如，正是分布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联合编写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另一方面，传播的去中心化和信息的碎片化也造就了“众声喧哗”的困局，频繁而迅速的信息流动增加了信息的冗杂度，也消减了趣缘文化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其二，网络趣缘圈子中也会出现节点主导式的互动机制，反映出圈子内部的层阶化。 所谓节点(humanode)，在互联网环境中指称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依据节点影响力的大小，可将节点分为基本节点和主导节点，以体现出普通个体和意见领袖的层级分化。在趣缘社区中，意见领袖或是在该文化领域掌握更多专业知识及前沿信息的人，或是对议题本身有独到且深刻见解的人，这部分人相比其他成员拥有更高的趣缘“文化资本”；有的则是因积极参与社区互动而在社群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如社区管理员，以及建构起广袤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人，他们显然比“沉默的大多数”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就各类型议题而言，主题讨论型议题一般会出现多个意见领袖，信息和意见在各个主导节点间相互碰撞、相互修正，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影响议题的发展走向；经验分享型议题大多是由具有较高文化资本的意见领袖主导；而大多数的信息整合型议题都是由社区管理人员发起，以保证信息的统一度和连续性。由于意见领袖具备集中的话语权和更高的影响力，基于主导节点的传播互动在无形中不断形塑着趣缘社区的文化精神。 互联网技术赋予了个体自由表达和平等互动的权力，网络虚拟社区的去中心化使趣缘圈子内部彰显出丰富多彩的参与式文化，而趣缘文化的形成更是群体智慧的结晶。然而，网络虚拟社区的去中心化并非意味着绝对的人人平等。即便是在以参与、共享为理念的趣缘社区中，社会层级依然存在，而决定趣缘圈内层级分化的不仅是现实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关系，还有趣缘社群自身的参与规则及文化逻辑。 (三)不同圈子之间的关系结构与场域格局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浑然一体的社会世界实际上被分化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小世界——场域。场域不是一般的结构，而是充满冲突和争夺的空间。透过布尔迪厄的理论视角，整个趣缘文化世界就是一个“场域”，而整体的趣缘文化又在社会的支配性规则中被划分为若干处于不同位置的小“场域”，各个趣缘圈子在互动、冲突、联盟、分化中展现出复杂的关系结构。 首先，从横向结构来看，不同趣缘圈子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抗与联盟。趣缘圈子可被视为一类以风格实践为基础的亚文化社群。亚文化风格在促成圈子内部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于无形中确立了趣缘社群的“社会定位”。换言之，风格是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识，拥有不同风格尤其是对立风格的圈子之间必然会产生对抗和冲突。比如，不同品牌手机的拥趸如“果粉”“米粉”，美剧、日剧、韩剧粉丝，以及各个明星的粉丝团体之间，经常相互排斥甚至发生冲突。再如，豆瓣社区中还存在“小清新”小组和“最烦小清新”小组等直接对抗的社群。类似于“最烦小清新”等社群并不是以特定的兴趣为追寻对象，而是借助“他者”的身份来公然地对抗某一趣缘文化。他们通过借用对方的文化内容及表达方式，并对之进行拼贴、戏仿和反讽，从而达到情感发泄和文化抵抗的目的。然而，这种对抗式的风格实践最终反而建构且强化了被抵抗对象的文化表征。这一现象也意味着，在趣缘文化场域中，不仅是风格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圈子之间的对抗，在某些时候，反倒是“对抗”建构了特殊的文化风格并强化了圈内的身份认同。 在以“群组”为主要形式的圈子化社区中，不同圈子之间主要是呈对抗关系。不过，随着网络社区逐渐从传统的封闭式社区走向开放的社会化网络，不同圈子之间的联动和结盟也时有出现。毋庸讳言，在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空间中，人们可以以兴趣为指引，在不同趣缘社区之间广泛驻足，比如，一个美剧爱好者，他可能加入了豆瓣小组、美剧论坛等趣缘社区，与此同时，他还可能活跃于美食社区、摄影社区、微博等多个圈子中，通过“游牧式”的社会交往结识与自己品味相似的人，继而以此为线索编织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伴随着无数的个体从一个圈子游走至另一个圈子，圈子与圈子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并由此形成信息网络层面的联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抗主要发生于具有相反文化风格的圈子之间，但具有相似偏好的圈子之间却不一定会形成结盟关系。比如，同为“果粉”聚集地，威锋网和其他专业程度较低的果粉社区之间就有着明显的文化区隔，这一现象则涉及网络趣缘圈子内部的纵向文化等级。 再从纵向结构来看，不同趣缘圈子之间也会出现权力的分层。布尔迪厄指出，个体的文化实践是“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产物”。[37]行动者通过资本博弈在场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并基于特定的位置形成不同的惯习。