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确定始末
文 曾春生
1931年4月，国民党不甘心第一次“围剿”失败，很快策划了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蒋介石吸取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这次“围剿”，国民党调集20万兵力，以江西宁都为中心，兵分四路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800里长的弧线上包围苏区。国民党军总司令何应钦口出狂言：“（此次‘围剿’）我们已有完整的计划，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短期内一定有剿灭共匪的可能。”
面对蒋介石“20万重兵入赣”的险恶形势，苏区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动员，但红军最为严峻而又迫切的战略方针问题依然还未确定。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会议，着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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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县青塘镇河背村新屋里召开（史称“青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以及刚到青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还有红军每军2人、赣西南特区委2人、赣西南特区所属分委各1人、湘东南及平湖代表各1人，共40多人。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首先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报告；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富田事变”决议、CY（共青团的代号）工作等决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苏区中央局委员。
但是，在解决了“打不打”的问题后，又在“怎么打”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有人主张先打兴国的第十九路军，也有人主张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毛泽东对两种意见都不同意。他认为：“第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历史上没有打过败仗。第六路军兵力雄厚，又占据有利地形。两者都不好打。我们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接着分析说：“王金钰虽然有5个师，但都是杂牌军。他们刚从北方来，水土不服，对我们心存畏惧，士气不振。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灵，是这次‘围剿’我们的敌人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加上这一路敌人所处的地形对我们有利，当地的群众基础又好，取胜把握很大。打垮他们后，可以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地区发展根据地，筹集钱款物资，准备下一步反‘围剿’。”经过一番争论，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才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没想到，第二天在“打不打”的问题上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不打，开步走，而且一“跑”就是数千里，其理由是：“3万对20万，兵力太少，且装备又差，与之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赶紧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才有出路。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彭德怀虽然不同意项英“跑”的主张，但提出了“分兵退敌”的办法，认为“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路上遇到敌人就打他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人，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红色区域。”林彪则提出“打一仗再分兵”的意见。
车辆运动及车辆乘坐舒适性和操纵稳定性由悬架性能所决定。悬架抗俯仰性能决定了车身俯仰角运动响应和车辆丛向载荷转移率，悬架抗侧倾性能决定了车身侧倾角响应和车辆侧向稳定性。另外，悬架的垂向振动特性直接决定了车身的垂向跳动响应和乘坐舒适性，悬架侧倾角刚度及阻尼在前后车轴的分配，间接影响车辆的乘坐舒适。上述悬架的四个性能由悬架刚度和悬架阻尼特性共同决定，又分别对应汽车行驶中发生的4种运动模式，侧倾运动(Roll)、俯仰运动(Pitch)、垂向跳动(Bounce)和翘曲运动(Warp)，如图1所示。
在几种意见争论不下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苏区中央局决定扩大范围讨论。在原每军2人的基础上，增加包括7个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人参加会议。
于是，毛泽东“诱敌深入”、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主张占了上风，“打”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会上，毛泽东既反对退出苏区和“跑”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打一仗再分兵”等意见。毛泽东以充足的理由阐述了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的主张。他神色严峻地说：“退走不是好办法，退到四川去更是奇谈。那不是退，那是逃！”“我们为什么要放着根据地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不用？放着一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用？”他主张按第一次反“围剿”的办法，“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朱德、周以栗、罗荣桓等人的支持。项英让中央代表团表态。任弼时未发表意见。王稼祥到青塘后已同毛泽东沟通过一次，认为毛泽东有主见，没轻易发言。顾作霖对打仗是门外汉，也未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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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因议程较多，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仍未能深入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十分着急和忧虑。在他的催促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青塘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参谋处处长郭化若闲谈时曾说：“在战略上也应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古人不是早已讲过了吗？”
后来，鉴于不少同志仍主张“打一仗再分兵”，毛泽东又在吉安东固敖上的会议上，详细分析了红军能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他列举了历史上东汉昆阳之战刘秀八九千人打败王莽40万大军、三国时官渡之战曹操歼灭袁绍10万精兵、赤壁之战号称80万大军的曹操败走华容道等战例，说明只要策略得当，官兵奋勇战斗，完全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此刻，任弼时、王稼祥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此事，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回忆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得以顺利实施。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在“打”的战略方针指引下，15天内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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