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趣缘文化的资本化使整个趣缘场域成为一个权力结构化的空间，由此呈现出等级化的链式结构： 其一，不同趣缘圈子的层级其实是外部社会文化权力的植入，现实社会的资本占有决定了趣缘圈子的“文化地位”。《南方都市报》曾推出一则《互联网鄙视食物链》[38]专题报道，指出了互联网中广泛存在着文化相“轻”的鄙视食物链。仅从电视剧鄙视链“英剧＞美剧＞日剧＞韩剧＞港剧＞台剧＞内地剧”及电影鄙视链“冷门国家文艺片＞欧洲文艺片＞老港片＞好莱坞大片＞内地片”来看，不难发现，越小众、越国际化、越能体现文化和学识的就越接近链条的顶端，而相应地，链条顶端文化的爱好者普遍具有更高的学历背景、更好的外语能力和更宽广的国际视野。也就是说，这些人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正是文化资本的多寡形塑了文化品位的高低。当然，文化的阶层差异又是由其他社会建构的边界促成的，如经济因素、年龄和性别等。现实中，资深英美剧粉丝大多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贴吧在成年人眼中就是叛逆而幼稚的青少年的聚居地，而以年轻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台湾偶像剧也更容易受到男权文化的排挤。毫无疑问，现实社会结构及资本逻辑始终微妙地影响着趣缘文化场域的权力结构。 其二，不同的趣缘圈子展现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模式及文化实践，这些基本的生活方式，即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是“以阶级为根据的日常生活的细微差异的大规模集合”[39]。以电视剧文化链为例，在日常文化实践中，美剧爱好者明显表现出更强的生产性和创造力。美剧迷们在互联网上组建各种各样的兴趣社群，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有关剧集情节的话题讨论，还会组建字幕组，义务翻译影片，甚至会写信给电视台发表自己对剧情的看法。与美剧爱好者相比，国产剧爱好者大多只是追看剧集，然后在茶余饭后针对剧情和演员进行闲聊。可见，处于链条顶端的兴趣爱好者是典型的“参与性受众”，他们主动地参与文本的生产、传播和再生产过程，从中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再如，不同的虚拟社区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模式，如豆瓣社区是偏倚情感的文艺话语，天涯、猫扑是典型的八卦模式，贴吧则是彻底的娱乐至上。很显然，处于链条顶端的趣缘圈子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性、创造力及话语模式使其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往往被认为更具有“品位”。可以说，现实社会的支配性原则确立了各趣缘圈子的不同位置，位置的高低进而区分了“惯习”的高低贵贱，而“惯习”反过来又演变为一种能够在趣缘场域内部流通的文化资本，成为各趣缘群体权力等级的直接表征，趣缘文化场域就此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权力空间。 事实上，正是由于趣缘文化的资本化，基于兴趣的身份认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人们的自我身份建构不再需要通过“我拥有什么”来确立，而只需借助“我喜欢什么”就可以同时实现身份认同和品位标榜，以一种想象的、象征性的方式占据更具优越感的文化地位。也是在此语境之中，基于趣缘的文化传播得以透过网络虚拟社区，渗入到社会大众的现实生活中，于细微末节之处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群体既是传统社区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延伸，也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结构性变迁中的“社区化”动向。这正如滕尼斯所指出的，“人类需要社区”，当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区走向没落，趣缘关系便成了人们在现代异质化社会中寻求聚合的重要路径，而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又恰好为人们需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实上，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正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寻找联结纽带的一种尝试，由此促成了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亲密共同体的重建。当然，尽管网络趣缘社群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但基于趣缘的文化传播又始终受到传播技术及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网络趣缘文化传播实践反过来又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兴的社群聚合现象及文化传播现象，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将如何在个体能动性及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双重作用下，联结个体与社会、打通文化与经济，推进现实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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